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会议新闻及其改革

论会议新闻及其改革

美国新闻学教授威廉·梅茨写道：“有人挖苦说，每逢三个美国人聚到一起，他们就会选出一位总统、一位副总统和一位财政部长。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是一个集体的成员，而每个集体都要举行会议的。”

会议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人们相互沟通信息、达成协议、讨论问题的重要形式。作为新闻媒介，势必对会议有所反映。打开当今中外报纸，差不多每天都有会议新闻。

近年来，我国新闻界对新闻改革的呼声日甚，在这里，我想就会议新闻及其改革问题作一点探讨。

会议新闻的地位及其特性

会议，是有组织有领导地商量事情的集会，古已有之。而今，随着民主趋势和信息传播的需求，会议渗透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以至于成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必不可少的形式之一。

有会议然后才有会议新闻。会议新闻随着早期新闻媒介的问世应运而生。中国古代报纸《邸报》和欧洲古罗马时期的手抄新闻《每日纪闻》，都有会议新闻的记载。会议新闻发展到今天，已自成一类，有别于其他新闻。

所谓会议新闻，是对新近召开的、能引起公众兴趣的、重要会议的报道。会议新闻一般属于动态性新闻。有人往往把会议新闻同公告式新闻混为一谈，实际上，会议新闻比一般公告式新闻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会议公告”只不过是会议新闻采用的一种形式而已。会议新闻不仅反映会前、会中、会后的各种有价值的活动，而且还包括报道会议中的新闻人物。

会议新闻自成一类，不仅具有一般新闻的普遍要素，即五个W和一个H，而且还有自己独特的构成要素，主要是：会议名称及其主要内容；会议召开或结束的时间；会议举行地点。除此三点外，一般还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出席情形，包括参加会议的重要人物、出席会议的总人数等；会议议程；与会者的重要发言；会议的目的或作用；会议的场面情形；会议的背景。

按照发布新闻与会议的时间关系来给会议新闻分类，大致可分为三类：会前报道；会中报道；会后报道。

会议是采集新闻的“富矿”之一，许多会议是记者捕捉新闻或发现新闻线索的重要源泉。日本后藤武男在他的《新闻纸研究》中描述了欧洲封建统治时期英国记者为争取报道会议的权利而同议院进行斗争的情形。在我国近代，会议报道尽管受到种种限制，但是黄远生、邵飘萍等知名记者仍然设法从各类会议中采集到许多有价值的新闻。今天，我国党、政、军及各界召开的重要会议，仍然是记者们的“必争之地”。因为记者们从党、政、军召开的一些高级会议上，往往可以采集到一些带有“决策性”的新闻；从有关部门或社会团体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往往可以发现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1985年6月4日，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我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这条中外瞩目的重要新闻，就是记者从军委扩大会议上获悉的。又如，1986年见诸报端的披露10年前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新闻，以及中国人平均寿命的新闻，也都是记者从有关会议上采集的。

新闻常从会议中来，但是并非所有的会议都具有报道价值。写会议新闻，应选取新近召开的、能引起人们兴趣的重要会议。通过对有价值的会议的报道影响舆论，引导舆论。

我国当今会议新闻之弊端

从以上对会议新闻的地位及其特性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会议新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新闻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内在的规律。但是几十年来，我国新闻界忽视了对其规律性的研究和把握，致使实践中易受政治气候左右，一大批会议新闻背离了规律，或者禁锢在僵硬的模式之中。会议新闻的“通病”，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滥。打开报纸，重要版面上差不多每天都充斥着会议报道。许多会议带有“节令”性，它们有规律地周而复始，报道也跟着它们常年转动。我们曾就中央和省市两级报刊的会议报道情况作过一番调查，以《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为例，仅1985年3月一个月，会议报道的总条数就分别达164条和151条。

二是长。目前我们报纸常见的会议报道普遍写得偏长。一个普通的会议，本来写篇几百字的简讯就可以了，却非得拉伸到千把字。至于有“头面人物”参加的比较重要的会议，消息则更长，洋洋数千言，一登就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使本来可读性就差的会议新闻更显得沉闷，令读者“望而却步”。

三是空。会议报道之所以写得长，说到底是空话、套话所致。有的会议新闻洋洋数千言，但里面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太少。往往消息前一部分列上“主席台就座”的一大串名单，加上后面“出席会议的还有”的另一串名单，就差不多占去新闻的一半篇幅。加之行文中套话充斥其间，新闻就更显得没什么具体内容。

