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论及其思维过程

第一节　选题、立论及其思维过程

为了讲清广播、电视评论选题和立论的有关问题,有必要首先弄清楚选题、立论这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的思维过程和思维特征。

选题究竟是什么?

在新闻评论领域里,选题有两种含义。广义的选题,指一个新闻单位在一个时期内重点评论什么,一般以计划的形式出现,称选题计划。选题计划是特定时期宣传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于具体选题的取舍具有支配的作用。狭义的选题又称论题,它规定一篇评论的评论对象和论述范围。狭义的选题固然受选题计划的支配,但也常有随时因应实际需要确定的。这种随机性的论题,不管是怎样确定的,也不管作者是谁,只要评论一经发表,就自动成为新闻单位选题计划的一部分,成为它的宣传指导思想的某种体现。所以,这里虽然主要阐述狭义的选题,但不能忽视它与广义选题的联系。

为什么新闻评论的具体选题,必须同时兼顾评论对象和论述范围这两个侧面呢?任何一篇新闻评论都有特定的评论对象,也都具有某种直接的针对性。但评论对象和论述所针对的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却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评论对象和论述所针对的社会现实范围相当,有的则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距离,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评论对象大于论述范围

有些阐述方针政策、分析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评论,由于评论对象本身涵盖面很宽,为了更好地驾驭论题,往往需要适当缩小论述范围。例如《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³⁾,这篇社论根据党的十二大精神,阐述如何切实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它的评论对象涉及政策和落实过程的方方面面;如果在一篇评论中全面论述这一切,不是冗长不堪,就是浮光掠影、流于肤浅,结果都难免削弱评论的社会效果。所以,它的论述范围一缩再缩,严格控制在“当前”和“关键”的范围内,集中笔墨、突出地阐述这样的中心思想: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在于进一步端正干部,尤其是人事干部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认识,克服在“左”的思想和路线长期影响下形成的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这个缩小论述范围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王夫之所说的“浚而求之”⁽⁴⁾的过程。“浚求”既是思想方法也是表达方法。思维过程中的“浚求”,指通过由表及里的分析,深入发掘、准确把握事物或问题的本质;表达中的“浚求”,则是集中力量、透彻中肯地揭示矛盾的症结。经由“浚求”缩小论述范围,这是能动驾驭论题的一种自觉的努力。如果没有这种努力,面对涵盖面那么宽的评论对象,就可能陷于“老虎吃天——无从下嘴”的被动境地,充其量只能讲些四平八稳、不着边际的空泛道理。

二、评论对象小于论述范围

这是以典型事例为评论对象的评论选题常见的格局。如《评朱毓芬之死》⁽⁵⁾,它的评论对象是一个具体事件,可是它的论述范围却远远超出朱毓芬个人的遭遇。评论一开头就与蒋筑英、罗健夫英年早逝联系起来,把朱毓芬个人的遭遇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分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广泛抨击压制、刁难、排挤知识分子的嫉贤妒能的社会恶习,中肯地提出和论述了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方向性问题——不仅要把优秀知识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而且要全力支持他们工作,特别是支持他们同种种歪风邪气作斗争。这样扩大论述范围,赋予典型事例以普遍的社会意义,显然是“引而伸之”,也就是从事物的联系中把握事物的结果。假如没有必要的引申,不是把朱毓芬个人的遭遇与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联系起来,而是就事论事地剖析、抨击一番,怎么可能像现在的论题这样,收到令人为之震撼的舆论效果?弄得不好,甚至还可能落入单纯追究个人责任的窠臼。这个例子说明,对于以典型事例为评论对象的评论来说,适当扩大论述范围,无疑是增强论题社会意义的有效途径,甚至是必由之路。

