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论党报群众工作

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论党报群众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不仅是党报理论的奠基者,而且是党报实践的亲历者。在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上,他们的重要论述和相关做法,不仅在当时对发展党报起到了积极作用,就是在今天也依然有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与党报群众工作

当我们谈到党报群众工作的时候,一般把理论渊源追溯到列宁那里,因为他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党报群众工作的概念,并对如何搞好党报群众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此问题论述比较分散,也没有直接说报刊的群众工作,但是也可以从有关文献中看出其对党报群众工作的看法。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理论上,马克思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报刊工作中的重要地位,集中体现为他提出的“人民报刊”思想

“人民报刊”是马克思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专制制度下,它主要指与官方、半官方相对应的民主主义民营报刊；在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它主要指与上层人士创办的报刊相对应的工人创办的报刊。^[1]1842年4月到1843年3月,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等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人民报刊”思想。尽管这个时候马克思还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其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党报。

1842年4月,马克思撰写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首次使用了“人民报刊”这个概念,明确提出人民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2],认为“真正的报刊即人民的报刊”,“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公开的‘表达者’”,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3]

在《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进一步强调:“报纸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4],“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最近的被压迫者辩护。”^[5]

虽然马克思所说的“人民报刊”不能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党报党刊,但是其人民报刊思想对党报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报刊植根于人民群众当中,真切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核心观念一直是党报的行动准则。

2.在实践中,马克思非常重视报刊的群众工作,尤以其创办《新莱茵报》最为突出

《新莱茵报》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来推进报纸的群众工作,一是广泛建立通讯员网,并加强通讯员培训。《新莱茵报》在国内外几十个城市都设有固定的通讯员,而在莱茵省通讯员网几乎遍布所有城镇,这些通讯员包括各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普通的工人群众等。为提高通讯员的政治水平和写作能力,马克思通过经常通信,在国内旅行期间的会见,参加会议等各种形式保持与通讯员的联系,并给他们以具体的工作指导。对通讯员的来信来稿马克思则认真给予修改,一些重要的稿件、信件还加上按语和短评一同发表。二是大量刊发读者来信。《新莱茵报》十分重视读者来信,从中获取社会信息,了解群众情绪,据以撰写报道和述评。每期报纸要刊发十几封读者来信,直接反映群众的呼声。这些来信的读者有工人、农民、大学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有对政府不满的官吏和士兵,还有国外侨民及欧洲各国的民主主义者。编辑部对这些来信都认真进行处理,尽可能给予发表或答复。特别是对一些工农来信,更是给予特别的重视,甚至刊登在第一版,还加上按语说明,在刊登这些来信时大都不作改动,尽量保持原作者朴实、纯真的思想和语言风格。^[6]

可以说,《新莱茵报》在通讯员网建设和处理读者来信方面的做法,对今天的党报也有借鉴意义。

(二)恩格斯与党报群众工作

在过去的研究成果中,我们通常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在一起论述,一方面是出于两位革命导师不可分割的革命情谊,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一起活动一起著书立说,某些观点很难分清彼此。不过,本课题研究中发现,他们关于党报发展方面都有各自的较为完善的论述,因此我们分开论述两人的观点。

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在党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847年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谈到党报党刊的任务时,他认为“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党报党刊“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为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员、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7]

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的群众工作,他认为“没有一家德文报纸——无论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8]

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群众对党报的支持,“如果说资产阶级读者在1848年前夕只是在极其少有的情况下才出钱支持自己被禁止的刊物,那么工人却在十二年的过程中都非常认真地出钱维持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9]

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一文中,恩格斯就报刊如何履行“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职责,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0]恩格斯还多次告诫《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要代表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志,他指出:“群众比几乎所有的领袖都要强得多。”^[11]

与此同时,恩格斯还针对党报的群众工作提出具体的建议。1894年12月至1895年3月,恩格斯多次通过书信对奥地利《工人报》^[12]提出建议,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日报建立自己的通讯员网,他建议:“需要在每个城市设立一个组织完备的机构,其中一名首席通讯员专门为你们工作。”^[13]