四是公式化。目前我们不少报纸上的会议报道之所以枯燥、乏味，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写法死板、千篇一律。如果把六届政协二次会议和六届政协三次会议的开幕消息（分别载1984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和1985年3月26日《人民日报》）作一番比较，就不难看出，两篇新闻虽时隔一年，但格式、用语几乎一模一样。这种“照模式填句”的新闻写法，不仅在大型会议报道中比较突出，在一般会议报道中也是同样存在的。

那么会议报道中这些弊端的症结又在哪里呢？

一是党的执政地位的变化。在战争年代，我们党没有掌握全国政权，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展开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当时我们党公开的或地下的报刊上会议新闻较少。党执政后，处理国内外大事日益增多，会议也变得多起来。而作为党领导下的报纸，也就过多地注意报道党和政府的各种会议，突出领导人的活动，而较少地报道群众的实际生活。这样做的结果，客观上造成了不太尊重读者的负面影响。

二是片面地理解指导性。有些同志往往认为，报纸的指导性主要体现在会议新闻中，似乎报纸报道会议越多，报纸的指导性越强。诚然，报道有价值的会议，报道领导人有指导意义的会议讲话，对指导工作是起重大作用的。但是报纸的指导性并非仅仅体现在会议报道上。新闻要影响社会生活，必须有一个客观反映社会生活的前提，而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是会议这个小小范围。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报纸的指导性往往被理解得比较窄，似乎所谓指导就是从上而下的灌输，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由于有这种思想支配，会议新闻往往官气十足，充满了说教味，很难吸引读者去看。而群众不爱看的东西又有什么指导性可言？

三是习惯于陈规旧习。新闻是社会生活的写真，不是死板、教条的。我国的会议新闻为什么几十年来千篇一律、写法单调，仿佛固定在一个模式里，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我国长时间对重要会议的报道统得过死，缺少竞争。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一切公告及公告性新闻均由国家通讯社即新华社统一发布。这个暂行规定在当时来说，对于统一行动、巩固刚刚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无疑是正确的、重要的。但是，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一暂行规定显然已不太适应需要了。但直到今天，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暂行规定仍继续发挥着作用，客观上造成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会议新闻没有太多竞争，助长了某些会议记者满足现状、不求改革的思想。地方召开各类会议，各地记者或通讯员为求“稳妥”，也自然形成模仿的习惯，不求创新，照“新华体”“画瓢”，以致多年来无论是大报、小报，会议新闻千篇一律、大同小异。

会议报道中的严重弊端告诉我们：会议新闻已到了必须彻底改革的时候了，不改革就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对新闻工作的要求。会议新闻的改革是新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会议报道不仅是完成新闻改革的一项任务，而且对整个新闻改革将起促进作用。

会议报道改革之我见

改革就是除旧布新。改革会议报道必然要消除它的痼疾，展示出新的风貌。那么会议报道具体怎么改呢？

第一，两方面通力合作，治滥求精。新闻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新闻的这种影响社会生活的功能就是指导作用。会议报道的指导性通常是直接而显著的。党和政府通过会议制定和贯彻一系列方针政策，布置工作，交流和推广经验，表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应当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值得报道，并非所有的会议都具有指导作用。

一条会议新闻指导作用的大小，是由会议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决定的。比如，党和政府宣布某项重大决策的会议，有关部门研究来自群众中的实际问题的会议，就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报纸有责任认真组织报道。而有些带“时令性”的会议，诸如总结会、茶话会等，会议本身并没有多少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内容，对实际工作指导作用就不大，因此无需占很多版面。

不同的会议指导性大小不同，何况新闻的指导性也并不仅仅体现在会议新闻上。改革会议新闻，治滥求精，不仅有一个从理论上正确理解新闻指导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在实际工作中两方面如何通力合作的问题。所谓两方面，一是指各级领导部门要尊重新闻单位依据新闻规律处理会议报道，不要把会议是否报道或如何报道看成一种政治待遇，硬性指定新闻单位发几条会议新闻。过去，这方面教训不少，常有这样的情形：有的会议主持者也不看会议轻重，就预先要求记者在开幕、闭幕时均发消息，似乎会议消息发得越多，会议就显得越重要，指导性就越强，其结果是助长了无新闻价值的会议报道充斥版面的状况。1984年以来，江苏、新疆、青海、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党委先后就改进会议报道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不要把某一会议是否报道和如何报道看成一种政治待遇，逢会都要求见报，而应该由报社根据新闻规律自行处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副书记钱运录在省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也表示，今后会议报道要减少，省里领导人的活动和出场，特别是上电视，要狠狠地压，要坚决刹车（见《新闻战线》1984年第10期）。各级领导的积极支持，无疑为会议报道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要克服会议报道偏多的问题，治滥求精，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主要方面，就是新闻单位自身要按新闻规律办事。什么样的会议应该报道，占多大版面，应由会议新闻价值的大小来决定。可是直到现在，我们的许多报纸仍是根据会议出席者的职务、地位和会议主持者的级别、头衔来决定，或是根据召开会议的单位与本报的关系来决定。

