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中领导者媒体形象建构之内容研究

时间：2023-04-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公共危机中领导者媒体形象建构之内容研究廖为建从客观现实到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是传播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媒介现实指媒介所呈现的事件情景。除了其正面功能外，框架的负面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可以通过设计领导者外形、强化领导个性化魅力、进行重大事件的整体策划等方法来塑造领导媒体形象的传播特征。

公共危机中领导者媒体形象建构之内容研究

廖为建⁽¹⁾

从客观现实（又称客观世界）到媒介现实（又称媒介世界、符号世界）到受众现实（又称主观世界），是传播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中，客观现实是指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媒介现实指媒介所呈现的事件情景。受众现实则是指受众通过媒介获得的对客观现实的认知。这种认知，受众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如个人经验、他人指导等，但媒介是主要途径。⁽²⁾

学者崔文化提出，传媒时代的公众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被称为“第一经验环境”的真实的现实的世界，另一个则是被称为“第二经验环境”⁽³⁾，即学者杨保军提出的由媒介构建出来的“媒介世界”⁽⁴⁾。公众日常生活中依靠感官所能体验到的“第一经验”其实非常有限，而对于身外的世界，则多是从媒体上获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生活在“媒体现实”中，媒体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接受什么样的信息，然后以这些信息为思考基点，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形成“受众现实”。

一方面，从传播学角度讲，客观现实是媒介现实报道的对象，是媒介现实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媒介是否报道、如何报道客观现实会影响甚至操纵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同样，媒介现实是受众现实存在的基础，而受众是否接收、如何接受媒介报道也影响甚至控制媒介现实乃至客观现实的认知。也就是说客观现实、媒介现实和受众现实之间是互动的，三者的关系如图1中显现。

图1　客观现实、媒介现实与受众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客观现实到媒介现实：框架理论的运用

在大众传播中，客观现实（Fact）一经媒体报道，就不再是生活原型的事实，而是经过了意识加工的“媒介现实”⁽⁵⁾。如何让受众理解客观现实呢？高夫曼打了个比方，认为这取决于“照相机”，而并不是“被相机拍摄的物体”，不同的拍摄角度和取景方式决定了对事实不同的阐释。同时，新闻媒体通过对事实的挑选和剔除、运用不同加工手法从而为受众架构（Frame）出一种现实——这一架构则“是具备某种意识形态的”。⁽⁶⁾高夫曼在其《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一书提出“框架分析”理论，将“框架”认定为人们解释外在真实世界的心理模式，用来作为了解、指认以及界定行为经验的基础③。

“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阈内”。（［美］沃尔特·李普曼著，公共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6）在李普曼的话语表述体系中，“显著的事实”自然有一个二元对立的思维参照物——“不显著的事实”，而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结果便是“选择”与“舍弃”之间的对立。这便是关于新闻生产的一个由来已久的说法，即新闻是由新闻工作者建构的符号真实。

③这里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作为动词，是界限外部事实，并心理再造真实的框架过程；作为名词，就是形成了的框架。台湾学者钟蔚文等认为，框架的功能包括：协助读者按照既有且熟悉的模式组织社会真实、启动思考模式以及过滤阅读资料。除了其正面功能外，框架的负面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偏见”可能是“框架”的最主要负面效果。

1.框架的内部结构——领导媒体形象表现层次

高夫曼是戏剧主义理论中的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家，他用戏剧性的比喻来分析人的行为。⁽⁷⁾高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台湾学者钟蔚文等深入研究了框架的内部结构，把框架分为三种层次，包括框架的高层次结构、中层次结构与低层次结构。框架的高层次结构指的是事件的抽象意义，或是主旨，也即意识形态色彩。中层次结构则是事件本身具有的一些要素，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和评估等。低层次结构指的是框架的表现形式，由语言和符号组成，包括字、词、语、句，以及由这些语言要素所形成的修辞和比喻。如“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与“我驻南使馆被炸”所体现的内涵就有所不同。⁽⁸⁾

