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问题的提出及过往研究评析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及过往研究评析

一、问题的提出

1.关于研究对象

当代中国大众媒介系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始自1978年,显于20世纪80年代末,1992年之后重新启程。目前,对中国大众媒介社会角色的判断,学界一般认为,媒介依然是政治治理结构的一部分,但已经在个体和局部上承担起一定公共领域的功能。

电视正是在这30年中,完成了由弱而强、盛极一时的力量积累。虽然受网络媒体的冲击,传统电视的黄金期正在过去,但2005年度的全国电视观众生活形态报告显示,彩色电视机的全国家庭普及率达到93.91%,电视仍是这些家庭最常接触的大众媒体,也是人们每天接触时间最长的大众媒体:周一至周五观众平均每天收看电视196.05分钟,周六、周日平均每天收看216分钟。其中,新闻报道与电视剧、天气预报成为电视节目中观众的必需品,经常看/天天看^[10]的比例在68%以上。

电视观众接触主要大众媒体的频率^[11]

续表

在大众传媒与受众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理论阐释取向:“媒介使用与满足理论”和“媒介依赖理论”。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这两种视角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前者主要考虑受众进行媒介消费的心理动机及需求,在概念和方法上均过于狭隘和孤立,没有和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力量幕后操作相联系;后者虽然强调了媒介、受众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但忽视了个体在选择和阐释媒介讯息方面的能动性。

在此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媒介使用与依赖理论”整合了上述两种理论的优缺点,把“使用与满足理论”中个体媒介使用动机与行为的微观视角,与“媒介依赖理论”中的社会体系宏观视角相联系,认为大众媒介体系是特殊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的产物,个体不同的媒介使用动机与需求也是特定社会的产物,并为社会环境所制约;受众寻求信息的不同动机和需求导致了不同的媒介行为,从而导致了对媒介、媒介内容和不可替代性功能的依赖;这种传播活动影响着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从而对社会结构、媒介体系的结构、内容及功能产生影响。^[12]因此,电视新闻作为当下第一媒介的主要内容构成,无疑在与观众、社会的相互作用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历史不厌其烦地教诲我们:话语并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它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13]在当下“公平”优于“效率”的语境里,公共“话语”更是参与利益分配的“权力”。电视新闻作为阶层、集团之间相互“喊话”的主要管道之一,必然成为各种力量的角力场,同时也在与这些力量的作用与反作用中占据着特殊位置。并且,这种特殊不会因为电视新闻扮演的角色是清晰还是模糊、统一还是分裂、正面还是反面而有所改变。因此,本文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反映、影响社会生活同时也对之反映、影响的主客统一体——电视新闻实践。

2.关于研究问题

如果说围绕电视新闻的生产与播出的,是一场各种力量渐渐介入的演出,那么这场正在电视屏幕之后发生的故事,是以怎样的线索展开,有哪些冲突和矛盾,过程是跌宕起伏还是平淡无奇,剧中人的心理、行为又是怎样的,故事在向哪个方向继续,会对社会这个更大的舞台产生怎样的影响,凡此等等,成为一系列或细微或宏大,非常复杂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换而言之,本文根本的问题意识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新闻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及其影响。

3.关于研究时段

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电视新闻实践的研究时限,原因是:(1)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与此前改革时段有了很大不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新的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并开始定型化”。^[14](2)“目前,圈内人士和学者的共识——中国电视新一轮的改革发端于中央电视台的早间节目,特别是以《东方时空》的问世为标志”。^[15]电视真正进入大规模的市场化道路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为代表的电视新闻语态、功能变化也是从这一时段发轫。(3)许多以转型中国为对象的研究者认为,当下真正的事实,或真正的逻辑,只有在事件当中才能呈现出来,过程本身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解释现象的源泉,研究者应把社会事实理解成一个动态的过程性东西,通过对事件过程的描述,在动态中揭示社会事实。^[16](4)时间是自在和连续的,而历史却被人为地切割。选择90年代以来可以跳过特定的历史事件。

4.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17]黏合这个社会的,有金钱、权力、利比多,也有真相、理想和同情心。在社会转型的搅拌机里,许多人都面临重新思考各种元素的配比,以形成能够平衡内心复杂感受的新准则。因此,在一个集体信仰缺失、个体心理迷惘的时代里,仅凭宏大叙事就期望能够指导什么,或是改变什么,未免太过乐观。本文更多是笔者一次思考的历险,其中的粗疏浅陋一定难免。因此,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更多的是促使笔者对工作、学习的领域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但如果能进一步像波普所说的那样,成为接近真相的一盏烛光、一点萤火,与同行者分享,进而为促成社会共识,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一点助力,则善莫大焉。

