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答话又在评论年中让人恍然大悟

第二节　谈话体评论

1982年3月11日,“中广”播出了题为《市长换锅的启示》⁽¹⁶⁾。这则当时以“广播谈话”的名称播出评论,因其一事一议、据事说理和语言亲切自然、平易近人的特点,于次年获得了全国优秀广播节目一等奖。随后带动一批电台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一度出现了不少颇有影响的作品。广播谈话的出现,既反映了广播界力求在评论领域有所作为的努力,也标志着广播评论在适应说、听传受方式方面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尽管近些年来广播谈话已不多见,但从它显现出来的特点、曾经产生的影响和积累的经验看,仍不失是一种具有潜在生命力的广播、电视评论形式;而且它的主要特点,事实上也为广播、电视中的某些分析性谈话节目所吸取。有鉴于此,这里将“广播谈话”的概念扩大为“谈话体评论”,用来指称具有谈话特点的广播、电视评论和分析性谈话节目。

谈话体评论与谈话体

谈话体评论其实也是一种口播评论;它同其他口播评论的差别,主要在于以仿佛同听众面对面交谈的方式阐述对于事物的见解和态度。

广播谈话的首创者在策划这一形式时,也许更多地考虑如何避免讨人嫌的居高临下的“说教”、“灌输”,力图创造一种说、听双方平等交谈的模拟语境,而未必有意识同源远流长的谈话体联系起来,更未必预见到“谈话”竟然会成为风靡于广播、电视媒介的节目形式。所以,立足于今天看广播谈话,要确切认识和掌握这种独特的评论形式,有必要首先澄清它同谈话体文章、谈话节目尤其是分析性谈话节目的关系。这里先说与谈话体文章的关系。

从文体的角度说,谈话体是以说、听为本,同供读的书面文体相对应的文章体式。这种文体,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有人甚至认为“自六经为文言,此外虽《论语》亦语录耳”⁽¹⁷⁾。这里的“文言”指文字或书面语,“语录”指对孔子言谈的文字记录。照这一说法,谈话体可以追溯到《论语》,而且在《论语》中主要是用来记录孔子的言论的。就近说,则可以追溯到“话本”、“拟话本”,前者是古代说书人的“脚本”,后者则是模仿“话本”的语体化小说。“话本”、“拟话本”中的“谈话”主要是叙事,但也不乏富于吸引力、感染力的议论;只不过它发议论的目的,主要在于吸引人来听故事,当然也兼有“寓教于乐”的“教化”用意。为了明确谈话体评论与其他谈话体文章的关系,也为了从前人那里寻求借鉴,且举两例,其一:

……俗谚又有“四不可尽”的话。那四不可尽?“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那“聪明”两字,求之不得,如何说聪明不可用尽?见不尽者,天下之事;读不尽者,天下之书;参不尽者,天下之理。宁可懵懂而聪明,不可聪明而懵懂。如今且说一个人,古来第一聪明的。他聪明一世,懵懂一时,留下花锦般一段话文,传与后生小子、恃才夸己的看样。那第一聪明的是谁?⁽¹⁸⁾

这是冯梦龙一篇小说的开篇。他像是面对“听书”的人,以一席自问自答的谈论,在说明“所以然”的同时设置悬念,引出故事;由于所问一反固有观念、出人意料,所答又在情理之中、让人恍然大悟,的确能够将听书人带入非听个究竟不可的专注境界。

另一例出于凌蒙初的小说:

诗云:世事莫有成心,成心专会认错。任是大贤大圣,也要当着不着。……为甚么说个不可有成心?只为人心最灵,专是那虚空才有公道。一点成心入在肚里,把好歹多认错了。就是圣贤,也要偏执起来,自以为是,却不知事体竟不是这样的。道学的正派,莫如朱文公晦翁,读书的人那一个不尊奉他?岂不是个大贤?只为成心上边,也曾断错了事。⁽¹⁹⁾

“成心”即“成见”,或者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看法;“虚空”是“成心”的对应词,即不带任何成见看事情、想问题。这一开篇也借设问发议论,以议论带出了朱熹断错案的故事,它的引人魅力来自抓住了当时社会思潮的症结,在“太岁头上动土”。议论本身则既具有引言、点题的作用,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个理学大师、“道学家”班头的讥刺。可见,谈话体作为文章或话语体式,运用范围可以遍及一切以说听为传授手段的领域。