三、评论对象与论述范围相当

论述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的评论选题,多数属于这一类。因为这类评论的着眼点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向、途径、措施等等的论述是切合实际的,评论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明确选题的两个侧面,从评论对象本身的实际和社会需要出发适当调整论述范围,是能动驾驭论题的基本前提。评论对象无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它只为人们提供要么评论、要么不评论这样两种选择的可能性。而评论对象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却是多种多样的,这就为人们提供了调整论述范围的广阔余地。因此,越是善于根据客观实际调整论述范围,就越能掌握处理论题的主动权。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闻评论的选题,不等于评论的题目。选题规定一篇评论的评论对象和论述范围;题目对于评论,就像人的名字有不同的寄托一样,可以承担各种各样的任务。它可以反映选题,如《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这个题目,明确地表述了评论对象和论述范围;《评朱毓芬之死》、《有感于李准改名》这类题目,也部分地反映了选题,告诉人们这篇评论将论述什么。不过,更多的评论题目却主要用于揭示立论思想,或概括对于事物的看法和态度,如《绝对不允许有“特殊公民”》、《为了美好的明天,加油干!》、《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等。《别了,司徒雷登》、《一语便俗》这类题目,概括的也是立论思想,只是比较含蓄,后者还具有杂文特有的色彩。题目也可以同时反映选题和立论,如《回答一个问题——翻两番为什么是能够实现的》,它的主题反映选题,而副题则反映立论。总之,选题是选题,题目是题目;把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势必影响对选题的确切理解,也影响题目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立论的含义

新闻评论的立论,指一篇评论作品的中心思想和基调。其中的中心思想,相当于一般文章主题,它贯穿于评论的始终,起着统帅全文所有观点和材料,包括论点和论据,以及其他诠释和衔接文字(或音响、画面)的作用;基调则着眼于适应受众的接受能力,是新闻评论这种面向广大受众的政论文章不能不特别注意的方面,也是立论区别于一般文章主题的主要因素。

任何一篇评论,不论论题大小,篇幅长短,都需要有自己的明确的立论,即一定的中心思想和基调。《回答一个问题》阐述党的十二大的重大决策,论题之重大自不待言,篇幅之长也是少见的。这篇社论在我国经受过1958年的“大跃进”和1978年的“新跃进”两次挫折的历史背景下,面向广大干部、群众阐述本世纪发展国民经济的总目标——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旨在消除人们对这个目标究竟是不是切合实际、能不能实现的疑虑。它从提出翻两番的目标是否重蹈历史的覆辙这个尖锐的问题入手,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分析任何问题都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的原则,除了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论证其可能性外,着重强调这个目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科学的经济工作方法指导下经过反复论证提出的。这个立论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认真提炼的,正如社论在作了种种比较之后所说的:

这些比较,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在这篇社论里,我们不准备更多从这方面去论述,而想着重从历史条件的不同这个根本问题,来论证翻两番的现实可能性……⁽⁶⁾

这个立论思想很充分地体现在社论中,成为贯穿全文四五千字的主线,统帅着其中的每一个段落、每一句话。假如不是动笔之前就形成了明确的立论思想,怎么可能下定决心以这么长的篇幅做多侧面的论述呢?假如不是有这么一条鲜明的主线贯穿于全文的始终,怎么可能吸引读者读下去,心悦诚服地接受它的看法呢?长篇评论需要有明确的立论,短篇评论也不例外。《微笑的美》议论一件小事,只有300多字,它所以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也在于作者不因文章短,而忽视提炼立论思想。它针对营业员、服务员多为女性的实际情况,从微笑是心灵美的表现这一观念出发,引导营业员、服务员改善服务态度,微笑对待顾客;这是一个相当巧妙且不无新意的立论角度。⁽⁷⁾一篇评论,包括短评论,如果没有明确的立论,那就像没有穿线的珍珠,即使颗颗晶莹璀璨,也不过是盘散珠;就像军队没有统帅,就算个个勇猛,也不过是使气斗狠的散兵游勇。有些评论所以给人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感觉,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形成明确的立论,失却了处理内容的确定的指导思想。

立论的两个侧面,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中心思想揭示作为评论对象的事物本质,基调规定论述的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它们从不同角度体现评论的预期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服务。新闻评论面向实际、面向群众,它论述某件事情、某种现象、某个问题,都既要从评论对象的实际出发,也要考虑它对周围事物的影响,照顾多数受众,尤其是与所论述的事物有着密切关系的那部分受众的接受能力。它要揭示事物的本质,并提到一定的思想、理论高度上来分析和认识,但不是越深越好、越高越好,因此就有个适当控制基调的问题。所谓“适当”,就是力求符合两个实际——事物的实际和受众的实际。比如,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谋取个人私利,实质虽然都是以权谋私,但有程度的差别(量),有政策界限(质),有的违反党纪,有的违背职业道德,有的则触犯刑律,究竟把基调定在哪里,就需要具体分析;如果不加分析,唱同一个“调头”、“一刀切”,那就势必违背事物的实际。《评朱毓芬之死》和《不仁》⁽⁸⁾都是就自杀事件发表的评论。前者在抨击嫉贤妒能的社会恶习和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左”的思想同时,大声疾呼:

……朱毓芬生前的呼喊和最后的一死,正是一个信号,它提醒我们:重要的不仅是把优秀知识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而且还要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特别要支持他们同歪风邪气作斗争。

后者就一位粮站职工因生活上的困难得不到领导的体谅和可能的照顾而自杀的事件,一方面鞭笞由麻木而终至于残忍的官僚主义作风,一方面告诫人们:

所以“不仁”之义虽然有两⁽⁹⁾,而运用于人事上却是合二为一的。这些“圣人”的不仁,首先是麻木,对于人民的痛苦毫无感受,由麻木而终至于残忍,无慈悯。麻木、痴顽、刻薄、凶残,兼而有之。对于这种“圣人”我想重申去年论廖秀英案时说过的话:“尸谏无益”,“吞下砒霜药不死老虎”。自杀是教训不了以百姓为刍狗的“圣人”的。

对这两篇评论稍加比较,不难发现它们的基调明显不同,却又都恰到好处。这种不同,是综合考虑自杀的原因、事件的社会意义、读者对象不同等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读者对象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人民日报》读者以干部为主,主要着眼于政策;而《新民晚报》面向城市居民,则更多地考虑事件的社会意义。所以,在立论中把中心思想和基调区别开来,给予基调以必要的注意,有利于防止评论“调头”倚高倚低、强加于人或流于浅陋鄙俗的偏向。

有一种说法,认为立论就是总论点。其实,它们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立论与选题同属于评论的整体层次,它以观念形态存在于作者的脑海之中,并不直接在评论中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包括总论点在内的诸论点体现、并为受众所理解的;总论点则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论点,与分论点同属于评论的要素层次。有些只有一个论点的短评论,立论直接表现为总论点;在这种情况下,未尝不可以说二者是相通的,但毕竟不是一回事。

选题趋同、立论互异的现象

选题与立论,是一个统一过程(构思或酝酿过程)的两个环节。一般选题在前,立论在后;选题为立论提供基础,立论赋予选题以灵魂。正如毛泽东所说:“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¹⁰⁾不过它们又是相互渗透,不能截然分开的。人们在确定选题时往往同时考虑立论,在提炼立论思想的过程中也时常回过头来修订选题。尤其是论述重大问题的评论,选题和立论大多几经讨论,凝聚着集体的智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就更难区别孰先孰后了。

在选题和立论的关系中,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选题趋同、立论互异的现象。面对着一项中心工作,或人们普遍关心的新闻事件、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各个新闻单位都感觉到它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引导受众正确认识和对待它,因此一时间出现许多选题类似的评论,这就是趋同现象。但是,新闻单位的性质、所处地位和服务对象毕竟有所不同,各自对于事物的判断和认识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差异,而且又都力求表现独到的见解,因此即使论述同一论题,立论也往往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从而出现互异的现象。在选题趋同的情况下,立论互异通常有两种表现:

(一)目标一致、各有千秋的互异

这种互异,多数出现在论述中心工作、先进典型和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评论之中。这种互异,其实是新闻单位从各自的性质、肩负的任务和受众的实际出发观察、分析事物的必然结果,也是检验新闻单位的政治敏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标志。因为在选题趋同的条件下,只有在立论上“各有千秋”,才能为自己的服务对象提供更加切合实际的见解,也才能防止雷同、避免千篇一律的现象。这种互异亟须提倡,否则凡事“统一处方”,怎么可能“对症下药”?哪里谈得上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贯彻“宣传要看对象”⁽¹¹⁾的原则?又怎能真正活跃和繁荣社会主义论坛?当然,这种“各有千秋”是以目标一致为前提,为共同目标服务的。

