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纪闻”的特色及其采写

“旅行纪闻”的特色及其采写——《中国环境报》记者张可兴同《人民日报》记者王谨的对话

张可兴（以下简称“张”）：“旅行纪闻”这种形式，近几年在报纸和电视节目中运用较多。比如《人民日报》刊登的“民族地区纪行”、“侨乡纪行”，《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长江和运河两岸等的系列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唐蕃古道专题报道，等等。我注意到，在采用旅行纪闻这种报道形式中，您的名字出现得较多，请问，您是否有意识地在运用这种形式？

王谨（以下简称“王”）：是的。1986年我在雷州半岛走了三县一市，写了《来自雷州半岛的报告》系列篇；1987年我在青藏高原驱车2000公里，先后发表了《柴达木纪行》、《四千里路云和月》、《从拉萨到亚东》等系列篇；1988年夏，我在宁夏、新疆长途采访后，先后发表了《宁夏纪行》、《今日北疆——寻访丝绸之路北路》系列篇；1989年，我到西南云南、贵州两省采访，写了《从封闭到开放——来自云贵高原的报告》系列篇；1989年12月到泰国访问后，于1990年2月连续发表了《访泰纪闻》系列篇，等等。

张：看来您运用“旅行纪闻”这种形式已得心应手。您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形式，是不是要形成自己新闻写作的特色或风格？

王：得心应手还谈不上，倒是确实在追求个人的写作特色和风格。多年来，新闻稿件的形式单调、表现手段程式化，成为影响新闻传播效果的原因之一，我们每个记者都应该为改变这种状况作出努力。如果成批记者都有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新闻这块阵地就会异彩纷呈，惹人喜爱。

我之所以较多采用这种体裁，是因为旅行纪闻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它比通讯、特写在形式上显得活泼、洒脱；在笔法上具有文学色彩，感染力强；在容量上不限于写一人一事，既可综合记述新人新事，又可包括历史变革、风土人情等；在时效上，尽管不如消息、通讯，但是所反映的事实仍是新鲜的；在作用上，以其时宜性与报道主题、报道重点相协调，达到引导舆论的作用。

张：您讲的这些我以为也就是“旅行纪闻”的主要特点。同时，我也注意到，您把“旅行纪闻”与通讯作了比较。在谈到“旅行纪闻”时，我称为形式而您称为体裁。据我所知，在新闻体裁分类中，“旅行纪闻”被分在通讯中，一般称为风貌通讯。您是否有意要把它从通讯中分开来。

王：新闻体裁分类，在我国新闻界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即使今天统一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闻事业的实践，体裁还会发生变化。按绝大多数新闻讲义的分类办法，通讯这种体裁现在的“负担”似乎太重了，包括的内容太庞杂。把“旅行纪闻”留在通讯这种体裁中不是不可以，但按其特点来讲，我认为还是分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新闻体裁为好。

张：这是为什么？

王：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首先从历史上看，“旅行纪闻”这种体裁并不是近年才兴起的。本世纪以来，国内外许多知名记者早就运用了。比如我国人民早就熟悉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他写的《西行漫记》、《中国见闻录》，就很难说是通讯集，而是一种带有文学特色的纪闻式文体。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其中内容大都是先以“旅行纪闻”的形式在报纸上连载后，才汇编成书的。《中国的西北角》是最有“旅行纪闻”特色的。翻开书的篇目，第一篇为“成兰纪行”，第三篇为“祁连山的旅行”，第四篇为“祁连山北的旅行”；第二、第五篇尽管没有“纪行”字样，但文体仍是纪行体裁。这本书是作者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从1937年7月起，对我国西北地区旅行考察的见闻合集。这次旅行西达敦煌、北至包头，行程2000公里，历时10个月。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广大地区，均留下了范长江的足迹。他在系列报道中对国民党统治地区政治上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作了淋漓尽致的披露；同时，首次向全国人民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组“旅行纪闻”谈古论今，意趣横生，并涉及宗教、民族关系等广泛的领域。文中引人入胜的描述、入木三分的议论、广博充实的知识，都足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张：您谈到这里，我想起周恩来、瞿秋白也写过类似的作品。

王：是这样。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从1920年11月到1924年8月，曾为天津《益世报》写了大量旅欧通信，其中不少就是以纪闻形式报道了国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瞿秋白在1920年10月至1921年10月，作为北京《晨报》的特约记者，赴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考察，记录了“一路上的见闻经过、具体事实，以及内心的变迁起伏、思想理论”。这些文字在《晨报》发表后，又编辑成《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两部书出版。