根据“框架”理论的层次划分，领导媒体形象表现层次亦可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

（1）领导者权力合法性。即领导者在法律程序和行政程序上得到公众认可并且可以实施政治决策，这是一位领导权力赖以合法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它揭示了公众倾向于对政府领导表示信任、好评至少没有恶感的内在原因。一个经合法性程序任命、受到公众拥戴的领导在形象设计一开始就居于十分有利的位置，并且能以较小的成本获取较好的成效。与此相关的一点是领导者的决策自主性，即当干扰因素很强大时，领导者仍然能够自主决断的能力，公众对一国政府领导的国际形象的关注更多地集中于此。

（2）领导者行政有效性。即领导者通过政治动员、政策制定和实施来实现国家及公众利益的实际表现，它是领导行政工作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序：一个优秀的领导在形象树立过程中拥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它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是领导的能力，即领导者能以最小的社会代价采取并促进集体行动的能力，这当然包括领导者的行政或技术能力，还包含领导行动背后更深层次的机构机制；它外在地表现为领导是否精明强干；二是政策绩效，即通过利用上述能力满足社会物品需求的结果，它表现为领导者的精明强干是否发挥到了应有的水平和应该的地方。

（3）领导形象识别。这里侧重指能够让公众产生明显识别效应的领导外在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公众可以容易地把此政府领导与其他政府领导区别开来。因为公众对领导形象的认知总是通过其外在特征（如领导人的衣着服饰、言谈举止、神态动作、音容笑貌）或亲身感受等得以体现或者强化的，所以把企业形象识别（CI）中的某些成功手段引入领导形象建设就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例如可以通过对领导人的包装来塑造领导形象的传播特征。例如可以通过设计领导者外形、强化领导个性化魅力、进行重大事件的整体策划等方法来塑造领导媒体形象的传播特征。

在这一相互关联的立体形象框架中，公众判断领导者形象优劣的前提是对领导权力合法性的认可程序（最高层次），基础是领导行政运作的有效性程序（中间层次），直接触动是领导者能够识别的外在特征与表现等（最低层次）。但是，由于政治系统对于多数公众来说是一个黑箱，人们无法直观其内里的要素、结构和运行机制，而只能通过其外在行为表现及其社会效果来判定，而实现这一切的最后落脚点就在包括策划与沟通在内的领导媒体形象传播。

2.框架的运行机制——领导媒体形象传播方式

对于作为动词的框架，学者们对于它的具体机制作了许多的研究，并且有不同的说法，如美国传播学者基特林（T.Gitlim）认为是选择、强调和排除，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恩特曼（R.Eentman）指出是“选择”和“顺序排列”，台湾的钟蔚文与藏国仁则认为是选择与重组，等等。⁽⁹⁾归纳来讲，框架的关键也就是选什么和不选什么、先表现什么和后表现什么的问题。构建者会通过选择和秩序的排定，来界定一个问题，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进行形象塑造和道德判断。

（1）选择

客观现实以事物呈现的不同状态而存在，媒介现实则以选取或排列某些因素而产生事物的不同意义。李普曼说：新闻报道只是“一只不断移动的手电筒，使我们能看到一片黑暗中的部分情景”。⁽¹⁰⁾

危机中的领导媒体形象建构的选择机制，就是通过把领导在危机应对活动中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媒体报道中特别处理，通过意义解释来体现其领导行为的特殊含义、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引起公众的共鸣。选择途径，除文字外，新闻图片在报纸中的大小、位置、图片本身的选取、电视镜头的剪辑（如头和身体在画面中所占比例）等，都是媒体用以建构领导形象的工具。

“9·11”以后，美国轰炸塔利班，这引起了一些阿富汗人的恐慌，也引起了阿拉伯人的恐慌。有舆论说，美国要向阿拉伯世界复仇！这样的舆论显然对美国不利。就在此时，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这篇报道，说美国与塔利班的战争打响后，布什总统照样每两周一次请一位阿富汗女理发师给自己理发，放心地让阿富汗人手拿锋利的刀片在自己的头上忙来忙去。这篇报道选择站在全局的高度来报道一个小人物“阿富汗女理发师查希尔”，借她的遭遇和感受，来叙述一个重大主题——消除对美国的误会、增加对美国的信任。⁽¹¹⁾