在现代广播、电视领域里,谈话体式同样既可以用来阐述对于事物的见解,也可以用来叙述事实、描绘人物。而谈话体评论作为专用概念,则专指以谈话方式阐述对于事物看法的评论形式,是谈话体文章或话语形式之一。如果把谈话体评论与谈话体文章、话语等同起来,其结果不是抹煞谈话体评论的特殊性,便是窄化谈话体式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功能。

谈话体评论的实质

对于谈话体评论来说,谈话的方式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而其实质则在于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口吻面向受众论事说理。

任何谈话,不论在什么场合、为什么目的的谈话,也不论直接说还是先写后说的谈话,都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说的人和听的人。没有说的人当然无所谓“话”,说的人心目中没有听话的人则等于自说自话——可见,说、听双方缺乏任何一方都不成其为“谈话”。另一个是说的人和听的人之间,形成某种确定的社会关系。用朱光潜先生的话说就是:“话必须是由具有一定身份的人说的,说给具有一定身份的人听的”⁽²⁰⁾。双方关系不明确,谈话的内容和方式不适合说、听双方的身份,谈话就难以得当、得体。常说“话不投机半句多”,不看对象尽讲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这样的谈话怎么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呢?

谈话体评论也不例外,只是它的谈话条件是由媒介性质决定的。广播、电视面向社会公众,与公众的关系是目标一致、休戚与共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正是这种面向公众的“公共”性质,决定谈话体评论不论谈论什么问题,是正面阐述某种见解还是批评某种倾向,都只能以“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的态度”⁽²¹⁾面向听众、观众,而不能用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口吻说话。例如:

说起语言美,也许有些社员会觉得,这跟咱庄户人关系不大。我就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唉,咱整天价跟石头土块儿打交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管它什么语言美不美呀!”在他看来,讲究语言美,那只是城里人或干部们的事儿,跟自己不沾边儿。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依我看哪,语言美不美,跟咱们庄户人不仅有关系,而且有很要紧的关系。你要是不相信,就听我先举个例子说说。⁽²²⁾

这段话实际上是批评轻视语言美的倾向,却可以让人心悦诚服、毫不勉强地听下去,这就是以“信不信由你”这种平等态度说理的效果。下面这席话效果就截然不同了:

各行各业的同志们!我们应当从中吸取哪些应有的教训呢?……杜绝漏洞,事不宜迟。同志,为了保护国家资财,睁开你警惕的眼睛吧!

这是一则就某个单位发生的特大失窃案而播发的广播谈话的结束语。道理不能说不对,话语也“激动不已”,听来却不是味道;这种大家都打瞌睡、唯我独醒的口吻,谁能消受得了。所以,说听双方目标一致、地位平等,这才是谈话体评论的核心特点或实质所在。如果不摆正与受众的关系,真正把受众当作地位平等的谈话伙伴,即使挂着“谈话”的牌子、言必称“朋友”“同志”,即使语言通俗易懂,恐怕也只能是有名无实的“绣花枕头”。

“类交流”:谈话体评论的灵魂

从表现形式上说,谈话体评论是一种模拟日常谈话的评论形式。在日常谈话中,说、听双方面对面,互相听言察色,当时当场就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思想和情感,并作出相应的反应。而谈话体评论是在广播、电视传播条件下的谈话,说、听双方不在同一场合,这种空间距离使双方无法进行即时的直接交流,而只能由说话的一方借助某种中介,创造类似双方交谈、交流的语言环境,即前面所说的模拟语境。其中的交流感,不同于日常交谈中的直接交流,所以称之为“类交流”。例如:

要说养猪没账算,人家好多户还不同意呢!就说杏山乡养猪专业户刘惠民吧,他这两年就是靠养猪发的财。他有5头母猪,一年卖90来个猪(仔),20多口肥猪,纯收入都在5000元以上。刘家馆乡勿兰村有个张仁,人家养猪很有道。他先办了个酒厂,用酒糟喂猪,成本就花不了俩钱。这两个例子说明:养猪要想有账算,一是得多养,反正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再就是得会养,想方设法降低本钱。

