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维对短信人际关系的影响

二、辩证思维对短信人际关系的影响

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在人际交往中的显性行为,体现在喜欢营造交际“圈子”,说话喜欢“绕圈子”,讲究“面子”,爱听“吉言”,注重尊卑等级,亲疏分明,“和为贵”等等,这些富含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人际交往现象在手机短信人际传播中有着特定的表现,本节就其较为突出的几点作相应的阐述。

(一)“圈子”文化与短信人际交往

如表4-2所示^[10],以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为底色的东亚人际关系取向比较表明,中国人喜欢“依据具体关系和环境采取特殊原

表4-2　北美与东亚人际关系模式取向比较

则和互动模式”。这说明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注重参考、选择和建立特定的、有别于其他人际环境的人际关系。实际上,这种特定人际关系系统就是中国社会环境中突出的“圈子”概念。短信人际传播作为一种极具便捷性和私密性的交往模式,在圈子的形成上具有传统的人际交往难以比拟和替代的新作用,并因迎合了中国人民族性格中的封闭性特征而得以较大发挥。

实例4-1

(受访者:赵小姐,22岁,北京某外企职员)

笔 者:短信在你的生活、工作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赵小姐:别人的圈子好像都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吧,我特殊一点,是被动的,几乎是被别人建立起来的。老板是工作狂,她每天工作到很晚,平时在外面跑也需要我寸步不离,有时候连睡觉都要跟她在一起,所以我跟外界的联系几乎只有靠短信。

他们(受访者在公司对外业务中认识的企业主管们)老给我发短信,我也把他们当朋友对待,呵呵。我觉得挺好的。很少见面嘛,见面也是和老板一起的,所以主要靠短信联系,你知道电话也经常不方便的。我的圈子全在我手机(指短信)里了,每天要发几十条吧,都习惯了,如果想起谁有一阵子没联系了,我也会发短信过去问候一下,这样不会生分,以后见面的感觉会好些,有事情的时候也好开口嘛。老板其实也知道我老发短信都在跟谁联系呢,都不用猜的,除了那些人我还能认识谁。她不喜欢我发短信,但是现在也不管了,她也明白我跟他们混得熟,对她的公司业务也有好处啊。

中国人喜欢“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界限分明”,所谓的“内群体”,就是“圈子”,中国人对圈子内的“自己人”和圈子外的“外人”,有着不同的行为模式和交往标准。圈子是一种交往壁垒,在现实社会中,短信主体一方面通过短信交往维护、保养自己的圈子;另一方面也通过它来建立新的圈子,突入别的圈子。

实例4-2

(受访者:沈女士,24岁,天津某高校在读研究生)

沈女士:我们这个圈子很复杂,谁都有来头,谁你得罪得起啊?我认识的人倒不少,全国有名一点的我基本都打过交道,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圈子其实挺小的,除了导师,就剩几个同学,还有导师的一撮儿朋友。有时候圈子就是经营出来的,就靠自己硬着头皮去跟人打交道,怕打扰人家就经常发个短信什么的,哄人家高兴呗,高兴就好办,慢慢人家就接受你了。没办法,艺术圈是大圈子里套着小圈子,小圈子里还有小圈子,不想办法拓展拓展的话,以后做什么都困难。我导师就得罪挺多人的,瞧他现在,办的个学刊都快自说自话了,没人愿意捧场,经常还得我出面才成。

白天我多半跟导师在一起写稿子,跟那帮人煲电话粥特不方便,他全能听见,晚上我方便别人未必方便,所以短信发得多啊。不过我发短信也不光全是为了联络圈里那些家伙,我还有一帮青年画家的圈子,在宋庄那边。这帮人一般特难接近,个个都挺怪怪的,我发现发短信的时候交流起来反而没什么障碍,他们可能喜欢这样,加上他们那边比较闭塞,其实比我更需要一个圈子。

中国人在圈子的形成中喜欢将私人关系与公共关系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是圈子的实用价值所在。即通过圈内的私交来完成某一项工作,所谓“公事私办”乃至“私事公办”。在成熟的短信主体看来,短信交往和其他交往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出于某一实用目的而进行的,比如公司业主及其公关部门针对管理机构人员和业务伙伴、客户的密集的短信交往。

实例4-3

(受访者:赵女士,22岁,北京某外企职员)

赵女士:其实他们(受访者在公司对外业务中认识的企业主管们)也想跟我套近乎,我知道的,有时候(手机短信里)话说得好好的,冷不丁地问我一些关于公司项目的细节,或者是我老板的一些事情,想从我身上搜集情报呗。我知道这是利用我呢。我觉得这也挺正常的啊,有时候我老板还想利用我来套他们一点儿情况呢。现在觉得发短信也挺没意思的,累,以前聊得来的朋友,其实都是为了业务,唉,也不怪他们,我也这样啊。可是当初真的不是这样的……