（2）重组机制

然而，框架不只是对客观现实的简单选择或排列，更是一种意义的建构过程。同样的内容经过不同的排列顺序与时空变换，就产生了不同的意义。举个简单的例子，譬如新闻消息的写作，就往往不是按照事物发生的先后顺序写作，而是按照“倒金字塔”式⁽¹²⁾的手法，按照记者判断，依重要性来展现。新闻媒体正是通过对事件时空的重组，达到其对社会行动的评价，从而影响公众头脑中的图景和对事件的态度。

在危机中的领导媒体形象建构中，重组机制往往通过领导危机公关的“整合营销传播”（IMC）的战略表现出来，即通过领导在危机中的公益广告、媒体关系、特别行动事件、紧急动员演讲等信息传播手段，经过媒体对领导在危机发生一定时期内不同场合的形象整合重组，以追求一种协同增效，也即领导媒体形象“一加一大于二”的倍增放大效果。例如，“9·11”恐怖袭击使沙特阿拉伯在美国的国家形象受到重创，引发一场极有可能使沙特阿拉伯在美国的经济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国际关系危机。为修补形象，沙特王室在美国开展了一场资本和媒体密集的公关攻势。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通过将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国旗为背景下的沙特国王与历届美国总统会面的图片重组，投放在美国各大电视台的滚动播放的广告片。镜头画面上出现的文字为：“沙特阿拉伯人民：反恐的盟友”⁽¹³⁾。同时，沙特王储开始了对美国的访问、出席各种向恐怖袭击的受害者捐赠、支持美国政府一些军事外交政策的公共场合、邀请美国记者到王宫赴宴等，以赢取美国媒体与公众的好感，化解危机。

总之，从危机中的领导者媒体形象建构的运行过程来看，形象框架不仅决定于领导自身的形象、个性特征，而且更是受到政府组织文化、危机情境、媒体条件、记者素质、公众角色期待的重要影响。公共危机中的领导媒体形象不是随意而为的，是在危机情境下与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受众之间的互动的结果。

受众现实：从“沉默的螺旋”到“反沉默的螺旋”

如前所述，从客观现实到媒介现实，是一种“结构化”过程，也就是媒体如何在或多或少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如何诠释新闻事件、进行修辞造句；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的过程，则是一种抽象信息的“解构化”。也即受众如何通过对媒介现实的解读，形成自己头脑中对客观现实的感知图景。

1.“沉默的螺旋”理论（DieSchweigespirale）

德国政治传播学者冯·诺伊曼（Von Neumann）在她的《沉默的螺旋》一书中提到过一个实验：实验者将一个普通小鱼脑中专管和鱼群保持联系的前脑取掉。这条小鱼可以继续进食，游动，也有视觉。但它和其他小鱼不同的地方在于，如果它偶然离开了鱼群，而其他的小鱼没有跟从它，它会毫不在乎。当这条去了前脑的小鱼看到食物时，它就会离开鱼群，坚决地朝食物游过去。结果整个鱼群都会跟从这条脑中少了一部分的小鱼游走。⁽¹⁴⁾

公众舆论和鱼群正有某种相似之处：变幻不定，难以捉摸，但又似乎有某种规律可循，而且还可以像数小鱼的数量那样予以量化。但是，如前所述，影响舆论的因素远不只是一条去了前脑的小鱼那么简单，舆论更不是许多个人独立理性的意见的简单相加，而是受到事件、个人心理、群体压力、媒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非常复杂的动态传播过程的影响。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公众也会由于个体心理和群体的压力，不敢表达己见，而出现诺伊曼所描写的“沉默的螺旋”，个人总是害怕自己的观点是少数，怕表达出去而使自己陷入孤立，结果形成“沉默的大多数”，最后反而使少数敢于说话的人的意见出现并引导舆论。