专业户养猪有利可图,一般户养猪有没有账算呢?有哇!现在各家各户都有承包地。俗话说:“种地不攒粪,等于瞎胡混。”一头猪就是一座小型化肥厂,猪多肥多粮多嘛!一家养个三五头猪,底肥问题就解决了,地还会越种越肥。胜利乡差不多一人一猪,全乡每年少买化肥近千吨,省四万块钱。这还不说,谁家没点泔水,不养猪就得扔,多可惜呀!⁽²³⁾

这里的“类交流”,除了话题紧扣农民的疑虑以外,还得益于心平气和的谈话气氛,顺乎农民思路的说理,以及运用农民熟悉的事例和语言等因素。这些因素起着促成“类交流”的作用;它们结合在一起,可以让听众产生这样的感受:仿佛是掰着手指头帮他们算养猪收益账,回答他们的一个个疑问似的。

“类交流”是谈话体评论的灵魂,是它的引人魅力之所在。任何一个话题,一旦形成“类交流”,就带有双向的色彩,就可以唤起受众的参与感,促使受众进入主动接收、主动思考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具有“类交流”特点的评论,不论它是以什么名义播出,都可以称之为谈话体评论。

“类交流”离不开交流中介。至于调动哪些交流中介,则没有一定之规,尽可以“八仙过海”。说养猪,模拟“掰着指头算养猪账”;讲语言美,交代言者随意、听者“绞汁”的场合、背景;而冯梦龙、凌蒙初则以设问吊人胃口、引起悬念……,可见交流中介多种多样、形形色色,只要有利于创造“类交流”语境,无所不可。如果说有什么规矩,那就是得体、得当,或苏轼所说的“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²⁴⁾,也就是既符合受众的需求和接收心理,也与话题性质、文本整体基调保持一致。

谈话体评论的写作要领

围绕形成“类交流”这一核心特点,谈话体评论在包括写作和制作、播出的过程中,看来需要着重把握以下要求:

(一)坚持面向听话人

无论说理还是叙事,都时时想到听话人就在跟前,想到他们的需求和可能的反应,用他们熟悉的材料、习惯的语言回应他们的需求或疑问,引发他们的共鸣。这是能否形成思想情感交流的前提。

(二)用商量的态度、口吻说理

把听众视为交谈的一方,与他们一起议论事情、讨论问题,包括用允许人家怀疑、反驳的口吻说理。如前面例子中的“你要是不相信,就听我先举个例子说说。”这种“信不信由你”的态度,无疑比那种生怕人家不相信,甚至不惜强加于人的说理态度,更能引发听众的收听兴趣和联想、思考。

(三)讲究铺垫、过渡

“类交流”需要一定的交流中介,铺垫、过渡是建立交流中介的必要外部条件。《庄户人也要讲究语言美》在分析一对年轻夫妻因一句话引起的争吵时,有这样一段话:

其实,他也是顺口这么说的。可是说话的无意,听话的有心,妻子本来满心想让丈夫吃顿顺口饭,谁想他却不冷不热地冒了这么一句⁽²⁵⁾,当然不高兴了,也就来个不客气说:“哼,好心当成驴肝肺,早知道你这样,我还不如把油糕喂了猫呢。”得,这么一说,丈夫可受不了啦,俩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吵起来了。瞧瞧,就因为他们俩说话都不注意方式方法,不讲究语言美,结果是一顿好饭惹了两肚子气。

在这里,“说话的无意,听话的有心”和“得”、“瞧瞧”之类的语气词,既是自然的铺垫、过渡,也发挥了增强谈话交流感的中介作用。

(四)创造和谐的谈话气氛

不同话题的谈话,尽可以营造不同的谈话氛围,如或是严肃庄重、或是轻松风趣,或是热情、或是冷静,但都要讲究整体和谐。所谓和谐,一是与话题的性质、与受众同话题的关系协调;二是整篇谈话前后协调一致。常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个“声”就是谈话的整体氛围、内在气氛,它对于谈话效果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上面讲的这些要求,其实都围绕一个目标:为谈话体评论营造一个如同与受众面对面交换看法、促膝谈心的模拟语境,赋予评论以类似双向交流的品格。这是这种评论形式的魅力之所在,也是它的潜在生命力的重要支点。