(二)短信人际交往的纯文本优势——“绕圈子”

西方人常常困惑于中国人说话总是绕圈子。西方人尽管也重视人际关系,但是更喜欢直奔主题,把事情办成。他们会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在跨文化交际中,因双方的文化心理不同,交际者会不自觉地依照自己的文化心理标准去预测别人的行为言语,这样导致理解失误、交际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对于西方人来讲,只有较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特色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善于和中国人“绕圈子”,才可能进入中国人的“圈子”。

中国人的“绕圈子”的沟通习惯,在手机短信交往中有着特别的体现。“绕圈子”的本质是信息传播和交换的非直接性。“由于强调间接传播,所以受者捕捉那些非表层意义、模糊意义的敏感度就成为十分关键的因素”^[11],因此,中国人在交流模式上一直是以受者为中心的,强调受者对信息须具备解读力,同时也评定受者对信息的感知。“读解的无限性是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则之一。传播过程的重心在受者及听的一方而不在传者或说的一方”^[12],长期以来对解读无限性的关注,对受者的关注,在传播活动中使得中国的受者解读模糊信息的能力要比其他族群强。而事实上,在中国也确实一直有所谓的“心心相印”、“心有灵犀”、“心照不宣”、“心领神会”等词汇,也说明并且强调了中国人解读间接传播信息的一种特殊能力。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是情感型的民族,情感型的民族具备一种对间接传播形式独特的解读才能^[13]。

相对于电话沟通、网络聊天甚至直接面对面交谈,手机短信交流的信息更间接,更不确定,更加模糊,也更有多义性。因为它传输的符号更加单一(电话聊天时,声音表情也是一种辅助符号;网络聊天时,网络环境与行为特征也给对方传递辅助信息;而见面就融合了所有可能的辅助信息),更加没有再现性,也就更加抽象。也就是说,信息的不确定性更高,模糊程度也更高。

对于凡事追求确定、追求明确的契约关系的北美文化圈的人来说,信息的不确定性过高,就会存在着一定的解读障碍。这就好比通常西洋油画与中国水墨画的差别所在。西洋的油画,一座房子从结构到透视,都追求尽量合理,能真实地再现现实环境;而水墨画总是朦朦胧胧,似有似无,且还不讲求透视关系,它与真实世界的再现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这样的表述对于北美文化圈的人说来,解读就存在着障碍了,往往就不能领略其意境。

对于中国人来说,情况恰好相反。由于中国人普遍地对于间接信息的解读能力较强,这种不确定性不但不成为一种障碍,反而正好迎合了中国人含蓄委婉的特质。有时恰恰是手机短信这种间接的传播方式,使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得到了较好地解决。在整个族群中广泛存在的力量与观念构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普遍自觉的观念和方式具有极大的力量,只要某个族群具备某种特殊的不可复制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某种合适的环境下就会变成一种不可复制的能力。中国人在解读间接信息方面拥有超强能力,中国的手机短信使用者显然充分传承和发扬了这种超级能力,并且,与其说传承发扬,不如说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需要。因而,中国的手机短信业成为一种特别发达的行业是必然的,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更适合用手机短信进行沟通,展开纯文本、全方位的“绕圈子”游戏。

此外,短信主体在沟通中还常见一种富有东方意趣的游戏——一种即时即景即兴的诗化短信文本。其特点是在思维特征上与“绕圈子”颇为近似,目的与作用却颇为不同,即人们常说的“言外之意”。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暗示,讲究言语的“言外之意”,表现出对含蓄偏爱。这种偏爱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价值取向,人们意识到用以表达思想的语言本身有着缺漏与不足,从而偏重于强调意会,对语言文字则相应地采取较为轻视的态度,这一文化取向的形成与我们民族特定的传统思维及文化心理是密切相关的。

“言外之意”包括“那些情境意义之外的不可说之意。由于语用学的引入和迅速发展,现今人们都意识到一个句子要在具体的语境下才能确定其意义,仅仅知道句子的字面意义这还不够,还必须要掌握它在特定语境中的情境意义。”^[14]

笔者在访谈中遇到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一对昔日的恋人2004年分手了,很久没有联系。2005年春天,女方发来一条短信:“京西古道的野花该开了吧?”京西古道是他们上年在一起的时候走过的一条开满野花的山径。男方的回复是:“开了。你呢?”还有一次,女方在徒步旅行中给男方发了一条短信:“大朵的白云在苏格兰高地上散步,散着散着,就散了。我不知道能走到哪里,但只有走。”。他回复:“别乱走。想着我,不会迷路。”

“‘言外之意’包含着双关和暗语、不可言说的精妙义理和无法形容的心理感受”^[15],这些义理和感受都被暗示在特定的句子当中,需要短信交往双方具有极强的领悟力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具有强烈东方民族文化心理底色的领悟力,在手机短信交往空间获得了空前的表现。

