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

一、有关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

(一)国外关于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

在西方发达国家,关于电视与乡村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并不多。随着“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把发展传播视为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可行策略”^[9],关于大众传播媒介与乡村社会发展的研究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兴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渐渐浮出水面,而且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

关于电视与乡村社会发展的研究,先驱性成果之一便是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这本经典著作虽然不是全面论述电视与乡村社会发展的专著,但是施拉姆在该书中强调了电视对乡村发展的促进作用:

我们很难说这些(娱乐节目)与经济发展有多大联系。但另一方面,在一个特定点发展时期,提供一些这类娱乐节目可能是十分值得的,并且情况可能是：夹杂在娱乐节目中的新闻、公共事务和教益也许足以证明将电视既用于发展、又用于娱乐的合理性。^[10]

而且,在该书中,施拉姆还阐述了电视在农业、卫生、扫盲、教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实践已经证明,电视的影响效果如此之好、传播信息和教育如此有效、商业吸引力如此巨大、对民族威望的意义如此深远,以至于电视在全世界的发展和应用超出了所有的预言^[11]。

科塔克(kottak)曾经就电视对巴西乡村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分析的变量包括信任、恐惧和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态度。科塔克的研究认为:

人们看电视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不信任政府,而且,他们对周围的世界就越感到恐惧”。“电视影响态度的最有力的数据指标之一……电视有力地推动了(自由主义的/现代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观念的形成,这种影响独立于其他相互关联的变量,例如被调查者的性别、受教育状况和收入^[12]。

就电视对个人在社区中地位的影响而言,科塔克的研究发现:

有着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专心、频繁地看电视,因为它给他们带来特别的信息,散布这些信息能为他们赢得声望和权力^[13]。

西尔弗曼在意大利乡村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电视的影响大于报纸、杂志或广播电台。西尔弗曼(Silverman)认识到:

电视的到来使得媒介信息不再通过精英传播,这些信息“直接送达所有阶层”^[14]。

在国外关于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Kirk Johnson)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一书:

这是一本从社会学角度探讨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民族志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约翰逊试图以历史研究的方法来考察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西部的两个偏僻村庄的乡村生活,以此探讨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电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所起的作用,进而分析了电视在乡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近几年中对极大改变印度农村风貌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15]。

该书是以乡村与电视不断发展的关系以及电视在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为语境来考察电视如何影响印度村民的希望、价值观、社会关系和传统。为此,该书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电视对社会性别、种姓制度和家庭关系的影响,村民们的生活志向和关注点,电视对村民们的影响,在村民眼里电视对该地区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等。更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创立了进行此类研究的民族志方法的框架和原理。它讨论了电视的独特角色,而正是这种角色使电视成为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因。此外,该书还分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过程,其中包括消费主义、城市建模、人际关系的重构、语言霸权、民工和信息穷人的出现等。一些村民将这个过程视为一种积极的进步,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个消极的退步。该书以对社会变迁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讨论作结,认为农村受众在媒介使用中是活跃而积极的参与者,这对乡村乃至更高水平的“发展”具有影响^[16]。

(二)国内关于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

“农村在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常被忽视的地域”,“尽管我们的媒介在报道农村信息方面有一定成绩,但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报道对象中,‘农民’基本处于‘缺位’状态”。^[17]

国内关于大众传播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始于20个世纪80年代,但是近年来,大众传播与乡村社会发展和变迁研究开始成为本土传播学的一个新领域^[18],而且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传播学者方晓红的课题研究成果《大众传媒与农村》、益西拉姆的论文《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2002)、姚君喜博士的论文《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报告(2002-2003)》(2005)、郭建斌博士的论文《独乡电视: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2005)以及李春霞博士的论文《电视与中国彝民生活——对一个彝族社区电视与生活关系的跨学科研究》(2005)等。

《大众传媒与农村》是方晓红博士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苏南农村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苏南农村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和农家访谈,大量确凿而详尽的数据显示大众传播对于苏南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有巨大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众传播改变了农民的观念,通过多样化的节目将现代意识渗透到农村,逐步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情趣。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是江苏农村现代性增长的推进器,与此同时,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作用下,苏南农民对社会热点和大都市流行文化的关注、把握与城市趋同,也从而构建了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不仅对江苏而且对全国,都能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示范”^[19]。

随着学者们对大众传播与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关注,部分学者开始深入少数民族乡村社区,考察电视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如郭建斌博士的论文《独乡电视: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和李春霞博士的论文《电视与中国彝民生活——对一个彝族社区电视与生活关系的跨学科研究》(2005)等。而且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与以前的研究有很大的区别,研究者不再站在被研究者之外的立场,以旁观者的身份、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方式来探讨电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带来的变化,而是站在被研究者的位置,通过长时间的实地观察呈现出少数民族受众与电视接触后所发生的变化。尤其是郭建斌博士在对云南少数民族独龙族的电视收视行为进行考察时,完全采用的是质化研究方法,即以田野观察为主的人类学中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李春霞的《电视与中国彝民生活——对一个彝族社区电视与生活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一文虽然配有部分问卷调查,但主要的研究方法还是以田野观察为主,对植入草坝子彝民生活中的电视以及随之产生的电视文化,既不去断然地批判,也不简单地肯定,而是去“呈现”草坝子彝民(当事者)对植入自己生活中的电视的态度。由此可见,这两位研究者都亲自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在长时间深入观察的基础上,通过亲身体验来具体了解电视对少数民族生活和社区发展的影响。

就以上关于电视对少数民族发展变迁的研究而言,研究的切入点基本上是在发展传播学的框架之内。正如郭建斌所言:

在这里,我不打算花更多的笔墨来回叙“现代化”、“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轨迹,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大陆关于传媒与乡村社会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被放到了“现代化”和“发展传播学”双重的理论话语框架内。在20年的研究中,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所有的理论提问,均是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视野中,绝大部分是从“现代化”(主要是个人的现代化)这个点上来切入的。^[20]

而以心理学作为研究框架,从态度和行为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具体研究电视对少数民族态度与行为变化的影响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本项研究便是立足于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以态度和行为的视角作为切入点,研究电视对于牧区鄂温克人态度构成与行为变化的影响,以此说明电视在牧区鄂温克人社会发展和变迁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