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苏木和乌兰宝力格嘎查概况

四、辉苏木和乌兰宝力格嘎查概况

鄂温克族自治旗目前管辖4个镇、2个苏木和1个民族乡,即巴彦托海镇、巴雁镇、伊敏河镇、锡泥河镇、辉苏木、伊敏苏木和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旗政府所在地在巴彦托海镇。辉苏木是鄂温克族自治旗所辖的以鄂温克民族为主体居住的地区,位于鄂温克族自治旗西南部,距离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托海镇120多公里,东部与锡泥河西苏木和伊敏苏木为邻,西部与新巴尔虎左旗相连,北部为锡泥河西苏木,南部则与兴安岭盟科右前旗相接。辉苏木的地势为西北低,东南高,东南部是平均海拔在800至1100米左右的林区,北部为沼泽地,平均海拔在600米左右。辉苏木境内水利资源比较丰富,有发源于大兴安岭的辉河,坐落在茂密的松树林之中的乌兰宝力格湖和毛牟敦湖,因此,这里水草丰美,土地富庶,是一片难得的天然大牧场。目前,辉苏木所辖11个嘎查和辉河林场,土地面积2955.6公里,人口4221人,有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满族、汉族、蒙古族和俄罗斯,其中鄂温克族人口为2663人,占苏木总人口的63.09%,生活在辉苏木的鄂温克人属于鄂温克族中的三大支系之一的索伦支系,即索伦鄂温克人。最初迁徙到此处定居的索伦鄂温克人是清政府从雅鲁河一带征调的派往呼伦贝尔地区辉河一带驻守边疆的士兵,后来他们的家眷也随之迁入,清政府发给牛羊等牲畜,鼓励这些曾经以游猎生活为主的鄂温克人发展畜牧业,于是,这些索伦鄂温克人便扎根在辉河一带,开始了游牧生活。

乌兰宝力格嘎查坐落在辉苏木的中部,距离辉苏木中心所在地胡尔干阿木吉镇大约7公里,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鄂温克嘎查。乌兰宝力格嘎查的村名源于乌兰宝力格湖,乌兰宝力格在鄂温克语中被称为“乌拉仁布拉日”,本指生长在湖中的一种红色植物,这种植物又将湖水映成一片红色,因此生长着这种红色植物的那片湖水便被叫做乌兰宝力格湖,而乌兰宝力格嘎查正好坐落在乌兰宝力格湖湖边,嘎查的名字便由此产生。^[70]乌兰宝力格湖湖面面积最大时有2000多亩,由于近几年持续干旱,现在只剩下1000多亩的水面了。

乌兰宝力格嘎查是一个以鄂温克民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村寨,全嘎查共有80户303人,其中属于鄂温克族的有297人,占人口总数的98%,^[71]其余为蒙古族、达斡尔族和汉族。

(一)村民居住情况

牧区嘎查中,牧民家庭居住都比较分散,乌兰宝力格嘎查牧民居住情况也是这样。在辉苏木北大约两公里左右的旧嘎查所在地住有七八户人家,住房呈不规则状分布,每户相距几十米或百米开外。在辉苏木所在地胡日干阿木吉镇^[72]分散地居住着十几户人家。目前乌兰宝力格嘎查所在地在辉苏木东南大约四公里左右的地方,在这里居住着十户人家,每户间的距离前后左右不超过百米,房面向南五户排成一行,前后共两行,每户房后几十米处都有饲养牲畜的棚圈和羊草圈,嘎查所在地也因此得名为十间房。十间房北面不远处为天鹅乳业公司的乳晶厂,南面几百米处则是2002年招商引进的养牛养羊基地,东面十几公里处有一片南北向的沙包,被牧民们称为“扎拉那日斯”,长有很多樟子松、山丁树、稠李子树等,牧民们在夏天常常会去“扎拉那日斯”采稠李子。我在嘎查调研期间,居住在苏荣高娃家,苏荣高娃和丈夫敖登几次骑摩托车去采稠李子,稠李子个大肉厚,很好吃。另外,我也坐着拖拉机和孟和一家去“扎拉那日斯”拣枯死的樟子松,回来时一起摘稠李子。除此之外,在辉苏木的东部和东北部方向也分散居住着一些牧户,既有一户单独居住的,也有两户相近居住的,居住距离相距一二或者三四公里不等,最远的牧户距离辉苏木大约有二十公里左右。

