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两地受众的媒介接触情况

第二节　北京、台湾两地受众的媒介接触情况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受众的基本结构。下面来看看两地受众的媒介接触情况结构及其基本结构对媒介接触情况造成的影响。在理论综述部分已经谈到“接触媒介的种类、暴露时间长短、传播者的可信度都会影响到受众对公共事件的知晓程度、政治效力感的强弱以及态度的改变”，因此，在本文中媒介接触行为主要包括两部分接触媒介的种类和接触媒介的时间。

一、两地受众接触媒介的种类

1.两地受众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

首先分析一下两地受众接触媒体的比例。在回答“通常情况下，您使用媒介的情况是下列哪一种”这一问题时，在台湾的被调查者中，看电视比例为94.2％，听广播的比例为73.0％，读报纸的比例为80.4％，上网的比例为36.7％。在北京的被调查者中，看电视比例为95.3％，听广播的比例为26.0％，读报纸的比例为72.5％，上网的比例为23.5％。台湾听广播的人的比例远大于北京，并在读报纸、上网上略大于北京；而北京看电视的比例则略大于台湾。（具体数据如图4—2—1所示）

2.不同性别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

接下来再分析一下两地受众不同性别的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在台湾

图4—2—1：两地受众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

的被调查者中，男性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依次为：电视93.3％，广播70.6％，报纸79.8％，网络35.1％；女性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依次为：电视95.0％，广播75.4％，报纸81.0％，网络38.3％。在北京的被调查者中，男性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依次为：电视95.3％，广播26.4％，报纸77.6％，网络26.8％；女性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依次为：电视95.3％，广播25.7％，报纸67.3％，网络20.3％。

在台湾的被调查者中，性别的不同并没有在媒介接触行为上造成显著性差异。而在北京，男性接触报纸和网络这两种媒体的比例远高于女性。总体来说，在台湾的受众无论何种性别，台湾听广播的人的比例远大于北京，并在看报纸、上网上略大于北京；而北京看电视的比例则略大于台湾，而且接触电视媒体的比例都明显高于其他媒体。

表4—2—1：不同性别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

3.不同文化程度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

文化程度的不同在接触媒体上有什么不同？在台湾的被调查者中，小学及以下的有95.0％的人选择了看电视，68.6％的人选择了听广播，82.1％的人选择了读报纸，31.4％选择了上网。初中文化程度的看电视的则有94.5％的比例，听广播为71.8％，读报纸为76.7％，上网为41.4％。高中（中专，技校）看电视的比例为93.4％，听广播为74.7％，读报纸为80.1％，上网为38.0％。大专看电视的比例为95.3％，听广播的比例为72.0％，读报纸的比例为83.9％，上网的比例为35.8％。本科及以上看电视的比例为93.8％，听广播的比例为74.5％，读报纸的比例为79.3％，上网的比例为35.1％。

北京的被调查者中，小学及以下的有98.7％的人选择了看电视，36.8％的人选择了听广播，64.5％的人选择了读报纸，6.6％选择了上网。初中文化程度的看电视的则有94.4％的比例，听广播为24.1％，读报纸为65.7％，上网为3.7％。高中（中专，技校）看电视的比例为97.2％，听广播为25.2％，读报纸为71.6％，上网为19.7％。大专看电视的比例为96.3％，听广播的比例为23.9％，读报纸的比例为80.6％，上网的比例为35.8％。本科及以上看电视的比例为93.8％，听广播的比例为74.5％，读报纸的比例为79.3％，上网的比例为35.1％。

在台湾，文化程度的不同并没有在媒介接触行为上造成太大的差异。而在北京，则呈现文化程度越高，接触报纸和网络的比例则越高。总体来说，无论何种教育程度，台湾听广播的人的比例远大于北京，并在读报纸、上网上略大于北京；而北京看电视的比例则略大于台湾，而且接触电视媒体的比例都明显高于其他媒体。

表4—2—2：不同文化程度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

4.不同年龄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

两地年龄层次的不同在媒体接触上也存在着差异。所有被调查者年龄均在18岁以上。在台湾的被调查者中，看电视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93.0％，30～39岁为93.4％，40～49岁为94.1％，50岁以上为96.6％。听广播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73.5％，30～39岁为70.1％，40～49岁为71.9％，50岁以上为76.1％。读报纸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76.6％，30～39岁为81.9％，40～49岁为86.9％，50岁以上为79.9％。上网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36.5％，30～39岁为39.1％，40～49岁为35.9％，50岁以上为34.5％。

在北京的被调查者中，看电视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95.8％，30～39岁为99.2％，40～49岁为100.0％，50岁以上为88.5％。听广播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29.2％，30～39岁为10.8％，40～49岁为9.3％，50岁以上为40.6％。读报纸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78.3％，30～39岁为93.3％，40～49岁为48.1％，50岁以上为68.2％。上网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60.8％，30～39岁为27.5％，40～49岁为12.0％，50岁以上为6.3％。

在台湾，各年龄段看电视和上网的比例并无明显差异；50岁以上的听广播比例最高，其次为18～29岁的受众，比例最低的为30～39岁年龄段的受众；看报纸比例最高的为40～49岁的受众，其次为30～39岁的受众，最低的是18～28岁的受众。

在北京，看电视比例最高的为40～49岁年龄段的受众，最低的是50岁以上年龄段的受众；听广播比例最高的是50岁以上年龄段的受众，18～29岁年龄段的其次，最低的是40～49岁年龄段的受众；看报纸比例最高的是30～39岁年龄段的受众，其次为18～29岁的受众，最低的是40～49岁年龄段的受众；上网比例与年龄呈负相关，即年龄越大，比例越低。

总体来说，台湾的受众由于年龄的差异，在媒体接触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差异远不如北京的显著。无论何种年龄，台湾听广播的人的比例远大于北京，并在读报纸、上网上略大于北京；而北京看电视的比例则略大于台湾，而且接触电视媒体的比例都明显高于其他媒体。