新闻单位自身不按新闻规律办事，客观上促使一些部门或单位不是想方设法请“头面人物”出席会议，就是想方设法与报社记者拉私人关系，以便为报道他们的会议开方便之门。

新闻单位要按新闻规律办事，减少会议报道，最重要的是要用新闻价值的尺度来衡量不同类型的会议。这里需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质与量的关系。多年来，我们在制订大型会议，诸如人大、政协、党代会的报道计划时，往往强调报道的量，应发多少消息、通讯、照片，占多少个版，等等。结果大会期间，会议报道铺天盖地。其实，一个会议宣传影响的大小，并不仅仅在于报道的量，而关键在于报道的质。没有几篇有力量的报道，即使采用“会海淹版面”的战术，报道也是失败的。我们要从提高会议报道的质量上下工夫。

二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会议报道是刊登给广大读者看的，并不是仅给少数人看的。因此会议报道同样应从“共同兴趣”出发。对一些带有个性的会议，如专业会议、工作会议，如果没有能引起广大读者兴趣的事实，可以不发报道，至于有关会议的内容可以在与此有关的专业报纸上发表。

当然，有些带有个性的专业会议、工作会议的报道并不是一概不值得在综合性大报上刊登的，而是应该尽量选取与广大公众有关的、带“共性”的新闻事实予以报道。例如，1983年3月7日《北京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转发的塔斯社的一则报道：《青春学观点认为人应活一百岁》。尽管这是一篇带个性的学术会议的报道，但由于新华社截取带有共性的新闻事实：人体衰老与青春学的关系，就能引起广大读者——青年人乃至老年人的兴趣，使他们认识到积极的运动、合理的饮食、自行调节、戒掉不良习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延长青春期、推迟衰老有重要作用。

三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为了减少会议报道，对一般时令性会议如年终表彰会、联欢会可尽量不报，或能综合报的就尽量不分开多次报。

当然，对于这类一般性会议，也不能完全采取“一刀切”的处理方法。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一般中又包含着特殊。对于少数有“特殊”意义的会议，则要给相应的报道“地盘”。比如嘉奖为群众利益与罪犯搏斗的英雄人物而举行的表彰会，为海外某知名人士举行的茶话会等，这类会议本身具有新闻价值，应该认真组织报道。

现实生活中，不少新闻界同行们一谈起报上的“会海”，往往望版兴叹，认为此症难以根治。实际上，只要各级领导与新闻界同仁两个方面通力合作，是可以根治这个顽症的。例如，自1984年6月，江苏省省委批转了《新华日报》关于改进会议新闻报道的意见后，《新华日报》上的会议报道在数量上就大为减少。据统计，1984年七、八两个月，《新华日报》第一版共刊出本省会议新闻31篇（其中7月16篇，8月15篇，不含新华社播发的和快讯栏中的会议新闻），平均两天才有一篇会议新闻。而1983年的七、八月，《新华日报》一版上的会议新闻则达54篇，比改革后的会议新闻多出将近一倍。

第二，从读者需要出发，删繁就简。新闻要短，这是新闻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因为在有限的新闻载体上，以最快的速度向读者、听众传播更多的新信息，新闻非短不可。如果一份报纸差不多全被长篇会议报道占据了，群众需要的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就会被挤”走，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

会议报道如何短下来？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量体裁衣。所谓“量体”，就是“量”会议中包含多少有价值的、值得报道的内容。根据内容，写出得体的新闻。决不能本来是一个“瘦子”，硬要裁件“肥大”的衣服。我们过去有些会议新闻之所以长，是因为本来没有多少内容的会议，却硬要装腔作势，作一番官样文字。其实，装腔作势的长报道不仅吓不倒人，反而令读者望而生厌。真正吸引读者的是那些平实、简明的新闻。如1983 年2月8日《四川日报》刊登的会议新闻《各种业务会议书记一般不到会讲话》就是一例：

本报讯 “今后各种业务会议，书记一般不到会讲话。”这个问题是杨汝岱同志在中共四川省四届一次全委会议上讲话时提出来的。

杨汝岱同志在谈到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和方法问题时，他说，要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从今年起，省、地的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要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这是一条有价值的短新闻。作者不是采取“大而全”的会议新闻写法，而是只取一点，不及其余，突出省委全会传出的最新鲜而又重要的信息——各种业务会议，书记一般不到会讲话。全文只用了130多个字，短小、精练。