二、问题的既往研究

1.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新闻格局正处在一个渐变的关键时期。围绕着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功能演变,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下的新闻实践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就成为研究的热点和焦点。电视新闻实践作为新闻总体实践的一员,虽然有因自身监管体制、制播方式、内容形态等不同带来的个性规律,但更多的是与其他新闻媒介处在同一个社会环境内的共性规律。

90年代中后期,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的升温,如何看待一直被当做政治体制一部分的新闻系统角色,在“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18]一直是相互纠缠的议题。从总体上看,理论界内部意见较为一致,他们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四代政治领导核心的发言、指示为话语体系,以“历史经验主义”为论证方式,强调新闻作为执政工具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主张新闻实践在权力架构中的从属地位和掌控运作。

而思想界的观念一方面与理论界充满张力,另一方面有因为内部“新左派”“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裂痕而对新闻的角色、功能的定位有所区别。但总的说来,思想界作为有着独立立场的群体,都主张赋予新闻更自主的角色定位,以更好地维护公众利益的公正调整。为此,他们运用各自的思想资源进行评论,从政治学角度切入,如邓正来的《〈焦点访谈〉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剖析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究竟是“谁”在建构这些流动在电视屏幕上的新闻论题,认为新闻依然作为政治治理技术而存在,即使是像《焦点访谈》这样以舆论监督著称的栏目,依然离真正的监督功能相距甚远。陈志武则在《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中,运用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来论证新闻角色独立、功能自主的必要性。文章认为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它们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他运用法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资源的相关研究,在思想界多有论及,尤其随着近年来网络传播的崛起,更加难以计数。

遵从理论界话语体系的研究脉络在学术界一直有延续的分支,但这一分支近年来在学术交流中有被边缘化的趋势。与这一分支命运不同的是,一些在90年代中前期,以之作为话语策略的研究者,通过语言上的“穿靴戴帽”,再融汇传播学、社会学等理论资源,适应了当时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如孙旭培1994年出版的《新闻学新论》。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能以执政者可以接受的方式推动改革,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可行,而且社会成本最小的选择。但这种研究或更确切说是表达方式,无疑会伤害论证的严密和规范,因为集中于“应然”层面的表述,而规避对“实然”更深刻的剖析会略显苍白。

进入90年代后期,学术界与此有关的研究呈现出重视新闻功能、角色渐变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并运用了多种分析框架的趋势。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影响日益清晰,从政治经济学切入的研究逐渐增多,凌燕的博士论文《可见与不可见——90年代以来电视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由政府发动、传媒机构与政府“合谋”进行的电视体制改革带来了电视身份与角色的双重性,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观众对节目的误读,传播动机与效果悖谬甚至呈现出失控的状态。钱蔚的博士论文《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认为今天的电视传媒已不再仅仅是党的“喉舌”,而开始能够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反映社会的要求,表达和整合社会呼声,而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对我国电视传媒系统进行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还有一些研究则直接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中国媒体角色、功能的渐变,例如胡正荣、李继东的论文《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根源》,认为当下媒介角色与功能存在很多冲突和矛盾,媒介寻租、公权滥用、政商共谋弊端层出不穷,而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尚不很成熟的政治意识形态很难使公民在政治理念上达成共鸣,更无法形成影响公民思想的政治思潮”。^[19]

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盼,使新闻的角色、功能无可避免地与公民权利的重建、完善联系在一起。学术界的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近年在政治学领域引起广泛关注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并以它作为分析框架,就如何利用大众传媒构筑国家权力与公民私人领域之间的缓冲地带——公共领域展开讨论和评价。如展江的《警惕传媒的“双重封建化”》,认为内地传媒尚未完全摆脱人治等封建传统影响,又将面对市场机制下广告和公共关系侵入后的“再封建化”,从而在一些地方发展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最终制造了媒体的伪公共性,以至于传媒难以充当公众期待的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20]

但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近20年来媒体在角色和功能上变化的媒介内部动因,并借用国际新闻界认同的职业概念加以分析,比如陆晔、潘忠党的《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文章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有多个传统的渊源,当下面临各种力量的制约,在实践中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并且这种呈现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预示着更加深层的变革。^[21]