张：您讲的历史原因，我认为很有说服力。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什么？

王：其次是从社会需要看。“旅行纪闻”这种体裁被冷落了好多年，近几年又逐渐兴盛起来。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新闻改革和受众需要都有关系。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作为受众，人们不再满足于知道自己所在地区的情况，还想了解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不满足于结果式的静态报道，更希望了解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动态；也不满足于小篇幅的微观信息，还希望多侧面接受更多更宏观的信息。“旅行纪闻”这种体裁，有机地把开放形势、信息传播、新闻改革结合起来，满足了受众正在变化的需求。从报纸这张新闻纸本身来讲，它的内容就是一个“大拼盘”，稿件有长有短，有消息、有通讯、有文艺作品、有理论文章，各种体裁互相匹配，互相补充，才能色、香、味俱全，令人爱看。把“旅行纪闻”这种体裁发展起来，定会给“拼盘”增加一点色彩和味道。

张：您讲的这一点，我感到很有说服力，您认为第三方面的原因是什么?

王：这方面可从“旅行纪闻”的特点看。“旅行纪闻”也常常叫做“××纪行”，或者“旅行纪事”等，它突出的特点是一个“行”字，无记者之行，也就无闻可言，无事可记。它是记者在行走前进中，通过自己眼、耳、鼻、身、脑的感受和思考，向受众传递信息；随着旅行的延伸，信息量在增加，印象在加深，认识在深化。“旅行纪闻”在写作方法上比较灵活，可以把旅途中各种见闻与社会变迁、历史沿革、地理风貌、风土人情、神话传说等糅合在一起综合记述。因此，它较之通讯这种体裁要灵活得多。

张：这一点很重要，只有把握特点，才能把文章写好。您认为怎样才能把“旅行纪闻”写好？

王：这个问题很大，咱们不妨把它分成三个方面讲：一是采访，二是写作，三是文字基本功。

张：请您先谈谈采访。

王：“旅行纪闻”，旅行是前提，纪闻是结果。纪闻写得如何，首先取决于采访。采访贯穿于旅行全过程，而且始于旅行之前。这个意思是说，在旅行采访之前，要做好知识储备和思想准备。

所谓知识储备，就是通过问、看、记，掌握同某次旅行有关的多方面知识。因为“旅行纪闻”不是旅行的见闻录，而是以旅行为经，以历史和地理为纬的综合记述。没有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显然不行。

所谓思想准备，就是要学习有关方针政策，明确本次旅行采访的目的、报道的主题；还要了解所去之处在此之前的报道情况，以掌握本次采访报道的“度”，既不要炒冷饭，也不要割断历史，力求报道出新意来。

张：您的这两点，说到底是个积累资料的问题。

王：对。资料要靠平时积累，资料越多，采访和写作越主动。《人民日报》老记者商恺从1956年就积累山西省雁北地区的资料，到1963年在雁北采访写稿时，那些资料帮了大忙。旅行采访中积累资料也很重要。在旅行中随时都会有观有感，要及时记下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最好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不善于做笔记，许多观感一晃而过或稍纵即逝，仅靠脑子记忆是很难记下的。

旅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大多数景致都是一掠而过，因此要善于观察。我在《访泰纪闻》的“曼谷‘第一印象’”中，有这样一段话：“早就听说曼谷是一个国际都市，但从飞机上向下鸟瞰，这里宛如一座待兴的大集镇，难得看到高大的建筑。也许机场的位置偏郊区之故，映现在笔者视野里的城市显得那么普通。三角形的斜屋顶和悬垂的屋檐尽管富有泰国特色，但建筑物大都显得低矮，缺乏气势；在建筑群中，还间而看到一片片未利用的空地。”这段文字是当飞机降落时，我留意观察的结果。