表4—2—3：不同年龄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

5.不同职业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

我们再来看看职业上的差异在媒体接触上造成的差异。在台湾的被调查者中，看电视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95.4％，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94.5％，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95.7％，白领上班族占了94.2％，学生占了93.8％，家庭主妇占了91.1％，无业、退休人员占了96.3％，其他工种占了92.7％；听广播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73.7％，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69.8％，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68.1％，白领上班族占了75.4％，学生占了74.4％，家庭主妇占了68.8％，无业、退休人员占了71.3％，其他工种占了76.8％；读报纸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79.2％，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77.4％，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75.9％，白领上班族占了86.2％，学生占了83.8％，家庭主妇占了81.3％，无业、退休人员占了85.0％，其他工种占了74.2％；上网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40.9％，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45.4％，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54.5％，白领上班族占了42.0％，学生占了36.3％，家庭主妇占了41.1％，无业、退休人员占了25.0％，其他工种占了26.5％。

在北京的被调查者中，看电视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100.0％，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94.1％，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98.7％，白领上班族占了97.2％，学生占了97.9％，家庭主妇占了100.0％，无业、退休人员占了92.1％，其他工种占了100.0％；听广播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12.3％，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14.7％，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17.3％，白领上班族占了15.2％，学生占了45.1％，家庭主妇占了26.9％，无业、退休人员占了45.7％，其他工种占了22.2％；读报纸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42.0％，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91.2％，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3.7％，白领上班族占了32.4％，学生占了36.0％，家庭主妇占了61.5％，无业、退休人员占了73.2％，其他工种占了66.7％；上网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3.7％，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32.4％，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36.0％，白领上班族占了46.2％，学生占了19.1％，家庭主妇占了11.5％，无业、退休人员占了7.9％，其他工种占了22.2％。

表4—2—4：不同职业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

在台湾，职业的不同也并未在媒体接触行为上造成显著差异。在北京，除了看电视比例没有明显差异，其他几种媒体接触行为均存在显著差异。听广播比例最高的是无业、退休人员，其次为学生，比例最低的是工人；看报纸比例最高的是白领上班族和商业、个体劳动者，其次为学生，比例最低的是工人；上网比例最高的是白领上班族，其次为商业、劳动者，比例最低的还是工人。而无论何种工作，台湾听广播的人的比例远大于北京，并在读报纸、上网上略大于北京；而北京看电视的比例则略大于台湾，而且接触电视媒体的比例都明显高于其他媒体。

6.不同收入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不同的收入在两地受众媒体接触上造成的差异。在台湾的被调查者中，看电视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92.3％、中等收入95.5％、较高收入94.7％、高收入100.0％；听广播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72.3％、中等收入75.5％、较高收入69.2％、高收入83.3％；读报纸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71.4％、中等收入84.1％、较高收入81.8％、高收入77.8％；上网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37.7％、中等收入35.2％、较高收入38.5％、高收入27.8％。在北京的被调查者中，看电视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93.0％、中等收入98.0％、较高收入96.2％、高收入95.7％；听广播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36.0％、中等收入20.4％、较高收入23.8％、高收入21.7％；读报纸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66.3％、中等收入67.2％、较高收入80.0％、高收入100.0％；上网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17.4％、中等收入13.6％、较高收入43.8％、高收入47.8％。

在台湾，收入越高的人，看电视比例越高；听广播比例最高的为高收入人群，其次为中等收入，比例最低的是较高收入人群；看报纸比例最高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其次为较高收入人群，最低的是低收入人群，上网比例最高的是较高收入人群，其次为较低收入人群，比例最低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在北京的调查中，看电视的比例并无明显差异；听广播比例最高的是较低收入人群，其次为较高收入人群，比例最低的是中等收入人群；看报纸的比例则与收入呈正相关，收入越高，比例则越高；上网的比例除了较低收入外，也呈现收入越高比例越高的趋势（较低收入上网的比例高于中等收入，原因可能是较低收入人群中年龄偏轻）。

总体来说，台湾的受众由于年龄的差异，在媒体接触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差异远不如北京的显著。无论何种收入水平，台湾听广播的人的比例远大于北京，并在看报纸、上网上略大于北京；而北京看电视的比例则略大于台湾，而且接触电视媒体的比例都明显高于其他媒体。

表4—2—5：不同收入接触四种媒体的比例

7.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两地受众接触最多的媒体均为电视，无论是何种结构的受众，他们看电视的比例（除了北京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看电视比例为88.5％）均在90％以上。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北京，电视都是当仁不让的强势媒体。因此在宣传申奥这样的重大公共事件时，应该充分认识到电视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利用电视这一媒体做好宣传文章是一个值得学界和实业界都来关心的问题。

（2）四种媒体按照两地受众的接触比例依次是：电视、报纸、广播、网络。但两地的比例大小有些差异。台湾听广播的人的比例远大于北京，并在读报纸、上网上略大于北京；而北京看电视的比例则略大于台湾。这可能与台湾、北京两地的媒介环境、受众生活习惯等造成的差异有关。

（3）构成受众基本结构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职业等因素对受众媒介接触种类的影响，北京要明显大于台湾。台湾无论是什么样的受众，他们接触的媒介种类有很强的相似性。

（4）两地相比较而言，北京受众接触媒介的种类更为集中，主要以电视为主，报纸为辅，广播和网络集中于服务某些类型的受众。台湾则要分布得均匀一些，虽然电视的接触比例也是最高的，但广播、报纸、网络的接触比例与之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也就是说，台湾受众接触媒体的种类要比北京丰富。

二、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比较

我们再来看看两地受众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并从中看他们是否与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存在相关性。