在乌兰宝力格嘎查分散的居住格局中,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还是居住得相对比较集中,因为历史上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有集中居住的传统。过去,由于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鄂温克牧民在游牧生产生活中结成了有血缘关系的互助集团-“尼莫尔”(“邻居”之意)公社^[73],也是牧区鄂温克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游牧生产生活单位,这种互助形式一般由一个富裕的牧户和几个贫困牧户组成,少则四五户,多则八九户,共同占有牧场和打草场。在“尼莫尔”公社之内的各户,人们互相支持、彼此友爱,依靠大家的力量,群力群策,共同抵抗风雪、旱涝等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侵袭,同时也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尼莫尔”公社的互助性质开始消失,出现了等级制度和雇佣关系,逐渐演化成为以一个贵族封建主或富裕牧户与几个贫困户组成的在经济上有封建依附关系的生产单位。虽然“尼莫尔”公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是以血缘关系集中居住的传统却在部分地区被保留了下来,其中辉索木一带的鄂温克人以有血缘关系的家庭集中聚居的现象还随处可见。尤其是在牧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越来越多的牧民开始联户经营,这样既可以在生产生活上互相照顾,又可以在劳动分工和劳动力使用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优势。而且由于畜牧生产经营活动的变化,牧民们的居住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有亲属关系的家庭又开始出现集中居住的趋势,这些家庭的草场大多相距很近,打草时机器共享,如数家共同使用1台打草机或者拖拉机等。有的是几家的同类牲畜合在一群放牧,由一家出的人力共同看管,这样也是节约劳动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目前,乌兰宝力格嘎查的牧民已经改变了过去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方式,基本上过着定居的生活。定居生活以后,“乌日格柱”,即人们所说的蒙古包已经不再是鄂温克牧民的主要居住空间,大部分家庭居住在自己修建的土木结构或者砖瓦结构的房子里,而且居住土房的家庭最多。因为建造砖房成本较高,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比如,辉苏木没有砖厂,建造房屋所需要的砖要从45公里之外的伊敏河砖厂或者110公里左右的鄂温克旗砖厂运送。而修建土木结构的房屋可以就地取材,挖土、脱坯,成本相对较低。居住在十间房的牧民所住的房子都是砖房,这主要得益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奶牛村”建设工程项目,当时辉苏木政府为乌兰宝力格嘎查的10个牧民家庭修建了砖房。目前,乌兰宝力格嘎查的砖房大概仅有四分之一左右,绝大多数家庭居住的还是土坯房,无论是砖房还是土房,室内都有取暖设备,房间较为宽

图1　居住在嘎查的鄂温克牧民家庭,由于没有长电,又属于电视信号盲点区,收看电视要自行购买风力发电机和个体地面卫星接收器。

敞。除了砖房和土房,在辉苏木和乌兰宝力格嘎查还有一少部分牧民家庭仍然住在“乌日格柱”内,即鄂温克人的蒙古包。鄂温克人的“乌日格柱”与蒙古族家庭的蒙古包有所区别,鄂温克人的“乌日格柱”最突出的特点是除了冬季以外,其他季节里都用柳条帘围“包”身,用苇子帘做“包”的顶盖,而其他民族的蒙古包则一年四季基本上是用毡子围包身。对于鄂温克人来说,夏季住在“乌日格柱”里凉快舒适,尤其是在打草季节,“乌日格柱”便于拆卸和组装,在草场附近支个“乌日格柱”,方便了打草人员的食宿。冬季,“乌日格柱”内中间是安灶生火的地方,“柱”内多用铁炉子和铁皮制的烟囱,烟囱在偏西北方向伸出包外,炉灶一般都是铁制的,也有用砖搭的。室内对着门的北方称为“玛鲁”位,过去为长辈老人的床铺位或祭祀供奉各种神的位置,现在此处多放置矮柜,矮柜上放置着电视机和录音机等装饰品。住“乌日格柱”的人家,一般都有库车,用于存放换季不穿的服装、生活用品或者食品。