因此，传统的传播学思维认为，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主动地向受众传播信息，而受众只有被动地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大脑去接受这种信息的传播。媒体永远是主动的，受众永远是被动的，媒体传播的方式是单向直线运动。这是因为：

首先，个人意见的表达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总是力图从周围环境中寻找支持，避免孤立状态，这是人的社会天性。其次，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最后，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环境认知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多数传媒的报道内容具有高度的类似性（产生“共鸣效果”），二是同类信息的传达活动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重复性（产生“累积效果”），三是媒介信息的抵达范围具有空前的广泛性（产生“遍在效果”）。⁽¹⁵⁾

2.从“沉默的螺旋”到“反沉默螺旋”模式

事实上，这些都是认识上的误区，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实际上是双向传播的关系。也就是说，受众对媒体存在着逆向传播的现象。刘建明指出，在大众传媒面前，受众不是被动的、盲从的非理性动物，而是具有能动性的社会主体，常以反沉默螺旋的方式发表意见。⁽¹⁶⁾应当承认，刘建明的这种提醒是明智的。在媒介现实向受众现实转化的过程中，受众的认知图式并不是被媒介强加的，而是在自己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进行媒介接触。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受众的认知过程。

如前所述，媒体现实的读解是受众对已被结构化的事实信息的理解。传播学中用以表述这种过程的术语为Decode（“解码”或译“译码”）。美国传统学派认为接受者在接受信息中是一种“选择性过程”，就是过滤过程。它以信息接受主体的预存立场或已有认知来过滤来自传播者主体的信息，并很自然的对传播者主体构建的媒介拟态环境进行过滤。选择性过程包括几个连续的阶段：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又译“选择性暴露”）、选择性理解（Selective Perception）、选择性记忆（Selective Retention）和选择性回忆（Selective Recall）。

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视野中也有经典的受众读解理论，这就是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著名的《编码·解码》一文中提出的三种读解形态：同向解读（Preferred Reading，又译“优先式解读”）、妥协式解读（Negotiated Reading，又译“协调式解读”）、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 Reading，又译“反向解读”）⁽¹⁷⁾。同向式解读就是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信息；协调式解读就是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信息；对抗式解读就是对媒介提示的信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¹⁸⁾

传播的社会本质（信息共享）内在地规定了主体建构（媒介）与主体读解（受众）应当尽可能地达成一致，但在实际传播过程中，信息共享的程度是有差别的。“人们获取信息的内在机制是新知识与主体已有认知结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过程，两者之间的互动模式决定着现实生活和生产实践活动以及信息传播活动中人们学习过程的本质，这一本质蕴含在主体认知结构的不断扩展、分化和重组过程中，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认知结构本身得以更新，从而为人们进一步的认知和实践活动提供新的基础。”⁽¹⁹⁾

美国传媒学者克莱普（W.Klapper）可以帮助我们更直白地理解上述理论，他认为，大传媒介只有增强的力量，因为人们通常都是选择性地使用媒介。他们只接受与其既定想法一致的信息。克莱普提出，看约翰·韦恩（John Wayne）“绿扁帽”（The Green Berets）的观众显然不同于“越战猎鹿人”（The Deer Hunter）或“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的观众，这即为“选择性接收”。人们很有条理地解释信息，使之与其原有想法一致。但有人视电视剧“四海一家”（All in the Family）中人物亚奇·邦（Archie Bunker）为偏执狂，有人视之为英雄。这就是“选择性认知”。此外，人们很快就遗忘与其想法不一致的信息，这现象就是“选择性记忆”。唯有在团体或组织中可能的人际沟通才能克服阅听人选择性的障碍。⁽²⁰⁾综上所述，媒介本身鲜有能力改变人们的想法和行动，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好似环绕着每个受众的三道防卫圈，从外线到内线依次与大众媒介相抗衡，逐级抵御媒介对自己原有立场的冲击，不断抗拒信息对自己既定认识的袭扰。媒介只能增强人们既有的想法和行动。