又如，1985年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开幕的消息，新华社稿件长达2000余字，而香港《大公报》仅用550字就交代了主要事实。新闻能否在报道最重要事实的前提下写得短，这也是记者的功夫。

二是提倡白描。目前我们报纸上的会议消息、通讯普遍较长的另一个原因是记者不着边际地引申。要使会议报道短下来，就应该尽力删去这些可有可无的文字，提倡客观的白描笔法。1984 年5月28日《经济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李先念主席参加人大代表小组活动的消息，就是采用了白描的写法，简单明了，不拖泥带水。请看：

本报讯 李先念主席25日下午到出席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湖北代表团驻地和代表们亲切交谈。当听说去年武汉暴雨之后排水问题解决不了时，他说：“水排不出去，市长要负责。”湖北省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少南说：“市长是个刚刚上任的青年人。”李主席又风趣地说：“那就要老市长负责。”

从这篇报道的对象来看，作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其身份不谓不高，但这篇消息的记者、编辑却不因为人物重要就浓墨重彩、大做文章，而是寥寥精练几笔，就清楚地向读者介绍了最重要的事实，即国家主席对人民生活的关心，以及他与人民代表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这篇消息尽管文字不长，但由于其简短明了、生动活泼，编排时再冠之以花边，所以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三是讲究引述的“艺术”。目前的会议新闻，最常见的是从头至尾引述会议主持者或出席者的讲话。由于记者不注重引述的艺术，而是原文照搬，结果新闻不仅冗长，而且乏味。引述讲话的新闻如何尽量做到简明扼要，这些年有的报纸开始做了一些探索，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法：

1．“浓缩法”。即把长篇讲话的主要内容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在新闻里。要做到这一点，记者首先要吃透、领会讲话的主要精神实质，提炼讲话的要点，另外要有一定的文字功夫，即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善于去掉重复累赘的句子，把长句子化为短句子。例如：1983年11月11日，中国新闻社发了一篇引述廖盖隆在南宁召开的毛泽东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的新闻。廖盖隆的报告洋洋三万余言，分为好几个部分，内容极为丰富，但记者却在400多字的篇幅里就客观地把其主要论点告之读者，并力求避免“宣传味”，可见其浓缩功夫很不一般。

2．优选法。即把讲话中最有价值的某一部分单独抽出来，用新闻形式呈现给读者。这样做的好处，可以突出讲话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人们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发展中把握重点。作者写一篇文章，其论点有主次之分；领导人发表一篇讲话，同样有其要点。编辑领导人的讲话采取从优选择的办法，不仅可以突出要点，而且增强了新闻的可读性。例如，1984年3月5日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在第二期整党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新华社发布消息时没有原文照搬，而是采取摘要的方法，择取其主要的内容编写成新闻，而《人民日报》在编排时，又用黑体字在行文中突出要点。这样处理不仅简明扼要，而且读者也比较容易接受。

3．分解法。有些党政领导人的讲话，因为涉及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和施政方针，需要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无可奈何其长，只能任其黑压压一大片呢？不是的。可以采取分解的方法，即根据讲话的不同内容，分别编写多条短消息。这样，不仅克服了消息过于冗长的缺点，而且每条消息都有单独的标题，可使编辑组版时编排出更引人注目的版面，吸引读者。例如，1985年3月2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代表国务院在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社及时按照报告的内容，编发了6条简明扼要的短新闻，从而既突出了重点，又增加了新闻的可读性。

第三，跳出会议程序，避虚求“实”，用事实讲话。客观地叙述事实，是新闻的基本规律。会议新闻也不例外。记者在写一条会议新闻时，重要的是交代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与会者做了什么，用事实本身的逻辑去反映会议。

目前，报纸上有些会议新闻为什么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记者没有着眼于新闻事实本身，而是局限于会议程序的圈子，求大求全。本来，有些会议议程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没有什么新的事实可言，记者却要空头议论一番。其实，会议新闻的价值并不在于会议议程本身，而在于会议披露了哪些引起读者兴趣的重要事实。这里举一个新闻界比较熟悉的例子。1978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首都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涉及若干方面，其中讨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对这次会议如何报道？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开始写这篇会议新闻时，是按会议程序进行全面总结性的报道，新闻稿中写了市委常委讨论会议的若干议程，而最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则淹没在冗长的叙述中。总社的同志看了新闻稿后，着眼于最有价值的新闻事实，专门把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昭雪的内容从几千字的新闻稿中抽出来，单独编成一条200字的消息发出去。结果，《人民日报》很快在一版头条位置采用了这条消息，并加花边予以突出。这篇短消息的发表，很快在全国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推动拨乱反正的进程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个事例说明，不拘泥于会议程序、着眼于新闻事实多么重要。