定居游牧对于鄂温克牧民来说好处诸多。首先是牧民们有了固定的居住空间,不再承受过去随着牲畜游动而遭受风雪严寒之苦。甚至有些富裕的牧户在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托海镇购买了商品房,陪着在旗里或者海拉尔上学的孩子。其次是牲畜在冬季也有了固定的圈棚,能够抵御风雪灾害,而冬草的储备又便于牲畜膘肥体壮,繁殖能力不断加强,成活率逐渐提高。辉苏木政府在近几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为乌兰宝力格嘎查和其他9个嘎查的72户牧民新建或修缮了圈棚,平均每户150平方米^[7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便是牧民定居后在漫长的冬季使得水资源得到了保障。目前,乌兰宝力格嘎查的牧民在自己家住地附近基本上打了机井或者压井,解决了季节变化对水源的影响,甚至嘎查内有的牧民家庭还用上了自来水,完全得益于苏木政府投资兴建的自来水工程。而没有机井或者压井的人家,则到附近有机井的亲戚家或者邻居家去拉水。如笔者调研居住的敖登家有机井,居住在敖登家附近的三户亲戚家则没有,这三户家庭生活用水的来源都是取自于一公里以外的敖登家那口机井。

(二)经济发展和交通情况

在鄂温克民族的三种经济类型,即游牧业经济、种植业和狩猎业兼营经济以及牧业经济中,鄂温克草原上的索伦鄂温克人所从事的是典型的牧业经济。辉苏木和乌兰宝力格嘎查也都是以牧业经济为发展支柱的苏木和嘎查,畜牧业一直是牧民们赖以为生的传统产业。具体可以细分为蓄品业、乳品业、皮毛加工业和草料业等。对于乌兰宝力格嘎查80多户绝大多数都从事畜牧养殖业的牧民家庭而言,畜产品是他们的大宗产品,其中也包括出售的各种鲜活牲畜。牛羊是乌兰宝力格嘎查牧民重点发展的养殖项目,过去以自产自销为主。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牧民商品意识的提高,乌兰宝力格嘎每年商品牲畜都保持在近千只左右,出栏率持续增高。乳品业是嘎查牧民经济发展的又一收入来源,目前乌兰宝力格嘎查一年交售的鲜奶有700多吨。由于苏木和嘎查都有牛奶收购站,交通成本与以往相比大大降低,牛奶收入增加了许多。另外,出售牛皮、羊皮以及羊毛羊绒也是嘎查牧民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目前,乌兰宝力格嘎查拥有近44万亩草场,可利用草场为33.4万亩,占草原面积的95%以上。按人均计算,乌兰宝力格嘎查人均占有草场约1100亩,比鄂温克旗人均占有草场面积832亩高出近300亩。由于乌兰宝力格嘎查地理位置优越和丰富的水利资源,野生优质草中以羊草最受认可,而且草质好、营养成分多、产量大,售卖牧草成为牧民家庭的又一项收入^[75]。

在辉苏木和乌兰宝力格嘎查,牧民家庭经济收入并不均衡,贫富差距很大。由于家庭收入几乎全部来自畜牧业,贫富划分也以拥有牛羊的数目和草场的大小为标准,其中最为基本的划分形式是以羊单位的数量来衡量。

