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以来电视新闻场域的现实构型

第二节　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场域的现实构型

在勾勒了90年代政治、经济、观众、思想场域的内在变化后,本节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以上关联场域的变化对电视新闻场域产生了怎样的实质性影响。场域理论认为,资本作为一种排他性资源,不同类型、不同数量的资本分布结构,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和权力结构。场域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发生争夺的原因,是因为资本既是该场域历史积累的结果,也是其他外部场域力图侵入时的即时结果,于是各种资本在场域中不是平均分配的,这直接导致了该场域与其关联场域之间现实构型的变化。这使我们有必要检视,90年代以后电视新闻关联场域的变化,对电视新闻场域构型的影响与此前有何不同。

一、90年代前的电视新闻场域现实构型

1.1958～1979年前

在中国电视诞生的1958年至1979年间的21年时间里,电视媒体所需经费完全由政府财政拨款,也不需要经济核算。因此,电视新闻场域与经济场域无关;截至1978年,中国各省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台,电视机的数量因此在1979年猛增至485万台,但即使以每台电视10名观众计算,观众比例在全国10亿人口中还不到5%,远没有像今天这样阶层分布广泛。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家庭能独立拥有电视机是一种政治地位的象征,实际上就是政治场域内的权力一部分;思想场域虽然在此期间一直存在,但在“反右”“文革”的浩劫之下,一直以地下隐秘的小规模状态存在,对电视新闻场域的实际影响几乎为零。而在这一21年里,中国经历了多次巨大的政治权力和利益更替,政治场域一直强化社会控制力,因此,政治场域基本成为涵盖一切社会生活的元场域。此时的电视新闻场域构型如下图所示:

1979年前的电视新闻场域构

2.1979～1992年前

到了1983年3月,“广开财源、提高经济效益”在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成为电视改革的基本方针。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在批转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中提出:“节约开支,提高经济效益,并开辟财源,以补充国家拨款的不足。”这时,经济场域才开始于电视新闻场域有了初步的资本交换,并在此后的近十年里逐渐增加;1987年,中国电视机拥有量达1.2亿台,电视观众已经达到6亿,占全国总人口56%,观众场域才成为日渐独立的场域;80年代各种社会思潮在经历了此前长期禁锢之后,如同决堤之水潮流涌动,思想场域开始独自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并产生重大现实影响。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治场域在许多领域开始了不同程度的退出,电视新闻场域也开始孕育自主意识。此时的电视新闻场域构型如下图所示:

20世纪80年代电视新闻场域构型

二、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场域的现实构型

在邓小平视察南方后的三个月,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明确要求第三产业机构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明确提出:国家今后对电视台在内的大多数事业单位,将逐年减少拨款的1/3,三年后这些单位完全实现自收自支。这意味着电视事业完全被推向市场,国家财政终于在政策上也彻底甩掉了这个重装备、高投入的“大包袱”,经济资本对于电视媒体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一系列变化由此而生。

比如,为了迎合观众收视市场上的“大数法则”,一些品质低俗的节目会受经济驱动批量出现,政治场域必须承担起处罚破坏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一些以往被政治场域掩盖的历史会成为观众的收视热点,这些对历史、权力进行重新认识、评价、反思的节目制作,既需要借助思想场域输入的文化资本,也满足了思想场域希望借助电视媒体影响现实的动机。但这种相互需要的“交换默契”,无疑会与政治场域的文化资本形成冲撞而遭到整饬,节目由于这种原因被“枪毙”,已经成为电视新闻场域内部见怪不怪的常态。

事实上,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后,政治场域对思想场域介入电视新闻场域可能发生失控后果的警惕性就一直未曾放松。在笔者所旁听的一次电视媒体内部座谈会上,被邀请到会的宣传部门某负责人,发言“我们给了你们(电视媒体)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体制,保证你们在市场上不会出现真正的对手”,而一些电视台还跟着学者“起哄公共电视”的行为就变得“非常愚蠢”,因为“这背后的企图非常明显”。所以,在中央电视台每周一上午召开的内部通气会上,有两件事情不可缺少:一是通令各栏目近期上级的宣传口径,比如2007年某日要求回避“文革”“反右”的“反思”,要以“过去的口径”为准;二是通报全台上周的各个频道在全国收视市场中的市场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并同时与去年同期、上上周、去年全年平均收视率进行对比。电视台就这样夹在政治、经济两大场域中小心翼翼地谋求自身场域的生存。

