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框架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框架——场域理论

一、场域理论的学科背景

社会学领域场域理论^[38]的提出者P.布尔迪厄,是继福柯之后,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他和英国的A.吉登斯、德国的J.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代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著述在国际学界广受重视。一般认为,场域理论是他的基本理论,在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场域理论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学者的注意。

场域理论之所以成为当下社会学研究范式中一种影响越来越大的元模式,原因在于它对此前长期对立的两种社会学认知基本模式进行了有效的调和。社会学从古典到当代的发展,始终面对“何为社会”这个历久弥新的问题。然而,往往越是基本的问题越难以回答。“何为社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何为个人”这个问题构成互为前提的向度。以迪尔凯姆(又名涂尔干)为代表人物的社会学主义、实证主义社会学派强调社会事实的先在性、普遍性与强制性,对心理学的个人主义还原论嗤之以鼻。在他看来,“为了理解社会对自身和其周围世界的表象方式,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社会的性质,而不是个人的性质”。^[39]

人文主义社会学则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社会现象冷眼旁观式的研究,主张把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性作为根本问题对待,认为社会行动的本质是行动者在意义上的关联性。所以马克思·韦伯将社会学定义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40]既然关注社会行动者的意义和主观性,那么,从个体出发、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似乎势在必然。

虽然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在认识社会或社会与个人关系的问题上持不同的见解,但二者的共性是都假定存在一种认识论原则——或社会“大于”个人,或个人先于社会,然后从此原则出发认识一切社会现象。这一认识论原则又来自于同一个哲学基础——西方文化中长期存在的理性主义,尤其是科学与社会二元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基于主客二元立场发展出一种侧重经验分析——逻辑推理的理路,目标在于获取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和支配。尽管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常变常新,但从给定的认识论图式出发,其弊病是将丰富的社会生活要么凝固化,要么碎片化。具体说来,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客观、冷静、科学的研究方式俨然将人与社会相隔离、对峙,追求理性的考察和描述,将研究者视为纯粹的旁观者,不可能有真正的与研究对象的语言和意义沟通。而韦伯虽然关照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向和价值关联,但他所奉行的价值中立原则又使其止步于理想类型的分析,社会成员之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情感沟通、思想交流、意义共鸣等被排除在自身视野之外。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纷纷承继理性主义的衣钵,这种状况从古典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

直到后现代社会学的兴起,上述范式才逐渐得到修正并发生转向,而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正是朝向扭转这一范式努力的重要成果。布尔迪厄戳穿了社会空泛的本质,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41]例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经济场域都遵循它们各自特有的逻辑。布尔迪厄不仅以场域概念置换社会的概念,而且以惯习、位置、资本、策略等概念相对应使用之,使传统社会学中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紧张对立趋向于调和。^[42]

二、场域理论的基本内容

场域理论是一个让初接触者难以理解的理论体系,它之所以难以理解,首先在于它挑战了人们惯常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比如对“惯习”这一概念的定义;其次,它就像一口开口最为简单但却可以无限下探的深井,通过“场域”“惯习”“资本”三个相互支撑的核心概念,让每一个接近井口的人都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深度上摸到水,也正是因为这种简单却有力的分析框架,使接受者免受许多条条框框的制约,有了不断进取的广阔空间,成就了它作为一种认知元模式的魅力。

1.“场域”

场域理论的第一个核心概念。“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43]从关系的角度出发,是理解场域理论的第一步,布尔迪厄认为,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又相互联系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场域,因此场域就成为分析社会的基本单位。换句话说,“场域”概念的魅力在于运用者可以随时接用它来分析任何一个场景——即便是几个偶遇的人在坐火车时通过交谈建立的短暂关系网络。

那么,这些场域是如何形成的呢?布尔迪厄将其比喻为一个“游戏”:“一个场域不是死的结构,不是空的场所,而是游戏空间,那些相信并追求其所能提供奖励的个体参加了这种游戏”。参与其中的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共同形成了场域,即进入这个场域的人知道“游戏”公开的规则,希望从游戏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一旦进入“游戏”,首先在内部必然充满了竞争,这时不同的人就会寻找、利用各自的“资本”,主动和被动地展开行动——“惯习”,以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某一种或几种“资本”。因此,场域内部充满了争斗,并可能因争斗形成各自逻辑的子场域。

