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时空》到《新闻调查》

第三节　从《东方时空》到《新闻调查》——电视新闻子场域的出现

电视新闻子场域出现的最主要原因,来自于90年代经济、观众、思想场域从政治场域逐渐分离后形成的资本输入多样化,这使得电视新闻场域内部的行动者有了资本选择多样化的可能,最终凭借自成体系的资本循环形成了各子场域。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

场域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场域的形成,都要将其历史性作为考察的重要维度。目前业界、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以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的开播为标志,中国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的序幕被拉开。而关于新闻生产的控制因素,媒介社会学领域已经有过许多研究,例如认为新闻生产依赖于将新闻专业理念内化为编辑部内部日常运作的常规行为,而外部的媒介控制力量则往往来自政府、大企业等相关组织;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之间的权力关系;或者媒介的意识形态控制。笔者认为,不论从何种理论框架入手,追索何种因素介入,最终都汇聚于新闻机构内部的行动者,他们应当是研究的焦点。正如相似的判断也认为,“要研究一种制度的特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研究制度创立者的精神世界,同样,要观察制度改革的情况并预测其成效,需要剖析主导改革者的内心世界”。^[21]因此,笔者以《东方时空》为研究个案,通过“事件—过程”分析策略,引入内部行动者不同的性情系统和由此产生的惯习,来解释电视新闻场域子场域出现的内部动因和历程。

笔者把央视电视新闻场域内部的行动者分为三类:一线的制作者,包括普通记者、编辑、策划和栏目制片人,在行政序列上以科级(含)以下为特征;中层的管理者,主要是各部主任,以处级为特征;高层的决策者,主要是新闻中心主任、主管新闻的台领导,以局级(含)以上为特征。之所以以行政级别作为分类特征,是因为电视台在当下体制规定的“事业单位”,其内部行动者的资本构成仍以政治资本为主,这是电视新闻场域内的关键资本——决定了新闻节目生产的权力等级。而选择“科级”及以下为第一类行动者的标准,是因为自90年代出现的“科级”制片人制,赋予了制片人的用人权和选题的选择权,这意味着制片人成为节目生产的第一线人员和第一道把关人;选择“处级”作为第二类行动者的标准,是因为在现有政治场域的规则下,“处级”是内部信息系统传达的末梢,“秘密”级别的内部文件,以“处级”为传达终点,同时,“处级”也是权力体系中直接面对基层的最后一个环节。比如,每年年初央视内部举行的“一把手”会议,讨论全台运作现状和发展战略,也以“正处级”作为参会人员的标准;选择“局级”及以上作为第三类行动者的标准,是因为他们握有电视台节目修改、播出的最终决定权,同时从这一级别开始,涉及了电视台经营层面的考虑,他们是央视直接面对市场压力者。针对每一类内部行动者,引入场域理论的“惯习/资本+场域=行动者的日常言行”模式,结合外部场域的影响,对他们自身的资本构成和偏好进行分析,在他们的日常言行中寻找电视新闻场域内部的各类惯习,最终解释栏目诞生、运行的缘由。

一、决策者

如果不是90年代初政治场域开始出现的“收与放”变化,当时央视的决策者,即使是台长也无法使《东方时空》面世。1991年,时任台长在90年代初考察过CNN、ABC、CBS之后,虽然大受刺激,“不好意思和外国同行说,我们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电视台居然没有早间节目”,^[22]但是,两次动议之后,都未能实现。及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前后,时任台长从相关座谈会上感知了改革的气息,第三次动议才获得了批准。原因在于,“此前的两次计划是自下而上,而第三次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这一事件表明,正是政治场域的松动,给了电视新闻场域有了分化的现实可能。

经济场域“公”与“私”的变动,也给决策者带来了改革实施所需要的经济资本。市场经济体制的再次上路,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广告市场的丰收,而此前1987年至1990年间回归全额拨款体制,央视的广告增长大幅下降的事实,也使决策者注意到,既要把握时代机会,更要理顺分配机制:电视台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的“公”,必须和电视台内部成员的“私”有效结合,才能抓住市场机会,改变产权虚置后内部动力不足的痼疾。因此,在1990年后申请实行能够多劳多得的“预算包干”体制后,政治场域就不再作为电视新闻场域和经济场域的交换中介出现,而变为电视新闻场域从经济场域直接获得经济资本,《东方时空》则成为这一改变的探路者。决策者给栏目创办者,也就是管理者两项“特殊”政策:经费包干和节目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前者规定“节目制作以及围绕节目制作所需经费,由节目组自行解决。以节目养节目,时间定为一年,经费来源以(5分钟时间)广告收入为途径”,其他再不拨款。

