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中的赛博空间

人类学视野中的赛博空间——互联网作为一种主体之间的书写工具

周　雷

作者简介　周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E-mail：leizhou60@gmail.com。

摘　要　本文试图勾勒出网络民族志这一新的书写情境。赛博空间作为一种新的书写情境和书写对象，它已经超越了马林诺斯基等人所凝视的传统田野。通过将赛博空间视为一种自我可能性赋予的空间、一种社会现象以及一种综合场域（Strathern 2001），这篇论文将思考当民族志书写的肉身进入赛博空间之后，将遵循何种书写理念和观察方式。

通过分析传统民族志书写的特质、新小说、网络小说、诗歌等多种文体，本文还试图勾勒网络民族志的书写路径。

作为一种新的书写形态，电子书写或者网络民族志首先是一种主观的、现象学意义的虚拟观看、听、说，借助超人际、人际之间、个体内部的传播方式，它整体勾勒出了一个书写个体所生存的一种社会政治环境维度。其次，新的赛博人类学写作是高度分裂和视觉化的，时常和网络游戏、在线观察、虚拟思维反刍等实践行为互相关联。因此，网络民族志的书写必然超越了地理框限、范围、主题和对象。其三，赛博空间已经引发了一种万花筒式的跨地域生活经验，它使得传统的民族志方式在表达和描述上捉襟见肘。网络民族志写作在风格上应该更加虚糊、融合甚至是不可阅读的。沃兹特姆（Walstrom）使用“参与式体验”而非“参与观察”来定义新情境中的书写方式，在他看来这代表一种深度介入，与研究对象的密切联系和卷入。新的网络民族志实验书写不应该满足于生产一种范式意义和组合关系上的拼接（Fernandez 1986：45），人们应该重新反思民族志书写中对社会生活主体的基本定义：我、你、他、她、他们、它。

关键词　赛博人类学，网络民族志，主体间性，民族志写作，赛博空间，赛博图景

一、赛博空间与赛博人类学：一种理论批判

对于超现实体系唯一的解释途径就是利用超形而上学（pataphysics）“想象解决方案的科学”，也就是一种有关它在拟态的极限如何进行体系自我转向的科幻小说，在死亡和毁灭的超逻辑（hyperlogic）中，一种可以逆转的拟态。

Baudrillard，1976/1993，pp.4-5

在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一书中，作者生造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一个词汇，用来指称由计算机、控制论体系、神话式呈现、虚拟真实联系起来的可以漫游的世界。而根据哈里森的研究（Harrison，2009），虚拟真实的定义为“通过互动的三维空间模式”的实时操作（Whyte 2002：3）^[48]，以及计算机为中介的技术，使得想象性空间与现实融合（Bartle 2003：1，cited in Harrison 2009）。

莱恩歌德在他的《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这一开创性研究中，对虚拟社区进行了如下定义：通过网络生发的社会聚合，当人们之间的交互时间够长之后，网络被赋予足够的人类情感，产生了一种赛博空间的人类关系互动（Rheingold 2000：5）。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赛博空间和虚拟社区是一种物质空间，虚拟空间和时间的聚合应该被视为一种暗喻，一种主体间性的网络定居；虚拟空间因其网络文本而凸显其特殊品质，信息互动的主体间性发生在一个虚拟空间。豪尔认为，媒介文本时一种中间性文本（“Media texts are‘intertextual'”，Hall 1997）因为文本生产的意义，只有与其相关的意义体系对照才有意义（Blackman and Walkerdine 2001：20）。

当我们考察文本间性这个词汇，它最初的出处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他称之为一种对话性或对话理论（dialogism）。之后克里斯特娃（Kristeva）将这个词翻译成主体间性（Bruhn Jensen 2002：186），被视为话语（utterances）之间的必要联结。应该注意到，话语这个词在符号学领域实际上涵涉甚广，它实际上包括了多种媒介，如对话、戏剧、小说、报纸和超文本。菲斯克（Fiske）将这种主体间性就其功能的差异定义为两大类：水平主体间性和垂直主体间性。

水平主体间性指的是在历时环境中的文本堆积；垂直主体间性指的是在规限时间范围内跨媒体（trans-media）的连接。文本可以被标记为源文本（意义的原式，作为网络环境中的焦点超文本文献）、次级文本（对源文本的阐释）、三级文本（外围性文本）。^[49]

图1

赛博空间是建立在文本和文本之间阅读经验基础上的网状节点集成，它是一种意识状态下的理念构建物。在某种程度上，虚拟社区的空间应该被理解成为一种自我反思性的理念空间，根据保罗·阿特金森的研究，“反思性的概念提示我们，文本不仅是简单或表浅反映一种现实的独立秩序，文本本身在现实构建中也有其根本的意义（Atkinson 1990：7）。在虚拟现实中，阅读行为是一种操演性（performative）过程，比如虚拟的听、看、读、触摸等，如罗兰·巴特（2000）所言，阅读时一种对意义的探究过程。而在本文作者看来，虚拟社区体现的是一种多层次的阅读和在线社会编码（online social referencing）经验，无论是阅读还是书写都是一种对网络文本意义和风格的解码和编码。在这个意义上，虚拟社区又是一种建立在网络传播基础上的非物质聚合，通过网络技术，网民的集体聚合以及暗喻式的呈现，赛博空间构建了一种新的传播环境。隐喻式的虚拟社区和赛博空间是一种“想象体”（imaginaire，Lacan 1978），在这个空间中充满了想象、交际性话语，异步的社会平台交互（social interfacing）。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网络主体的主体性归根到底是对一种原型的整体量观（generalite），而网络的客体性是对同类文本的意义装填（remplissage）。赛博空间和虚拟社区最为重要的是交际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和实时社会的构建权力得到展现，通过主体间、超主体、主体内（supra-individual，super-individual，inter-individual）的传播实现，其中的中介物为网络文本、形象、声音等。芬恩柏克（Fernback）认为，社区是描述性或规范性的，当地的或全球的，空间规限或无疆域的，公共的或私人的，有机的或机械的，有意的或意外的，有意识的或漫无目的，压迫性的或解放性的，功能性的或功能失调。它是一种被分享的利益、亲属关系和空间。它可以是物理的实在或集成的兴趣，或是集体记忆、危机构成、市场工具（Fernback 2007：52）。在赛博空间，每个个体都与玄学式或超形而上学（pataphysic）的客体在互联网的想象体进行一种想象式的谈话，互联网的主体生成如我、你、他、她、它都是可互换和相互生成的，在赛博空间中，主体和客体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被拉康镜像阶段（mirror stage）包括的视觉形象。从这个意义来说，虚拟社区和赛博空间成为一种提喻，尽管他们互相联系，他们是因果的位置互换（metathesis）。赛博空间的经验成为一种情感互通的致幻和网络化过程，网民在中介的准互动当中被卷入一种“长距离的非交互亲密”（Couldry and Mccarthy 2004：26）。