2.“资本”

场域理论的第二个核心概念。在布尔迪厄看来,资本是累积性的劳动,以物化的或肉身化的形式存在,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的小团体占有,这种劳动(资本)使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这个定义比较晦涩,但实际上并不难理解。每个场域、个人都有着特定的资本,布尔迪厄将之主要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

布尔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就是当代主流经济学中所研究的那种资本类型,比如货币,比如财物或产权,可以立即并直接地转换成货币形式。

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社会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他认为文化资本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实际上是一种信息资本,但其具体的存在形式则有三种: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身体化的状态体现在行动者精神和身体持久的性情倾向之中,比如文化、修养、技能等必须通过身体发生联系;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比如书籍、绘画,虽然是物质化的,但作为一种“符号性”消费,也需要身体性的文化资本去懂得欣赏、使用它;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表现为某些制度的认可或规定,例如学历、证书、荣誉等。

关于社会资本,布尔迪厄认为,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的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它既包括实际存在的资源,又包括潜在的资源”。他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政治资本。

象征资本是一种被“承认”或“误认”的经济或政治、文化资本,其往往被合法地认可成一种“信誉”,“在通常情况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信誉’能够保证‘经济’利润的实现”。换言之,象征资本是一种暗含了使物或人神圣化能力的“神化”资本,并从中体现价值与获得利润。四种资本可以相互转化,但经济资本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化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但后者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就不一定能够成功。

为说明资本概念的含义,这里举一个笔者理解的例子。一名记者,为了进入电视新闻场域证明自己很优秀,首先必须拥有“文化资本”——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比如与体力相结合的摄像、写作技能;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比如对绘画、音乐的天赋,能够较一般记者更敏感地发现好的声像素材;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比如研究生的学历证书。而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他或许还需要“社会资本”——他父亲的老同学恰好是电视台主管人事的处长。而如果他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也许只有运用“经济资本”——金钱贿赂来实现进入新闻场域的目标。在进入新闻场域之后,他首先得到的是新闻场域提供的“经济资本”——工资和奖金。此时,如果他产生了有更大的抱负,还想成为一名时政新闻的“大腕”记者——一种“象征资本”,他就需要不断地与政治场域发生联系,以获得政治场域提供的“社会资本”。在他付诸行动之后,他发现政治场域只对有官衔的记者才青眼有加,那么他必须调整自己在新闻场域的行动策略,取得台领导的好感,得到提拔获得社会资本里的“政治资本”,而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他感到分外压抑,感觉还不如成为一名洁身自好、见解独到的记者,靠自身的知识实力来获取名誉,那么他就需要结交一些出色的学者,和“知识场域”发生关系,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资本”。很不幸,几年之后他发现获得的知识不能通过新闻审查,心灰意冷之后,他最终决定还不如多赚点钱算了——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于是他就多发稿——不管是好稿还是烂稿。

和个人一样,每个场域也需要自己独特的资本和信奉的逻辑参与社会交换,比如,学术场域是真理,艺术场域是美,新闻场域是信息的真实和态度的客观。它们通过这些独特的资本与社会交换,最终获得经济资本,或者是其他某种想要的资本。因此,一旦一个场域在其他场域的入侵下丧失了自身逻辑,就无法生产自己的特定资本完成交换,最终会由衰落直至崩溃。所以,每个场域能够健康存在的基础就是最大程度地保持自身逻辑。例如布尔迪厄批评的法国学术场域遭受电视场域的入侵,产生了“快思手”式的电视学术明星,破坏了学术场域的自有评价体系。

3.“惯习”

当然,不是每一个新入行的记者都会像上面例子中的那名记者有相同的资本偏好和行动选择,这就涉及了场域理论的第三个核心概念——惯习。

惯习“(就是)生成策略的原则,这种原则能使行动者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景……(就是)各种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44]

换而言之,惯习是在长期遭遇特定的社会条件并受其熏陶训练下,和外部限制和可能性越来越多内在化的情况下发展成的一套可能是独特的性情系统(Disposition)。但这套性情系统可能包含先天遗传因素形成的个人性格特质,也可能包括后天的家庭教育、学习经历带来的影响,它并非一直不变,还有可能会随着进入各种场域对资本的不同偏好发生程度不同的改变。因此,历史性和可塑性是这些性情系统的特征。惯习是个体在实践中形成的,反之这种惯习又作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布尔迪厄一再强调惯习不是单纯地指行动者的个性而是一定场域中的主观构成物。这种构成物存在于个体中,而又独立于个体,类似于荣格的“集体潜意识”,并作为一种客观力量作用于个体,所以,这个形式上主观的东西又包含了客观的内容。