1.两地受众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比较

在回答“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您是最先从哪种媒介上得到的消息”这一问题时，在北京的被调查者中，选择看电视的比例为75.3％，选择听广播的比例为3.7％，选择读报纸的比例为14.8％，选择看杂志的为0.2％，选择上网的为3.3％，听别人说的1.0％。在台湾的被调查者中，选择看电视的比例为61.2％，选择听广播的比例为9.2％，选择读报纸的比例为9.8％，选择看杂志的为5.0％，选择上网的为4.9％，听别人说的5.3％。两地受众得知该消息的途径大多都通过看电视，而通过其他几项得知该消息的人则很少。

图4—2—2：两地受众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比较

2.两地不同性别的人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比较

在北京的被调查者中，通过看电视获取申奥消息的男性占70.9％，女性占79.7％；听广播的男性占了4.7％，女性占了2.7％；读报纸的男性占了18.4％，女性占了11.3％；看杂志的男性占了0.3％，女性占了0.0％；上网的男性占了4.3％，女性占了2.3％；听别人说的男性占了0.7％，女性占了1.3％。

在台湾的被调查者中，通过看电视获取申奥消息的男性占62.3％，女性占60.0％；听广播的男性占了9.5％，女性占了8.8％；读报纸的男性占了8.8％，女性占了10.9％；看杂志的男性占了5.0％，女性占了5.0％；上网的男性占了4.1％，女性占了5.7％；听别人说的男性占了4.5％，女性占了6.1％。

无论何种性别，北京看电视、读报纸的人的比例均高于台湾；而台湾听广播、看杂志、听别人说的比例则高于北京。

表4—2—6：两地不同性别的人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比较

3.两地不同学历的人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比较

在北京的被调查者中，小学及以下的有93.4％的人选择了看电视，1.3％的人选择了听广播，2.6％的人选择了读报纸，0.0％选择了看杂志，0.0％选择了上网，1.3％选择了听别人说。初中文化程度的看电视的则有84.3％的比例，听广播为6.5％，读报纸为9.3％，0.0％选择了看杂志，上网为0.0％，0.0％选择了听别人说。高中（中专、技校）看电视的比例为75.2％，听广播为5.5％，读报纸为16.1％，0.5％选择了看杂志，0.0％选择了上网，0.9％选择了听别人说。大专看电视的比例为67.9％，听广播的比例为0.7％，读报纸的比例为20.9％，0.0％选择了看杂志，9.7％选择了上网，0.7％选择了听别人说。本科及以上看电视的比例为63.6％，听广播的比例为1.8％，读报纸的比例为25.5％，0.0％选择了看杂志，5.5％选择了上网，3.6％选择了听别人说。

台湾的被调查者中，小学及以下的有60.0％人选择了看电视，7.9％的人选择了听广播，9.3％的人选择了读报纸，6.4％选择了看杂志，5.0％选择了上网，4.3％选择了听别人说。初中文化程度的看电视的则有56.4％的比例，听广播的为11.7％，读报纸的为11.0％，3.1％选择了看杂志，上网为6.1％，4.9％选择了听别人说。高中（中专、技校）看电视的比例为61.7％，听广播的为9.0％，读报纸的为8.2％，5.9％选择了看杂志，5.3％选择了上网，5.3％选择了听别人说。大专看电视的比例为65.3％，听广播的比例为9.3％，读报纸的比例为11.4％，4.1％选择了看杂志，5.2％选择了上网，3.6％选择了听别人说。本科及以上看电视的比例为61.1％，听广播的比例为8.2％，读报纸的比例为10.6％，4.8％选择了看杂志，2.9％选择了上网，7.7％选择了听别人说。

总体来说，北京初中及小学以下的教育水平的人在看杂志、上网与听别人说的比例远小于台湾；但北京的大专及本科以上的教育水平的人在上网上的比例则高于台湾。无论何种教育水平，北京看电视的人的比例高于台湾，而台湾在听广播的比例上高于北京。

表4—2—7：两地不同学历的人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比较

4.两地不同年龄的人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比较

在北京的被调查者中，通过看电视的渠道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57.5％，30～39岁为70.8％，40～49岁为90.7％，50岁以上为74.5％。听广播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4.2％，30～39岁为0.0％，40～49岁为0.9％，50岁以上为8.3％。读报纸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25.0％，30～39岁为22.5％，40～49岁为5.6％，50岁以上为12.0％。看杂志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0.8％，30～39岁为0.0％，40～49岁为0.0％，50岁以上为0.0％。上网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11.7％，30～39岁为3.3％，40～49岁为1.9％，50岁以上为0.0％。听别人说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0.8％，30～39岁为3.3％，40～49岁为0.9％，50岁以上为0.0％。

在台湾的被调查者中，通过看电视的渠道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60.7％，30～39岁为62.2％，40～49岁为59.5％，50岁以上为61.7％。听广播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7.2％，30～39岁为10.5％，40～49岁为10.5％，50岁以上为9.5％。读报纸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11.1％，30～39岁为10.2％，40～49岁为5.9％，50岁以上为9.8％。看杂志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4.2％，30～39岁为4.3％，40～49岁为5.9％，50岁以上为6.4％。上网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7.0％，30～39岁为3.3％，40～49岁为5.2％，50岁以上为3.8％。听别人说的比例在各个年龄层的分布为：18～29岁为5.0％，30～39岁为4.9％，40～49岁为6.5％，50岁以上为5.3％。