决策者们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所面临的情状是,既然政治场域允许出现一块用于实验的“自留地”,那么小心翼翼地在已划定的界限内,就应当充分利用经济场域的资源,为自身发展提供便利。而对这种界限的把握,又完全依赖于决策者的直觉。比如,开始时《东方时空》创办者心仪的栏目名字是《新太阳60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一寓意,对朝气蓬勃、渴望开创新事业的年轻人而言,虽稍显直白,却有直抒胸臆的快乐。但决策者认为“太阳”一词在中国显然有特殊的“所指”,“新太阳”会让“有心人”产生“难道还有老太阳吗”的联想,出于这样的担忧,《新太阳60分》尽管被身处管理层的创办者一再申辩,但最终还是被决策者要求改为《东方时空》。

这一个案,凸显了电视新闻场域内决策者和管理者、一线制作者惯习的不同。作为新闻媒体的决策者,在他们身上至少同时存在三个身份:政治场域派驻新闻场域的监管代理者,新闻业务的领导者,新闻媒体生存的经营者。对于第一个身份,政治场域与新闻场域的交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电视新闻场域内决策者的代理来实现的,媒体决策者本身就是政治场域的一员,他们对政治场域禁区的揣测能力和敏感程度必须要高于新闻媒体内的管理者和一线制作者,从《新太阳60分》到《东方时空》的变化正说明了这一点;对于第二个身份,决策者又必须遵守新闻作为大众传播的特殊行业规律,并要求电视新闻场域内的中层管理者予以落实,否则不会提出由“新华体”向“中新体”的转换;对于第三个身份,决策者需要时刻思考怎样维持这一庞大新闻机构的经济供给,正如有一同时分管宣传和广告经营的副台长,在年终大会上感慨,“每天一睁眼,就要保证有几千万的广告收入到账,压力真的很大”。

宣传机器、大众媒体、寻利企业,这三个身份在中国当下传统主流媒体同时存在,却又彼此冲突。政治场域代理人的身份,要求这些媒体的决策者必须严格执行下达的宣传纪律,而这些宣传纪律又时常会和自己另外两种身份发生冲突。例如,上面提到的那位同时分管新闻和广告的决策者,抱怨现在媒体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一国家领导人逝世,自己很快在上午得到从中宣部传达的消息,但要求必须在晚上《新闻联播》中才能宣布。而此时他点开网络,发现各大新闻门户网站反映这位领导人生平的专题已是铺天盖地,尽管没有直接点明逝世,但稍具政治敏感的网民已心知肚明。

这样的三难处境,根源在于决策者自身资本构成的潜在逻辑。政治场域赋予的领导级别,使他拥有了显赫的社会资本;媒体的领导者,又必须积累新闻场域经过长期历史形成的、被公众广泛认可的文化资本;媒体通过信息采集、发布获得的经济资本,也依赖于政治场域的恩准。这三种资本冲突的结果,决策者权衡之后获胜的总是社会资本,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决策者的所有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都来自于政治场域授予的社会资本。因此,虽然存在许多研究曾经描述过的内部“讨价还价”,即下属们和决策者对某一新闻报道在政治上是否“安全”会常常发生分歧,但事实上,由于“惯习/资本+场域=行动者的日常言行”逻辑的存在,决定了决策者本人也往往行不由衷,无能为力。

例如,在《东方时空》创立两年后,同样孕育自《东方时空》开创者的《新闻调查》刚刚面世。栏目第二期节目播出后,制片人被时任台长叫到办公室,被开门见山地告知,“昨天晚上有领导同志打电话,说这个节目有问题,并且明确地说中央台做舆论监督的栏目已经够了,《新闻调查》如果继续要做的话,必须做正面报道,否则就不要办了”。而此时栏目手里只有舆论监督节目,“其中有几个选题还是台长亲自布置的,所以受打击最大的应该是台长。看得出他一晚上没有睡好觉,脸色非常难看”。^[23]