如果我们从人类学角度观察这些现象，“群体活动的场景不再是人类学所熟悉的客体对象，因为群体不再是被地域牢牢框限，空间规限；在历史意义上他们是一种非自我意识状态，在文化上呈现同质”（Constable 2003：33）。在写作虚拟民族志，特别是“邮购新娘”这一新事物时，康斯泰堡认为“邮购婚姻”是赛博行为，因为这种婚姻的原式是通过童话、迪斯尼灰姑娘、浪漫的全球政治、对漫游群体的想象、上嫁婚配（hypergamy）这类虚拟情境生成的（同上，91～95，111，167）。在分析网络游戏，这一赛博空间最为重要的构成物时，布伦达·达内特（Brenda Danet）为赛博空间增加了一个物理性维度，他认为“从客体属性而言，人们往往认为赛博空间主体之间的联系具有一种实在的物理维度——也就是计算机硬件和激发虚拟行为的身体；但是从现象学角度来看，赛博空间的游戏是抽象的，存在于思维之中”（Danet 2001：7）。更为重要的是，达内特认为，尽管文本为基础的在线传播是写出来的，它更是一种口语风格，因为它是“互动的、共时模式、动态的、即兴的、具有不可之论色彩，为一种单薄话语”（同上，11～12）。对于克里夫·巴内特（Clive Barnett）而言，在赛博空间，“通过延伸的空间和时间而产生的体系嵌入和剥离及其互动预示着一种具有现象学色彩的通过中介物呈现的公共文化”（Meyrowitz 1986：63）。

“赛博空间经常是非政府式的，充满游戏感甚至狂欢式，尽管身体是缺席的，或者说至少他们的身份被彻底转化了。用特纳的词汇来说，它是一种阈限式的空间，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使得时常规范日常生活的原则和期待失效，转而受控于虚拟式的可能性形态和现场试验”（Danet 2001：8）。

当我进而分析全球化语境下的赛博空间时，许多学者开始质疑传统人类学民族志在记录新现实的效度，并屡次提到一种人类学写作的危机。在海恩（Hine）看来，民族志不应该记录一种被观察的客体和先验存在的文化事物，它应该被看做一种被建构的叙述和通过学科实践以及民族志书写在场和反思性介入所生成的客体，这种认识论上的发展构成了邓津（Denzin）所言的，包括民族志在内的质性研究在表现、合法化、实践方面的三重危机（Hine 2000：42）。

在《写文化》中，克利福德和马库斯（Clifford and Marcus）定义了民族志写作的六个维度：一、场景式（利用场景展开叙述并创制有意的社会情境图示）；二、修辞式（它使用表达性的修辞传统，其形式又反过来为修辞所用）；三、体制性（一个书写者在一个特殊的传统、学科、读者预设中写作，正向或反向）；四、生成特质（民族志与小说和游记是可以区分开的）；五、政治的（表现文化现实的权威，尽管程度不同，但是都在文本有所体现，有时他们也被挑战）；六、历史的（以上所有的传统和限定都是在变动当中）（Clifford 1986：6）。

当我们分析上述的新情境和赛博空间特质，我认为在赛博空间和赛博人类学领域，新的民族志写作可能也可以通过马库斯式的方法，用如下关键词界定：

一、文本间性（赛博空间创制新的有意义的社会情境图示，赛博空间的传播和生存是非线性的、非逻辑的、变动不定的话语和言说；二级的文本性有时对源文本构成否定）。

二、超修辞（Hyper-rhetorically）（赛博空间生成了新的表现形式、话语方式、反思性自我确证，网民是分裂性和根状结构的［rhizomic］，他们对修辞的选择是基于网络虚拟技术和即时的在线情感）。

三、体制性（赛博人类学家仍然在一种体系、传统、学科和读者预设中写作，正向或反向，但是谷歌搜索引擎、谷歌地球、Facebook、Youtube、Twitter已经生产了一种技术内嵌，在任何在线写作和虚拟社会编码中，对网络礼仪、规则、技术图景的熟悉程度将影响在线写作和虚拟生存的最终形态；在线知识是一种福柯式的三重凝视。作为一种系统，赛博空间编码也同时解码，制定语法，影响语音，建构虚拟事实的多语音样态）。

四、非生成式的和超民族志（paraethnographically，Marcus 2008：70）。书写必须成为小说、游记、日志、书信、话语手淫，来记录赛博空间以及虚拟现实中的本真性；赛博空间是混合体和文本拼接的温床——一个在线的葬礼可以是闹剧式和嬉笑的，但是其仪式又有一种阈限性，成为一种救世性升华。中国网民在2009年12月上旬对BT技术的凭吊和挽歌，充分表现了在一种娱乐的话语背后，存在一个虚拟的青年精神结构（esprit de cyber），从这个虚拟事件和中介物呈现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实体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性危机。当我们将视线延伸到蚁族、网吧、网络游戏、手机色情、黑社会——这些真实生活的细部，我们可以更好解释一个在线的中国社会。

附：网络祭文《突发射12月9日电：电骡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50]

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发布这个不幸的消息，伟大的网络传输家、战斗家、文学家、音乐家、AV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忠诚的网络无国界的奠基人电驴同志，因与光腚某局的路线问题上产生分歧，在抗议无效后被自杀，享年6岁半。

电骡同志治丧委员会　　　　2009年12月10日

今天追悼现场，各个组织和3000万ID在这里痛悼新近在中国永辞人世的网络传输界的领袖、网络无国界的先锋战士电骡同志。

哀乐低回，与会者胸佩小白花静静地默哀，追念逝者崇高的品德和不朽的功绩。

电骡同志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会场正中挂着电骡同志的遗像，遗像之下是鲜花和长青松柏簇拥着的脚蹬马靴、手戴毛皮手套，覆盖着武藤兰的玉照的电骡同志的伟大身躯。电骡同志在长期的网络传输工作中和网络革命建设中，求真务实，苦练内功，同恶势力作艰苦不懈的斗争，电骡同志兢兢业业为网络广大网友服务，不计得失的敬业精神，死而后已的春蚕精神，严于律己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值得学习和发扬的。

电骡同志永垂不朽！附：遗照。

电骡同志的逝世，使我们网民、淫民、网特、精英、五角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信息提供者和网络传输者，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网络传输斗士。这是我们网络的一个重大损失，是包括天涯网民在内的各个论坛，各个组织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相信，电骡同志忘我工作，光明磊落的崇高品德，无私奉献的精神，一定会在广大网民的心中播下种子，并会使广大网民继承和发扬电骡同志的不屈不挠同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我们要化悲痛为动力，在伟大正确广电总局的领导下，在当今网络五角精神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以电骡同志不幸逝世为契机，为广大网民能逃离资本家的无赖盘剥，为传输事业有个美好明天继续努力！

提到传统的民族志写作，卡玛若夫曾言：一些同情心较弱的批评可能会说民族志是游记写作以及对冒险、惊异探索时代的遗物，它仍然满足于贡献一种对人类生活区域可试错的观察，它仍然纯真地依靠第一手经验的事实特质（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2：8）。

五、政治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征（Politically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简称PAIDS）。就政治而言，赛博空间是一个异托邦，基于“非运动的社会化”（immobile socialization，Bakardjieva 2002），传统意义的政治国家和国度，经常把赛博空间视为一种样貌虽小但具有致命威力的疾病，网络的喷嚏和感冒可以恶化为SARS、猪流感、艾滋病。如果套用克利福德的定义模式，表现文化现实的权威，程度相同，都在文本有所体现，无时无刻不被挑战。

六、历史的。赛博空间是一个可以展开虚拟考古的场域，虚拟遗物和时空框限呈现一种自我生成状态，赛博人类学异于传统人类学的根本之处在于其天真的经验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不思量，阐释意义上的傲慢（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2：8）。