北京三十岁以上的人看杂志、上网、听别人说的人的比例均比台湾低得多，但18～29岁的人上网的比例则比台湾高。

表4—2—8：两地不同年龄的人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比较

5.两地不同职业的人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比较

在北京的被调查者中，看电视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84.0％，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67.6％，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70.7％，白领上班族占了66.9％，学生占了89.4％，家庭主妇占了92.3％，无业、退休人员占了75.6％，其他工种占了77.8％；听广播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2.5％，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2.9％，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5.3％，白领上班族占了0.7％，学生占了1.1％，家庭主妇占了3.8％，无业、退休人员占了9.4％，其他工种占了0.0％；读报纸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13.6％，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23.5％，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17.3％，白领上班族占了23.4％，学生占了7.4％，家庭主妇占了3.8％，无业、退休人员占了11.0％，其他工种占了11.1％；看杂志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0.0％，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0.0％，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0.0％，白领上班族占了0.7％，学生占了0.0％，家庭主妇占了0.0％，无业、退休人员占了0.0％，其他工种占了0.0％。上网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0.0％，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5.9％，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6.7％，白领上班族占了4.1％，学生占了2.1％，家庭主妇占了0.0％，无业、退休人员占了3.1％，其他工种占了11.1％。听别人说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0.0％，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0.0％，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0.0％，白领上班族占了0.0％，学生占了4.1％，家庭主妇占了0.0％，无业、退休人员占了0.0％，其他工种占了0.0％。

在台湾的被调查者中，看电视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68.7％，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45.3％，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60.3％，白领上班族占了56.5％，学生占了63.1％，家庭主妇占了62.5％，无业、退休人员占了60.0％，其他工种占了58.3％；听广播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10.8％，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9.4％，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9.5％，白领上班族占了10.9％，学生占了8.1％，家庭主妇占了2.7％，无业、退休人员占了8.8％，其他工种占了9.3％；读报纸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7.7％，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5.7％，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9.5％，白领上班族占了9.4％，学生占了9.4％，家庭主妇占了12.5％，无业、退休人员占了7.5％，其他工种占了15.9％；看杂志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1.5％，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5.7％，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6.0％，白领上班族占了10.1％，学生占了1.9％，家庭主妇占了9.8％，无业、退休人员占了7.5％，其他工种占了4.0％。上网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3.5％，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15.1％，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1.7％，白领上班族占了3.6％，学生占了6.3％，家庭主妇占了2.7％，无业、退休人员占了7.5％，其他工种占了5.3％。听别人说的比例在各个不同职业上的分布为：工人占了3.5％，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占了5.7％，商业、个体劳动者占了7.8％，白领上班族占了4.3％，学生占了8.1％，家庭主妇占了4.5％，无业、退休人员占了5.0％，其他工种占了4.6％。

北京在听广播、看杂志、上网、听别人说上的比例均小于台湾，但在看电视上的比例高于台湾。

表4—2—9两地不同职业的人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比较

6.两地不同收入的人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比较

在北京的被调查者中，看电视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77.9％、中等收入78.0％、较高收入64.6％、高收入69.6％；听广播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5.8％、中等收入4.0％、较高收入4.6％、高收入4.3％；读报纸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10.5％、中等收入17.2％、较高收入20.8％、高收入8.7％；看杂志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0.0％、中等收入0.8％、较高收入1.5％、高收入8.7％。上网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17.4％、中等收入13.6％、较高收入43.8％、高收入47.8％。听别人说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0.0％、中等收入0.8％、较高收入1.5％、高收入8.7％。

在台湾的被调查者中，看电视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63.2％、中等收入62.8％、较高收入59.6％、高收入44.4％；听广播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7.3％、中等收入9.9％、较高收入9.0％、高收入22.2％；读报纸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10.0％、中等收入8.5％、较高收入10.7％、高收入8.3％；看杂志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5.9％、中等收入5.1％、较高收入4.4％、高收入2.8％。上网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27％、中等收入4.3％、较高收入6.3％、高收入11.1％。听别人说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的比例为：较低收入6.8％、中等收入4.0％、较高收入5.8％、高收入2.8％。北京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看杂志、上网的比例均低于台湾，但高收入中上网的比例则与台湾相差不远。

表4—2—10：两地不同收入的人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比较

7.小结

（1）通过以上几点分析，结合上部分媒介接触比例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我们发现受众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与受众的媒介接触比例呈显著性相关。两地受众通过四种媒体获取申奥消息的比例排列顺序同样是：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由此可推断，受众如何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与受众自身的媒介接触行为相关。

（2）在这里我们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通过“看杂志”、“听别人说”这两种渠道获取申奥消息的比例在台湾要高于北京。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仍然受媒体接触行为的影响，台湾受众本身看杂志的比例就高于北京。另一原因也应该是主要原因，由于这次申奥的主角是北京，台湾同胞虽然也很关心，但其宣传力度势必要弱于北京。因此，四大主流媒体（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的宣传量一旦减少，人们势必会通过其他的渠道来获取信息。尤其是人际传播，当大众媒体等传播渠道发生信息阻塞或信息流通不畅，它就会成为受众获取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而一些在平时处于弱势的媒体在这种情形之下反而会争得一杯羹。因此，在台湾看杂志、听别人说等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获取申奥消息信息的需求。

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研究公共事件的传播效果时，传播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三、不同类型的信息与不同获取渠道之间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两地受众获取申奥消息的渠道，再来看看不同类型的信息是否也与传播渠道存在一定的关系。这对于我们制定传播策略、整合媒体的力量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图4—2—3：不同类型的信息与不同获取渠道之间的关系

我们采用了2000年11～12月份北京的问卷调查数据。

通过对应分析，得到以下结果：在图4—2—3中绿色的方格表示接受信息的渠道有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四种媒体，红色的方格表示第七题中A—I条新闻。A—陶璐娜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第一块金牌，B—我国在奥运会上获得的奖牌总数和名次，C—中国正式递交奥运会申请书，D—北京申办奥运会，E—库尔斯克号沉没，F—中国获得足球赛主办权，G—人口普查开始，H—陈水扁当选为台湾总统，I—欧盟预计中国年底加入WTO。