不过,在受到当代价值多元冲击下的中国电视新闻场域,即使是在决策层内部的个体中间也受到影响。同样是在《新闻调查》的草创初期,第一个样片《西古县村纪事》在审查过程中,不仅被分管副台长“毙掉”,还“非常生气,对栏目的定位产生强烈质疑”,而制作者多年后依然认为,“审这个片子的不是台长,他当时不在北京。事后我倒是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这个节目是他来审,会是什么结果?我相信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糟”。^[24]这说明,虽然决策者在面临多重身份冲突时,或出于政治场域的“组织”利益,或是出于自己作为领导的个人利益,更可能是二者兼有的考虑,他们在电视新闻场域内的惯习,基本上遵守由政治场域赋予的身份角色行事。但是,这不代表其他两种身份就不会对他们的惯习毫无作用,在不与政治场域发生尖锐矛盾的前提下,有决策者会对电视新闻场域和其他场域的资本交换网开一面,这既是对下属“讨价还价”的让步,也是吸引观众获得经济资本的需要,甚至包括满足部分决策者自己的内心价值体系需要,这为电视新闻场域子场域的多样化提供了存活的直接机会,尽管这种机会是那么的稀缺和脆弱。

在上述复杂心态的支配下,决策者最终实际上采取了“分而治之”的行事策略,来小心维持自身和电视台的资本平衡,即一方面继续严格保证电视新闻场域内与政治场域发生资本交换的主要子场域,比如《新闻联播》;另一方面在电视新闻场域内与政治场域联系不是那么紧密的其他子场域,比如《东方时空》,允许下属的管理者、制作者小心耕作以获得经济资本。但是,对于更加接近新闻生产一线的管理者、制作者,他们同样是有着自己行动规则的独立个体,他们的资本偏好和由此产生的惯习,并非完全像决策者设想的那样循规蹈矩,这给予了电视新闻场域内子场域的进一步分化和割裂的可能。

二、管理者

管理者位于决策者和制作者的中间,正如有政治学研究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处级干部是政治权力体系中直接面对群众的最后一环。在电视新闻场域内部,管理者既要直接为上级承担“守土有责”的政治责任,赢得上级对自己部门“不惹事”的信任,又要极力抚慰下级制作者时常受挫的业务热情,让下属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理解他们价值追求的守护人。于是,管理者成为电视新闻场域内部各种冲突的交汇点,作为这一“夹心”身份的一个表现,就是在他们身上比决策者更多时候同时存在两种语言系统:对上级汇报和公开发言时的公文语言,和与下级私下交流时的民间语言。比如,有一位部主任在看到2007年2月某天《新闻联播》15条消息中,有13条是国家领导人的报道时,也会在下属面前抱怨“《新闻联播》是中宣部主办的,我们只是承办”。

《东方时空》的开创者显然不会受到《新闻联播》这样严格的政治场域资本输入,在接受决策者从早间时段获得经济资本实验的任务时,就比一般的管理者多了一项任务——对经济资本的需求,这使他必须把此前一直完全处在政治场域内的电视新闻场域,向观众场域不断靠近。原因在于,此时国人还未有过在早间收看电视的习惯,而决策者给他的所有“经费”——就是这一时段内的5分钟广告时间。这样的现实,不管是谁成为《东方时空》的开创者,都会追求节目的收视效果必须是“一打开电视机,观众所能够看到的节目是足够新鲜的。我们要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把观众从懵懵懂懂的半睡眠状态中唤醒并使其迅速兴奋起来”。换而言之,《东方时空》的创办者,把电视新闻场域子场域的出现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决策者要求得到经济资本的指令必然转化为电视新闻场域对观众场域的尊重,这也正是中国电视向大众传媒本质回归的物质动因。

而此时观众场域的变化,正如此前所分析的那样,正在经历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新的社会阶层分化已经初具雏形,不同的阶层身份^[25],决定了观众作为个体时不同的收视需求。第一,社会精英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视动机并不是娱乐,因为他们不需要电视这种“穷人”的娱乐工具获得满足,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其他阶层关注的焦点,同时他们也需要电视媒体对自己身份的确认,把自己握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通过对大众的示范效应转化为象征资本;第二,社会中间阶层,以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比较富足的个体工商业者为主体,总的说来他们不需要解决太多物质和现实生活问题,但对带有一定文化品位的互动型节目有收视需要,以满足交流和对生活的想象;第三,社会底层,以社会和经济地位不断边缘化的工人、处于困境的农民为主体,他们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需要宣泄和媒介呼吁,而电视作为他们的主要信息获得工具,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那么,这样的观众场域对《东方时空》的栏目设置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布尔迪厄在场域理论中指出,尽管现代社会中的不同场域具有相对独立的自足性和竞争规则,但不同的场域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参照的同型性,这种对应关系同样存在于文化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笔者发现,这种对位关系在《东方时空》设置的子栏目和观众场域的分化相当一致:《东方之子》反映的是社会精英的成功经历和价值体系;《生活空间》满足的是社会中间阶层对生活了解、理解的文化需要;《焦点时刻》作为《焦点访谈》的雏形,主动承担起弱势阶层利益守护的监督角色,最为社会底层拥护,也就有了后来的“移师晚间”;而引领一时潮流的《东方时空金曲榜》,与其他栏目风格不统一固然是后来被取消的原因,但缺乏明确的同型对位也是它被取消时少遇阻碍的深层原因。因此,与其用开创了“平民化”叙事风格作为《东方时空》的历史标签,不如说它比此前任何栏目都注重考虑观众分化后的接受心理更为准确,这也保证了《东方时空》能够获得成功并非偶然。