分析性谈话节目

1990年代以后,“广播谈话”逐渐销声匿迹,电视中类似“东方时空·面对面”的那种带有谈话色彩的主持人评论⁽²⁶⁾也已罕见。不过,以谈话的方式表达政论性内容的话语形式并没有消失,而是同日益兴盛的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结合起来,逐渐从文体向节目形式转化,开始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上驰骋,继续以“类交流”的特点吸引受众,发挥着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对于这种依托谈话节目的广播、电视评论形式,目前尚没有大家认同的称谓,这里姑且称之为“分析性谈话节目”。

与谈话节目的关系　正如掌握谈话体评论需要弄清它同谈话文体(语体)的关系一样,确切界定、能动掌握分析性谈话节目,也需要同时理顺它同谈话节目类型的关系。

顾名思义,谈话节目是以谈话的方式面向受众的节目类型。近些年来,这类节目越来越多,几乎遍及所有广播频率和电视频道。在新闻频率、频道中,既有以提供具体事实为主的叙事性谈话节目,也有侧重于阐述事物发展变化因由、揭示其内在实质的分析性谈话节目;而在其他频率、频道中,则有旨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知识性谈话节目,以及提供欣赏、娱乐的谈话节目。如此等等,表明谈话节目已经发育成为一种可以表现不同内容的节目类型。如果按内容取向划分,谈话节目至少涵盖着叙事性、分析性、知识性、娱乐性等子类型。

不过,这些按内容性质划分的谈话节目,却又围绕着谈话的表现形成了某些共同的制播要求。就播出情况看,这些要求大致可以归纳为:(1)除设置主持人以外,还有数量不等的嘉宾或受众代表参与谈话;(2)谈话参与者在预设的场合——演播室或其他场合,以一定的“角色”和相应的方式交谈;(3)主持人同嘉宾交谈,主持人、嘉宾同受众代表交谈,形成双向或多向谈话格局;(4)这种由预定的参与人在预设场合的交谈,属于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听众、观众有时也可以通过手机远距离参与);(5)这种直接交谈,同时又是同接收机前受众(下称“场外受众”)交流的“中介”,从而赋予节目以类似谈话体文章或话语的那种“类交流”特点。以上这些制播要求的总和,构成了各种具体谈话节目的共性,同时又是谈话节目区别于其他节目、区别于谈话体文章的个性特征。

分析性谈话节目的“分析性”,主要指这类节目侧重于分析事物的来龙去脉、内在蕴含,阐述如何认识、对待有关事物等问题。这一特定内容取向,既把这种节目同谈话体评论联系起来,又同其他谈话节目区别开来;而作为谈话节目的子类型,则因为必须遵循谈话节目的共同制播要求,又同谈话体评论有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分析性谈话节目如同其他节目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容和形式的规定性。因此,根据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原则,这种节目大致可以这样界定:

以谈话参与者双方或多方交谈的方式,面向社会公众分析阐述对于新闻事件、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看法的节目类型。

也就是说,分析性谈话节目既是谈话节目的一个子类型,又是谈话体评论在谈话节目“平台”上的延伸,或节目化了的谈话体评论;在每次节目的策划和制播过程中,同时受内容和形式的规定性制约,需要始终坚持分析性的内容取向和谈话方式的共同要求。

若干问题的探讨　分析性谈话节目怎样从自身内容的特定性质出发体现谈话节目的共性,或者说怎样调动各种谈话方式为表现分析性内容服务呢?限于自身见闻,也由于这种节目仍在迅速发展变化,这里仅能提出若干节目策划、制播过程中较常遇到的问题,间或讲点参考意见。

兼容意味着什么?目前新闻传播领域的谈话节目,多数在保持节目定位的同时,兼容叙事性、分析性乃至知识性的内容。如果说明确定位是节目保持自身风格特点、赢得稳定受众群的基础,兼容非定位内容恐怕主要是基于扩大节目取材范围、满足受众不同需求的考虑。但这种现象却也可能增添确切理解和把握这类节目的困难,甚至导致或因兼容而抹煞叙事性、分析性谈话节目之间的区别,或以节目定位否认兼容的可能性。所以,正确理解和处理这种现象,就成为能动驾驭谈话节目,尤其是分析性谈话节目的重要前提。

就节目实践看,所谓兼容,主要有两种表现:

——两层定位的内容兼容。这里所说的“两层定位”,即一档节目和一次具体节目的定位;“兼容”则指一档节目中的具体节目,分别以叙事性或分析性为各自的内容定位。且举两例:

例一,“央视”《新闻会客厅》。这档节目的内容定位为“关注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形式定位为“会见新闻当事人”,尤其是关注度很高的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²⁷⁾也就是定位为叙事性谈话节目。而在日常播出中,却时有侧重于分析性内容,《决策者说·专访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²⁸⁾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例。

例二,“中广”的《今日论坛》。这档节目以“评论阵地”定位,强调节目力求“新闻事件立体化,政策解读平民化”,“以访谈或讨论的形式邀请权威人士解析政策,发表言论”⁽²⁹⁾。而在实际播出的节目中,却又不时有以叙事为主的节目,如《留学低龄化现象聚焦》这组分析性谈话的第一次节目,主要介绍一位低龄留学生在英国的经历,⁽³⁰⁾其实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叙事性谈话节目。

在这两个例子中,整档节目都有明确的定位,而具体节目的定位则依本次节目的话题性质而异,从而形成了一档节目兼容叙事性、分析性等不同内容性质具体节目的现象。面对这种现象,究竟怎样辨别节目的属性呢?是根据整档节目的定位,分别归入叙事性、分析性节目,还是按具体节目作相反的归类呢?乍看都无不可,却又都可能导致整档节目和具体节目两相背离的误解。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新闻会客厅》在专访李金华的节目中,一开始就特别强调这期节目属于《新闻会客厅》中的“决策者说”栏目,暗示“决策者”本人也是新闻人物,他的见解一旦公之于众自然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样,把分析性话题纳入叙事性谈话节目之中也就顺理成章了。而“中广”则在介绍那位低龄留学生的经历之后,预告这组分析性谈话节目的后续安排,⁽³¹⁾从而把这期侧重于叙事的节目同整个分析性话题糅为一体。

从这两个例子中大致可以窥见,这类兼容究竟会不会干扰、破坏节目两层定位的主从关系,取决于是否提供必要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在两层定位之间建立可靠的联系,使乍看像是背离整档节目定位的具体节目,顺理成章地成为整档节目的有机组成部分。就这两个例子说,经过这样处理,不是既可以收到扩大节目的取材范围、满足受众不同需求的效果,又保持两层节目定位之间固有的统属关系吗?至于怎样提供这种条件,则尽可以调动一切恰当的方式方法。

——具体节目表现手段的兼容。主要指在叙事性节目中兼用分析手段,在分析性节目中兼用叙事手段。谈话节目参与人多,他们各有不同身份、不同角色,运用不同的手段表现内容,可以说是自然甚至是必然的事情。唯其如此,为避免盲目性,更需要明确恰当运用表现手段的原则和要求,尤其是两个基本原则, 即:(1)从本次节目的定位出发,服从于充分、得体表现内容的需要;(2)明确主从关系,围绕主要手段调动兼用手段。

就分析性谈话节目而言,既然以分析、阐述事物的内在蕴含或揭示其本质定位,逻辑分析方法(包括引证、推理、议论等等)自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手段。它的叙事,目的不在于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在于为分析事物提供有血有肉的事实依据。这意味着这类节目中的叙事仅仅是一种配合分析的辅助手段;即使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即使占据主要篇幅(节目时间),也需要围绕节目定位和遵循逻辑分析规则来组织。也就是说,究竟调动什么事实,如何剪裁材料,如何叙述,以是否有利于中肯揭示特定事物的内在蕴含、增强分析的说服力为转移。这乍看像是一种限制,其实恰恰为有效运用叙事手段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比如运用什么事实?只要有利于分析,古今中外无所不可,选择范围显然比叙事性节目中的叙事广阔得多。剪裁事实也可以根据分析的需要,或存头,或留尾,或掐头去尾用中段,未必都要像叙事节目那样原原本本展现事实。至于由谁来叙述,如何叙述,用什么方式提供给公众,只要得体也无所不可。例如,下面这一片段:

2003年6月25日,刚刚连任审计长的李金华,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200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报告中一大批中央部委的违法违规问题曝光,被点名的有财政部、原国家计委、教育部、民政部、水利部、交通部等,报告在用词上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含糊和温和,而是代以“疏于管理”、“问题严重”的字眼,当天,报告在审计署官方网站上全文公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被媒体称为“审计风暴”。