表0-1　乌兰宝力格嘎查部分牧民的家庭财产拥有情况　单位：人

续　表

资料来源:孛·吉尔格勒等主编:《鄂温克族——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宝力格嘎查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71页。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富裕的家庭拥有上千只的牛羊,年收入达到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而贫困家庭则仅有几只羊或者几头牛,甚至有些家庭根本没有牛羊,贫富差距相当大。同样生活在草原,富裕的家庭已经过上较为现代化的生活,如在交通工具方面,摩托车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已经取代马匹成为最主要的代步工具,有些家庭甚至还购买了吉普车。绝大多数家庭都安装了地面卫星接收器,配有风力发电设备,房间或者蒙古包内摆设着电视机,有的家庭还有VCD或者DVD。室内陈设也比较讲究,有的人家铺设了木地板,甚至有地毯。因为乌兰宝力格嘎查没有长电,风力发电无法保证电视之外其他家用电器的供电,因此即使是富裕的家庭,家用电器的使用也很少。在机械化方面,富裕家庭家家户户有四轮拖拉机和打草机,便于运送货物和打草。在通讯方面,除了儿童,移动电话几乎人人一部。

然而,贫困牧户家庭的生活则不同,他们只能依靠给富裕家庭放牛羊,或者打草、挤牛奶、干零活等获得的收入维持生活,这部分家庭被称为“牧工家庭”。我调研的区域有一个贫困家庭比较例外,这个家庭虽然只有几只羊,但是他们拥有一匹出色的赛马。在男主人的精心调教下,这匹赛马每年在各个旗县举办的那达慕大会上都能获得名次,而且前三名可获得奖金一般在一万元至六千元左右,那匹赛马每年都会为其主人赢得二至三万元的奖金收入,这一家三口便依靠这部分奖金维持生活。

由于乌兰宝力格嘎查没有乡镇企业,鄂温克牧民们所从事的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畜牧业,游牧形式依然是自然放牧,靠天养畜。虽然在嘎查地域内有一个乳制品加工厂,但是加工厂的投资人是上海的一家公司,经营者来自海拉尔,工人多数来自苏木,嘎查牧民没有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是以乌兰宝力格嘎查集体名义入股。因为牧业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即使是最富裕的家庭,一旦在冬春风雪季节中遇到黑灾和白灾^[76]仍然会造成牲畜大量死亡,正如牧民们常说“巴特尔(英雄)顶不住一颗子弹,巴因(富牧)经不住一场风雪”。虽然意识到牧业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但是鄂温克人多种经营的意识还是很淡薄,在乌兰宝力格嘎查80多户家庭中,只有一家搞多种经营,就是鄂温克族女书记苏布德一家在辉苏木和巴彦托海镇之间跑运输。在辉苏木,搞多种经营的家庭比较多,开商店、舞厅、摩托车和拖拉机修理店、修鞋铺、浴池以及台球厅兼游戏厅和美容美发厅的家庭有很多家,甚至有6家在巴彦托海镇和辉苏木之间从事客运服务。然而,这些从事第二职业的家庭主要以汉族、蒙古族和达斡尔族居多,鄂温克族人较少,因为鄂温克人过去有“正经人不经商”的传统习俗。

在交通方面,辉苏木到鄂温克族自治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托海镇大约120多公里,路段全是柏油马路,只是路面较为狭窄,两辆车相向而行必须一辆车停下或者下到土路上给另外一辆车让路,一般情况下是大车给小车让路。乌兰宝力格嘎查地处草原腹地,从嘎查到辉苏木和到巴彦托海镇都要先走一大段自然路才能上柏油马路。每天都有巴士来往于辉苏木和巴彦托海镇或者海拉尔之间,居住在辉苏木的牧民可以在苏木直接上车,乌兰宝力格嘎查的牧民要出行则必须先到苏木或者到巴士经过时中途停车站等候路过车辆,有时从苏木发出的巴士在乘客不多的情况下也会直接去嘎查牧户家门前接人。由于草原地广人稀,牧户之间相距甚远,过去鄂温克人出门做客基本上是骑马,有些妇女坐篷车,而现在几乎每家都有摩托车,奔驰的骏马已经被飞驰的摩托车所取代,没有摩托车的家庭就用四轮拖拉机当作交通工具。笔者调研期间居住的牧户家电视机坏了,为了收看喜欢的电视节目,在摩托车被借出去的情况下,男主人驾驶着四轮拖拉机到一公里以外的亲戚家看电视。当晚没有月亮,漆黑一片,拖拉机在高低不平的草地上行驶,直到见到灯光,听到狗叫,笔者那紧张的心情才得以平静下来。以前鄂温克牧民搬家时都用勒勒车装运行李,一般需要好几辆,有的装“乌日格柱”的罕、椽杆和天窗,有的装“乌日格柱”的顶盖和围子,其余的勒勒车装载炉灶和室内各种盛器、箱柜、被褥、包毡和其他用品等,而现在勒勒车已经被带有拖车的四轮拖拉机所代替。有些条件好的家庭甚至有吉普车,出门购物或者参加婚丧嫁娶等活动一般情况下都开着吉普车去。