3.危机持续期间建立传受互动的领导媒体形象的基本原则

总体说来，危机中的领导媒体形象要建立与公众传受互动的关系，就应遵循“倾听公众的声音”、“第一时间”、“坦诚和开放”与“真实可靠”的原则。

（1）倾听公众的声音。危机发生时，公众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伤亡者的数目或是其他反应灾难破坏力的统计数字，他们更关心的是政府部门是否可靠，危机是否引起了政府部门领导足够的重视，领导者是否表示出同情和关注，是否有能力控制局势。如果人们觉得他们的声音没有被政府领导者听到，那么他们也可能不会去对领导者在危机中建构的形象产生任何认同与感应。

因此，有效的形象建构必须是双向的。在危机爆发后，领导者不要武断地去猜测危机爆发后公众知道什么、想到什么和想做什么。而是可以采用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设立免费电话热线和民意调查等手段，搜集公众对领导者形象塑造效果的反映意见。在领导形象塑造中，换位思考是很重要的，多了解公众的感受，多从公众的角度考虑问题。

（2）第一时间。里杰斯特提出了危机传播“三T”原则，认为危机发生后，政府应主动（Tell your own tale）、及早（Tell it fast）、全面（Tell it all）地向公众公布危机信息。⁽²¹⁾从轻重缓急的角度来看，及早公布又是危机传播原则中的重中之重。尤其在现代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下，不及时公布信息，引导信息流动的机会就会稍纵即逝。因此，当危机发生时，在第一时间公布信息或发表声明，哪怕只有寥寥的一两句话。因为再有限的事实、再简单的声明，都比谣言强得多。

积极把握传播的主动权，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的道理同样可由传播学中的首因效应来说明，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在接受信息时有“先入为主”的趋向。即当受众面对两种冲突的信息时，两种信息的不同呈现顺序会影响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即受众一般会倾向于接受先前得知的信息。所以在突发事件发生后，领导者应重视信息公布的时间，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政府领导向公众传递信息的速度其实是领导者对危机反应速度的一种象征，它说明应急的预案已经启动，事态正在逐步得到控制。反之，如果公众在危机爆发后没有得到任何政府方面的信息，人们就会认为领导者未能对危机作出及时的反应，从而对政府失去信心。而重获公信力是需要政府领导者付出百倍的努力、甚至以“牺牲自己”、引咎辞职为代价才能够挽回。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强调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同样道理，领导人媒体形象传播也应遵循“第一时间”的规则。不能等到问题全部搞清楚了以后才展开活动、发布信息，重要的是向公众表明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即政府相关领导已经开始关注危机，并已启动了相关的机制来处理危机。任何未能及时发布的关于领导危机应对活动中的信息——无论它是多么的具有感召力——都会成为所谓的“零信息”，甚至引发负面信息。

（3）坦诚和开放。有效的危机传播需要由一个值得信赖的信息传递者来完成。因此，危机中的领导媒体形象建构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可信度。对于一位领导者来说，获得短期的信任比较容易，只需要通过使用各种传播手段（如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来达到。长期的信任则要通过具体的行为和表现来获得。作为政府部门的信息传递者和政府形象的代表，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信誉。赢得公众的信任需要一定的努力，一旦失去就很难再获得。

在领导者的危机媒体形象建构中，首先，领导者可以向公众阐明自身的优势和业绩，但不要直接要求公众的信任。向公众进行解释时，如果问题的答案还不清楚，承认这一事实，并且保证尽快提供对方满意的答案。如果发现错误要及时纠正。其次，领导应及时向公众阐明危机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时留有一定的余地，不要缩小或者夸大风险的严重性，把危机应对中存在的优势和劣势如实告诉公众，这样公众才不会觉得你在隐瞒什么。