事实上，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一个稍大一点的会议，往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内容复杂，议程不少。作为记者应尽量跳出会议程序的圈子，少抓或不抓可有可无的“虚”的东西，尽量多抓有价值的实打实的东西。例如，1984年7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城建委员会举行汇报会，听取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汇报。《北京晚报》的记者没有拘泥于整个汇报会的会议程序，也没有把汇报的内容都写入新闻中，而是提炼出与广大居民有关的诸如为居民换房、取消地面垃圾堆、治理污染源、开辟和调整新的公共电汽车路线等10件事加以报道。消息没有空话、套话，全文近400字，却在有限篇幅里传播了与北京居民利益相关的重要信息，引起北京读者的极大兴趣。

新闻要求“实”，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即少用说服力不足的抽象描述。美国教授威廉·梅茨说：“不要写‘当听到……代表们都很高兴’，而写‘当听到……代表们都鼓掌表示欢迎’。”（引自威廉·梅茨《怎样写新闻——从导语到结尾》）这里的“鼓掌”是表示具体动作，而“都很高兴”则很抽象。这类抽象的描述在我们的会议报道中屡见不鲜。比如“会议充满着热烈的气氛”，“与会者心情激动”，“同志们认为……”，“大家一致表示……”，云云。但激动、热烈到底表现在哪里？同志们“说”的，大家“表示”的为什么千篇一律？这种真真假假的描述，本身就包含不真实的成分。而西方的新闻记者却很少用我们所常用的这类真真假假的套话，他们很重视通过事实来说明问题。请看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在报道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消息中的一段叙述：

正像礼宾程序要求的那样，上个星期，中国国歌在白宫南草坪上鸣奏起来了。然后，美国陆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国歌《星条旗》。在相互致辞之后，两国领导人登上一个阳台，向一千名鼓掌欢迎的来宾致意。突然，邓小平副总理一反常规，紧紧抓住卡特总统的手高高举起来。

在这段文字里，记者没有冠之以“热烈”、“隆重”等字样，但读者从记者关于事实的叙述中已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欢迎仪式的隆重、热烈。

会议新闻求实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即报喜又报忧。过去我们一些报纸的会议新闻往往对会议上总结的成绩大吹大擂，对与会者反映的有关领导部门的工作缺点却避而不报。实际上，“人无完人”，一个领导部门的工作也不会完美无缺。近些年来，这种怕揭短的不正常的报道作风有所改变。例如，1985年3月召开的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在报道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既刊登了赞成的意见，也刊登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这就符合客观实际。又如，沈阳市副市长武迪生1984年许诺为沈阳办15件好事，其中一件是为10万户居民供应煤气，未能全部兑现，为此他在第二年召开的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检讨。1985年4月25日新华社就这件事专门发了消息，令人耳目一新。这是一篇揭短的会议新闻，然而，这篇会议新闻不仅没有给沈阳市政府丢脸，反而使读者从沈阳市政府这种自我批评的作风中产生了好感，看到了党实事求是的作风的恢复。这样的客观报道，比那种只唱赞歌、极力护短的不真实的会议报道产生的效果要好得多。

第四，不拘陈式俗套，写法求新。新闻要新，这个“新”表现在哪里？新闻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两个方面：一是时间上的新，即新近；二是内容上的新，即新意。诚然，这两方面的“新”是构成新闻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作为一篇成功的新闻，仅具备这两方面的新还是不够的，还应力求新的表现角度、新的表现手法。

新闻是写给读者看的，应尽量采取吸引读者的表现形式。陈式俗套是吸引不了人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因素，它对于内容有重大的能动作用。当形式适合于内容时，它能够对内容的发展起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当形式不适合于内容时，它对内容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一篇新闻，如果它的内容新鲜充实，而表现形式又生动活泼的话，就容易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反之，尽管内容不错，但表现形式却落于俗套，就会大大影响社会效果。因此，记者写新闻应力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力求形式上有所创新。

改变会议“程式化”的写法，首先有一个打破对会议消息统得过死的问题，应提倡有点竞争。对同一会议，应鼓励不同的报纸发表各自不同特色的会议新闻，而不是照老章法由一家通讯社发一种模式的新闻稿（可喜的是，这种局面正在改变，已开始有点竞争）。另外，应提倡会议记者开展练笔运动，鼓励他们从陈式俗套中解放出来，从实际出发，不拘一格、敢于创新。事实上，近些年来有些会议记者已开始这样做了。下面结合近些年来报纸上涌现的一些较有特色的会议新闻，就改革会议消息的写作，作一番粗浅的探讨：