在《设计一种当代人类学》一书中，马库斯（2008）定义了一种新的人类学探索模式：文化仍然应该通过符号的形式研究，因为文化作为一个平面，它由各种可由符号分析和诊断技术所揭示的元素构成——比喻、话语风格、修辞形式、修辞效果、指称模式、预设体系（Rabinow，Marcus，Faubion，Rees.2008：106～107）。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将进一步阐述赛博人类学如何在一种赛博空间和全球化空间得到构建，赛博图景和“电子田野点”有何种特点。

二、赛博图景和电子田野点：

全球化和赛博空间之下的民族志书写

去地域化是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一种力量，它将人们卷入一种低阶层类别以及相对富裕的社会空间，对本土国家的政治，它造成了一种被夸张和强化的批评欲望和依赖感。

Arjun Appadurai，1996：37-38

此为一个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世界：无根、无由、分裂、区隔、孤立、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ed）。

理念、经济、信息、技术的聚合已经彻底改变了世界体系的路径和社会的结构，使得传统的民族志写作出现许多问题，一种新的赛博民族志书写可能开始到来。在这部分，我试图分析人类学家，特别是阿帕杜莱、莫特卡夫、米勒、阿布鲁格（Arjun Appadurai，Peter Metcalf，Daniel Miller and Abu-Lughod Lila）等人的叙述，他们如何理解全球化社会、赛博社会中人类学书写的问题，以及我们观念应当发生的改变。

首先，我们应当从人类学角度思考，这个世界，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全球化、虚拟现实、赛博空间和互联网究竟有没有对人类学研究产生了本质的影响?新的民族志书写情境是否彻底否定了传统民族志的书写价值?如果赛博人类学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词汇，它是否蕴涵着一种新的方法论模式?我们是否要从阐释学意义上重新审视电子田野点?

在阿帕杜莱看来，当今的世界发生了几大变化，至少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新秩序的互动以及秩序变革力量的多重性，其中包括文化实践以及相互的主动抵制（Appadurai 1996：27）；第二，新的技术爆炸时代到来，影响了运输和信息领域，产生了多重复杂的影响，世界进入一种新的毗邻状态，即使是那些遥不可及的人群和地域（同上，28页）；第三，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精神分裂式的（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cited in Appadurai 1996），包括印刷资本主义在内的许多媒介样式已经生产了一个“麦克卢汉式的全球村”，同时生产了一种地域消失的传播样态；第四，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的冲突，为了分析这种现象，需要使用五种“图景”（scapes）——民族图景、媒介图景、技术图景、金融图景、理念图景（同上，32页）。

在本文作者看来，虚拟现实、赛博社会、互联网社会，预示着一种全球化和分裂的世界图景，这些数字化世界的崛起和发展并不仅仅是精神分裂式的，同时还有乌戈尔（Woolgar）所说的异托邦阶层化、开放、非线性、自我管治、反思性的特点（2002：18）。作为技术图景一部分的赛博空间，某种意义上为其他的“图景”赋予了一种权力。赛博空间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形式，它象征了全球化彼此联系的各个地域，同时将现实世界裂变成比特、点COM、多用户牢笼（MUD）和虚拟空间，在它同质化这个世界的同时，也使得世界呈现一种数字化的异态。

虚拟技术与常为人提及的全球化现象密切相关……全球化从其实质来讲就是距离的死亡，也就是人们逃离具体地域的方式，来实现一种超验的全球化或虚拟身份，这种能力取决于当地掌握技术的能力（乌戈尔2002：19）。

因此，在我看来对于赛博空间等相关事物的民族志书写应该围绕赛博图景（cyberscapes）来展开，这里所说的赛博图景可以定义如下：第一，距离的逝去，地理上的区域可以被用来生成文本的主体间性，赛博空间大行其道的是元语言（metaverse）；第二，空间的新维度是比特化（byte）和数字多肉身（multi-avatar），物理身体的远距离呈现，以及物理存在的衍生效应；第三，虚拟现实、赛博空间不是超真和神话式的，它赋予模棱两可状态以一种可见形式（Mosco 2005：32），它在数字世界产制考古学遗物，虚拟性构建实体性；第四，数字世界有一种新的意义体系，这种世界不再是传统民族志所强调的整体观（holistic view）、本真性（authenticity）、现实主义（realism），在赛博空间，假亦为真，真亦假；有效的民族志书写应该是互动的、超文本的、过程式的（processual）；第五，自我反思性，互联网和赛博空间实为一种有效的具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书写工具，通过自我民族志书写和超个体书写，互联网可以通过主体和客体写作，创制一种微观物理学意义的虚拟经验。参与观察被转变为一种观察式参与和“参与式体验”（participant experiencing，Walstrom 2004a：175）。

卡斯特尔斯对网络和自我的区分实际上复制了古典社会学对结构和能动性（structure and agency）的区分。其结果是将网络作为整体和再制的结构（或者形态学，morphology）区分开来，基于此再来研究其对身份的影响。这种观点与技术决定论很密切，这与我们拒绝将互联网视为一种独立的内置性这一态度相反（Miller and Slater 2000：8）。

在阿帕杜莱用五种图景的框架分析全球化和国家化这一情境之前，马库斯（1986）已经谈到了一个类似话题：民族志书写文化的困境。传统的民族志被定义为“依照顺序的叙事和书写的同时效果（simultaneity）”，它通过战略性地选取地点，将体系视为一种背景（Marcus 1986：171～172）。正如马库斯所言，民族志书写者必须在一个单一文本内表述一种多重、互相联系的地域，其中的民族志叙述被发生于其中的有意或无意的行为所影响（同上，171～172）。在研究巴厘岛社会的斗鸡时，格尔茨用“深描”这一技术去捕捉一种“深度游戏”（deep play），而这种游戏与日益去地域化的社区密切相关（Geertz 1973）。马库斯指出，文化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一种阶级文化或次文化，将其形成的过程整合于历史过程之中，它源于一种抵抗程序与体制构建的历史动态密切相关（1986：178）。

我将赛博人类学的总体背景视为一种诗学实践，不是克利福德和马库斯意义上的诗学，如他们合著《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所言，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抑扬格、超文本、自我反思、断奏式的写作过程，如阿德里安·亨德利在其诗中《基督徒进入利物浦》所言：

城市早晨，荒地吹起的蒲公英种子。

过度茂盛的私人篱笆，植物的气味，孩子们的声响

在远方。声音来自河。

转角进入马特尔街。周六早晨的店主人们。

头巾，购物篮子，群狗。

接着下山。

小号的声音。

远处的喧与哗。

孩子们在跑

冰激凌小车

旗帜在屋顶展开

黑色和红绿色，还有黄色

船帆国旗，红布

社会主义万岁

横在蓝色的天幕

悬于圣乔治大厅

……

（Adrian Henri，Roger McGough，Brain Patten 2007：36）

赛博人类学的写作不再指称宏大叙述（mega-narrative），以及对历史和政治的史诗叙述，而是一种情感的外溢张扬以及存在的偶发表达。赛博空间的文字和字汇是被涂鸦上去的，不是刻入的；这种情绪的表达不一定针对日常真实生活场景中的情感。它可以是分裂式的表述，喃喃自语、嘟哝、叫喊、自我沉溺的内在传播。网络文本的书写甚至可以是对历史、卡通、图画、油画、壁画、色情录像的文字转运，这种经验都可以通过异地在场的网络民族志书写者所捕捉和记录。