由于并无“政治正确”之虞,中国内地以外的学术界研究因而更加直接。李金铨的《中国媒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话语、市场、科技以及意识形态》,认为内地媒介的角色处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矛盾语境中,在功能上既反映也加剧了中国不均衡发展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牺牲农民和城市工人,看重新兴城市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经理阶级。从意识形态上讲,中国媒介及其工作者正在变动中,在政经变革的背景下,他们正在清理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儒家思想和市场逻辑的专业主义。^[22]陈怀林的《90年代中国传媒的制度演变》,借用西方经济史学中的制度创新理论,认为十年来中国传媒业的主体正在日益膨胀的市场利益驱动下,从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向国有信息产业艰难过渡。这种过渡是一个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度创新过程。而在中国现实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环境里,传媒制度的角色、功能变革也同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改革一样,呈现出非均衡、渐进发展的特点,是一种“束缚式创新”。^[23]潘忠党在《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一文中,运用常规理论、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和社会构筑理论的概念分析田野调查的观察,认为新闻角色和功能的改变需要新闻从业人员运用各种符号资源解构“命令型新闻体制”的一些“天经地义”的原则和实践,构筑、阐释和正当化在原有的“命令型体制”下不存在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但这种新闻改革活动不具备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抗的特征,而是一种解构、构筑和重构“命令型新闻体制”的多向面社会变革活动。^[24]麦康勉(Barrett McCormick)的《中国媒体商业化与公共领域变迁》,坚持以受到置疑的“公共领域”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媒体新时期的表现,认为虽然传媒的商业化并非灵丹妙药,但与改革前在意识形态垄断下所塑造的等级政治文化相比,它能为开放和理性的公共领域造就更好的条件和发展前景。^[25]何舟在《从喉舌到党营舆论公司:中共党报的演化》中,以“拔河赛”来比喻传媒制度层面中政治与市场的互动,竞争双方都尽全力试图将对方拉入自己的领域,竞赛中的接触、拉扯和前后移动,形成了整个竞赛的全过程,并得出政治力量唯一占强势地位的领域是新闻内容生产过程。^[26]与以上研究更多认同市场正面作用的结论相反,赵月枝认为,巿场对中国新闻业有某些“进步因素”,但她更赞成基恩(John Keane)视巿场为一种宰制新闻的力量。她认为目前中国的新闻业集党国新闻和商业主义罪恶之大成。^[27]

2.相关研究文献评析

作为当下的热点议题,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成果远不止上面列出的14篇(部)论文(著作),仅笔者三年来收集的相关研究就达500百多篇。由于立场各异,结论也自然不同。并且,即使在同一立场下,例如学术界的独立研究者,结论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从知识社会学^[28]的角度看,不同社会群体生活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或知识,是社会群体历史经验的集合。社会群体的生活形式不同,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也不同,虽然作为知识或思想都有共同的假定。^[29]德国社会学家K.曼海姆进一步强调,人的意识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人的社会地位,认为知识或思想以外的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包括阶级、社会地位、职业群体、代际关系、生产方式、权力结构、历史情境、竞争、冲突、流动以及价值观、世界观、社会思潮、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等,对知识或思想都有重要影响。^[30]事实上,即使在本体论的框架下,人类知识至少要受到三种限制:知识社会学所发现的“社会学的限制”,康德所发现的“生物学的限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心理学的限制”。因此,出现形形色色的研究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理论界的论述范式,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内占据主流位置。不难发现,这些以某个(些)权威人物发出的,被认为具有真理性的“话语”,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被某种制度支撑组织起来的陈述群”所形成的。如果这些“话语”是完全中立的,所有利益集团都接受它,那么这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反之则有害。^[31]显然,近20年来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已经完全动摇了人们对利益格局铁板一块的认知,这也正是现在理论界论说式微的根本原因。

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则要复杂得多。90年代以来,在80年代中期认识比较统一的知识分子群体,因各自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位势和现实、潜在的利益不同,对社会形势的解读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很多知识精英有受利益支配的政治倾向,也越来越背离应有的理念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本文摘录的研究文献,自然也做了有意识的过滤。笔者进入电视新闻工作、研究领域已近十年,如果“人生经历与学术洞察力”^[32]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那么这种过滤也就不再需要“研究假设”来因文害义了。过滤之后的文献虽然各自的研究框架和视角有所不同,但基本的价值共识基本一致,即站在知识分子独立的立场,为维护社会公正所做的批判研究。“独立并不等于对立,……批判也不意味着政治上(简单地)反对政权的掌控者,更多的时候,学术研究只是提供材料和武器,政府可以利用其做参考,其他的研究者也可以作为参照”。^[33]