1．关于会议消息导语

一篇文章之妙，往往在于起句。一篇会议消息能否吸引读者，导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成功的会议消息导语能吸引读者看下去，失败的会议消息导语则大大影响读者阅读的兴趣。

会议消息的导语一般要求以极其简练的文字，概括要报道的会议主要内容，揭示新闻主题，唤起读者注意。然而，我们从报纸上却常看到这类的导语：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开幕。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中国红十字会会议于5月31日在北京开幕。

读者能从这类导语中得到多少有价值的新闻呢？可以说，几乎没有。因为会议开幕并不是新闻，何况有的大型会议事先已发了预告性新闻，读者早已知道会议某月某日开幕。所以，读者关心的不是会议是否开幕了，而是会议开幕中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新内容。

可见，对报纸上常见的、不符合新闻要求的会议消息导语的写法不改革不行。怎样改？当然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式。我们不能一边反对“公式化”，一边又用另一种“程式化”来取而代之。古人云：“文无定法”。新闻的写法，本来应是不拘一格的。不过为了方便说明问题起见，笔者在此不妨把近些年在报刊上涌现的一些较好的会议消息导语，大体作一个分类：

（1）叙述式导语。就是用叙述的方法，简明扼要地概括要报道的会议中发生的最新鲜、最重要的事实。这种导语，一般在会议消息中比较多见。如1979年《解放军报》刊登的一篇消息的导语：

9月26日下午，陕西省军区某团党委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欢送会。他们没买香烟，没买茶叶，用一杯白开水，送走了老团长，迎来了新团长。

（2）描写式导语。就是运用特写镜头的方式，摄取会议中某一有意义的场面，以渲染气氛、烘托主题。例如1986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的《国防大学举行成立大会》的消息导语：

雄壮的军乐奏起来了，两名身着礼服的战士护卫着鲜艳的“八一”军旗，迈着正步走到主席台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接过军旗，郑重地授予国防大学校长张震。这是今天国防大学成立大会上留下的一个历史镜头。

描写式导语，既包括场景描写、气氛描写，也包括人物描写，如：

本报讯 他们走起路来，皮鞋并不吱吱作响。他们也不用撇嘴角示意来代替说话，他们更无意照着什么人的下巴猛击一拳。

这十几个于昨晚在舍尔曼旅馆集会的貌不出众的人，都是不折不扣的私人侦探。在那里他们召开了战后首届国际侦探公司年会（引自《西方新闻作品选读》）。

（3）引语式导语。通常指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会议有关人物的语句来揭示新闻主题，以引起读者注意，例如1985年3月30日新华社发的一则电讯稿：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彭真委员长今天说，只要我们做的工作是为共产主义的，都是高尚的，如果你们工作不是为社会主义，不是为共产主义，那么不管你是什么“长”，也不高贵。

彭真今天晚上同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在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共进晚餐，并讲了话……

引语式中还有另一种类型，即引用寓意深刻的典语来点明深化主题。这里例举1984年10月5日《新民晚报》头版头条刊登的一则消息的导语：

本报讯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是朱宗葆副市长在今天上午召开的“上海市中小企业生活设施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引用的一句古语。他要求全市各级领导把这句谚语作为共勉，改变无所作为和“等、靠、要”思想，采取走易地改造之路，走城乡联营之路，以及因地制宜就地改造等办法切实解决中小企业生活设施“缺、挤、差”问题。

（4）议论式导语。即记者出场发表议论，概括新闻内容，点明深化主题。如1984年新华社播发的消息导语：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以新闻报道为己任的350余名记者、编辑、播音员今天成为被报道的人物。这些常年活跃于社会各阶层，反映人民群众的成就、愿望和呼声的新闻群英荟萃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35年来首次举行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

（5）设问式导语。这种导语中的设问大都是由记者自己根据会议讨论的问题设想出来的，一般并不要求读者回答，而是自问自答。采取这种设问方式的好处在于能引导读者很快进入新闻，使读者有兴趣从新闻中寻找答案。例如1985年2月2日《羊城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老一辈怎样看待80年代青年人》的消息，导语是这样写的：

本报讯 应该怎样看待80年代的青年人，是摇头叹息，还是寄予希望；今天对青年的思想教育，要不要从80年代青年的特点出发？在上月底结束的共青团广东省七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与会的一些团干部提出了这样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之，会议消息的导语可以不拘一格。除以上列举的几类较好的导语外，还有对比式导语、悬念式导语，等等。至于写一条会议消息选择什么样的导语形式，主要是要从实际出发，根据要报道的会议内容来决定，切忌生搬硬套。