有一点应该注意，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书写的转变不是一个个体行为，而是一个笼罩社会科学整体的一种集体社会学情景，这种变化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变化密切相关，比如后殖民主义的骚乱，民族国家的崛起，民族运动和专制政体被推翻等。弗里德曼（Friedman）已经很好概述了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研究困境：在人类学领域有一种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话语的概念融合。正如人们所言，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它拆除了旧有的有关地域、空间、文化甚至社会的类别模式形态。当代世界是混合体、跨地域的、变动的，呈现一种根茎模式（Friedman 2002：12）。这里提到的世界形态，与赛博空间和互联网具有某种相似性，因此，为了记录这种有关地理、地域、文化、社会形态，人们应该将其置入一种数字化情境当中，新的主体和客体在这种环境中相互转变。

当我们比较全球化世界和赛博空间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互联网“不是一种整体性或无地域的赛博图景，它实为一种新的技术体系，为广泛分布于具体现实区域的人群所用”（Miller and Slater 2000：1）。我们应该分析这种赛博空间如何与现实世界发生关联，尽管这种关联式跨区域、融合、变动不居的。赛博图景不是简单将一个分裂的世界内嵌入一个数字化元话语体系，它实际上是重新观照和反思人类学有关田野点、报告人、文化他者等重要概念。

如果互联网与特立尼达社会紧密相连，呈现一种自然的特立尼达社会样貌，那么我们就没有将赛博空间视为一种极端经验，将我们从离线事实中剥离开来。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和解释这种情景——对它去自然化，将互联网视为一种无地域之地域，一个赛博地域，将虚拟性这一区隔了特殊地域的网络特征视为研究的起点（同上，第4页）。

此外，这种世界体系和赛博社会的变化与人类学家的实践有何种关联?将这个世界理解成为流动的、动态的、虚糊的文化融合物，阿帕杜莱通过调换本雅明的知名论著的书名来表示一种认知的转型：《机械艺术时代的复制作品》。阿帕杜莱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客体是“视觉形象导向和叙述为根基的”或者是“意象的融合”，它被机械和信息流所影响（Appadurai 1996：34-35）；他认为人、地域、传统、遗产的形构都失去了“同形的外表”（semblance of isomorphism，同上，第46页）。

为了将我们从区域化、边界规限、整体观、文化形式和实质的原始主义形象这些镣铐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以一种不规则的方式呈现……我们应该将不规则碎片的暗喻组合起来拼成一个对重复和相似性的多设定描述……我们不需要去询问为什么这些复杂、相互重叠、碎片的形状构建了一种简单、稳定的体系，而是应该问这种动态是什么……（同上，第46页）。

在我们分析和研究赛博社会时，我们可以从阿帕杜莱定义的“概念镣铐”中挣脱出来，反思一种多设定描述，将赛博社会与现实，在线空间和离线世界，碎片式的电子形态和现实生活的稳定体系区分开来。除了传统人类学的整体观，结构功能主义也体现出一定缺陷和表达危机。马特卡夫认为，跨行动主义（transactionalism）和文化整合（cultural syntheses）可以对其进行根本修正（Metcalf 2001：167）。他从技术、金融、媒介、意识形态等阿帕杜莱理论框架出发重新分析现今的全球化图景，他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尽管人们由分化和破碎因素构成，人们集体又如何构建了一个整体世界（同上，第169页）?在对文莱的河流人群研究之后，他认为社区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研究，或者说作者的田野点已经消失了。他特别提到了自己田野点在媒介图景上的变化：对于当地人而言，他们的崇拜偶像已经从李小龙转变为美国摔跤手豪克霍甘（Hulk Hogan），这个人物与越南战争的记忆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当马特卡夫套用阿帕杜莱的图景理论时，虽然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但是模式化的阐述使得自己的研究产生一种同义反复。虽然他想摆脱传统理论的框限，但是最终生产了一种被“图景”控制的复制文献。

当我们将阿帕杜莱的分析框架运用到人类学分析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它主要针对的是赛博空间、虚拟现实和互联网这些研究场域，当然它也是一种观念转变和研究理念革新，更应该用来分析人类学研究的现实世界、研究客体和研究主题。正如我在云南藏区的网络传播研究所揭示的，当地的许多藏区生活实体事实上对一种网络虚拟的物理模拟和真实再现，互联网的结构和网络传播的架构有时候与现实的城市布局和建筑布局产生互相建构的关系。当我们分析这种事实，它实际上是虚拟性的一种拟态。

相对于阿帕杜莱，阿布鲁格对电视时代的文化阐释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述。同样针对传统民族志的不足，阿布鲁格试图通过将描述工具“创造性伸张来描述被大众媒介等中介物呈现的生活”（Abu-Lughod 1997：110），阿布鲁格将格尔茨的深描理论进行了革新并应用到对Zaynab的电视观看经验的描述当中。电视的观看经历被看成一种“一直持续的生存现实以及当地人们对当代世界人群的想象”（同上，110页）。

阿布鲁格认为，如果将电视严肃看待，迫使我们将文化视为一种意义体系，或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一种被生产、审查、付费、全国联播甚至跨国播放的传播事物（同上，120～121页）。

在这个例子中，阿布鲁格没有从表面上理解流动和动态，她认为我们应该超越于全球化不平等的现实，书写一种具有批判精神的民族志。和其他的人类学讨论主体一样，Zaynab作为她的重要报告人，居住于一个无根、区隔、分裂和去地域化的世界。为了捕捉这一流态、动态和怀乡生活，不一定都要使用阿帕杜莱的图景理论框架和多点民族志。正如阿布鲁格所言，“写埃及、印尼或者巴西的电视，实际上是写跨国、国家、地方、个体如何得到表达”（同上，128页）。只有是对日常对话的细小词汇，而非跨国的宏大民族志叙事，才能捕捉当地的真实细节，因为这些地区有着一个相同的特征，大众媒介大行其道，消费社会的存在，人们在想象的社区中处于离散状态（同上，128页）。

在研究赛博人类学时，为了精确捕捉到“赛博图景”的原义，我们需要反思传统民族志的方法和思维框架，通过如下问题来思考网络环境中的民族志书写究竟发生了何种阐释学意义上的变化：面对以大众媒介为中介的田野对象，哪些是真正的流态、破碎、无根、被区隔的事实？在赛博空间哪些是真正新近发出的声音？如何重新审视传统民族志的许多基本研究事象如社区、权威的历史观、叙事、口述史、国家、本地、他者等。在研究特立尼达的网络社会时，米勒和斯勒特（Daniel Miller and Don Slater）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当人们深陷一种认同过程时，本地人如何理解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的互联网？人们如何理解作为媒介的新媒介？在使用新媒介时，他们如何理解新媒介的框架、特点、潜在优势、危险和隐喻？他们如何理解新媒介使得自己超越了地域框限这一点特征？特别是新媒介造成的文化、政治、金融、经济资源的混合流（Miller and Slater 2000：10）。