因此,即使有观众场域、经济场域的经济回报,和电视新闻场域内部一些从业者的职业追求,思想场域对新闻场域的资本输入变得困难、隐晦。间或有“漏网之鱼”,又因为“中国人在长期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表达和领会方式,只有具有一定阅历的人才明白那些含混其词的说法、那些缺乏主语的句子、那些故意张冠李戴的称呼是什么意思。他们的言论尽管可能包含真知灼见,但往往言不由衷、曲里拐弯、留有余地”^[18],而现在观众一般在7秒钟内就会作出判断,是坚持看下去还是换一个台,在南方沿海发达地区,观众的选择时间只有4.5秒。而青少年选择电视节目时间更短,有的孩子会在最快的时间里把所有的台搜索一遍,平均每个台的停留时间不足一秒。^[19]两厢夹击,与思想场域发生资本交互类节目的收视惨淡可想而知。

更为不利的是,因为90年代思想场域内部产生的裂痕,一方面降低了其对观众的吸引合力,另一方面使其更愿意选择网络或是一些拥有较高文化素质读者的报纸、期刊作为争鸣的平台,而线性播出、无法掌控剪辑的电视新闻场域,成为思想场域最困难、也最不满意介入的大众传播场域。所以,思想场域与电视新闻场域的资本交换,已越来越呈现出式微的景象,“弱智的中国电视”也就成为了一种解读。最终,90年代电视新闻场域的外部构型如下图所示:

90年代的电视新闻场域构型

三、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场域构型的潜在影响

这一空间关系对电视新闻场域的内部产生了怎样的潜在影响呢?场域理论认为,在这一关系空间里,空间外部各自独立的不同场域相互关联,各自发挥着不同的效用,空间内部的行动者也在各自资本偏好的驱动下,相互争夺有利于自己的位置和利益,并试图改变或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换而言之,场域不仅具有一般性的空间结构形式,更是一个冲突和争斗的空间,这些争斗维持或变更着场域中各种力量的构成,改变各种资本形式的分离、聚合,形成了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隔阂和不对称关系,最终决定了某个场域的内部结构——子场域的出现、构成和争斗。

在外部场域的资本交换和内部行动者性情差别的共同作用下,电视新闻场域内部事实上存在许多“小部落”,这些小部落内部有着自己认可的价值体系。例如,在众多的电视新闻栏目之间,存在着即使是普通观众也能感知到的明显差异:《新闻联播》的政治意味最强,以致观众会认为它是政府向公众传达指示的一个机构,而电视台和记者都变得似乎并不存在,以致观众想不起这个栏目有哪个产生印象的记者;而在一些“民生新闻”的栏目里,观众有会很清晰地感受到电视台对收视率的渴望和记者个性的存在。显然,这两类栏目在各自内部判断新闻价值的标准并不相同。而在屏幕背后,围绕着一些节目的制作、播出与否,在一线的制作者、中层的管理者和高层的决策者之间,又常存在着以“政治敏感”为红线的不同判断:一屡获高层领导关注的著名栏目内,策划人员三次向上报题,拟以“宪政”为主题制作系列节目,虽在与栏目领导沟通后终获通过,但最后还是被中心领导以“太过敏感”为由否决。

因此,无论是在不同新闻栏目之间,还是在同一个栏目内部,都存在着“小部落”的子场域存在。而这些子场域的内部,具体是按照怎样的规则运行,和哪些场域发生资本交换,内部人员千差万别的性情系统是怎样影响选题的选择和节目制作的,最终生成的节目又具有怎样的功能特征,成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我国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实践的深层视角。

比如,当决策者枪毙掉一个选题或节目时,以往许多研究对其“代理人”的角色定位,是否存在因“脸谱化”而带来的“简单化”缺陷,毕竟一些90年代初锐意进取的电视新闻改革者,在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后已经成为决策者中的一员,这是否会对一线节目的生产带来某些潜在的变化。因为,即使是在政治场域内部,也存在着因为政见不合或是权力斗争带来的“小集团”,可见,无论是在一线节目制作者、管理者、决策者之间,还是在每一层级的内部,都存在着各种差异的“子场域”,它们成为对电视新闻节目生产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因素。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场域是一个没有创造者的游戏,比任何人可能设计出来的游戏都更加变动不居、复杂难测”。^[20]以下,笔者尝试对电视新闻场域内部的情形择其大端而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