一年后,也就是2004年6月23日,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又有多家中央部委因虚报、挪用预算资金的违规事实,被列入“审计清单”⁽³²⁾。

这一以无名氏的“画外音”播出的片段,概括叙述过去一年多的审计情况,话语不多,却起了既为整个话题提供背景、又同前面主持人提出的问题⁽³³⁾相呼应的双重作用。这样叙事,看来是根据上述两个原则设计。反之,如果为叙事而叙事,片面强调叙事完整性,或一味“炒”情节、细节,恐怕未必能够收到这种效果。

恰当把握这两种兼容,关系谈话节目的全局。前一种兼容关系对节目的认知,处理是否得当,主要取决于是否善于提供维系两层节目定位间正确关系的“条件”。后一种兼容,直接影响节目的播出效果,对于分析性谈话节目尤为明显。这是因为这种节目如果离开叙事,分析就可能因失却事实性论据而削弱说服力,受众也可能因此而感到味同嚼蜡或难以完全理解。但如果漫无节制地叙事,则可能干扰节目定位,涣散节目结构,同样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坚持上述两个基本原则,恰当运用叙事手段,无疑是关系这种节目得失成败的决定因素之一。

角色间的关系:主从?互动?分析性谈话节目的参与人,除主持人以外,还有一位或多位嘉宾,以及数量不等的受众代表。他们虽然都有一定的社会身份,但在节目中却是以表达特定内容的“角色”出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的。比如,应邀的嘉宾原来的身份可能是学者、专家或党政干部,一旦进入节目即转化为同公众探讨有关问题的“分析者”;受众代表可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职业、阅历等,而在演播室受众席上则都是受众代表,他们的提问或反应,除表达自身的感受外,也需要适当反映场外受众的可能感受,实际上起着为主持人、嘉宾提供“模拟对象”的作用。总之,谈话参与者间的关系,是以“角色”而不是以社会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

那么,究竟怎样把握主持人、嘉宾—分析者、受众代表间的关系呢?

按照节目策划的一般原理,主持人(包括特约主持人)代表媒介,负责协调嘉宾和受众代表的话语活动,掌握本次节目制播的全过程,当然处于主导地位。不过,嘉宾作为分析者,肩负着体现节目实质内容的任务,他或他们的话语既回应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又面向场内、外的受众,实际上主导着内容的表达;而场内受众代表,当他们提问或作出反应时,又何尝不拥有一定的主导权呢?这当然不是否认角色间的主从关系,而是说这种关系其实是在节目制播的流程中形成并具体体现的。且看下面这一片段(引文中的序号为引者所加):

①白岩松(主持人):可是我们看看,比如说通过审计署的网站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希望加强预算管理部门的是排第一位,排第二位(引者按:据上下文的意思,这句似应为“结果却排在第二位”),是29.45％;执行部门排第三位, 26.54％;国有金融机构7％点多,国有企业是3％点多;领导干部的责任反而是33.18％,您怎么看待这个结果?

②李金华(嘉宾):这也说明了大家现在希望更多地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进行这方面的监督和评估,这也是符合当前整个社会的一种希望和要求,实际上大家不知道,或者不是很清楚,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划分为三种情况:一部分情况就是对财政的审计,审计它的预算情况执行怎么样;第二种情况是对金融机构的审计,因为有的领导干部是银行行长;第三个实际上是对国有企业审计,有的领导干部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所以审计局审计,实际上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是审计国有企业,所以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实际上是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的人格化,就是我对你财政财务进行审计;审计了以后,把它落实到具体人的责任上,不能是割裂开的。

③白岩松:其实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因为审哪个部门从某些角度来说,如果出现问题,领导要承担责任。

在这一片段中①是提出问题;②是回答,即对问题作相应的分析;

③是承接,即接过嘉宾的话头,强调其中的重点。在这一过程中,谈话双方形成了主持人→嘉宾→主持人,也就是前后互为主从的互动关系。

主持人、嘉宾同受众代表在节目流程中,其实也是互为主从的。不过这两个“互为主从”,经常以主持人引出话题→嘉宾据话题面向受众作相应分析→受众代表或主持人作出某种回应或继续提问→嘉宾再作相应的解答等方式相互交错,构成了往复循环的格局。例如:

白岩松:现场观众可以对您关心的问题向审计长提问。

……

观众:每年审计署都能够查出很多问题,有的人兴奋,有的人挺灰心的,想问一下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白岩松:这个女孩的意思我理解,她是说年年都能查出来问题,有人兴奋,有问题就查出来;有人灰心,怎么年年都能查出问题来?