张：科学家研究后证实，人所得到的信息90%以上来自双眼，可见观察是最重要的采访方法。

王：采访中树立宏观意识也很重要。“旅行纪闻”一般都不是一人一事的报道，而是纵横交叉的立体报道，如果没有宏观意识，很可能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或者干脆偏离了主题。商恺同志从50年代到80年代，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旅行纪闻。他在谈到采访体会时，就强调了树立宏观意识的重要性。他结合采写《长江在呼唤》的实践说：“采访长江，不同于采访一个工厂、一个村庄、一个学校、一个人物，也不同于采访一次会议、一次事件。因为长江太庞大了，太辽阔了。长江全长6300公里，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0个省、市、自治区，沿途接纳了700多条大小支流，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占到我国陆地面积的1/5。采访如此庞大辽阔的长江，从何着手？我们可以从李白的著名诗篇《庐山谣》中得到启示。李白诗云：‘登高壮观天地间，大地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李白的诗为什么能写得如此气势磅礴？是因为他登得高看得远。如果他不是登在庐山之上，就难得看到壮阔的天地，就难得看到白波九道的自然景色。作为记者，去采访长江、报道长江，也要有‘登高壮观天地间’那样的胸怀和视野。”商恺讲得很有道理，采写“旅行纪闻”，如果没有一种宏观意识在胸中激荡，就难得登高望远，采访和写作也就不会气势磅礴、纵横自如了。

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我国正从贫穷落后向小康社会进军，时代正向21世纪挺进。处在这样伟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应该具有“登高壮观天地间”的英雄豪气。记者在社会分工中，排在历史大军的最前列，我们只有具备宏观意识，才能当好这个“排头兵”。我想，这种宏观意识不仅应表现在采访中，也应该表现在写作中。您说对吗？

王：对，下面我谈谈写作。

旅行采访成功与否，不是记者自身看到了什么，体会到了什么，而是能否很好地把自己的观感反映出来，介绍给受众，并让受众从中受到启迪，或获得知识，或满足好奇心。因此说，能否实现旅行采访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者的写作本领。

张：写作方面，请您多谈谈。

王：我尽力而为，想讲五点。

第一点，要选择新的角度、新的立意。“旅行纪闻”是通过记者在旅行中所见到的真人真事，反映新的精神、新的面貌、新的成就，因而也是新闻体裁。既然是新闻，就必须具备新闻性和指导性。一篇“旅行纪闻”的新闻性和指导性如何，与记者是否善于选择新的角度、新的立意关系很大。旅行要走很长的路，见闻不少，真正被记者写进纪闻的东西，只能是经反复选择和提炼的材料，而不是流水账。也就是说，要选择受众关心和感兴趣的报道角度，提炼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而又有社会意义的报道主题。我在几年实践中，对此体会颇深。比如，泰国是我们的友好近邻，两国来往频繁，目前国内介绍泰国情况的文章很多。1989年12月，我作为《人民日报》新闻代表团成员访问曼谷时，一直考虑如何写出新意。我注意了下飞机到宾馆沿途的所见所闻，通过“第一印象”来反映这座城市的现代化节奏和发展中带来的交通和污染问题。由于角度选择得好，且运用了纪闻这种活泼的形式，新闻同仁们读后认为有新鲜感。

张：角度的选择，可以说是每一篇新闻稿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您写的《柴达木纪行》没有泛泛记述柴达木的自然景观，而是通过一个农场、一座城市和一个盐湖的变化，反映改革开放给这块古老且令人生畏的盆地带来的变化，我感到这样的选择使报道有了深度。深度在这里就是新意。

王：谢谢你注意到这篇拙文。关于“旅行纪闻”的写作，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要写出“动感”。“旅行纪闻”在写作上一定要体现出“行”的动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瞻言而见貌。”新闻，是现实生活中的写真；纪闻更是耳闻目睹的记录。只有善于描摹生活中的特定形象和细节，着力表现“动”和“变”，才能使文章生动深刻。

穆青同志在《水城威尼斯》这篇纪闻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船在弯弯曲曲的水道上行进，两岸闪烁着路灯，大片大片的雨丝在灯影里飘落着……一路上我们只觉得头顶上闪过一座座小桥，但记不清数目，也看不清是些什么形状。”这段文字中用了“行进”、“闪烁”、“飘落”、“闪过”几个词，就把纪闻的动态反映了出来。

反映纪闻的动感，除多用过去进行时态动词外，还应把旅行路线交代清楚。交代路线既可使行文有序、层次清楚，也可以起到吸引读者阅读的作用，使读者如同与记者一起前进。商恺在《长江的呼唤》中，对采访路线是这样交代的：“从重庆乘船，东出夔门，穿三峡，过宜昌，便进入长江的中游——一望无际的江汉平原。”“旅行纪闻”不交代“行”的路线，就难有现场感。

