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疏通与印证的满足

情感的疏通与印证的满足——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对受众思维方式的影响刍议

曾志华

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影响力,指的是主持人在电视节目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信息传导在受众当中的效果反应,它是主持人作用于受众精神层面并施以文化影响的一种能力呈现。思维方式属于人的精神领域范畴,它是人们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式,体现出一定的思想内容和思考方法,对人们的言行起着决定性作用,也是决定某一个个体生存状况的重要因素。尽管思维方式无色无形难以触摸,但它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使得它渗透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人际关系等等,无一不折射出我们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

文化的熏陶和教育的影响是人们思维方式形成与变化的关键。在收视行为早已成为当代人日常行为方式的今天,电视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而这种改变往往与电视节目、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言行密不可分。在受众的选择性接触与选择性理解成为一种定势,开始主动追踪主持人时,我们说,主持人文化影响力的渗透作用就有了实施的对象,以节目为中介的对受众思维方式的影响与作用也就有了可能。

众所周知,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几千年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与中华民族内敛、含蓄的民族性格有关。尽管作为有意识的社会动物,人必然有着与外部世界保持信息沟通与情感交流的需要,但“家丑不可外扬”的思维方式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封闭内心,压抑情绪;而强调阶层归属、强调群体取向的文化特点,又使得人们总是希求在公共领域寻求印证与认同。在宣泄的欲望难以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负面的情绪就容易滋生与蔓延,情绪型舆论必定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在印证与归属感的寻求都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人们与社会的联络必将产生断裂,自我指认的需要也就难以满足。因此,电视媒介的出现,尤其是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不仅为受众情感宣泄提供了全新的舞台,也使受众在大众媒介的公共空间里找寻到一种印证与归属。这是经由电视以及电视节目主持人带来的一种创新思维对传统思维的挑战与革命。

一、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对受众情感的疏通

当主持人以倾听者的身份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时,电视传播的一种新形式由是开始:受众和传播者之间的壁垒打破了,主持人的“话语霸权”消解了。经过挑选的现场观众可以和主持人一起聊家事、国事、天下事,也可以倾诉个人隐私,求助于媒介及其他“陌生人”的帮助,还可以在游戏娱乐中寻求快乐的分享。这种以受众话语权力得以解放为标识的传播观念的建立,不仅催生出《心理访谈》、《生活广角》等一批心灵服务类栏目,《实话实说》、《荧屏连着你我他》等一批谈话类栏目,《幸运52》、《开心辞典》等一批益智娱乐类栏目,更使得人们在主持人的导引下,封闭的内心得以启封、压抑的情绪得以宣泄,尤其是对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人群,这种努力寻求情感宣泄,敢于倾吐心声的方式,无疑对社会舆论的形成与引导起着积极的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上打破旧的、单一的、封闭性计划模式,实现由封闭性转向开放性、由自然经济转向科技经济,由权威垄断型转向市场多元型的根本转变。在转型期内,包括阶层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在内的社会结构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而社会的急剧变革,也滋生出人们从未有过的紧张情绪与困惑焦虑。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4年完成了一项名为“社会转型期不同职业群体主要社会应激源与心理健康研究”的调查。在历时四年的调查取证中,研究结果显示:压力主要来自十个方面,涉及社会环境、工作压力、个人成就、经济收入、人际关系、社会支持、家庭、住房、子女和个人生活;压力源则涉及89项。其中社会环境、工作压力、个人成就成为转型期的“特色压力”。

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充斥着现今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争夺岗位、争夺市场、争夺技术、争夺资源。这种以利益争斗为特征的竞争机制,在打破传统社会重义轻利原则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情绪焦虑、心理失衡的心理,使人处于充满危机感、风险感、失落感和无所归依的精神状态之中,烦躁失落和精神无所归依的群体焦虑症候日趋严重。不仅如此,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时空的本来意味,客观上使人们心理的空间距离变得越来越远。当理想与现实产生巨大的罅隙时,宣泄便有了需求。这是一种表达情绪的主动愿望,如同受众对自己心仪的主持人总会采取主动跟踪一样,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去到主持节目现场,与主持人一起纵情话语的狂欢;有那么多人愿意坐在电视机前,与屏幕上的人一起分享宣泄的快乐。