(二)反映不同见解或意见分歧的互异

这种互异在署名评论中较为常见。例如,1982年有家出版社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征求读者对它所出版的图书的意见,许诺给提意见的读者以一定的“酬金或赠新书”。上海和北京多家报纸就这件事发表了署名评论,有的给予肯定,认为这是花钱买批评,表现了渴望批评和改进工作的诚意;有的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把批评商品化。⁽¹²⁾这种不同见解或分歧,有的固然有是非、正误之争,有的则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结果。不管哪一种,在一般情况下都属于正常的现象,既有利于活跃论坛,也有助于明辨是非、澄清认识、完善看法。正如《人民日报》在1956年的《致读者》中所说的:“这种情形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无论问题是由于一种观点战胜了其他观点而解决,或者由于不同观点在争论中相互接近而解决。”⁽¹³⁾当然也可能出现基于立场、世界观对立的不同立论,不过在关于国内问题的评论中,这种现象相当罕见。

选题趋同、立论互异这一现象说明,选题和立论虽然都是对客观外界这样那样的反映,但相对地说,选题的客观性强些、稳定些,而立论则更为活跃,更具主观倾向性。换句话说,新闻单位和评论作者,在立论方面可以比选题拥有更充分的主动权和能动性。不妨设想一下,一个新闻单位如果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置若罔闻或避而不论,那将会怎样?恐怕不仅是失职,对社会、对自己的服务对象失职,而且也将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模糊自己的政治面目。因为在其他新闻单位都有所评论的情况下,不予置评本身就是一种“评论”,而且是一种可能被受众理解为同主流舆论相反的“评论”。但如果只是“等因奉此”式或人云亦云地议论一番,毫无真知灼见,那也无异于搪塞受众、搪塞社会。因此,任何一个负责的新闻单位在选题不能不趋同的时候,都力求在立论方面充分发挥能动性,尽可能就有关问题发表新鲜、中肯而且有益于社会和受众的见解。这对于繁荣新闻评论,活跃社会主义论坛,无疑是十分可宝贵的努力,亟须继续发扬光大。

选题、立论的思维过程和思维特征

选题和立论虽然都是客观实际的反映,都是思维活动,但由于选题在前、立论在后,而且各有不同的要求,因此也必然具有各自的思维过程和思维特征。

选题的思维过程和思维特征　选题作为酝酿阶段的先头环节,它首先面对的是客观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它的任务是从这些事物中选择、确定恰当的评论对象和论述范围,形成既具有普遍社会意义,又适合自己(指媒介,包括媒介的传播方式、性质、地位等)论述的论题。所以,在选题过程中,认识主体——评论作者(包括个人和群体),除了必须坚持从认识对象——客观事物出发以外,还需要考虑媒介、受众等因素。这样,选题的思维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把进入自己认识范围的事物,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比较、筛选的过程。体现在这个过程中的思维走向和思维方法,带有横向的宏观比较的鲜明特点。

图1是选题思维过程的示意图。图中的Ⅰ、Ⅱ、Ⅲ,表示选题思维过程的三个阶段,也就是经过三重筛选,即:

(一)重要性筛选——在这个阶段,作者的主要任务是从面对的各种事物(即图1中的“事物群”)中,经过比较,从中筛选出他认为重要的、值得加以评论的若干事物。这重筛选是其他两重筛选的基础,集中地体现了选题的思维特征。

图1　选题思维过程

(二)必要性筛选——受众作为社会实践的参加者,也同评论作者一样,面对着各种事物(具体种类可能不完全相同);他们同这些事物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且也在观察和认识这些事物,甚至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某种看法。由于所处地位、环境不同等因素,评论作者认为重要的事物未必都是受众关心的,因此也就未必能够成为评论的对象——特定事物。这就需要在重要性筛选的基础上,与受众究竟关心什么、为什么关心这些因素联系起来作第二重筛选,即必要性筛选。

(三)可行性和可能性筛选——重要的、必要的,是不是就是宜于论述并能够得心应手论述的论题呢?这也是未必的。所以,还必须与媒介本身的性质、地位、服务对象,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联系起来,作第三重筛选,即可行性和可能性筛选。比如,《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宜于论述的论题,地方党报、非党报或专业性报纸就未必都宜于论述;各级电台、电视台虽然性质相同,但所处地位不同,也同样存在着宜不宜的问题。这是可行性的一面;可行性还有更重要的一面,这就是从全局出发、着重从政治和社会效果方面权衡利弊得失,以十分负责的态度慎重地对待所谓“投鼠忌器”问题。茅盾曾说:

鼠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事,而且鼠有大小,而小鼠之后有大鼠撑腰。故投鼠,亦非简单。器可以指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指党。投鼠不中而伤器,这是极不应该的(意在投器的别有用心者,不与同例)。如何能击中老鼠而不伤器,且使器之光辉更加发扬,这就有赖于作者的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分析综合能力,以至于写作技巧了。⁽¹⁴⁾

这个意义上的可行性筛选,是关系着评论方向的根本问题,自然不能掉以轻心。可能性筛选,则是居于媒介传播方式的适应性选择,这对于广播、电视评论尤为重要;它提醒我们在选题方面自觉地实践扬长避短的方针,防止与报纸评论简单攀比。经过这重筛选之后,选题也就可以确定了。

在这三个阶段中,直接关系选题现实意义强弱的,主要是前两个阶段。新闻评论面向广大受众,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受众这个因素,忽视必要性筛选这一环节。当然也不能机械地理解受众因素,片面地以必要性否定重要性和可行性。有些重要的问题可能还没有引起受众的关注,但只要善于从群众的角度提出问题,是可以唤起受众的关心和接受兴趣的。而对于有些社会上议论纷纭的热门话题,则务必立足全局、冷静分析、慎重对待,切忌赶浪头,凑热闹。

立论的思维过程和思维特征　立论一般是在选题的基础上提炼的。因此,酝酿进入立论阶段时,作者首先面对的是作为评论对象的特定事物。整个思维过程的任务是:透彻地分析特定事物,弄清它究竟蕴含着一些什么,提供了哪些立论的可能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必要综合、提炼,形成鲜明、中肯的中心思想和适当的基调。这个过程也可以大致概括为图2所表示的三个阶段:

图2　立论思维过程

(一)形成认识深度——即通过对特定事物的解剖、分析,洞察其内里,具体了解它的方方面面。对特定事物认识越深越细,就越能把握评论对象蕴含的各种立论可能性。经过这个阶段,出现在作者脑海里的就不再是事物的外在表现,而是内在的种种蕴含(甚至是本质特点),以及可能成为立论基础的种种初步想法,以至于观点和见解。

(二)确定立论角度——分析特定事物之后所掌握的各种立论可能性,其实就是一个个供选择的立论角度。从哪个角度立论可以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或者说可以获得举一反三的舆论效果呢?这不能光凭主观判断,而需要再回到事物群中去,弄清楚不同的立论角度与周围事物的关系;同时与受众联系起来,具体掂量哪个角度更贴近受众,更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经过这两方面检验之后确定的立论角度,通常就可以为评论实现预期的舆论效果奠定较好的基础。

(三)控制立论高度——这一阶段主要是从受众的实际,包括他们对特定事物的既有认识(正确的、错误的、有疑虑的、误解的等等),以及认识能力和容受能力出发,确定立论基调,适当掌握立论的思想高度、理论深度。也就是把基调控制在既有利于揭示事物本质,也有利于消除受众疑虑、误解和纠正错误认识,同时又是多数受众易于接受的范围之内。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曲高和寡或庸俗浅薄的现象,防止重蹈任意拔高、无限上纲之类的覆辙。

具体评论的立论过程可能几经反复,但都需要认真解决认识深度、立论角度和思想理论高度这三个问题,才能保证评论的思想质量和社会效果。贯穿在这个过程中的思维特征,是与选题相对应的纵向的微观分析。这里的纵向指由表及里、由浅而深的思维走向,微观指注重解剖、透视事物的内里,分析指思维方法。

选题和立论是一个思维过程,而且经常是一个群体思维过程。能否形成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选题和思想价值的立论,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是否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认真研究客观实际和作为评论对象的特定事物。问题是怎样理解客观实际和特定事物。对于面向群众的新闻评论来说,有必要特别强调把处于实践第一线的广大群众作为重要的、不可忽视的认识对象,把“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统一起来。这样,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见事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才能真正赢得广大受众、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所以,在选题和立论的思维过程中,受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是同事物具有同等意义的认识对象。

思考题:

1.选题是什么?如何理解选题的两个侧面和它们的关系?

2.何谓立论?为什么立论必须注意适当控制基调?

3.如何理解选题趋同、立论互异的现象?认识这一现象的意义在哪里?

4.结合示意图,说说你对选题、立论的思维过程和思维特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