至于党报群众工作的实践方面,1848年《新莱茵报》创刊,马克思任主编,恩格斯为编辑之一,马克思不在时恩格斯代理主编职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新莱茵报》在群众工作方面的成功经验,也有恩格斯的心血。

(三)列宁与党报群众工作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党报群众工作的思想,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关于党报群众工作论述最系统的一位,他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为工人写作。在他的革命活动中,创办、领导和编辑过约40种报纸和杂志。列宁创办和编辑的党的报刊多数在国外出版,为了及时而准确地了解国内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他特别关注党报的群众工作,注意与国内的广大报刊通讯员建立联系。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他依然十分关注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群众工作,经常要求各报提供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和具体的读者来信,通过这条途径了解基层的情绪。

列宁不仅有丰富的党报群众工作实践,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党报群众工作思想。具体而言,列宁对党报群众工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人民群众在党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列宁强调党报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在《工人和〈真理报〉》^[14]一文中,他高度评价了工人群众对办好党报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正是由于工人积极捐款、提供材料、参与讨论、为报纸宣传,报纸才得以生存,因此报纸应进一步反映工人生活,关注工人关心的话题,发表工人的言论。最好“让工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写稿,可以写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多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兴趣的问题和工作情况,没有这种材料,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就一文不值,我们也不配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5]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列宁认为,党的报刊要把争取最大多数的读者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他在1913年《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中谈到,“现在主要的是不要忘记,我们应当为争取达到10万读者而奋斗。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危险是失去广大读者,失去争取读者的阵地。”^[16]

二是注重通讯员队伍建设。列宁认为,党报需要几千个非专门著作家的工作人员,即通讯员和推销代办员,通过这些人同广大读者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报纸工作的基础。他在一封《给同志们的信(关于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中写到:“要把机关报办得生动活泼,生气勃勃,有5个负责领导和经常写作的著作家,就需要500个、5000个非著作家撰稿人。”列宁还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主张,他要求“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作。我们要求所有的人,特别是工人,给我们写通信稿。”^[17]

他十分重视通讯员的培养,在创办《火星报》期间,他曾用近一年时间在国内挑选优秀工人做通讯员,并对他们进行政治和业务训练。他主办的报纸上,1/3以上的文章是通讯员写的。^[18]他对通讯员的作用和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在悼念《火星报》通讯员巴布什金的文章中,列宁写到:“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被捕以前,《火星报》从来没有感觉到纯粹工人通讯稿稿源的不足。”并评价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是《火星报》“最热心的通讯员和最热烈的拥护者”^[19]。

列宁主张正确处理通讯员和编辑部之间的关系。通讯员与编辑部之间不是简单的写稿和采用的关系,通讯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与报刊编辑交流思想,反映人们的情绪和平常的生活,反映他们对运动的不满、疑虑、需求。在《无产者报》第20号的一则编者按中,他指出:“没有这种同实际工作者的交换意见,国外报纸的编辑部就永远不可能真正代表全党的呼声。”^[20]

为了能够了解到真实情况,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让通讯员直接同编辑部通信。在《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21]中,列宁建议建立地方通讯员网、吸收党员和非党员参与报纸工作、多刊登来自基层的通讯、出版重大经济问题的分析专刊。1921年以后,列宁把建立党的和非党的地方通讯员网,规定为社会主义报纸群众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22]

列宁认为,编辑部要认真对待通讯员的来稿,在1912年《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他谈到了对通讯员来稿的反馈问题:“一般来说,对没有采用的文章通知一下,也是应该的吧。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为字纸篓’写稿,就是说,写了文章被扔掉,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未采用的文章应该退还。”^[23]在稿件编辑处理过程中,重要观点应该征求作者意见,在给通讯员梁赞诺夫的信中,列宁写到:“说到删节,那是我们做的。当然,对于作者的实质性的重要观点,事前如不征得他的同意,我们并不认为有权做任何改动。”^[24]

