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变革中的中国电视体制

第一章　变革中的中国电视体制 矛盾与话语冲突

2000年是个颇具症候性的纪年,千年末抑或世纪初的争论困扰了全世界,媒体为寻求经济利益和象征资本,主持了一个个庆典仪式,国人在这种“跨世纪”的时间寓言中,化末世焦虑为盛世狂欢,并且采取延缓这份快乐的策略,迎罢新千年的曙光又迎来新世纪的朝阳,千年之交非但没有引来大规模的、颇具全球化色彩的“千年虫”问题,反而作为一系列历史规划的截止年限,成了大丰收的一年。随着“第二步战略目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等等量化目标的“胜利”、“如期”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承诺在一个个报告、文件中被部分兑现,改革匆匆走过了侵蚀和转型期,^[1]开始向制度重建阶段进发。

在变革过程中,电视作为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是如何参与构建这一过程的?其本身又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被构造的呢?

对中国电视发展的考察,不可避免要将其归置于复杂变化的当代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电视有着被过度阐释的语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再次将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重新显影,加以审视,因为对于尚处幼年但却拥有诸多霸权的中国电视来说,迄今为止它所创造的大部分神话,甚至它自身,都是在这段历史中创造的。

90年代被人们普遍公认的命名是“转型期”：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思想转型、文化转型。

转型的概念明晰而又模糊,明晰在于国家意识形态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待转之型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成之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糊在于没有成规的社会改革,“革命可能以谁也不知道的逻辑”进行。然而,惟其具有宽泛性,它才获得了“新诸子百家”们的承认。

转型意味着“无名”,须得借助与80年代的对比和对未来的展望,方可获得界定。如果说80年代是英雄时代、90年代就是凡人时代；如果说“政治的”、“建构的”是80年代的特定修辞,“经济的”、“消解的”就会被指派给90年代,这种颇具遮蔽性的阐释虽然在学术意义上大可商榷,却实实在在地建构了许多人对当时代的认识。

转型还意味着许多政治经济行为都介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一切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一切都未获致最终的合法性,不合法的行为可以合法化,合法的行为也可能以不合法的方式进行,合法与不合法相互斗争、相互依存,形成复杂的共生关系。

转型更意味着一切都处于流变不居之中,松绑之酣畅、失父(改革之父)之痛、回归之喜、台独之恨、邪教之痒、“第一军团”的胜利都夹杂在经济改革的阵痛之中。

转型期的种种现实特征使电视文化也呈现出复杂而多变的格局。

在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的谱系中,有理由确认电视对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核心位置,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核心位置是由以《新闻联播》为主的电视新闻来实现的。1982年开始,《新闻联播》被授权比其他媒介早一天独家发布重要新闻,从而改写了电视在媒介阵营中的从属地位,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经常从“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社论”这种特别的新闻语式来识读政府对电视媒介的信任。收看《新闻联播》也已经内化为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尽管这个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已经有些脱离现代媒介文本的符码规则,但至今仍保持着28.9%的年度平均收视率(2000年),以每晚近3亿的收视人数,创造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电视托拉斯也难以企及的神话,虽然这个神话的背后是政府强有力的支撑,但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这种权力支撑只能进一步证明电视是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核心的观点。可以说,理解电视就是理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解中国的意识形态就必须理解中国电视。

电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聚焦点,它讲述并直接参与社会中正在进行的各种力量的嬉戏。电视可以通过一系列媒介事件框限了我们对许多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认识,对某一事件是否直播,有时甚至会被混同于官方的重视程度。媒介事件是媒介、社会、意识形态共谋的产物,媒介受市场逻辑、政治宣传、精英、大众的共同影响,社会是转型期、国族统一、全球化等等复杂话语共同交织而成的,意识形态同样是在自身的不断变动中与各种力量冲突妥协的产物。不久前,央视一套直播了对重庆杀人恶魔张君案宣判大会,张君团伙的被捕获作为正在进行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成绩,有关权力部门及政府需要藉电视的力量加以放大来证明国家机器力量的强大,以此弥补该案对政权合法性所造成的损失,并对其他黑恶势力形成威慑和询唤,从而达到稳定政治的功效。电视台通过此前其他媒介的报道看到了这一案件的商业潜质,而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就更为复杂了,首先它迎合了“除暴安良”的基本社会心理；其次,在诸多媒体的报道中,张君已然成为一个英勇、多情的“媒介英雄”,使这一事件具有了相当可观的消费价值,有的观众则借此验证自我对社会治安、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

另外一些指标,同样是考察电视对当下中国公众意识形态的塑形作用的有力依据：2000年以来中国观众平均日收视时间均在3小时以上。在触媒途径日趋多元化的同时,公众对电视的依赖有增无减。中国公众对于电视的体认是：不是所有真事都能“上”电视,但“上”了电视的一定是真实的。前者源自传统政治文化所形成的、由官民利益对立导致的官民之间的不信任感,后者既是出于对摄录机器的无知和迷信,也是对电视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清晰指认。

或许可以说,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使电视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充任了政治风向标的角色,从地方领导到黎民百姓,都有着丰富的从各种电视声像符码解读政治气候和动向的经验。虽然自1999年开始,中国的互联网门户成长迅猛,网民数量也在以每半年90%以上的速度递增,^[2]但网络在以“自由”的表征吸引网民的同时,也失去了权威性,这再次强化了电视在政治意识形态传播中的权威地位。

进入90年代,改革进入注重策略的操作期,共享艰难的邀约取代了批量的承诺,改革初期所呈现的大规模的利益兑现局面逐渐成为旷世记忆,现代化的步伐在不断凝结的社会失望和不满情绪中继续,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与社会协商机制的缺席被凸显出来,大众媒介不期然作为一种卓为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参与了新社会形态的建构。

在利益分化和政治放权这两种互为因果的力量的作用下,多元化成为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发展变化的普遍特征和价值观图腾,中国社会随之带上了碎片化特征。电视取代20多年前安装在每个家庭中的高音喇叭,将日趋分散的社会成员询唤至一个影像构成的“政治广场”,发挥着具有高度动员力量的整合功能。主宰这个庞大意识形态机器的,除了政权的操控者,还有强大的市场逻辑,市场逻辑在弥补意识形态断裂的同时,必然要参与这种断裂的制造。在电视的现代化/企业化转轨中,政治渐次让渡空间给市场,但“权”/意识形态与“钱”/市场的交割却异常复杂。在宏观政治经济学实用主义的指导下,意识形态与市场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对立、并置又相互纠结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