2．关于会议消息主体

通常一篇消息的主体，称为新闻躯干，是发挥和表现新闻主题的关键部分。它的作用在于，对导语中已披露的新闻要素作进一步的解释、补充和叙述。

记者精心写作好会议消息的导语后，还需在消息主体上下工夫。目前报纸上较多见的会议消息主体的写法有两种类型：一是按会议程度平铺直叙，没有重点，没有波澜。例如报上常见的诸如人大、政协等大型会议开幕、闭幕的消息就属这种类型；二是摘引领导人在会议上的讲话贯穿全篇，用“他说”、“他强调说”、“他最后说”这类套语作为主体部分的每一段的开头，很难吸引读者一气读下去。

改进会议消息主体部分的写作，有以下几条可供尝试的途径：

一是文笔跳跃。诚然，每个会议都有一个程序，与会者的演说也有一定的顺序，但记者写新闻不一定受这个顺序的限制，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而是可以选择人们最关心的事实，采取文笔跳跃的方法。例如中国新闻社1983年6月7日播发的题为《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的消息，记者从数万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炼出800字来，回答读者关心的问题。重要的是记者不仅没有受会议程序的限制，也没有受政府工作报告段落顺序的限制，而是运用凝练、跳跃的笔调，把内容的严肃性与文字的活泼性结合起来，使消息跌宕有致，读者读之兴味盎然。

二是穿插背景。会议消息主体部分有时可以穿插背景，穿插背景不仅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所报道的会议内容，而且可以使消息主体显得生动活泼。背景不一定作为独立的新闻成分，它可以根据需要融于新闻的任何一部分之中。就新闻主体来说，如果背景运用得好，不仅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所报道的会议内容，而且可以避免消息主体部分沉闷、刻板。例如1985年3月18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的新华社发的一篇会议消息，就是运用了穿插背景的写法：

据新华社大连3月17日电 田纪云副总理在大连召开的东北三省粮食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在粮食问题上的视线要放远点，千万不要因一时出现“卖粮难”，就限制粮食生产。我国粮食工作的一项长期任务是：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保持和鼓励粮食的稳定增长，增加优质粮食的种植面积和产量。要在粮食增产的基础上，把更多的粮食转化成肉、蛋、奶，做好南方、北方粮食品种的调剂和交流，并根据情况，统一对外，组织粮食出口。

据这次座谈会提供的情况，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粮食生产现在出现了稳定增产的局面，去年粮食总产量超过1000亿斤，人均占有粮食比全国人均占有量高出200斤。三省粮食的商品率达到50%，高于全国平均数的25%。但三省的仓库和运力都不足，普遍要求调出粮食。

田纪云把东北三省的这种粮食供求状况称之为“低水平的相对过剩”。他认为，从长远来看，我国现在的粮食不是多了，而是不足。对当前的粮食形势，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绝不能作出错误的判断，导致不切实际地限制粮食生产。

消息的第二段实际上就是背景材料。这段文字回答了为什么东北三省出现“卖粮难”的情况，为什么田纪云副总理专门要讲这番话。所以，这段背景材料运用得恰到好处。

背景材料类别很多，既有事物背景，还有人物背景、历史背景、地理背景，等等。记者写会议消息时，运不运用背景，运用哪种背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记者写起会议报道来，要想对背景材料运用自如，重要的是平时要善于积累材料，扩大知识面。

三是力求现场感。目前，我们报纸上多见的会议消息主体之所以往往写得沉闷、乏味，另一个原因是缺乏现场描写。在一些记者看来，会议除领导人的讲话、与会者的发言，并没有什么生动的东西可写，实际并不尽然。一个善于观察的记者是可以捕捉会议现场中生动的东西的，使新闻主体显得活泼生动。例如1959年4月29日新华社发的电讯稿《敬老会上尽开颜》中就有富有现场感的如下描述：

沈钧儒老人拿着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给别人看，他说要带回家作纪念，人们说这是“寿桃”，他乐哈哈地笑。李济深、陈叔通两位老人也和大家在一起欢聚交谈。

可见，会议新闻与“干巴巴”并非画等号。要写“活”，重要的是记者需要进行现场观察，特别要善于观察现场生动的细节，比如，会议讲话者的神态、听众的表情、会场气氛，等等。除了观察之外，记者还要有运用语言的基本功，即善于运用动词，把看似静态的会议写得“活”起来。

以上仅仅是会议消息主体写作的几个方面，实际上改进会议消息主体的写作还包括很多方面，为简便起见，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3．关于会议消息的结尾