1.电视

A、B、E、D等四条新闻主要接收渠道是电视。由于当时调查的时间距2000年夏季悉尼奥运会并不太久，A、B这两则新闻可谓当年的热点新闻；库尔斯克号事件中死亡官兵有上百人，事故原因在未有正式报告之前，可谓是扑朔迷离，E这则新闻在当时成为全世界的焦点。虽然离本次调查已经相隔了一段时间，但他仍然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再来看看本研究的主题D，由于在调查的第二年，即2001年，就要正式宣布申办结果，当时的宣传力度已经开始加大，特别是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接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北京的申奥信息。

与其他几则新闻相比较而言，这几则新闻在关注度方面更为突出，因此我们把他们归结为热点新闻。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当事件的关注度较高时，主流媒体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而且会“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因此，热点新闻会受到电视这样作为“排头军”的强势媒体的高度关注，宣传力度势必加大；另一方面从受众来说，人们在遇到自己感兴趣的新闻时，往往会习惯通过自己最常接触的媒体来获取信息。电视作为大多数人主要接触的媒体，因此，在获取A、B、E、D这样的热点新闻时，电视就成为了大多数人的接收渠道。

但从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人们在回忆时常会趋向于选择强势媒体，而且越是热点的新闻这种倾向就表现得越明显。所以表面上看来电视在认知方面能起到较大的作用，实际上电视可能并没有发挥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的作用。这中间到底有多大的偏差有待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来发现。电视在受众心中所形成的强大的宣传攻势是其他媒体难以代替的。

2.报纸

H、C、I这几则新闻的主要接收渠道是报纸。这几条新闻从内容来看可把他归结为时政新闻。与以电视作为主要接受渠道的新闻相比，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细节化”。如把C新闻（中国正式递交奥运会申请书）与D新闻（北京申办奥运会）相比，前者比后者就要细节化得多。实际情况有可能是，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在报道时都是报道的中国正式递交奥运会申请书，而让受众再对报道进行回忆，通过报纸知道该消息的人就回答是C新闻，而通过电视知道该消息的人就回答是D新闻。

在前面的理论综述中，曾经探讨过由于报纸可以反复阅读，而且在阅读时需要注意力集中；而看电视则要求没有那么高，还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别的事情，所以报纸在报道公共事件方面的传播效果要好于电视。受众在回忆报纸报道的内容时更为详细、确实的原因也是在此。

3.广播

从图4—2—3中我们可以看出，广播与电视、报纸相比，离各种信息的距离要稍远一些。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在北京，广播的接触比例远不及电视和报纸，因此通过广播获取这些信息的比例并不高。

但在这些信息中，相比较而言，E、D、H、C、I这几则新闻广播作为信息获取渠道作用要发挥得大一些。上面我们已经分析过，E、D新闻的主要接受渠道是电视，H、C、I新闻的主要接收渠道是报纸，可见广播作为不同类型信息的获取渠道上具有和电视、报纸共性的地方。广播和电视一样，在使用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注意力，因此受众在回忆信息时，出现偏差的几率也会较大。

从图4—2—3来看，广播离报纸的距离比离电视的距离要近，也就是说，从获取信息的类型来看，广播与报纸的接近性更大。从前面媒介接触种类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接触报纸、广播等媒体比较多的受众一般来说年纪比较大，文化程度较高，男性居多，先前的很多研究发现这种类型的受众比较关心时政新闻。前面已经分析过H、C、I新闻可以归结为时政新闻类型，至于E、D新闻在关注度上可把他们归结为热点新闻，从内容上来看也能归结为时政新闻。所以总体来说，广播在接受时政新闻方面能起到一定的渠道作用。

4.网络

再来看看网络。从图4—2—3来看，代表网络的绿色方格离代表各个信息的红色方格距离也比电视、报纸要远一些，也就是说在这四种媒体中，网络作为获取这些类型信息的渠道作用也是较小的。相比较而言，代表D、H、C新闻的红色方格离网络较近。

5.人际传播

从图4—2—3可看出，离G新闻（人口普查开始）最近的获取渠道是“听说”。相比较其他新闻而言，G新闻是受众自身参与度最高的新闻。相比较而言，这一新闻的宣传力度也不如其他几条新闻。与受众自身比较接近，而主流媒体又没有达到一定的宣传力度时，人际传播有可能成为这类信息的主要传播渠道。

6.其他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个渠道，其他渠道在获取信息渠道方面几乎为零。当时的手机短信还没有到现在这么如火如荼的程度。如果现在进行相似的调查，手机短信必将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

F新闻（中国获得足球赛主办权）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一新闻。

7.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知，电视是获取热点新闻的主要渠道，报纸是获取时政新闻的主要渠道。广播和网络在获取信息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及前两种媒体，在获取信息类型方面与两者确有相交的地方，其中广播和报纸的接近性最大。

四、两地受众媒介接触时间

在本章的第一节就已经谈到，本章所探讨的受众媒介接触行为主要两个方面：接触媒介的种类和接触媒介的时间长短。前面已经分析了北京、台湾两地受众媒介接触种类的差异，下面我们来看看两地在媒介接触时间上的差异。

1.两地受众收看电视时间的比较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收看电视时间在4小时以内时，两地有比较大的差异（尤其是1～2小时，北京要远远高于台湾，北京为36％，台湾为13.7％），而4小时以后则无太大差异；人数最多的收看电视时间段有所不同，北京1～2小时以内人数最多，而台湾则在3～4小时以内人数最多。结合前面媒介接触种类的分析，我们发现，北京看电视的比例要稍高于台湾，但从使用时间上来看，台湾的重度使用者的比例要高于北京（把每天看电视时间超过3个小时的受众定义为重度使用者）。