只有通过这些问题，赛博人类学家在研究赛博空间时，才没有重复传统民族志的套路，使用传统的术语再造一种赛博民族志语汇和数据。

在《在并不想象的社区进行的并不多点的民族志》一文中，哈戈（Hage）对所谓的多点民族志进行了否定，特别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想象社区这个概念的真正意义。对于哈戈而言，无论是传统的人类学家还是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家，都存在着持续长时间进行田野调查的困难，在研究跨国家庭和全球化现象时，他认为研究者应该将这些地域视为一种统一的整体，也就是研究被跨国家庭占据的一个小地域：“并不是民族志而是与田野点的关系变得更加深描化了。应该说是又深又浓稠，我越介入较深，我越被一种吸引力拉向一个社会场域（布尔迪厄1993），使得人们从其中难以摆脱”（Hage 2005：465）。哈戈认为，将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分别开来的不是深描和多点民族志，而是他所称的双重凝视（double gaze），因为这种凝视既可以捕捉到一个文化的描述性细节，还可以分析其中的结构，人们的经验和社会环境如何植根其中，这包括了人们对自己无法切实感觉到的宏观全球化结构的理解（同上，474）。在他对黎巴嫩的研究中，他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人类学“不可思量“（imponderabilia）应该通过反思民族志的方式解决。在这方面，海恩（Hine）在研究互联网时给出了一个详细的民族志解决方案，“将远距离的传播和计算机辅助网络视为一种当地现象固然重要，但是同样也应视其为一种全球网络……互联网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二度文本：作为一种话语操演的文化和文化物品，或者说一个技术文本（Hine 2000：30，39）。

总的来说，将全球化的世界和赛博空间视为无根、分离、去地域化、想象域为根基，有其深刻而现实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传统民族志写作和经典人类学理论。我们首先应该思考什么真正定义了赛博空间、互联网和虚拟社区这些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和场域，为什么赛博人类学和网络民族志是可能的？

三、作为一种主体间性的民族志书写

文本总关乎某种事物。文本这个词语来自一致性这个特点，其拉丁文的词根意思为“某种编织起来的事物”。

Mark Allen Peterson 2003：60

让通向新大陆的航海发现者逝去

让其他的地图，一个世界接着另一个世界的显现

让我们拥有一个世界，人各拥有，成为一个世界

The Cyber Gypsies，Indra Sinha 2008：131

在分析互联网作为一种主体间性的民族志书写时，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文本”和“作者”这两个概念。格尔茨已经定论，人类学的书写更多是偏向文学而非科学（Geertz 1988：8）。通过分析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作者和文本以及“那”的意义，格尔茨将民族志风格分为如下五种部类。

（1）狄更斯似的绚烂和康拉德式的致命性——忧郁的人群、低垂的云朵、兴奋的嘈杂声语、天鹅绒般的皮肤、海滩、针毡、坐下的酋长……（同上，13页）；

（2）民族志现实主义……探险民族志，在帝国世界的游历，即作为一个观察者也作为一个施动者（同上，22页）；

（3）巴特式的作者式参与观察，我不仅在那里，我是其中一员，我说话这种口气……意识流叙述或者塞万提斯式的蛮野（同上，22页）；

（4）现实主义小说模式（Trollope的南海历险）……哲学沉思模式（希腊的海德格尔）（同上，15页）；

（5）巴特式的作者——书写者模式……文学——评论方式……热带雨林散文体——滴着气雾霭霭的隐喻，笼罩的茂密意象，花朵般的繁复双关……思想和紫罗兰……比喻和热带的（同上，27～28页）。

正如前文所述，传统的民族志写作的局限性在于其在修辞和主体间性方式的有限，特别是当民族志书写者描述“赛博空间的流态建筑时”（Marcos 1992）。根茎式书写（rhizomatic writing）是对赛博空间多个主题的蒙太奇处理，它事实上呈现了一种对赛博空间的全新阐释和解释模式，因为赛博空间的许多象征并没有针对象征物的一一对应关系（Peterson 2003：61）。

对于赛博空间的网络民族志描述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网络人类学研究对应的是一个根茎化世界。按照德勒兹和顾阿塔里（Deleuze and Guattari）的观点，“根茎式意味着没有开始和结尾，始终居于中间，事物之间，存在之间（interbeing），是一种间奏（intermezzo）。树是分支式的，但是根茎是一种联合，独特的联合。树导入的是一种存在（to be）模式，而根茎的内里是一种连词，“和……和……和”，这种连词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毁和革除存在这一动词”（Deleuze and Guattari 1993：25，cited in Marcos 1992：131）。

作为民族志书写的另一个例子，辛哈（Sinha）在《赛博吉普赛》这本小说中有所呈现，我将这位作者的描述称之为赛博文体（cyber prose），它有如下特点：首先，赛博现实主义，赛博人类学家记录了一种根茎化的世界，通过互动和自我身份屈从，赛博空间的超文本是网络民族志的新语法，赛博人类学的书写时在线生成的，过程的和共时的。按照兰汉（Lanham）的观点，电子图景既是创制者控制也是读者控制的（Lanham 1993：51-52）。文本界面永远是双重稳定的（bi-stable），我们始终先注视它，接着贯穿它，这种循环摆动创造了一种文体和行为意义上书写礼节的理想模式（ideal of decorum，Lanham 1993：54）。仔细分析辛哈的赛博文体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细节，在此通过举例如下：

罗热雷（Lorelei）死了，又在一个叫阴影（shades）的地方重生了，这是赛博空间的一个遥远区域，游人罕至。阴影是一个多主体游戏，一个不寻常人群逃遁现实的地方，互相制造痛苦和反讽。照我说，它是一个洞穴、风景、城堡，阴影内在的迷宫特质只不过是写在屏幕上的文字，或者可以通过想象的指南针可以探究的描述性事实。

……

贾里是我网上的第一个朋友。他说他二十二岁。我比他大十二岁，如果对他无所谓，我也无所谓。

“那，熊儿，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用什么？”

“在线。就像静脉注射，只不过更容易上瘾。”

“我没有上瘾，”我说。

“你会的，”贾里说（Sinha 2008：24，33，37）。

通过在赛博空间的远距离出现，辛哈逃遁了现实记录了一个为比特所笼罩的赛博世界部落生活。这些漫游的赛博吉普赛人在一个阈限空间游荡，一个非物质的时间和空间，而他们的肉身与物质的现实世界借助技术网络的形式发生关联。也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为计算机所维系的，通过计算机准入的，计算机生成的”（Benedikt 1992：12-23）。超文本、想象、互动连带性、文本间性……种种虚拟性定义了虚拟世界也同时“模糊了读者和写作者之间的差距，生成了另外一种巴特式的理想文本”（Landow 1992：5）。网络民族志书写者进入一种牟斯洛普（Moulthrop）所说的“作者/写作者/体验者”状态，借助一种文学/批评文本的形式。牟斯洛普认为，“我们所知道的超现实，就是所谓地域的崩塌或爆炸，使得指称和有所根据的话语与自我征引和想象混为一体。我们构建的呈现和表象系统不是针对一个无法辩驳的真实现象，而是一种话语的、多重平行物，直接像制图一样覆盖到不同的协调体系之上”（Moulthrop 1991：23）。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赛博吉普赛》正是通过对主体的替换、客体的更迭、多语音状态、超文本话语、自我反思等方式完成的，网络民族志书写者创制了一种融合了“我、你、他、她、他们、它”的叙事流。根据马库斯的观点，文本转化成意象和意象转换成文本的过程，为字词和句子表达意义开创了新的方式（Marcus 1996：89）。雅各布森（David Jacobson）认为，在赛博空间如果马林诺斯基打出这一行字：“漂浮在你头顶”，在同一间房子的屏幕上出现的是“马林诺斯基漂浮在你的头顶”（David Jacobson 1996：466）。辛哈在《赛博吉普赛》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经典的赛博社会事实的创制——黑客的鸡肉。