“如果说80年代人们看电视最需要的是‘解闷’,90年代以后更多的则是‘解气’和‘解惑’。大家心里有气,需要‘解气’,通过电视来泄气;大家有困惑,通过电视来‘解惑’”,⁽¹⁾那么,《心理访谈》、《实话实说》等这样一类谈话节目,便像是为受众提供的心灵栖息的家园,为人“解惑”,给人“解气”,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和渴望倾诉的迫切需要。崔永元曾在《实话实说》做过一期《父女之间》的节目。父亲王东成是一位教授,女儿王琳是一个高三学生。在父亲眼里女儿独立但又有点叛逆,在女儿眼里父亲严厉有余而民主不足。在家中他们没怎么相互说过心里话,父女之间有着不小的隔阂。但是在录制现场,在崔永元平等姿态、平民语态的引导下,他们说出了过去埋藏在心底的话。节目结束时,父女俩冰释前嫌,拥抱痛哭,崔永元也声音哽咽红了眼圈。节目播出后,我们看到,受感动的不仅是当时在场的参与者,更有电视机前无以数计的观众,甚至有观众写信给这对父女,同他们交流感受。从倾诉者转向倾听者,不仅充当有意识的“喉舌”,而且充当有思想的“耳朵”,这是崔永元对主持人话语语态最重大的贡献,也是满足受众“总是需要从大众媒介或其他信息渠道获得维持心理平衡和生存需要信息”⁽²⁾思维方式的前提。

社会是个有机系统,媒介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环境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在舆论引导方面,更是有着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功能。因此,在社会环境情绪型舆论勃发之时,媒介从业者沉着冷静的实时应对是首要的工作状态。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电视本来就是受众心理沟通与宣泄的渠道,主持人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社会心理医生的角色。每当发生较大的社会变动或是突发事件时,电视要及时传达信息,解除受众的困惑;每当负面的情绪舆论生成发散之际,电视不可回避,应该采取正面报道的方式予以疏导与沟通。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了围绕抗击“非典”的现场直播达八十多场,其中,最为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主持人柴静来自隔离区的一线报道,还有王志对李立明、钟南山、张积慧、姜素椿、王岐山等一系列“非典”新闻人物的专访。他们以及他们的专访嘉宾在屏幕上的出现,对当时民众恐惧心理的及时安抚以及紧张情绪的理智疏通,无疑都起到了特定时期社会权威的重大作用。柴静、王志也正是凭着其在“非典”时期的突出表现成为“非常栏目的非常主持”,开始脱颖而出,从而奠定了他们在受众心目中值得“追踪”的屏幕形象。

二、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对社会群体的印证

每一个个体人从他出生起就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他认识世界的态度、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自我评价和行为动机无一不是由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群体塑造而成。因此,社会群体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相互影响因素。过去,乡土中国不流动、静止的特点,不仅使得社会群体窄小、局促,也使得相互影响总是在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展开,祖先的经验“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³⁾前辈的思维方式也总成为晚辈们做什么与怎么做的最大参照系。电视的普及,完全打破了固有的状态,屏幕上出现的帮助各类社会群体塑造的“参考群体”,不仅达到了黏合社会群体内部成员不同个体的目的,也满足了每一个个体寻求群体印证与阶层归属的内心渴望。换言之,节目的参与者和观看者的一个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动机,就是通过大众媒介寻求印证和归属感。因此,以成功人士身份出现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凭借着电视的力量,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种社会群体内部黏合与协调不同社会群体最直观、最感性的形象代表。

我们先来看看主持人是怎样通过节目起到黏合社会群体内部不同个体作用的。

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中国自古以来“顶层是锥型,上层很小,中下层很大的”金字塔图形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某种松动,它的结构构成与排列顺序开始有了新的变化。2002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科研项目,由陆学艺研究员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正式出版,报告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将当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⁴⁾这一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已经“在基本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⁵⁾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原来的阶层正在发生分化,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部分在中国已经具备。

社会阶层的变迁,导致了人群的重新划分,也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磨合碰撞、资源配置的优化组合以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更多的需求,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困惑,更多的风险,更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的不平等,更多的局部利益和社会价值的冲突,等等,这一切都成为媒介生存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大众传媒要赢得受众,就要加强被传播的内容本身和受众现实之间的联系,如关注各种各类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关注与他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⁶⁾主持人文化影响力要想在占有受众“注意力资源”的前提下施展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就应该注重当下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受众的不同心理,在不同的栏目定位中,给予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简言之,在“窄播”、“小众化”观念的基础上更加加强“对象感”的建立,以便让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群在电视媒介里更为便捷地了解社会、了解这个社会中与自己同一个群体其他人的生活行为,同时,在认同自己与世界相连中得到印证心理的满足。这是媒介人对过去“广播”、“大众化”思维方式的一种突破,也是培养受众对主持人信任感的有效途径。