节目内容和观众分层后精准的对位关系,催生了此后《东方时空》广告收入剧增的神话:开播的一年时间里,不断提价的结果是单位时间广告价格增长了十多倍,到了2003年,《东方时空》的广告收入已经稳定在每年两个亿。

经济资本的迅猛流入,实现了在这个刚刚开始分化的电视新闻场域内形成新的资本交换:“一是领导、观众以及其他媒体对于栏目的评论和关注,还有收视率的提高;另一个就是广告价格的节节上浮,二者交叉互动上扬。”^[26]这时的《东方时空》,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资本交换机制:

《东方时空》的资本交换机制

当然,《东方时空》不可能完全拒绝政治场域的资本注入,但和以往的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节目相比,无疑是超脱了一些。因此,一个有着自己资本交换特征的电视新闻子场域开始出现,《东方时空》发出了电视新闻场域内部分化的先声。而《东方时空》在社会影响和经济上的成功互动,继续鼓舞了决策者继续这项实验的信心。决策者注意到,在栏目的板块中,以社会弱势阶层为收视对象的《焦点时刻》,其最受欢迎的程度表明它的经济潜力还远未挖尽。于是,一年之后《焦点时刻》移师晚间——《焦点访谈》自此登上了中国电视荧屏。

作为节目定位的执行者,《焦点访谈》的管理者心情颇为忐忑。一方面,他们深知《焦点访谈》所反映内容与意识形态的潜在冲突,另一方面又在经济资本和团队价值偏好的双重诱惑下跃跃欲试。如何玩好这个“跷跷板”,在电视台内部的三级行动者中,管理者所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管理者在自己的“备忘录”中记下了深思熟虑的结果:在“报道主体”,依然坚持选择“热点问题、热点人物、社会事件、社会问题”,“不回避矛盾与问题”,以吻合庞大弱势阶层的收视渴望;在更为敏感的报道态度上,“不以反对派、在野党之身份或持不同政见者之目光来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采访事件、制作节目,更不能‘过把瘾就死’”。^[27]

对于管理者的心态和由此而生的惯习,很难得到对方提供的直接的答案,但“更不能‘过把瘾就死’”的表述,多少为窥探管理者的矛盾心态提供了一孔之便。可以看出,不以沿袭已久的状态出现,是“过瘾”的;但“过把瘾就死”,说明管理者很了解现有体制的杀伤力和违规的后果;“更不能‘过把瘾就死’”,则表明了管理者最终的现实选择,这一选择背后的心态,用“中层干部的两面性”来概括虽然不尽全面和公允,但这种心态多少为此后的栏目设置、走向埋下了伏笔:“中层干部的两面性”心态,催生了此后被认为初具“公共领域”雏形的《实话实说》,和更加独立思想的《新闻调查》栏目的出现,也决定了后两者在题材上的日渐乏力而趋于暗淡。因为,“中层干部”的惯习,归根结底还是与政治场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干部”资本构成逻辑相一致。

三、制作者

“……我丢掉了很多东西,连同稳定的工作和户口,现在我的枕头下面除了一堆获奖证书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我来到这里是要寻找几样最昂贵、最值钱的东西:正义、尊严、公理和未来……”这是在《东方时空》的诞生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内部杂志《空谈》上的一段话。“2003年初,时任新闻中心主任在一次会议上重复这些话时,在场的很多人为之感动,其中包括我本人”。^[28]但是,也许很多人心中不仅仅是感动,因为十年以来的付出和回报,让他们心中会有更多复杂的情感。