（4）真实可靠和前后一致。如前所述，在危机状态下，社会秩序失稳，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较低，对事态的臆想和猜测很容易降低他们对政府政策、行为的信任度和支持率。因此领导者应用事实去揭露真相，揭穿谣言。其中，领导者要保证传递信息的真实准确，同时还要确保媒体和信源发布的是同样的信息。在此，领导行动传达出的信息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十分重要，时断时续和不一致的信息会增加公众的焦虑情绪，并且导致他们质疑政府领导等权威信源的可靠性。在危机中前后表现不一致的领导表现只会使公众对其建构起来的媒体形象抱怀疑观望的态度。从案例4-1中，即可看出危机中领导行为表现前后一致的重要性。

案例4-1：

布什在“9·11”期间的表现失误⁽²²⁾

美国总统小布什是很注重形象表演的。震惊全球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他在国会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说，以良好的雄辩力和鼓动性获得了持久掌声，布什又去清真寺与穆斯林握手，显示出他身后整个政治机器的周到缜密和才思充盈。但是，客观地说，这一切也许来得太晚了，甚至太老套了，都不足以弥补他在“9·11”事件处置上的形象亏损。

“9·11”事件突发之时，布什曾几次声称自己将要回到华盛顿，但事实上却一再拖延和躲避，他钻进空军基地一个狭窄的防空洞里时的那无神的双目和慌乱的举止，大大加剧了美国公众当时的紧张——让那些没有防空洞可钻的社会大众茫然失措。

毫无疑问，作为一国总统，布什此时已经丧失了一个把自己定格于废墟背景下慷慨独白的美学机会，丧失了一个用目光来点燃各民族、各教派内心激情的历史机遇。人们惊诧，如此喜欢搞形象作秀的布什，怎么会轻易丢失一个千载难逢的政治造型契机——当时为何不在第一时间走出防空洞而直接去五角大楼或者世贸双子楼的废墟前激昂地发表讲话？

“9·11”事件后，布什有许多诸如在林肯号航母上宣布伊战结束、感恩节突访伊拉克慰问士兵等作秀举动，但与将世贸中心废墟作为背景的举动所具有的政治形象审美，几乎是不可比拟。这说明，他的“工作班子”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还是不能跃上一种让世人慨叹的智慧高度。

总之，正如美国著名危机管理专家诺曼·R.奥古斯丁（Norman R.Augustine）所言，每次危机既包含失败的根源，也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并收获这个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危机管理的精髓。⁽²³⁾信息爆炸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信息在危机的发展演变中的重要作用。危机中谁放弃了不断传递出当事人自己的声音，谁就将信息控制的权力轻易交与了别人，他就将陷入扭曲失控的信息泥沼之中，有可能遭遇更为严重的危机。因此，在危机中成功建构领导者的媒体形象是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的。如果政府领导者能够在危机中有效运用自身良好公众形象凝聚、号召力量，展现出负责任的态度，恢复公众信心，危机及其所带来的危害便有可能得以成功化解，危机也将成为进一步提升领导者公共形象的契机。

【注释】

(1)作者系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公关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2)刘京林.新闻心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49.

(3)崔文化.全能语言的文化时代［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

(4)杨保军.现实世界与媒介世界［J］.国际新闻界，2000（2）：11-18.

(5)学者刘建明将这一意识加工过程称为“新闻内容的涵化”。（参见刘建民.现代新闻理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18-126.）

(6)高夫曼的这一观点使李普曼1922年的论证得到呼应。李普曼曾说，“新闻首先并不是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而是对于显著的事实的报道”。在他看来，“媒介更像是探照灯”（searchlight），

(7)［美］斯蒂文·小约翰著.传播理论［M］.陈德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

(8)钟蔚文.从媒介真实到主观真实［M］.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92：24-25.

(9)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J/OL］.中华传媒网，［2006-01-20］.参见：http://www.zijin.net/get/xueshu/2006_01_20_9885.shtml.

(10)［美］沃尔特·李普曼著.公共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6.

(11)新华社《参考消息》转载此文时，将原题改为《问白宫头颅几许，看本妇手段如何》，参见参考消息［N］.［2001-12-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