李金华:年年审年年犯,这个事情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为什么讲没有什么奇怪呢?改革这么一个大时期,不可能不出问题,我们能把这个问题发现了,而且去及时地纠正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而且很多问题不是通过一次、两次发现,纠正了就杜绝了,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多问题要不断解决。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经济犯罪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刑事犯罪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很多问题讲了多少年了,还在不停地讲,不停地做,随着这些问题不断地揭露,不断地纠正,不断地加强法制建设,不断加强整改,情况越来越好,给予我们信心的在于情况越来越好,这是信心所在。

将上述这两个例子联系起来,三者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用下图表示:

由此可见,在一次节目中,主持人、嘉宾、受众代表都处于既是“主”又是“从”的位置。至于何时为“主”,何时为“从”,则因表现内容的需要和节目制播流程中提供的具体条件(主要是话语环境)而异。也就是说,三者之间的主从关系,既非绝对、也非恒定,而是在上述条件下形成并呈现于公众面前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角色间的主从关系,实质是双向或多向的互动关系。这乍看像是否认角色间的主从关系,其实恰恰相反,分清整体和各个环节诸角色孰主孰从,仍然是能否实现良性互动的基础。如果主从不分,大家都以主角自居,各说各的话,那就无所谓互动,结果恐怕不仅是丧失各自可以享有的主导权,节目也势将沦为一盘散沙,甚至给人以“风马牛”的感觉。

谁来协调?角色间的良性互动不是自然实现的,而是自觉协调的结果。因此,在明确角色主从关系及其实质之后,有必要进而探讨谁来协调、如何协调的问题。

谁来协调呢?一般的说,主持人作为媒介的代表,负有体现节目意图、实现预期目标的责任,当然是贯穿节目全过程的整体协调人。这不必多说,需要琢磨的倒是嘉宾、受众代表是否也能够发挥协调作用。且看一个实例:观众:……我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我叫××。李金华:都是我的校友。

这句“套近乎”的话,是否含有提醒提问人放松些的意思呢?如果是,恐怕就是一种让对方觉察不到的协调。紧接着,这位观众提问:

每年审计署都能够查出很多问题,有的人兴奋,有的人挺灰心的,想问一下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观众的提问,等于给嘉宾限定分析范围,其实也是一种协调;就这个问题看,由于反映了社会舆论,嘉宾也作了相当有针对性的回答,双方堪称进入了积极协调的境界。虽然这只是一个个例,但如果据此认为节目中的各种角色都负有相互协调的责任,都可以发挥各自的协调作用,也许不至于牵强或武断吧?其实,角色互为主从或互动关系,本身就包含着相互协调;没有协调,哪来互动?没有从各自角色出发的自觉协调,又哪来良性的互动?当然也有区别,这主要表现为:主持人的协调贯穿于节目的始终,属于全局性协调;嘉宾、受众代表的协调作用,体现在具体交谈的过程中,带有局部的性质。

至于如何协调,具体方式方法多不胜举。如主持人在通称为“串连”的过程中,就既可以通过提问、提示、归纳、引申等语言手段,在交谈者之间铺路搭桥,促使话题有序展开、逐步深入;也可以插入预先录制的音像片段,或与现场记者连线,为交谈双方提供背景材料或最新动态,激发他们的思路。嘉宾和受众代表除不便于利用音像材料外,也同样可以调动类似的语言手段。所以,能否实现有效协调、增强角色间的良性互动,关键看来不在于方式方法,而在于自觉坚持某些在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尤其是以下几项堪称“准则”的认识:

(1)精心做好“先协调”。“先协调”,指进入节目制播现场前的协调,主要是让所有谈话参与者明确本次节目的预期目标、各自的“角色”及相应的要求,组建目标一致、分工明确的节目制播群体。这是主持人责无旁贷的任务;做好这一环节的工作,为制播现场的协调奠定基础,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一切从体现节目定位、表现内容的需要出发。这是临场协调的每一个环节,特别是把握协调时机、调动协调手段时需要坚持的原则。如果稍有背离,就可能出现协调不适时、不得体之类的现象,甚至蜕化为“指手画脚”。

(3)时刻为场外受众着想。协调虽然主要是协调角色间的话语,但这些话语却是面向场外受众的,其效果终究要由他们的理解程度和反应来检验。所以,无论主持人、嘉宾或受众代表,无论是提出问题、解答问题或做出反应,都需要同时考虑场外受众的关注重点、疑难所在、理解能力等等。

当然还有其他“准则”,但以上这三条可以说是检验协调能否收到预期效果的基本准则。

再说“类交流”关于“类交流”,前面已有所阐述。⁽³⁴⁾这里仅结合分析性谈话节目的特点,就两个直接影响节目社会效果的问题略作补充。

其一,增强“类交流”意识。相对于谈话体评论和其他谈话节目而言,分析性谈话节目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以主持人、嘉宾、受众代表之间的交谈表现内容;二是角色间的交谈通常着眼于表达自己的见解,不仅抽象程度较高,而且带有相当浓厚的主观色彩。前者在特定场合(如演播室等)“当面锣对当面鼓”直接交谈,有利于内容的拓展和深入,增强节目的表现优势;但也可能因此而误以为这就是同场外受众的交谈。同谈话体评论稍做比较,不难明白这种误解的后果。谈话体评论由于本身没有直接的交谈对象,一般比较注意借助某种中介营构类似同场外受众交谈的“类交流”语境,让受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其中的见解;这类节目则可能因误解而淡化“类交流”意识,置场外受众的需求和感受于不顾,从而增加抽象内容的理解难度,或因角色沉浸于“各抒己见”而让场外受众陷于“莫衷一是”的境地。实践中时有这种现象:角色谈得兴高采烈,场外受众却一头雾水。究其原因,症结恐怕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增强“类交流”意识、消除认识误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是这类节目营构“类交流”语境必要前提,也是将节目的表现优势转化为实际的传播优势、传播效果的基本保证。

其二,致力于语境转换。节目中角色间的交谈,根本目的在于面向场外受众表达特定内容,理所当然地承担着既表现内容、又作为同场外受众交流的“中介”这两种功能。不过,后一种功能一般处于潜在状态,能否付诸节目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谈者“类交流”意识的强弱。所以,由于“类交流”意识相对薄弱,实践中有些节目的角色间交谈,仍然单纯着眼于表现内容;其交谈架构基本上是封闭式的,即多局限于角色间的交谈、交流,而很少顾及同场外受众的间接交谈、交流。所谓语境转换,就是针对这种现象强调的,主要指将封闭式的直接交流语境转换为同时顾及与场外受众间接交流的语境。这当然不是否定角色间的直接交谈、交流,而是说最终要落脚于同场外受众的交谈、交流,即以便于场外受众理解、能够引发他们共鸣,乃至进入思考和联想状态为最终的目标。这样,只有这样,角色间交谈才能结出预期社会效应的硕果。

怎样实现语境转换呢?从这类节目的播出情况看,通常只要角色在交谈过程中,从剪裁组织材料到遣词用语都既服从表现内容的需要,也顾及场外受众的需求和感受,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种转换,而未必需要像谈话体评论那样诉诸有形的“中介”因素。上面所举的那位受众代表对李金华的提问,不是因为问题反映了社会公众的疑虑,从而不显山、不露水地赋予提问和相应的回答以某种“类交流”的色彩吗?而主持人对于提问的解释,其实也是面向场外受众的,看来也可以收到帮助他们把握问题的重点、理解回答内容,即促进“类交流”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转换语境的关键,还在于自觉坚持前面说的协调角色话语活动的三个准则,特别是“为场外受众着想”的准则。

思考题:

1.何谓谈话体评论?如何理解它同其他谈话体文章或话语的异同?

2.何谓“类交流”?为什么说它是谈话体评论的“灵魂”?

3.为营构“类交流”语境,谈话体评论在写作中应把握哪些要领?

4.试比较谈话体评论与分析性谈话节目的异同。

5.说说你对分析性谈话节目角色主从、互动关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