1992年,中央电视台有频道三个,节目播出量几十个小时,当时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央视确定的编制为2098个,而且已经满编。到1993年《东方时空》创立之初,台里能够提供的只有几个人的编制,这与一小时的节目制作人力相差甚远。此后,就有了广为人知的公开招聘,和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名词诞生——“新闻民工”。到2003年5月,这个编制外用工队伍仅央视已达7142人,“中心聘用”“部门聘用”“小组聘用”,各种名目不一而足,甚至还有大量没履行任何聘用手续的“计件工”,干一天算一天。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记者证,没有任何福利、住房和医疗保障,甚至没有像正式工那样径直走进央视的权利,也无法与事业体制的电视台签订合同,各项权利始终游走在暧昧的灰色地带。当时支撑这些绝大部分20多岁、风化正茂的年轻人的动力,“是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理想有一个有份量的交待”,“理想主义”,是他们安慰内心的镇定剂。

每一代人都会被时代打下烙印。这些投奔电视界“延安”的人,以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为主体,和此后时代的年轻人不同,他们的大学是在中西方思想激烈交汇、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的80年代完成的,既没有七八十年代生人在思想形成过程中遭遇的人为断裂,也没有就业、学英语、计算机、考研等校园压力,既深受革命浪漫主义熏陶,又身受西方思潮冲击。“平等、公正、前卫、求实”的部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思想的底色,抛弃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到这里来寻找正义、尊严、公理和未来”的心声,则说明在这些人对待自己资本构成的态度:文化资本的分量要大于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分量,这是制作者和决策者、管理者的根本区别。当然,这并不说明制作者的境界就比决策者和管理者先天纯粹,而是因为在未被政治场域收编之前,制作者的资本构成相对简单,偏好也更容易保持一贯的立场,否则把他们“圣洁化”和“污名化”都是不合实际的想象。因此,政治场域在电视新闻场域内部触角的深浅,决定了其中行动者资本偏好的结构性差异,这也是中国媒体内部存在制作者和把关者“讨价还价”现象的根本原因。

制作者的资本偏好,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站稳脚跟之后有了满足的机会。这些制作者第一次自下而上地提出开办一个新栏目——《实话实说》,这个后来差点因为被指称为“自由论坛”而夭折的栏目,表明制作者把节目从政治场域向思想场域的推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最终使电视新闻子场域与思想场域发生联系的栏目,是1996年5月17日面世的《新闻调查》。在成立之初,曾任《河殇》编导的夏骏很快接任制片人,随后邀请后来担任《南方周末》执行主编的钱刚加盟策划。而后者“我梦想中的新闻应该是独立的,它独立地承担这个社会的责任,独立承担对公民的义务,它不为权力左右,也不为金钱左右”。^[29]栏目的加盟者,“很多人是80年代中国改革中间出现的怀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30]他们身上惯习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与自己的收入相比,更加看重片子的“专业价值”和“社会意义”。共同的资本偏好,使钱刚的新闻观很容易在这个团队中产生共鸣,其间的一个细节是,多年以后在《新闻调查》成名的王志,在回忆当时评论部副主任袁正明派车接送钱刚开策划会的往事时哭道,“老袁你说,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接送”^[31]。而一个栏目、部门的组织文化,大多是在成立初期就被决定并且延续下来的,《新闻调查》也是这样。知识分子气质,自《新闻调查》草创初期就扎下根来,并且一直维系着栏目和思想场域的资本交换,走过了此后的十年。

《新闻调查》与关联场域的资本交换机制示意图

《新闻调查》与思想场域的资本交换,在栏目成立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包括通过熟人推荐、公开招聘等形式不断遴选优秀的同道补充新鲜血液,延聘专家、邀请思想界精英讲座继续汲取营养,与《南方周末》、《冰点周刊》(《中国青年报》)、《财经》等志趣相似的媒体相互呼应,形成中国新闻场域内部的一个有着以专业主义理念为职业操守、以济世情怀为基调的子场域。这样的状况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并非孤例,在其他如政治学、法学这些社会转型期容易发生裂变的场域内也同样存在,分裂逻辑也大同小异。比如有研究者注意到新闻圈和法律圈在内部都存在分化的职业圈,并指出,在新闻圈内部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为模式、职业伦理、管理方式差异甚大,而因为这种分化,对新闻的评价标准也有两类。“那些评上官办新闻大奖的作品,被有关部门表扬的新闻记者,多数公众并不认可,在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新闻从业人员里面,也没有什么影响”^[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