（1）两地不同性别的人看电视时间的比较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台湾男性和女性在看电视时间上没有太大差异。北京男性和女性在2小时以内的差异性比较明显，其中小于1小时，女性的比例要高于男性；而1～2小时和2～3小时这两个时间段内，男性要大大高于女性；每天看电视3小时以上时，男、女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台湾无论男女收看电视的高峰时段都在2～3小时，北京男女收看电视的高峰时段也比较一致，集中在1～2小时。

图4—2—4：两地受众看电视时间的比较

表4—2—11：两地不同性别的人看电视时间的比较

（2）两地不同学历的人看电视时间的比较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两地大学和专科学历的人在看电视时间上均呈交叉前进的趋势，但大体相同。其中2小时以内，北京看电视的比例均要高于台湾，而在2小时以上时，台湾看电视的比例均要高于北京。每日看电视在3小时以上时，台湾大专学历的受众比例要高于大学及以上的受众，但在5个小时以后又有了下降的趋势。

在台湾，小学、初中、高中三种学历的受众收看电视时间上比较一致，三条曲线比较吻合。尤其是小学和初中学历的人在看电视时间上具有极高的一致性，高中学历稍有不同。北京小学和初中两种学历看电视时间的差异较小，代表两者的曲线基本上吻合。他们与高中学历的相比，差异主要表现在2小时以内。在这一时间段内，高中学历的要多于初中和小学学历的人。

北京和台湾无论何种学历，看电视时间的高峰段都是相同的。北京集中在1～2小时，台湾集中在2～3小时。

表4—2—12：两地不同学历的人看电视时间的比较

（3）两地不同年龄的人看电视时间的比较

台湾人无论多大年龄段，其看电视时间均有较高的一致性。只有在3小时以内，50岁以上年龄段与其他几个年龄段稍有不同。2小时以内，50岁以上年龄段的小于其他年龄段，而在2～3小时这一时间段，该年龄段的比例则明显增加，高于其他的年龄段。但总体来说，台湾人看电视时间依然是主要集中在2～3小时内。

而北京几个年龄段则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在2小时以内，比例从小到大依次排列的顺序是：50岁以上，18～29岁，30～39岁，40～49岁。北京人年龄在49岁以下的，看电视时间主要集中在0～2小时，而50岁以上则主要在1～4小时，0～1小时的人很少。

北京和台湾的受众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看电视时间的高峰段都是相同的。北京集中在1～2小时，台湾集中在2～3小时。

表4—2—13：两地不同年龄的人看电视时间的比较

（4）两地不同职业的人看电视时间的比较

台湾人无论其职业背景为何，在看电视时间上同样具有很大的趋同性。无论从事什么种类的工作，台湾人看电视高峰期依然聚集在2～3小时。

而北京人则有一定的差异性。工人，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商业、个体劳动者，白领上班族等几种职业差异性并不太大，看电视高峰期都集中在1～2小时。学生，家庭主妇，无业、退休人员，而其他工种等几种职业之间的差别较大。尤其是在1～2小时这一时间段，北京学生看电视人数比例较大，明显高于其他职业，而在2～4小时则明显低于其他职业。从事其他工作的人群收看电视的高峰时间段是在1小时以内，学生收看电视的高峰时间段是在1～2小时，家庭主妇则是在2～3小时，无业、退休人员是在1～2小时。

表4—2—14：两地不同职业的人看电视时间的比较

2.两地受众收听广播时间的比较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个时间段，台湾人收听广播的人数都要远远高于北京人，尤其是在4小时以内，台湾的比例明显高于北京。收听时间在6小时以上的北京人数已为0，而在台湾10小时以上的收听者也占了一定的比例。但两地在收听时间的比例变化上大致相同，收听时间在1个小时以内人数均最多，其中台湾为35.8％，北京为18.8％。

图4—2—5：两地受众收听广播时间的比较

（1）两地不同性别的人收听广播时间的比较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两地男性与女性在收听广播的时间上均有很高的一致性。收听时间在1个小时以内时，台湾的男性要高于女性；而北京男性要小于女性。从总体来说，台湾的收听比例明显高于北京，两地的收听时间的高峰都集中在1小时以内。

表4—2—15：两地不同性别的人收听广播时间的比较

（2）两地不同学历的人收听广播时间的比较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台湾人不论其教育程度如何，在收听广播的时间上有很大的趋同性，变化比例有极高的一致性。1小时以内的收听比例最高。

而北京，主要差别表现在1个小时以内，本科的比例为23.6％，专科为12.7％，小学文化水平的比例为35.5％，初中和高中的区别不大，分别为17.6％和17.0％。总体来说，本科和专科学历除了在1小时以内差别较大，在别的时间段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初中和高中学历无论在什么时间段都有极高的一致性，小学学历与他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1小时以内。收听时间每天平均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我们会发现除了专科以外，其他学历的比例均为零。

表4—2—16：两地不同学历的人收听广播时间的比较一

表4—2—17：两地不同学历的人收听广播时间的比较二

（3）两地不同年龄的人收听广播时间的比较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不论那个年龄段的台湾人，在收听广播的时间上均有很大的趋同性。收听时间仍是集中在1个小时以内。

而北京人在收听广播时间上，1小时以内有较大差异，1小时以上差异性逐渐减少，其中，50岁以上的人收听广播的比例最大，其他依次为：18～29岁，40～49岁，30～39岁。

表4—2—18：两地不同年龄的人收听广播时间的比较

（4）两地不同职业的人收听广播时间的比较

在台湾，不同的职业收听广播的时间与其他几个因素相比，没有那么高的一致性。差别主要表现如下：收听时间在2～3小时这一时间段的，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比例最高，为20.8％。而1～2小时，比例最高的是家庭妇女，为27.7％。但总体来说，差异性并不是太大。

而北京这次却表现了较高的一致性。稍微明显的差别是学生，家庭主妇，无业、退休人员，其他职业这几种职业在2小时以内的差别，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无业、退休人员，学生，家庭主妇。收听时间仍然集中在1小时以内。