正是场域与惯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成就了场域理论对传统社会学的超越。在传统社会学中,结构和个体是对立的两极,客观与主观也同样是对立的两极,这两对范畴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结构被客观化,个体被主观化。而在场域理论中,场域是结构的,但又不完全是客观的,其中包含主观的部分;惯习是个体的,但又不完全是主观的,其中又有客观的渗入。客观与主观共同存在于场域中,又共同存在于惯习中。这样,它们在场域中融合又在惯习中被融合。反过来看,场域具有客观性,惯习也具有客观性,正是客观性将场域和惯习统一起来,即把结构和个体统一起来,场域和惯习又都具有主观的一面,主观性也和客观性一样将场域和惯习即结构与个体联系在一起。更进一步讲,在布而迪厄的理论中,场域跟惯习两个概念是不可分的,“场域、惯习等概念的定义只能在理论体系中寻找而不能孤立地理解”,“概念的真实是它们间关系的真实,它们的意义存在于关系系统之中”。场域与惯习的这种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关系,使结构与个体、客观与主观这些传统的具有对立色彩的概念更加接近,更加减少了它们间的对立性。^[45]

而场域与资本、惯习三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布尔迪厄继续了把场域作为“一场游戏”的比喻,而把惯习和资本比作游戏中的王牌。惯习和资本为场域中的参加者规定了可能的本质属性,这些王牌决定了游戏的形式和结果。因此,只有当把场域、惯习、资本三个概念互相依靠,将其联系在一起时才有意义,各个概念无法单独存在。即参与某个场域的人首先承认有这样一个游戏存在,但这个游戏的边界可能由于每个人惯习的不同而被设定了不同的边界和关键资本,所以,场域可被视为不定项选择的、缺乏明确界限的关系空间,它为其中的社会成员标出了待选项目,但没有给定最终选项,个人可进行竞争策略的多种搭配选择,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一方面可以体现出选择者的意志,即个体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可体现出选择的框架要求和限制。

最后,如果对场域理论做一简单概括的话,布尔迪厄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分析理路是:场域是行动者的行动空间和关系存在;场域形塑行动者的惯习,场域又是具有惯习的场域;资本是构成场域的资源,特定场域里充斥特定的资本;实践是行动者的主动性活动,实践又把惯习、资本和场域等联结在一起。场域是布尔迪厄理论建构的基点,惯习与资本充实并构建着场域,实践则使场域不断地运动。对一个人在某一场域日常言行最基本的逻辑解释就是:

惯习/资本+场域=行动者的日常言行

因此,布尔迪厄认为,分析一个场域要涉及三个必不可少并、内在关联的环节:第一,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第二,必须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第三,要分析行动者的惯习,亦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

三、场域理论作为本问题研究框架的适当性

之所以选择场域理论来作为本问题的研究框架,原因首先在于布尔迪厄对场域理论“建构者的结构主义”(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ism)的思辨态度,这一概念中的前半部分强调了场域理论的主观取向,即行动者对于社会和文化现象不是无动于衷、无能为力的,而是以具体的思想、行动和能力,参与了建构过程,在这里场域理论超越了结构主义;这一概念的后半部分强调了其理论的客观取向,即个体在社会活动中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客观的、既定的、外在的超个体因素的制约的,在这里布尔迪厄超越了现象学。这种集中于“关系”的视角,兼顾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研究,重视场域与惯习之间相互塑造而形成的变动性,尤其适用于各种隐规则、潜规则盛行的中国礼俗社会,对当下中国新闻场域因为价值体系多元导致的细微演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也与笔者在工作中观察到的新闻实践中或进或退、或左或右的复杂现象相吻合。