原料：要做这个你需要一只鸡，十颗煎过的成熟无花果（湿软或者熟透了也可以，只要你不看），小半瓶，或者最好还是满满一瓶Mavrodaphne（这是一种甜腻的希腊红酒，有点像咖喱味的烈酒），而且最好有一把胡荽籽，一撮卡宴辣椒，一勺孜然和黑胡椒……

方法：砍、混、剁碎，把只要不是鸡肉的都混在一起，塞进鸡的身体。

烹调：放进烤炉先加热到180℃，如果是煤气炉调到4，直到鸡肉表面变脆发黄，或者是饿得等不及了，那就快了（Sinha 2008：84）。

辛哈认为，赛博空间是我们通过调制解调器进入互联网对人类想象的一种命名。“但是这种调制解调器崇拜和早几个时代的洞穴探索经验十分相像”（Sinha 2009：130）。真正的网络民族志应该是集体想象的一部分，而“调制解调器崇拜”的错误被学术写作的哲学思考所修正。

我认为，赛博文体还有第二维，也就是超现实、反思性和想象的实践。在这一点上，邓津（Denzin）曾经对乔伊斯写作的人类学特质进行了分析，它对揭示赛博文体的第二维颇有助益。邓津认为，乔伊斯的写作出现了一个人类学书写的谱系：现实主义的民族志《都柏林人》、主观的自我民族志《青年画家的肖像》、阐释人类学和高度现代主义的实验文本《尤利西斯》、后结构主义、反思性的异文本融合（heteroglossia）《芬尼根的觉醒》（Denzin 2003：21-23）。从这些角度来反观网络民族志，它应该是一种自我反思性的异文本融合，如同芬尼根的觉醒，也如辛哈所总结的，“在赛博空间，我们真正第一次创造了一种可以分享的世界，这其中每个人都得到充分体现，通过自由和即兴的行为所产生的力量。我们不再追随一种文本，我们可以在彼此的想象中嵌入动作”（Sinha 2008：131）。网络民族志书写者不用再生产一种进入田野的文本故事，如同格尔茨进入一个斗鸡的世界和喧嚣市场，波利尼西亚“上身赤裸聊天的年轻人”（Geertz 1988：12），Tikopia喋喋不休的酋长，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网络民族志书写者一醒来就出现在一个赛博环境中，里面“包括物体的形象和人群……音乐、仪式、戏剧、诗歌，敞开了通向想象的路径”（Sinha 2008：130）。在这个意义上，谷歌地球是一个具有隐喻和医疗特征的超媒体和认知工具，用以给这个地域化的实在世界去地域。通过在线聊天、facebook联络、谷歌搜索以及在谷歌地球中虚拟的行走，人可以生成一个有关我们生存世界的自我民族志。田野调查不再是一种康拉德进入黑暗之心的奥德赛，或者列维斯特劳斯对一个消失世界的探寻，成为一种主体间和自我区隔的鼠标点击。赛博文体和网络民族志不仅仅是对在线文本话语的记录和观察，而是一种主体间的参与式体验。网络民族志的数据不是历时搜集、编码、输入、整理、书写的，而是网路生成、内置了暗喻以及虚拟呈现的。

在网络民族志的叙事和呈现方面，赛博文体是一种“液态文本”，我称之为液态，因为它可以像故事一样流动，事件书写事件，情境与想象相与生成，实践一种权力。按照阿特金森（Paul Atkinson）的观点，格内特（Genette）较好区分了故事、文本和叙事之间的差别：“故事确立了叙事的事件，它从文本的特质中抽象出来，按照历时的顺序被重构，其中融合了这些事件的参与者。相比较故事是一种连贯的事件，文本是一种被口头表达或书写的话语，承载了一定的表述功能……从头到尾，参与者的特质被离散了，所有被描述的内容都被一种棱镜和观点所过滤了，形成了一种聚焦”（Paul Atkinson 1990：105）。

在此，我将赛博文体定义为一种“蝾螈文本”（newt-like），它是陆生的也是水生的。从超文本的角度来看，它是计算机支持的一种话语，口头叙述；在叙事层面，它是一个故事，也是历时的；从阐释学意义上，赛博文体的叙事和故事充满了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征引的批评和分析；从修辞的角度来看，它是由超链接控制的文本结构，产生操演性的话语行为。它包括了所谓的赛博朋克等科幻小说文体，因为在这种赛博朋克状态中，它揭示了一种更为影响深远的变革，既有乌托邦色彩也有奥威尔特点，个体的社会互动可以在虚拟的空间中完成（Wilson and Peterson 2002：451）。

互联网生成的话语社区是依照现实离线话语社区的互动以及社会文化逻辑构建起来的，它不是一种静态的物理区隔。在线的人群在分享一种交际时间、理想，以及创制规则的同时构建了一个话语空间。这种元话语（metadiscursive）实践对公共空间具有一种深远的影响，它具体涉及技术的社会组织语言使用的社会空间变化和语言接触行为（同上，459～461）。

为了定义这种赛博空间，我们应该尝试马库斯（1998）提出的“多点研究想象”（multi-sited research imaginary），因为这种方法可以适用民族志书写者穿越赛博世界不同的主体空间。同时豪尔（Kathleen D.Hall）在分析英国的锡克教徒时所使用的方法也有直接的帮助，她曾经对锡克教徒的想象社区进行了分析。至此，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本背景、网络民族志的结构、书写的修辞手段之间的关系将如何把握。在雅各布森（David Jacobson）看来，文本背景（context）这个词有多种理解形式，它可以是前提、阐释的格式塔、背景知识、社会文化知识、社会文化假设、世界知识、背景假设、知识模式、预设，每一种认知模式都对应着一种看待文化的理念图示，例如格尔茨看重意义的结构和阐释的框架，而施内德（Schneider）看重假设、推论、理解、推测（Jacobson 1996：462）。

和传统的人类学相比，我更倾向于将网络民族志的书写定义为一种主体间性的工具，它的技术细节如下：

首先，网络人类学和网络民族志的前提和文本背景是主体相对主义（Subject Relativism），而非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主体之间的观念差异决定了不同类别民族志书写的内容差异。

其次，网络民族志阐释学格式塔的基础是主体特殊性（Subject Specificity）而非文化特殊性（Cultural Specificity），网络民族志的书写既不是作者沉浸也不是作者远离（author saturated nor author evacuated），一如格尔茨所说（Geertz 1988），而是一种主客体转换和主动被动互换。

第三，网络民族志书写的社会文化前提不是针对一种历史生成的自然，在赛博人类学写作中没有过去时和现在时的差别，真正统治网络民族志写作语法的是“全能时态”，对赛博空间的分析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而是一个比特一个比特，不是一天一天，而是一点一点（dot），网络民族志书写的时间处理应该借鉴杰弗瑞和特洛蒙（Bob Jeffrey and Geoff Troman）的“时间压缩模式”（compressed time mode）。“使用压缩时间模式并不是要使用现在已经被否定的‘闪电战式民族志’（blitzkrieg ethnography），压缩时间模式是指在一段时间内，民族志书写者基本保证完全在场……对许多场景和互动的分析将对进一步的延伸观察和观点分析有益……将提喻模式理解成一种对整体图景的呈现方式，以此来探视事物构成的世界”（Jeffrey and Troman 2004：538，539）。

在进行赛博世界研究时，在线和离线之间的差异其实是一个经典谬误，因为一个人不能仅仅通过离开调制解调器和鼠标而离线，很多时候赛博朋克和漫游者成为一种肉体电池，依靠辛哈在《赛博吉普赛》中推出的黑客鸡肉提供能量。