表4—2—19：两地不同职业的人收听广播时间的比较一

表4—2—20：两地不同职业的人收听广播时间的比较二

（5）两地不同收入的人收听广播时间的比较

台湾人无论何种收入水平，在收听广播的时间上均有较高的一致性。收听时间集中在1小时以内。

北京人则在2～5小时这一时间段中，出现了一个低谷，比例基本上接近于零，在0～1和5～6小时这两个时间段呈现了两个高峰。其中属于低收入的人收听广播的时间在这两个时间段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收入层次。而在其他时间段，所有收入阶层的人均有较高的一致性。

表4—2—21两地不同收入的人收听广播时间的比较

3.两地居民看报纸时间的比较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阅读报纸时间上，两地没有很大差别，只是在1～2小时这一时间段，台湾略高于北京（台湾为19.2％，北京为5.2％）。两地受众的看报时间都集中在1小时以内。

图4—2—6：两地居民看报纸时间的比较

（1）两地不同性别的人看报纸时间的比较

在看报时间上，不同的性别，北京、台湾两地均无明显差异。看报纸的时间上都主要集中在1小时以内。只是在1～2小时这一时间段，无论男女，台湾均高于北京十个百分点以上。总体来说，台湾受众看报时间要多于北京。

表4—2—22：两地不同性别的人看报纸时间的比较

（2）两地不同学历的人看报纸时间的比较

不同的学历，在台湾看报纸的时间有一致性较强。看报时间主要集中在1小时以内，但无论什么学历90％以上都集中在2小时以内。

北京的差异性则要大一些，主要表现在1小时以内，学历越高则比例越高。看报时间也主要集中在1小时以内。在1～2小时这一时间段内，无论何种学历其比例均明显低于台湾。

表4—2—23：两地不同学历的人看报纸时间的比较一

表4—2—24：两地不同学历的人看报纸时间的比较二

（3）两地不同年龄的人看报纸时间的比较

在台湾无论年龄，其阅读报纸的时间有较高的趋同性。看报时间主要集中在2小时以内。北京的差异性则要大一些，主要表现在1小时以内，比例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30～39岁，18～29岁，59岁以上，40～49岁。看报时间主要集中在1小时以内。在1～2小时这一时间段内，无论哪个年龄段其比例均明显低于台湾。

表4—2—25：两地不同年龄的人看报纸时间的比较

（4）两地不同职业的人看报纸时间的比较

在台湾，不同职业在看报时间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1～2小时这一时间段，商业、个体劳动者（比例为22.4％）要明显高于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比例为13.2％）。但总体来说，各种职业的差异不大。

北京的差异则要大一些，主要差别表现在在1小时以内这一时间段，看报纸最少的为工人（比例为34.6％），比其他职业均少于30个百分点以上。其他职业的人看报纸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小时以内，且其比例均高于台湾。

表4—2—26：两地不同职业的人看报纸时间的比较

4.两地居民上网时间的比较

从图4—2—7中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个时间段内，台湾上网的人数均高于北京，尤其是在4小时以内，两地的差距较大。在4小时以上的时间段，两地差距不太明显，而且呈现越来越接近的趋势。

（1）两地不同性别的人上网时间的比较

两地在上网时间上，男性与女性均有较高的一致性；1小时以内时，台湾男性要小于女性，北京则是男性大于女性。而1小时以上，则恰恰相反。总体来说，无论男女，台湾的受众上网时间要长于北京。

图4—2—7：两地居民上网时间的比较

表4—2—27：两地不同性别的人上网时间的比较

（2）两地不同学历的人上网时间的比较

在台湾，不同的学历并未在上网时间上造成太大的差异。相比较北京而言，在各个时间段的分布要均匀些，但无论是何种学历，在1小时以内的比例均要高于其他时间段。

北京地区则有明显的差异性，上网的人主要是大学生和专科生，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这些低学历的比例要明显低于大学及以上和专科这样的高学历。上网时间主要集中在2小时以内。

表4—2—28：两地不同学历的人上网时间的比较

（3）两地不同年龄的人上网时间的比较

在台湾，无论哪个年龄段，均有较高的上网率，且趋同性很高。相比较北京而言，在各个时间段的分布要均匀些，但无论是哪一年龄段，上网都主要集中在3小时以内。

在北京，则是年龄越大上网的比例就越少，上网的人主要为18～29岁的青年人，50岁以上的人上网的比例只有6.3％，大部分的受众上网时间主要集中在2小时以内。

表4—2—29：两地不同年龄的人上网时间的比较

（4）两地不同职业的人上网时间的比较

在台湾，不同职业在上网时间上差异并不是很显著。惟一比较明显的差别表现在使用时间为1小时以内，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的比例大大低于其他的职业。相比较北京而言，在各个时间段的分布要稍微均匀些，但无论是哪一种职业，上网都主要集中在3小时以内。

北京地区则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上网时间主要集中在1小时以内，不同职业的差别也主要表现在这个时间段内，比例最高的两种职业是教科文卫及公安、武警和白领上班族，比例分别为26.5％和26.9％，最低的两种是工人和无业、退休人员，比例分别为1.2％和1.6％。

此外，我们还发现，北京地区退休人员上网人数几乎为零，而台湾则有很大比例，而且在2～3小时这一时间段还有上升趋势。北京地区家庭妇女和学生上网比例几乎相同。前者为11.7％，而后者为11.5％。此外，北京地区其他从业人员上网比例较其他职业的人高，且时间集中在1～2和3～4小时。

表4—2—30：两地不同职业的人上网时间的比较

（5）两地不同收入的人上网时间的比较

台湾不论何种收入水平的人群，上网时间有较高的一致性，而且使用网络的比例都较高。相比北京而言，在各个时间段的分布要均匀些，但无论是哪一年龄段，上网都主要集中在3小时以内。