(三)广播电视发展情况

在辉苏木和乌兰宝力格嘎查,电视是牧民接触行为最为频繁的大众传播媒介。由于辉苏木和乌兰宝力格嘎查地处较为偏僻,距离旗政府所在地大约120多公里,交通不便,一般的报纸很难到达这里,调查期间,笔者在辉苏木的街上四处寻找,没有发现有书刊杂志售卖点。受语言和教育水平的限制,绝大多数牧民也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在笔者了解过的家庭中,虽然有几户家庭有汉文和蒙文版的杂志,但也都是过期的期刊,其中汉文版的基本上是在外地上学的孩子带回来的。相比较而言,牧民们电子媒介的接触行为要比平面媒介的接触行为频繁。由于互联网没有进入苏木和嘎查,牧民们日常生活中网络接触行为几乎为零,(在外面上学的学生除外)就广播来说,由于不受教育水平的限制,其伴随收听的方式也非常适合游牧生活的特点,但是随着牧民生活定居化趋势的加强,广播的收听人数和收听时间都在减少,仅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比如夏季早晨挤牛奶时,边听新闻和天气预报边干活；秋季打草期间临时到离家比较远的牧场扎包,带着收音机收听广播节目,排除些寂寞,放松一下心情。然而,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和“西新工程”的启动,电视走进了牧民的家庭。由于牧民生活已经实现了定居化,以及电视声画结合的传播优势,电视目前是辉苏木和乌兰宝力格嘎查牧民们接触行为最为频繁的大众传播媒介,丰富的电视节目为他们打开了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

图2　居住在苏木的鄂温克牧民家庭有固定长电,无需购买风力发电设备,但由于居住在电视信号盲点区,仍需要购买个体地面卫星接收设备。

目前,辉苏木和乌兰宝力格嘎查牧民的电视接收方式完全是个体地面卫星接收形式。辉苏木因为人口较为集中、具有长电(见图2),于1987年安装了无线发射系统,但是至今早已经瘫痪。鄂温克旗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项目建设还没有延伸到这里,牧民们为了收看电视,绝大多数家庭都安装了个体地面卫星接收器。乌兰宝力格嘎查地处草原腹地,既没有无线和有线电视发射系统,也没有长电,牧民们要想收看电视,除了购买地面卫星接收器之外,还要安装风力发电设备,电视收视成本比一般的地方要高。辉苏木和乌兰宝力格嘎查安装了地面卫星接收器的家庭,收看的频道数基本上在30至50个左右,有些质量好价格高的地面卫星接收设备可以收看上百个电视频道。其中地面卫星接收器对准东南方向的,可以收看到宁夏、海南、甘肃、重庆、中央1、2、7、10、11、12、音乐频道和少儿频道,以及云南、广东、新疆、蒙古蒙语和内蒙古汉语等28个频道的节目。而对准西南方向的则能收看到中央1、北京、辽宁、山东、陕西、四川等34个频道的国内外节目,其中境外节目主要有印度、穆斯林、撒哈拉、也门和星空卫视等。但是中央电视台的3套、5套、6套和8套节目牧民们基本看不到,有些体育迷在有重大体育比赛节目时,往往是骑摩托车到120多公里之外的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托海镇去收看,而且风雨无阻。