最后，网络民族志和赛博民族志书写的意义结构是根茎式的，前文已述，赛博文体的意义是通过文本间性、超文本，主体间性地读、看、听来实现。

四、结　论

每个词语都是被夹在纸页中的死蝴蝶，所以书写的文字总是一件悲伤的事情。

（Poem by Mario Quintana，cited by Peter Kloos 1990：73）

在《拱廊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中，本雅明提出了历史书写的新语法，通过片段、暗示性的、深度指称的叙事，他记录一个正在变动的都市景观和都市民族思想（volkergedanken）。在本文中，我试图分析在21世纪实验民族志的书写形式，将这个描述对象置入一种超媒体、跨媒体、颅相学意义的心理编码世界。在我看来，要分析短瞬的赛博世界及其与这个现实世界的关联，我们同样需要一种《比特计划》（The Byte Project），重新考虑我们注视的对象，凝视的规则，民族志书写的主体，同时重新定义可以体现我们所处时代的数字社会事物（digito-societal artifacts）。

赛博人类学不仅是一个研究数字化世界和赛博空间的学问，它应该被视为重新思考人类学写作和思维特质的机会。许多生活在前数字化社会和前赛博空间的民族志书写者已经设想了一个在解释学意义上不同的世界在逐渐形成，使得人类学研究的许多先决条件都在改变。这其中的讨论包括全球化理论、想象社区、后现代主义、认知人类学和知识考古学。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重新定义时间、空间、主体、客体的概念和框限。梅洛维茨（Meyrowitz）提到德勒兹（Gilles Deleuze）曾经让我们反思当代社会的许多空间设定——工厂、监狱、学校、医院、家庭等，都处在一种危机和解体当中，因为技术的变化，这些空间区隔和内在的空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Meyrowitz 1986：268）。在我看来，赛博空间是一个区隔的理念空间，它吞噬和蚕食了现实世界的空间和地图学疆界。这个赛博空间可以视为格尔茨所说的“数度差异的渐变色谱”（Geertz 1988），格尔茨认为“这”和“那”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区隔、精确定义、景观的意外，现在的民族志书写者既不能使用百科全书主义和手稿书写（enclyclopedism nor monographism），世界调查和部落研究的方式来有效应对（Geertz 1988：148）。

互联网是一个可以航行的空间，人群聚合的赛博空间、网络技术的综合形式，也是梅洛维茨所说的“控制的技术实现”（apparatuses of control，Meyrowitz 1986：269），它具有一种意念性的权力，它不仅是一种研究的客体和社会现象，它本身是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工具。在赛博空间，许多意义是通过“气韵的唯我论”（aural solipsism，Bull 2000）生成的，通过主体以拟态的形式体验街道，并在美学意义上构建各自的自我（Meyrowitz 1986：277），在这一点上计算机联系的全球网络确如梅洛维茨所说的波浪状态，“时常波动，流态从一方波及另一方，在互相联系的系统网络中，不断仔细监视任何网内的互动”（同上，269页）。

在这些波浪中，前述的“液态文本”和“蝾螈文本”将出现，在呐喊中低喃，言而不闻，发出一种寂静之声。

最后，我想再次向各位同侪研究者提示谷歌，特别是谷歌地球的重要人类学意义：GPS、手机终端网络地图、谷歌地球、孤独星球、生存手册、网络旅游攻略……人在配备了各种各样的地理方位解决工具之后，并没有让人成为一个具有雷达的蝙蝠和全球导航的鸽子，而是陷入一种高科技感官迷失。谷歌地球已经开发了一种谷歌360度的网络导航系统，人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走到街面，看到各种真实场景中的建筑和地貌，以及街头上行走的车辆和人群，衣服装束是民族志式的清晰，只是身份是缺省的，所有的核心隐私被遮蔽了。此外的遗憾是，当你拖动黄色的小人下到地面的时候，不是来到一个流动的世界，而是一个城市的过去式，和你之间隔着的是一段城市时间，它呈现的是一种考古式的地理切片。这种谷歌地球有着清明上河图的诗意，我可以想象在这种工具之下，一个北宋的城市如何呈现，那些沿着河流而上的宋朝生活。在各种现代拍摄工具和记录方式没有出现之前，早期的民族志写作者和传教士日记依靠黑白图片来传递非文字的信息，一些写作者为了提供一种鸟瞰图景，把半个身子探到悬崖之外，让助手从后面拽着自己的腿，来拍摄一个山谷里的村庄和城市景观，这种努力在谷歌地球底下成为历史。

我们如果想还原努尔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马达加斯加的扎弗曼尼瑞人、巴厘岛的斗鸡者，以及种种其他的地理民族志面貌，如果没有谷歌地球的视觉文献，任何基于文字的陈述都是不完整的。谷歌地球给人的视觉一种鸽子能力，可以鸟瞰和滑翔；一种金刚知识，可以像那只大猩猩一样出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在城市的街道中根据箭头的标识，迅疾地行走和奔跑；但是谷歌没有赋予我们以蝙蝠的能力，我们通过谷歌地球无法看到黄昏、大雨、暴雨、地震、日出、阴霾中的城市，即使有城市的群体暴动，我们也无法得见，它对社会地貌的记录能力基本为零。就像我们也无法在飞跃云南滇池的时候，感觉到熏天的恶臭。但是在书写网络人类学文本的时候，谷歌地球具有超级的地理文献生成的能力，我们可以在这个工具的帮助之下，对田野地点进行持续回访，进行一种技术强制下的“非参与观察”。当一个人类学家走进一个社区，和生活在当地的人互动，了解日常生活史，老人的口述史，自然状态下的语言社会学之后，谷歌地球可以在某种程度下成为这些叙述和转述的背景，一种民族志叙事的介质。在这个三维的时间中，通过网络的互动方式和多媒体方式，一个人类学者可以呈现谷歌地球所模糊的隐私细节：街角建筑内部的细部，住在唐宁街13号的老人——他的服装样式和个人生活史，在屠宰场附近的社区——当地的年轻人如何在黄昏时分酗酒，欺负一个外地人，一个年轻人指着球场的一个弹洞，描述在去年7月份的夜晚那场公民暴动的场景，关于一个城市建筑的70年代诗歌以及已经被拆除的酒吧和歌剧院。这些听觉、嗅觉、视觉、味觉和谷歌地球的文本介质一起构成一种完整的民族志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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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anthropology and Netnography：The Internet as an Intersubjective Tool of Ethnographic Writing

Zhou Lei

Abstract：This paper intends to synthesize the major relevant argu-ments that can be used to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 new writing enterprise-e-graphy or netnography.The new loci of cyberspace have embroiled anthropology and ethnographic writing in a new sphere that Malinowski，and many founding figures of anthropology，have been denied the opportunity to deal with.

Through discussions focused on new ethnographic contexts（manifestations of virtualism）-featured with“autoenabling efficacy，”“Internet and cyberspace as social phenomena，”and“crossed domains”（Strathern 2001）-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new approaches and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of ethnography writing，when the corporeal researcher tele-presents in disembodied spaces，by deliberating new cyberanthropology scenarios foreshadowed by“traditional”anthropologists，such as Geertz，Appadurai，Clifford，etc.，and rerepresented in current cyber novels such as Cyber Gypsies（Sinha 1999）and many other recent cyberanthropological writings.