北京的差异性则要大得多，且收入越高比例越高。北京人中高收入的人上网比例最高，而低收入和较低收入的人几乎不上网。上网时间主要集中在2小时以内。

表4—2—31：两地不同收入的人上网时间的比较

5.小结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就受众接触媒体的时间而言，台湾在各个时间段的分布要更为均匀。总体而言，台湾受众无论使用何种媒介时间均要长于北京的受众。

（2）性别、年龄、职业、学历、收入这几个因素在接触时间上造成的差异性来说，北京要明显高于台湾。而在台湾不同基本结构的受众在接触时间上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差别。

原因可能是，就竞争环境而言，台湾的媒体环境要比北京的成熟。我国大陆的媒体真正展开竞争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情，而台湾的媒体则在很早以前就开始面对其他的竞争者。在这样成熟的媒体环境之下，有利于培养成熟的受众。因此，受众在选择使用媒体时，有可能受自身因素的影响减少，外界媒体环境的影响有可能会加大。

（3）总体来说，在看电视时间上，北京的高峰值在2小时以内，台湾的高峰值则在2～3小时，北京虽然看电视的比例要高于台湾，但看电视时间长度整体要低于台湾；无论是哪一个时间段，台湾听广播的比例均要明显高于北京，但两地的高峰值都集中在1小时以内；在看报纸时间上，北京和台湾两地主要差别在1～2小时这一时间段上，无论是何种结构的受众，后者的比例均要高于前者。两地的高峰值也主要集中在1小时以内；整体而言，台湾上网的比例要高于北京，台湾上网时间主要集中在3小时以内，而北京主要集中在2小时以内。

五、媒介接触时间的回归分析

1.数据分析

前面我们已经比较了北京、台湾两地受众的媒介接触时间，再来看看媒介接触时间究竟受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并是怎么产生影响的？在这里采用了2000年11～12月份在北京的问卷调查数据。

我们先来看看通过相关分析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将看报时间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收入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看报时间与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个人月收入越高越喜欢读报，读报时间也越长。与性别这个因素也呈正相关，这说明女性读报时间要低于男性（因为男性取值1，女性取值为0），但是这个正相关并不显著。（具体数据见下表）

表4—2—32：看报时间与人口统计变量的相关关系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tailed）.

仅仅作相关分析是不能得到影响看报时间的主要因素的。本研究以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个人月总收入、家庭总人口等因素做自变量，读报时间做因变量，做逐步回归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得到表4—2—33。其中对于性别变量，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0；年龄段和文化程度分段都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1代表小学及以下，5代表本科及以上；对于年龄段1表示12～17岁，8表示70岁以上；各个职业分别对应为1，0两个变量，分别表示“是”和“不是”；职业拆开后的回归、婚姻状况只包括未婚和已婚（0～1变量），其他的忽略。

逐步回归统计过程自动剔除了职业、性别、家庭总人口、文化程度等四个因素，表明读报时间长短主要受到剩余因素的影响，也就是受到年龄、个人月收入和婚姻状况这三个因素的影响，以及是否从事私营或个体劳动者和其他工种的影响。

表4—2—33：读报时间回归分析

A Dependent Variable：看报纸平均每天大约花多少时间？

就本次调查研究的数据来说，本研究的受访者的平均读报时间为54.63分钟。年龄、个人月收入、婚姻状况、是否从事其他工种和私营或个体劳动者这几个因素，其标准后的结果与读报时间的相关系数是0.339、0.118和—0.118，0.076，—0.068，都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也就是说，无论临界值取.01还是.05水平，相关系数都达到了显著水平。一般来说，膨胀因子（VIF）的值大于20时，可以认为自变量具有共线性。在上表可以看出，本研究中的VIF数值都非常接近1，所以也排除了自变量之间共线性的假设。

由此，影响读报时间的回归方程如下：

Y＝22.725＋7.957年龄＋1.322个人月收入—10.334婚姻状况（0—未婚，1—已婚）＋21.529其他（职业）—13.181私营或个体劳动者（职业）

在此回归分析中，判断线性回归直线拟合效果的复相关系数R2＝0.102，表明这个回归方程能够解释的百分比比较低，只能解释10.2％。

按照同样的步骤和方法，我们可以对电视和广播做出类似的研究。从研究中可以获知，影响收看电视时间的因素主要是年龄、文化程度和个人收入。与其它因素如是否爱好运动、是否支持申奥、性别、职业、婚姻状况、家庭总人口数等等，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呈现出年龄越高看电视时间越长，文化水平越高、个人月收入越高看电视时间越短的特点。得到的回归方程如下所示，其复相关系数R＝0.187。

看电视时间Y＝132.8＋7.44·年龄段—6.73·文化程度—0.23·个人月收入

研究发现，收听广播时间只与年龄有直接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听广播的时间也就逐渐增长。回归方程如下，其复相关系数R＝0.147。

收听广播时间Y＝46.79＋4.712·年龄段

比较令人奇怪的是，上网时间与我们所认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个人月总收入都没有必然联系。影响上网时间的因素竟然是家庭总人口，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家庭人口越多，上网时间越短，这有可能是因为家庭人口的众多，所以人际传播相对会要多一些，因此占用了上网的时间。

上网时间Y＝19.627—9.733·家庭总人口

2.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年龄越大、个人月收入越高的人看报纸时间越长，此外，是否结婚、是否从事其他工种和私营或个体劳动者等因素也将影响看报时间的长短。

受众在看电视的时间方面，取决于年龄、文化程度和个人收入三个因素，而且这三个因素都达到了显著水平。对于电视观众来说，收入越高、文化水平越高收看电视的时间就越短。

在本次研究中，对于收听广播时间，其长短只受年龄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听广播的时间也就逐渐增长；上网时间长短则只受家庭总人口因素的影响，两者呈负相关关系。

这些结论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