(三)“面子”与短信人际交往

短信人际交往是一种双方的信息披露与交换。“在信息交换与披露过程中一个几乎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就是礼貌……按照佩内洛普·布朗和斯蒂芬·莱文森的学说,礼貌普遍存在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需要得到他人的欣赏与保护,即学者们所谓的‘面子’问题”^[16]。中国人一直以礼仪之邦著称,性格比较含蓄。这样,在传播取向上,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体系下的个人就会更注重社会关系,更注重所谓的“礼貌”问题。中国人更多也更乐意采纳间接传播的人际传播模式,“儒学关于考虑别人、考虑合适的人际关系的传统使那些能给彼此留面子的传播方式得到了发展。间接传播有助于避免遭对方拒绝或彼此有分歧的尴尬场面,而使相互关系和双方的面子都保全下来。”^[17]正因为这样的文化模式,使得间接传播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也使得通过手机短信进行人际交往的间接交流的方式能够被广泛采纳——因为这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以往关于“面子”的研究表明:“面子”是中国人在人际交往时依据自我评价希望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所应有的心理地位,它与身份、地位、角色相联系^[18]。“面子”代表获得的声望,是社会地位的拥有,包括了个人成就与品格,是一个人的经社会认可的“自我”和影响力的代称^[19]。以往的研究关注的是“面子”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并由此形成的个体与他人交往的心理距离,强调的是个人的成就和品格与“面子”大小的关联,特别突出了面子“他人赋予”的特性。笔者认为还应当看到爱面子心理也是中国人内在的人格特征,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观”,是自尊的表现。“面子”首先是个体的自我拥有,然后再通过与他人互动得以实现。一个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和声望高低,都存在爱面子的心理^[20]。正如罗素分析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要面子’觉得很可笑。殊不知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21]中国人正是通过“脸面”来保全自我的。

零点调查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春节期间采用手机短信向亲朋好友拜年的占被调查者的35．1%,选择电话拜年和当面拜年的分别占31．2%和28．4%,而书信和贺卡拜年已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事实表明,采用短信息拜年已成为手机用户的首选拜年方式。2006年春节,我国短信发送量约计126亿条,2007年为152亿条左右,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是170亿条。

在短信人际交往中,双方“身体不在场”的交流模式正契合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仿佛适当的克制、压抑是对情感也是对脸面的保护。这从短信文本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表达爱意上可见端倪。以前传情表意的主要方式是情书和电话,但在现代都市年轻人看来,情书显得俗套,电话述说又太肉麻,而且都没有短信方便。短信恰逢其时地在爱情事件中充当了这个红娘,“非面对面”的表达方式使爱意的表达不再难于启齿。此外,短信空间具有私密性,即使遭到拒绝也不会“颜面扫地”。“情话变成字码留在对方的手机上,还可保留可重温的甜丝丝的韵味。短信并且不像情书那样需要你搜肠刮肚、文笔卓然”,一位受访者如是说。当然,这一切,也跟当下传统文化书写的缺失和网络语言环境的兴盛有关。

“面子”具体地调整着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方向和程度,成为中国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调节器”。显然,手机短信作为最“给面子”的沟通方式,也往往成为其他沟通方式的调节器。

实例4-4

(受访者:赵小姐,22岁,北京某外企职员)

笔 者:你和他们的工作交往当中,有没有发生过面子上过不去的情况?

赵小姐:有的。有一次我老板回韩国去了,有个公司的老板的儿子约我去滑雪,回北京的路上他就问我一个水处理监测的软件在其他国家卖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呀,然后他就问到我们的底价是多少,因为这个软件是我们公司开发的嘛,这是不能说的。当时气氛挺尴尬的,我总不能瞎说吧?又不能说实话,我支支吾吾的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笔 者:后来怎么解决的呢?后来他还问过你吗?

赵小姐:没问过了。不过我也怕得罪他啊,他是我们的目标客户嘛。怎么解决?我给他发过短信,跟他说真不好意思。他老说我傻,那我就装傻呗。不过我后来还是跟他说了比较真实的价钱,这才对付过去,有个了结了,否则总觉得伤他面子了,他其实才是傻乎乎的呢,肯定在他爸那儿答应过什么了,我要不跟他说,他会觉得是我不近人情,让他丢脸了。

笔 者:真实底价你是发短信告诉他的吧?

赵小姐:没错。其实那天回家路上他就不爱搭理我了,接下去几天电话里他口气也怪怪的,好像我真的得罪他了。那几天我一天给他发好多短信呢,跟他说我的难处之类的话,他倒是听进去了,态度没那么强烈了,我一高兴,就跟他说了。

总之,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无所不至地浸透在我们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领域中。目前对手机短信人际关系的文化心理研究,尚未从认知论的角度和深度展开相关调查实验与分析,这也可成为今后此类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