在较为一致的价值取向下,上述研究在具体的结论和研究框架上依然存在差异。一方面,确实正如许多研究者提到的那样,电视媒体作为政治制度变迁的一部分,“变迁动力的复杂性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现有的学术想象”^[34],而决非仅仅是市场推动一种,否则无法解释一些关键人物在某些栏目中的主导作用。同样的复杂性也存在于变迁过程中,“体会特别深刻的一点就是,新闻记者在整个新闻实践活动当中,作为一个主体其实具有非常多面性和复杂性:他可能在这个场景里头呈现出来的是这种面貌,但是换了一种场景,他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面貌”。^[35]而在变迁的结果上,无论是“双重封建化”,还是为未来的理性沟通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前景”,都让我们意识到,一定的视角打开一定的视野,但也可能导致一定的盲区;另一方面,笔者认为,造成具体判读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地新闻业自身变动不居的时代特征,无论是空间上的某种变化的碎片式呈现,还是以时间为参照系的“进二退一”,都决定了在一些研究细节上有“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状况。一个常常发生的事实是,当我们用“新闻从业者”这一集合名词指代那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时,其内部差异也就被模糊以致忽视了。这种内部差异,既存在于不同媒介类别、记者个体在同一时间的横向比较中,也存在于同一媒体类别、记者在不同时间的纵向比较中。

因此,已有研究给本文的启发是,适度的抽象能够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为我们认识变动中的中国传统大众媒体提供了一些基本特征和观察坐标,但这些总体上还是属于对事物的第一层解剖,尚未完全揭示事物本身的丰富与复杂。所以,本文的“认识与评价”,将着力于第二层的观察,即在“认识”上深描电视新闻在近20年来在与社会互动中的变化、动力机制、从业者的心理与行为特征、产生的功能格局,进而为“评价”提供更加有力的依据和完善策略。

为达到上述目标,需要一个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理论分析框架,但既往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框架在这方面不很适用:第一,以上研究虽然各擅专场,但反过来因为囿于各自细分的问题领域而缺乏整体的解释力,同时由于各自的理论工具不同,少了许多在一个共同的范式平台上做“助产术”式对话的机会,使已有的研究不能很好地相互印证、质询,形成完整的认知版图。第二,已有研究所应用的范式,虽然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与学术传统,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各自的理论盲点。造成这些理论盲点的根源,在于长期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二元对立研究范式,比如主体—客体、结构—行动、微观—宏观、个体—整体等。这种长期存在有其基础——因为社会科学不是对社会现象和社会物理运行机制的简单描述,而是对客观现实、主观世界和反应、再现、实践的综合研究,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这种认知范式的弊端随着人们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暴露得愈为明显:结构功能学派往往着眼于宏观,过分强调社会结构对人们行动的决定性影响,例如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框架粗疏,忽略了人的主动性,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行动学派恰恰相反,他们聚焦于微观,常常夸大行动者的能力,失于琐碎、片面。^[36]

反映在已有研究中,例如《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把电视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最终归结于市场经济,但事实上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新闻事业变革的动力依然存在,否则就无法解释以储安平为代表的50年代的新闻改革,对新闻人的心理动因缺少足够关注,使得在对电视体制衍变的动力构成解释上显得单薄,同时也忽略了电视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复杂性。而在《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中,注意到了行动者的主动能力,但仅用“新闻专业主义”作为核心概念解释部分内地新闻人的职业行为不尽全面:从行为心理看,知识分子介入、文人论政传统、个体利益驱动、新闻专业主义等构成了职业行为的多因一果;从行为指向看,转型期新闻人的职业行为,并非仅停留在获得相对独立地位的专业主义诉求,更深层的要求是推动社会权力体系转型。^[37]导致这一研究核心概念统率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过多关注了外来单一文化影响,而忽视了本土宏观环境的综合考虑。

那么,是否有打通以上研究中宏观—微观两极弊端的中层理论,既注意到宏大的社会外部环境,又关注到人物细致的内心世界,从而展现一幅既有风骨写意,又有细节工笔的15年来电视新闻实践变迁图景呢?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场域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