尴尬的生存

10.11　尴尬的生存

1984年的招工事件之后,魏文彬禁止魏小林以他弟弟的身份去和当地的权力部门打任何交道。魏小林在家无所事事,跟父母一起守着一座烂土房。

魏文彬仍旧像从前一样,偶尔回家,跟弟弟的交流平淡而简单。弟弟见到哥哥,仍跟小时一样,既欢喜也生疏,大了,不再颠颠地跑来跑去,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神色郁郁。

这个哥哥喜欢说“事业为天”,他专注于自己天大的事业,对于其他许多东西不免就有所忽略。他下意识地认为弟弟以及其他所有的亲人都应当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意志,他的事业是他的天,他是家人的天,他的事业就该是家人的天上天。所以他也下意识地把弟弟的某些欲望当成是对他事业的干扰,毫不犹豫地加以遏制或者扼杀,方式通常简单决绝,并不考虑弟弟的承受问题。弟弟当然无力抗拒他的意志。但有没有抗拒的能力是一回事,有没有抗拒的心思是另一回事。魏文彬后来感到可贵的是,弟弟对他是真心实意地理解和服从,自觉自愿地抵御诱惑,不在背后搞半点小动作。

“1986年,我们电视台播了一部电视剧《新星》,写一个县委书记锐意改革,高风亮节,一心扑在老百姓身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久,我居然接到我弟弟的一封信,告诉我,哥哥,我懂你为什么不让我到县里去工作,我完全赞成你的想法。你放心,我会安心在农村,我希望我哥哥当一个李向南那样的官。”

“我们兄弟俩真正的思想交流就这一次。我弟弟一辈子怕我,在我面前话都不敢多讲一句,只有这封信,讲了几句伸头话。我读这封信的时候,心里头一股说不出来的温暖和踏实。兄弟毕竟是兄弟,血脉相连,不管他们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

“人也就是这么怪,我弟弟写这封信,要我不操他的心,我却偏偏比任何时候都想操他的心。我油然而生一种兄长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一种愧疚感。我这时候就想起,我弟弟20岁了,该成家了,我们家的房子还是60年代修的几间土房子,破破烂烂,哪个女孩子愿意进门呢？我就帮他修了个房子。帮他修房子我还借了别人的钱。买砖、买瓦、买钢材、买树,一样一样帮他买,修了个小楼房,就在我们那个旧房子的旁边。”

魏小林后来在哥哥帮他修的小楼房里娶了妻,生了子。

但他的生存状态,始终是尴尬着的。他和那时所有的农村青年一样,对城市生活怀着热烈的向往,山里头陆续有人出外打工做生意,但是他这方面的自由,受到哥哥严格的限制。他的婚姻没有维持几年,就宣告结束。他和自己的老父亲冲突不断,不至于不共戴天,但几乎不能共戴一个屋檐。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工潮”兴起,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魏小林在老家再也待不住,哥哥终于允许他来到长沙。其时魏文彬已经成为一厅之长,但是,他给弟弟提供的帮助,仍旧只是任何一个普通的哥哥都能为弟弟提供的那些帮助。

“我跟你讲实话,当了厅长以后,要想照顾我弟弟,要想利用我自己的资源去拉扯一两个家庭,我不是做不到。但是我不愿意这么做。黄晓阳那本书记了我一句话,这句话我是讲得起的,‘我内心深处还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知识分子,很少受污染的一个知识分子’。我不讲我是纤尘不染的,但我还是比较干净的。我弟弟到长沙来以后,我跟他约法三章,你去做点小生意可以,广电的事你不准沾边。听不听都得听,我讲得很严厉。后来我妹妹跟我讲,你不要他在这里做生意根本不用你跟他讲,他自觉得很。”

很难说清楚弟弟在长沙的8年,到底从哥哥那里得到些什么。

他从老家出来,更加直接地面对哥哥的世界。哥哥的世界那么远,又那么近。那么近,又那么远。一母同胞的一对兄弟,在同一个城市,却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不想依靠哥哥,但在精神上根本无法离开哥哥。他知道他想要的一切哥哥不会给他,但又不由自主地心存一丝希冀。

魏文彬作为一个哥哥,也许的确过于“残忍”。他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原则,拒绝向兄弟的温情妥协。他甚至亲手断送了弟弟最后的幸福——至少,那是弟弟自己以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