其次,笔者更愿意选择“新闻学社会学化”的研究态度,以适合它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社会特点,太多的“应该如何”的道德宣誓,简单化了事物多维度的考察视角,高估了人的自控能力,忽视了不同社会角色、分工过程中遭遇的现实困境,丧失了“同情的理解”做制度改良、安排的基础,最终越来越高调的“批判”,让批判者自身都变得可疑,更遑论安慰人心了。而作为一种社会学的认知元模式,场域理论只是一个社会学上的研究大纲,没有做过多的理论预设,需要从经验研究中描述场的形成历史与行为规则,给余下的研究留下了宽阔的空间:可以避免从理论出发到现实中寻找证据的教条式研究,有利于不同的研究者或繁或简,从中国的特殊经验中发现中国媒介场的独特规则。其对资本概念的应用,有助于研究对象的客观化,是对媒介场中存在众多的“符号性”神话,比如客观性、第四权力、舆论监督和宣传口号的一个祛魅过程;其对惯习概念的应用,不仅可以描述个人在场域内由于不同的惯习、占位、资本和策略如何行动,还可以描述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对于媒介场域制造“符号暴力”能力的争夺,从而勾画权力场、经济场、文化场与媒介场的复杂关系;布尔迪厄对于场域内部存在“争斗”的发现,对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个体价值观念在电视新闻生产内部的冲撞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启发:通常我们所说的电视新闻界内部,一个统一的新闻价值标准体系是否真的存在?是否存在价值、行为取向不同的“小圈子”?“电视新闻人”是否是一个掩盖了太多个体差异的集合名词?

最后,场域理论最吸引笔者的是它倡导的建立在“反思性”基础上的认识论——“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即理性是一种历史的产物。简单说,即“理性的思考”既受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所制约,同时又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前进。^[46]布尔迪厄对德里达倡导的后现代“解构”所体现的虚无相对主义进行了这样的批驳:如果解构哲学自我解构,就会发现它实施的可能性是有历史前提的,即它所应用的各种真理标准和理性对话标准本身也根植于当下知识世界的社会结构之中。由此,对理性的认知,就超越了虚无相对主义,和由哈贝马斯捍卫的“现代主义”理性主义中所蕴含的唯科学主义绝对论之间的对立^[47],这些至少是在目前消除了笔者长期以来对“理性”认知能力的一系列困惑。

四、应用场域理论分析本问题的研究理路

如何认识与评价十余年来的电视新闻实践角色与功能,实际包含了“描述”与“判断”两个层面:

1.“描述”层面

新闻场域与其他场域相比有其特殊性:新闻场域的“中介”角色——作为连接其他场域的中介场域,它被授予独特的权力以进入并探察其他场域,然后与公众分享其发现——允许它能动地影响遍布当代社会的权力关系;在维持社会统治的合法性由“武力暴力”发展为依赖“符号暴力”阶段,新闻场域作为“符号”产品的生产者,必然会受到其他场域的入侵和利用。新闻场域在权力的场域中的“暧昧位置”,决定了在进行电视新闻场域构型时要关注到其他场域资本的侵入以及电视新闻场域利用特殊身份对其他场域资本的利用。

所以,要认识电视新闻实践,必须首先确定最为影响电视新闻场域的其他几个场域以及相互位置关系,其中的要旨是明确其他场域与电视新闻场域发生交换的关键资本是什么;其次,这些关键资本在进入电视新闻场域是如何被不同惯习的从业者利用的,它们是否以及怎样改变了新闻场域的自有逻辑;最后,具有不同惯习、不同占位的从业者在电视新闻场域的关系束中是如何选择自己的特殊资本的,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原有的惯习是如何被进一步形塑的,这种形塑结果对最终新闻产品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哪些场域与电视新闻场域发生了怎样的资本交换,交换的影响是如何经从业者的惯习和资本偏好进一步传递到新闻生产中去的。在这一过程中从业者的职业心态是怎样的,这些职业心态生成了电视新闻场域十几年来怎样的新闻生产价值体系。这两个基本面成为“描绘”层面的操作性问题。

2.“判断”层面

作为从业者惯习被形塑的结果,电视新闻的价值体系最终体现为新闻产品,那么,这些产品为社会提供了怎样的效用?一般来说,新闻媒体被认为肩负告知、宣传、监督、娱乐、教育、服务、沟通等功能,因此,对电视新闻的评价可以把以上功能的完成情况作为一个考量体系,放在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进行评判。而这个考量体系的价值向度,需要秉持独立的学术视角,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点上做深入思考,其间需要涉及多学科的综合知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