虽然大部分家庭能收看到20多个频道的节目,但锁定频道最多、且收视时间最长的是内蒙古电视台的蒙语频道.在牧区,五十岁以上的牧民能听得懂汉语的人为数不多,能说汉语的人就更少,对于他们而言,收看新闻和天气预报之类的节目,多数时候都是以蒙语频道为主,虽然他们有较多的空闲时间看电视,但除了蒙语节目之外,能看得懂的电视节目并不多,即使是情节非常生动的电视剧,也只能看看画面,感受其中的热闹,而无法听懂具体内容.入学前的儿童,由于没有接受学校教育,根本没有接触汉语的机会,语言的障碍使得他们不得不锁住蒙语频道,最能吸引他们收视兴趣的是蒙语版的动画片。学生和年轻人则没有语言的障碍,节目的选择范围较广,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随意选择节目,但学生平时在民族学校住校读书,年轻人是主要的家庭劳力,除了晚上,没有更多闲暇时间。

【注释】

[1]《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编著:《鄂温克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2]包路芳:《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游牧鄂温克社会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3]金海、涂·林娜:《内蒙古鄂温克族》,《鄂温克研究》2002年第1至2期合订本,第57页。

[4]张世富主编:《民族心理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5]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6]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7]McQuail Denis:《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页。

[8]【美】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展明辉、张金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9]【美】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展明辉、张金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10]转引自Schramm,Wilbur.1964.The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1]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金燕宁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12]转引自Prime Time Society: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elevision and Culture. Wadsworth:Belmont.

[13] 转引自Prime Time Society: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elevision and Culture. Wadsworth:Belmont.

[14] 【美】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展明辉、张金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15]展江:《社会学、人类学与传播研究关系初探》,http://www.chuanboxue.net/list. asp？unid= 2640。

[16]同①。

[17]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12页。

[18]展江:《社会学、人类学与传播研究关系初探》,http://www.chuanboxue.net/list. asp？unid= 2640。

[19]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版,前言第1页。

[20]郭建斌:《传媒与乡村社会——中国大陆20年研究的回顾、评价与思考》,《现代传播》2003年第3期。

[21]R.A巴伦、D·伯恩:《社会心理学》,黄敏儿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149页。

[22]《心理学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7页。

[23]《心理学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7页。

[24]【美】戴维·迈尔斯著:《社会心理学》(第8版),侯玉波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25]时蓉华:《社会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297页。

[26]《心理学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9页。

[27]时蓉华:《社会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28]孟昭兰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5页。

[29] R.A巴伦、D.伯恩:《社会心理学》,黄敏儿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170页。

[30]时蓉华:《社会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31]时蓉华:《社会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32] 孟昭兰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6页。

[33]参见R·A巴伦、D·伯恩:《社会心理学》,黄敏儿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至172页。

[34]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35]R·A.巴伦、D·伯恩:《社会心理学》,黄敏儿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36]Shearon A. Lowery, Melvin L. De Fleur.Milestones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王嵩音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69页。

[37]孟昭兰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7页。

[38]【美】戴维·迈尔斯著:《社会心理学》(第8版),侯玉波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39]【美】利昂·费斯廷格著,郑全全译:《认知失调理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11页。

[40]同②,第98页。

[41]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42]叶浩生主编:《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人们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6页。

[43]同①,第192页。

[44]詹宁斯·布赖恩特和苏珊·汤普森(Jennings Bryant＆ Susan Thompson):《传媒效果概论》,陆剑南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45]詹宁斯·布赖恩特和苏珊·汤普森(Jennings Bryant＆ Susan Thompson):《传媒效果概论》,陆剑南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46] 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47]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331页。

[48]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331页。

[49] .J.P霍斯顿:《动机心理学》,孟继群、侯积良等译,1990年版,第196页。

[50] 张必隐:《阅读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51]彭聃龄等著:《认知心理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页。