通讯员写稿是要给报酬的。在《致高尔基》的信中,列宁写到:“如果所有替工人报纸工作的人都开始多少得到一些报酬,那有什么坏处呢?”^[25]为了保持与通讯员的密切联系,编辑部应当及时地而不是拖延地付给撰稿人稿酬。在1913年《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列宁为一位叫尤·加的通讯员得不到稿费准备不再写稿而批评了《真理报》编辑部,他说:“他那篇有关阿列克先科的文章好极了。这位作者无疑能够经常提供这样的文章。可是你们不付稿酬给他,这太不像话!!失去撰稿人,无论对《真理报》还是《启蒙》杂志都寸步难行。因此,我坚决地主张,你们立即作出决定,每月付给尤·加75卢布。对报纸和杂志的固定撰稿人来说,这是最起码的。”^[26]为了吸引通讯员来稿,列宁主张提高稿费标准,在《致〈涅瓦明星报〉编辑部》的信中,他写到:“每行字2戈比的稿费是找不到通讯员的”^[27]。

在谈及通讯员的职责时,列宁认为通讯员能够实现对不良风气的有效监督。十月革命后,列宁特别重视通过报刊通讯员揭露党和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各种怠工、腐败现象,即通过通讯员一定程度上实现群众监督。他认为这是通讯员的一项重要的监督工作。^[28]

为了有利于通讯员正常开展工作,列宁要求党的地方组织不得干预通讯员与报刊编辑部的直接联系和所形成的特殊关系。通讯员所在的党组织(这是指没有取得政权前)和所工作的单位(这是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干预通讯员与报刊编辑部通信,逐渐形成传统。他在《给同志们的信》中指出:“我们想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不要让通信工作只是由委员会和只是由秘书掌管。没有比这种垄断更有害的了。在行动、决策方面统一是十分必要的,但在一般互通消息和通信方面统一却是非常不正确的。”^[29]

三是重视读者来信的处理。列宁在报刊活动中用大量时间阅读和回复读者来信,一些来信经常反复读,有的刊登在报纸上。在给《贫苦农民报》副主编卡尔宾斯基的一封信里,他要求卡尔宾斯基简单回答如下问题:“《贫苦农民报》接到多少封农民来信?在这些信中有什么重要的(特别重要的)和新鲜的东西?情绪如何?迫切问题是什么?能否每两个月给我写一封这样的信(下一次是1922年3月15日)?”^[30]从此,分析读者来信,成为社会主义报纸群众工作的又一项基本内容。^[31]

四是重视报纸对广大群众的组织和引导作用。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列宁写到:“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32]为了更好地鼓动和引导读者,列宁主张报刊的语言要通俗而不是庸俗,在《评〈自由〉杂志》一文中,他写到:“庸俗化和哗众取宠绝非通俗化。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深入地思考、深入地研究,他们从最简单、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和恰当的例子来说明这些材料的主要结论”,而庸俗作家“不是引导读者去了解严肃的科学的初步原理,而是通过一种畸形简化的充满玩笑和俏皮话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33]

五是讲究党报群众工作的艺术。列宁认为,党报群众工作要取得好的效果,必须讲究工作艺术。一方面,党报编辑、记者要善于同群众交朋友。当《火星报》在伦敦出版时,他特别注意在报纸上寻找工人区举行集会的启事,到那里参加工人的活动。每当有通讯员来到编辑部,他经常留他们住几天,同他们进行长谈。他与许多报纸通讯员成为非常知心的朋友。列宁还要求党的宣传工作者了解自己的宣传对象。1920年他指出:必须学会特别耐心地慎重地对待群众,以便了解每个阶层、行业群众的心理特点。另一方面,为了使报纸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他要求报纸改变作风,少谈些空论,多接近些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十月革命后,他多次写介绍信,把一批又一批来自最基层的群众介绍到《消息报》或《真理报》,从而把群众工作直接送到了报纸编辑部。^[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