我要强调的第三点是写纪闻要重视细节描写。新闻稿很重视细节，有两三个细节就可能使一篇稿子活起来。穿插细节写人可显得生动，状物显得逼真，烘托显得细腻。“旅行纪闻”一般都写得宏观，如有几处细节，就能使文章显得丰满，把宏观具体化了。商恺在《风雪鹰厦线》这篇50年代写的纪闻中，通过一个小伙子追述火车开到闽北后的情况，反映了当地群众心理上发生的变化。在描写这个小伙子时，对他的神情捕捉了两个细节：“大概因为是第一次坐车，他兴奋地一会儿瞧瞧窗外，一会儿又回过脸来朝我们笑笑……”“小伙子忽地站起来，用手抖了抖衣襟，伸了伸腿，又拍了拍他那软绵绵的被褥，说道：‘看吧，就是这，我们村里的人，差不多都是这么一套。你们没见过姑娘哩，现在都是一身花，可漂亮啦！这都是火车带来的幸福啊！’”这一细节的描写，一下子把鹰厦铁路的作用具体化了，比记者费尽力气叙述要轻松且富有成效。

写作中要注意的第四点是，要以情感人，以情寄志。把感情注入笔端，是写好纪闻稿的重要因素。新闻不是一种文字游戏，它有很强的目的性。记者只有满怀热情地对待它，在稿件中把自己的健康情趣、鲜明爱憎、明确态度写进去，才能增强稿件的社会效果。范长江在《塞上行》的第二篇纪行中，有这样一段倾注感情的文字：“翻开中国的地图，东北角上那一篇烂账，我们总有一天会算个清楚。如果顺着长城西看，那时绥远紧张自无问题，而绥远之西，阿拉善和额济纳蒙古一带，也在酝酿着风云变色。我们中国人虽然自己惭愧不能保护自己领土，而当新闻记者的人，却有把危机情况报告给国人的义务……”你看，作者忧国之情跃然纸上。

张：您的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有些新闻稿写得干巴巴的，不惹人喜欢，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感情，记者太吝啬自己的感情了。

王：不过，感情这东西也要控制。记者观察事物时应该是理智的，写稿时运用感情要掌握分寸，不可无情，也不可自作多情。该有情时，要把感情渗透于字里行间，让人自然地受到感染。

写作要注意的第五点是，点面结合，纵横驰骋。“旅行纪闻”题材广泛，既有现实的广阔场景，又有历史的纵深挖掘，因此要善于把“点”上的观察和“面”上的观察，把微观的材料和宏观的材料，把现实情况和历史的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文章有较多的信息量和一定的深度。我在《今日北疆——寻访丝绸古道北路》一文中写奎屯时对历史作了回顾：“奎屯，原名‘哈拉苏’，哈萨克语为‘清泉’，是古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对现实也作了扫描：“而今的奎屯，是一个迷人的城，醉人的城。步入大街，你不仅可以闻到北疆瓜果的醉人香味，还可以看到一座座新崛起的绿树掩映的新建筑。政府投资60万元建起的民族团结广场，白天鲜花簇拥绿树，晚间华灯辉映喷泉，成为市民们工余娱乐、消遣的好场所。”

在这篇纪闻的“在霍尔果斯口岸”一节，对微观和宏观材料也分别作了适当的应用，既有对口岸微观的具体描绘，又有对实施对外开放大背景的综合概括，从而表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

张：在文字基本功方面，您觉得要注意些什么？

王：一句话，就是要提高表达能力。“旅行纪闻”这种体裁，介于通讯与散文之间，既要写得富有文采、美一点，又要善于把各种写作手法巧妙运用，写得流畅、洒脱。因此，记者必须有较扎实的基本功，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字水平、构思写作技巧。提高自己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要持之以恒坚持学习和实践。

张：您做专职新闻工作已10多年，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取得了硕士学位，现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供职。您为什么要大力提倡写这种体裁的作品呢？

王：我国新闻事业越来越活跃，新闻实践呼唤着新闻理论，可是新闻理论仍落后于新闻实践。我是一个新闻业务工作者而不是专业新闻理论研究者，但是对新闻理论研究比较关心。我在实践中感到，“旅行纪闻”这种体裁更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更能适应受众的需要，因此希望有更多的“纪闻”式新闻作品不断问世。其实，像《中国环境报》的丝绸之路水环境变迁的系列报道，《冶金报》的长江钢铁走廊巡礼等，都是“旅行纪闻”应用较好的例子。除了像《人民日报》这种综合性报纸外，大量的专业报在运用旅行纪闻这种体裁方面，更是潜力很大。有些地方报纸运用“旅行纪闻”这种体裁反映当地历史变迁、改革新貌，效果也很好。我祝愿在旅行纪闻这块园地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好作品。

（载《新闻采编》199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