[52]张必隐:《阅读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53]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54]安德森·J.R著:《认知心理学》,杨清、张述祖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版,第187页。

[55]同④,第201页。

[56]同②,第254页。

[57]R·A.巴伦、D·伯恩:《社会心理学》,黄敏儿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58]R·A.巴伦、D·伯恩:《社会心理学》,黄敏儿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59]同①,第99～100页。

[60]David Morley:《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主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

[61]David Morley:《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主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

[62]【美】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展明辉、张金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63]孟昭兰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6页。

[64]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版,“前言”第1页。

[65]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体制里,盟相当于地区；旗相当于县；苏木相当于乡,也就是过去的公社；嘎查指的是村子,即过去的生产大队,也是村民委员会所在地。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实施的苏木—嘎查体制,等同于其他农业地区的乡—村委会体制。其中,苏木达相当于乡长,嘎查达等同于村长。

[66]“瑟宾”是鄂温克语,指的是欢乐祥和之意。瑟宾节是鄂温克族特有的古老传统节日。但是由于鄂温克人历史上的频繁迁徙,瑟宾节在我国境内的鄂温克人中一度失传。在鄂温克人的大力提倡下,这一节日于1994年得以恢复,具体时间是每年的6月18日。

[67]指的是从事牧业生产的鄂温克人庆祝丰收的节日,是一个集劳动、竞技和娱乐于一身的群众性集会,也称为“伊木纳”或“米阔鲁”节。这个节日没有固定日期,一般在5月下旬举行,各家依据自己的准备情况而定。活动期间,亲朋好友聚集在一起,逐户给马烙印、除坏牙、剪耳记、剪鬃毛,以及给公羊去势等。劳动后会举行摔跤、套马等活动,活动后集体宴会。鄂温克人有着很强的宗教信仰,当天会杀羊祭祀“吉雅奇”神,此神为护畜之神。

[68]祭敖包是鄂温克人的宗教节日,一般在每年的农历5月间举行。参加者要为敖包换上新的柳树,系上五颜六色的绸缎或哈达,捡石头堆放在敖包上,并且摆放各种祭品。祭祀活动期间会举行大型的文体和娱乐活动。

[69]满语,打牲之意,源于鄂温克等布特哈部落主要从事狩猎生产而得名。

[70]孛·吉尔格勒等主编:《鄂温克族——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宝力格嘎查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页。

[71]孛·吉尔格勒等主编:《鄂温克族——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宝力格嘎查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页。

[72] 鄂温克语,意思是形状如圆圈的湖泡。

[73]“尼莫尔”是清朝“八旗制”、“佐领制”取代鄂温克人的氏族(哈拉)和家族(毛哄)公社的行政职能后,鄂温克人以游牧为主的经济条件下,同一氏族和同一家族的牧户(乌力楞)在牧业生产上为了共同放牧、互相帮助和保护牲畜而联合起来的互助组织形式。“尼莫尔”公社开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血缘关系而经济情况差不多的人们所组成的；另一种是有血缘关系,而以富户与几家贫困户结合起来所组成的。参见吴守贵著:《鄂温克人》,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74]资料来源于鄂温克族自治旗编写的《辉煌的45周年》,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第35页。

[75]乌兰宝力格嘎查数据来源于调查期间所获取的嘎查统计报表,鄂温克旗数据出自《辉煌的45周年》,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76]白灾实际上就是雪灾,是牧业上的一大灾害。由于降雪量大,积雪过深,大部分草场被积雪覆盖,牲畜吃不上草,受到死亡威胁。而且由于雪量过大导致牲畜放牧和卧盘发生困难,还能压损棚舍等等。黑灾与白灾相反,指入冬后进入河流封冻期,为较长时间内无雪,牲畜饮不上水。有水井的地方牧草不好,牧草好的地方又缺水,水草发生矛盾。这种情况下,牲畜因干渴造成血液变浓,引起消化不良,掉膘、流产、疾病,甚至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