《对话》是中央电视台2000年7月推出的一档60分钟的严肃谈话栏目。栏目的目标收视群定位为关注经济改革动态并具有决策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栏目致力于为新闻人物、企业精英、政府官员、经济专家和投资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对话的平台。这里出现的人物颇具分量:左右经济走向的权威人士、经历商海沉浮的企业巨头、见证热点事件的当事各方。在“《对话》对于北大、清华、人大三大高校的问卷调查”中,关于认定节目做得比较成功的地方,清华与人大的学生将“嘉宾有魅力”置于首位,清华与北大的学生将“主持人表现得体”放在第二位,肯定了主持人对于这个品牌栏目的贡献。⁽⁷⁾

与曾经在《对话》做过主持的张蔚、沈冰相比,陈伟鸿显得要低调得多。没有MBA学位,没有海外工作、求学的经历,但是不卑不亢、拿捏到位的对话方式,虽专业而内敛,虽内行而平和的处事风格,都使得他充满自信地站在演播厅里,与那些称之为社会精英的嘉宾自由交流,迅速赢得了国内专业领域受众的青睐,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对话》中的主持地位。有人评价他是智慧型的主持人,“面对全球工商巨子,他潜心营造的话语场为观众洞开商业与人生的独特境界,令枯燥而严谨的财经话题,平添个性之美和交锋之趣”,陈伟鸿却说:“在《对话》中,主持人不应该是排第一的,因为嘉宾都是重量级的,我认为主持人的作用就是怎么样使嘉宾把自己的智慧、风采展现出来”。⁽⁸⁾惟其如此,定位高端人群的《对话》通过展示专业领域成功人士的创业业绩,牢牢锁住了工商业、经济界、政治界等社会精英群体的目光。

我们再来看看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怎样通过节目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

2006年5月30日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播出了名为《华山独臂挑夫何天武》的节目。节目播出之后短短几天时间里,《冷暖人生》博客关于这次节目的点击率一路飙升,栏目组接到了上百位热心观众的电话和邮件,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赠给何天武的钱也有了四千元。这些观众有来自祖国大陆的同胞、港澳台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同胞,他们有的给老何捐款,有的给他提供工作,有的帮他联系医院等等,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心愿:要帮助老何。

《冷暖人生》着眼于底层人群和弱势群体,抓取真实的普通人的故事,讲述普通人的命运,以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主持人陈晓楠说:“在没有做节目前,自己对弱者的认识还只是一个群体的概念,没有想过个体是怎样的人。而《冷暖人生》让我接触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原来从来没有想过和自己不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人去交流,去沟通,但现在觉得每个人都很有意思,而且每一个人都会给你些什么,只要你能放开你自己和他去交谈。当你放开你自己的心,去接纳所有人的时候,去观察,去体会所有人的时候,你的世界就丰满了。”电视节目把不同的社会空间、不同人群的生活经验整合在了一起,在主持人的导引和介绍下,他们次第出现在屏幕上,而每一个个体在收看电视的过程中便与这些不同的社会人群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共鸣与感动交合成心灵的沟通。在当下这种浮躁又喧嚣的世界里,在忙碌又忙乱的生活节奏当中,一般人是难得花上几分钟时间为一个与自己不大相干的人去滋生感动的。因此,对于受众来说,能够真正吸引他们、感染他们,并对他们有着逐渐“侵入——沁入”作用的主持人,一定会在讲述当中不仅仅停留在“同情”、“怜悯”的表层,一定会在人性的深处激起受众的共鸣,以赢得不同社会群体的感动,而这样的感动才可能是最具价值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媒介的说服实际上是提供一种象征性的心理满足,但这种满足不少情况下是潜在的,需要媒介唤起才能转化为一种态度或行为”,⁽⁹⁾一个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一个一个命运的颠簸,唤起了主持人内心的波澜与改变,而经由主持人展现在屏幕上的每一幅场景、每一段对话,也同样唤起更多受众态度或行为的变化:他们为老何身残志坚的信念所感动,他们从老何的经历中体会到一种激励,在他们向老何伸以援手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关爱他人的内心体验。这就是戴安娜·克兰说的,电视“使不同社会地位的所有观众都能理解他的信息,从而打破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¹⁰⁾而主持人话语的黏合功能不仅让受众通过屏幕视听,在了解他人生活的同时感觉到自己与社会和世界的相连,也让受众感觉到与周围环境和生活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亲近与附属。

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最高境界,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看待世界的认识眼光。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对于受众来说,是线性积累量与质的叠加,于无声处对人的思维能力与思维方式起着影响及改变的作用;对于主持人而言,需要的则是舍我其谁的执著精神和锲而不舍的信念坚守。

【注释】

(1)胡智锋:《会诊中国电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2)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

(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5)同②,第248页。

(6)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7)CCTV央视国际网站。

(8)CCTV央视国际网站。

(9)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10)〔美〕戴安娜·克兰著,赵国新译:《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