会议新闻的结尾部分，是给读者最后印象的部分。结尾处理得好，可以使读者回味无穷；反之，则可能冲淡读者对全篇新闻的最后印象。

目前，国内报纸上常见的会议新闻的结尾往往是在“出席会议的还有……”这样老套的表述下，列出一大串名单（名单上的人员的身份较之新闻主体部分出现的名单上的人员稍微低一点）。这样的结尾方法，不仅显得千篇一律，而且有点多余。摒弃会议新闻结尾的程式化，无疑也是会议新闻改革的一部分。

现代新闻，大多采用的是倒金字塔式，会议新闻的结尾部分可有可无。倘若会议消息主体部分意犹未尽，也应在结尾部分力求简明扼要，以启发读者深思、联想；如果消息主体部分已把事实交代清楚，就无需硬加一个尾巴。这正如一部合奏曲，在恰到好处时戛然而止，比“拖泥带水”地结束，效果更好些。

关键要有改革的精神状态

会议报道改革能否立见成效，说到底还是由新闻工作者的精神状态决定的。

首先要振作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胸中要有读者。我们的报纸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是报纸工作者的“上帝”。既然报纸是为人民服务的，就应该研究读者的需要，考虑他们的兴趣。一个会议的内容一旦形成新闻，就具有公开性，就应该是面对公众的讲话，而不仅仅是对会议代表讲话，因此会议新闻应有别于会议文件，它应适应广大读者的阅读习惯。平心而论，笼而统之地说广大读者根本不关心会议，这未免过于偏颇。事实上，人们对涉及党的方针、政策，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重要会议还是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会议新闻写得更适合于广大读者阅读，而不仅仅是适合部分党政干部的口味。

多少年来，国内报纸上会议报道种种痼疾之所以不易革除，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做报纸工作的同志只是注意对上负责，对某个部门领导负责，而忽视对我们的“上帝”——读者负责。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理说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是一致的，因为各级领导是代表人民利益而工作的，但是，现实中由于人们认识水平、工作能力的差异，上级领导部门的工作方法和群众的接受兴趣不尽一致的现象是时常存在的。比如，某领导部门觉得应该刊登的“应景式”的会议新闻，广大读者却不大感兴趣；某领导部门觉得会议新闻长些才能显示会议的分量，而读者则喜欢看短新闻。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最重要的是要依据新闻规律办事，要从广大读者对象考虑。刘少奇同志说得好，记者写稿子“要考虑这篇稿子大体上是写给谁看的”，“他们需要什么，对于他们哪些东西是多了，哪些东西是少了”（《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会议新闻既然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那就应该尊重读者，尽量满足他们的阅读要求。当然这样做不仅要求报纸工作者尊重新闻规律，而且需要各级领导理解并支持会议报道改革。

改革会议报道，要求编采人员具备勇于进取的精神。会议报道大多出自记者之手，因此记者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对没有价值的会议，记者宁可不写新闻，也不要为“付人情账”而争版面；对有价值的会议，记者则应设法“沉”到会议中去，保持最佳竞技状态。平心而论，有时会议记者是很辛苦的，下午开会，晚上赶发稿。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想把会议新闻写得不落俗套，不是一件易事，这就需要有一股不甘循规蹈矩的勇气，需要有一股过硬的写作作风。近年来，以一系列颇具特点的会议新闻而引起新闻界注目的新华社记者郭玲春有一段耐人寻味的体会：“在新闻写作上，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束缚在自己织成的‘茧’里”，“下决心咬破自己织的‘茧’，你必须有突破常规的想法，才能有突破常规的新闻”（见《新闻战线》1985年第9期）。这种咬破“茧”精神，就是一种进取的精神。

记者的采写作风直接影响着会议报道的质量，与此同时，编者的精神状态也直接影响着会议报道的改革。因为无论哪个记者写的会议报道，最终都要通过编辑手段在报纸上体现出来。在现实工作中常有这类情形：有的编辑不能正确运用他选择稿件的“权利”，明知没有多大新闻价值，不值得发表的会议报道，碍于记者或某主持会议领导的“面子”照发不误；有的编辑习惯于按老一套、老章法办事，比如记者另辟蹊径，用比较新颖的导语写法，但编辑为求“四平八稳”，非得修改为老一套的表述方法才放心。这种囿于老框框的编辑方法不仅使编排的版面缺乏清新气息，而且也压抑了有所创新的会议记者的积极性。一个有改革之心的编辑应敢于打破陈规陋习，精选精编，大胆突破，为改革会议新闻开绿灯。只有编辑和记者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会议报道的改革才不至于成为空话。

改革是一场革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状态。自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各条战线改革的热浪冲击着、感染着广大新闻工作者，大家强烈地感受到新闻不改革就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可以相信，经过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努力，会议报道的改革将如同新闻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会获得累累的果实。

（写于1986年，收入1988年1月出版的《新时期新闻业务讲座》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