E-graphy or netnography，as a new possibility of ethnographic writing，first of all，consists of subjective，phenomenological and virtual seeing，hearing，and speaking，through supra-individual，super-individual and inter-individual communication which are symptomatic of the socio-political dimensions of the individual person.Second，the new cyberanthropological writing is highly fragmented and visualized，often interwoven with other social acts and performances such as video games，online observation and virtual regurgitation.As a result，the cyber ethnographic writing context tends to invariably transce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of communities，com-pounds，loci and foci.Third，cyberspace has elicited a kaleidoscopic and trans-topo living experience，which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fieldwork approaches.The genres of ethnographic writing should become more blurred，amalgamated and even“unreadable”for those ethnographers who feel reluctant to adapt to new contexts of anthropologic studies.Walstrom uses the term“participant experiencer”instead of“participant observer”to characterize the nature of the researcher's role in the setting.The participant experiencer“entails the role of active contributor to the group being studied.This role specifically refers to a researcher who has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the central problem being discussed by group participants”（Walstrom 2004a：175）.The new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should not be satiated by churning out“paradigmatic-syntagmatic bricolage”（Fernandez 1986：45），one should re-contemplate some basic inchoate pronouns of social life：“I”，“YOU”，“HE”，“SHE”，and“IT”.Keywords：cyberanthropology，netnography，intersubjective，ethnographic writing，cyberspace，cyberscapes

【注释】

[1]山寨手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可大致分为三种形态：①非法的冒牌生产；②对名牌的模仿，但又加入一些自己的设计与创新；③基于联发科芯片基础上的白牌或小品牌的手机生产与组装。本研究定义的山寨主要是指第三种形态。那种对品牌手机假冒伪劣的盗版生产不属于本文对山寨的定义，而是一种非法经营。

[2]数据来源：新浪微博，统计时间：2010年4月28日。

[3]数据来源：新浪微博，统计时间：2010年4月28日。

[4]但后来该文原来的“同时我建议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东西”被修改为“同时人大应该立法禁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谎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的名誉”（赵凌，2003）。

[5]最重要的有：《电信条例》（2000年9月25日）、《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0年9月25日）和《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2000年10月8日），其中都规定了著名的“九不准”。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新闻宣传和信息内容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2］8号），公安部等八部委《互联网有害信息专项清理整顿工作方案》（公通字［2002］25号）。

[7]当然，还有信息安全的考虑，《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上网消费者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进行核对、登记，并记录有关上网信息。登记内容和记录备份保存时间不得少于60日，并在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登记内容和记录备份在保存期内不得修改或者删除。”

[8]利用第二代身份证进行实名识别登记是国家正在全国推行的政策，已经在一些城市试点。见文化部、工商总局、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关工委《关于进一步净化网吧市场有关工作的通知》（文市发［2009］9号）。

[9]据大量报道，网上流传着一种“身份证生成器”软件，这种软件根据一定算法，自动生成符合条件的随机而真实的身份证号码，不少网吧和未成年人利用该软件申请办理上网卡。

[10]文化部的全国网络文化市场计算机监管平台仍在缓慢建设中，公安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网吧监控系统。

[11]根据学者研究，网吧已经成为部分青少年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吧不仅是青少年重要的休闲娱乐和交往互动场域，而且已经成为青少年获得情感满足和成就感的重要场域”。（黄少华，2008）

[12]《高等学校计算机网络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教社政［2001］10号，2001年11月21日），这是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制定的部门规章，其中很多规定仅仅是一种模仿。

[13]《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枙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研讨会会议纪要枛的通知》（教社政厅［2002］4号）。

[14]这是响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新闻宣传和信息内容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2］8号）和《关于印发（互联网有害信息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公通字［2002］25号）而发布的。

[15]这是响应《关于开展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整治的意见》（国办发［2004］19号）而发布的。

[16]这是响应《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方案》（公通字［2004］５5号）而发布的。其间位于北大服务器上的著名论坛“一塌糊涂”被迫关闭。

[17]这是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而发布的。

[18]在教育部命令全国校园BBS采取实名注册制之前，据我查到的信息来看，只有天津率先作出了类似规定，但影响不大，这和媒体炒作与论坛影响力都有关系。见《天津市校园网安全管理规定》（津教委［2004］11号）

[19]有作者认为，实名制管理使高校BBS丧失了五大功能：生活信息和校内信息的交流；学生和校方之间的信息交流；情感和娱乐信息的交流；学术和思想信息的交流；校内和校外之间的信息交流。（茹故，2005）但实际上，根据2002年对北大、清华、人大和北师大在校学生的一个实证研究，在使用BBS的人中，有81畅8％的人仅仅或是主要把BBS当做获取和发布信息的渠道，而4畅8％的人则主要把BBS作为发表意见和参与讨论的空间。（谢新洲、王宇，2003）可以想见，实名制减少了本来占少数的活跃分子，使BBS环境更加恶化。

[20]甚至还有新发文强调落实实名制的，例如，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福建省教育厅共青团福建省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网络信息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闽委教宣［2006］10号），河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教育系统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教科外［2006］408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江西省高校校内互联网上网场所管理意见的通知》（赣府厅发［2006］14号）。但也有不加提及的，如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网络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办［2007］15号）。

[21]一份对南大小百合BBS的研究表明，网络实名制在一定时间内使该BBS上的议题敏感度下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学生用户的流动，议题敏感度在逐步恢复。这个研究也许忽略了校外用户的影响，社会上的声音实际上是校园BBS变得激进的主要原因。（巢乃鹏、周玉黍，2009）

[22]为响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意见》（中办发［2007］16号），2007年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校园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的意见》（教电［2007］３99号），重申了实名制管理和安全问题。实际上，在国外，很多大学对校内公共计算机的使用也需要进行学生证的实名认证，这样即使学生能够匿名在校园论坛或博客上发言，一旦有问题，校方仍然可以通过最初的登陆信息找到他。这里的管理方式更像中国的网吧实名制。

[23]根据1997年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个人用户在接入单位办理入网手续时，应当填写用户备案表，最后到公安机关备案。因为当时个人用户很少，这一规定并没有引起争议。然而十年后的2006年7月5日，重庆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国际联网备案管理的通告》，规定“个人用户的备案由其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单位代为办理，个人用户应当如实填写《个人用户备案表》”。这虽然是执行上位法，却引起广大用户的恐慌。

[24]“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http://www.nciic.com.cn/）。

[25]2009年5月1日生效的《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其第十九条第二款第（3）项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电子公告、网络游戏和其他即时通信服务的，具有用户注册信息和发布信息审核功能，并如实登记向其申请开设上述服务的用户的有效身份证明。”在遭到网民的批评之后，杭州市人大发表声明，认为其中的“用户”指的是到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网站申请开设电子公告、网络游戏、其他即时通信服务的组织者和举办者，而不是指一般网民。而且申请开设这些功能的组织者、举办者在整个网络系统中只占极少的一部分。很多网站并不提供这一服务，而是自己管理网站。这个解释比较模糊，有可能指的是版主和管理员，实际上反映了立法语言的模糊性。

[26]《关于即将开展QQ群创建者和管理员实名登记的通告》（2005年7月20日）。

[27]该办法还规定，各IDC（互联网数据库中心）及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业务经营单位要根据市委外宣办、市政法委提供的关键字词，调整和更新关键字库，及时过滤、封堵、删除有害不良信息。该办法要求建立一系列网站、论坛管理机制，包括不良信息快速删除机制、违规网站责任人约谈机制、违规网站处罚机制、网站舆情吹风会制度等。还将选择政治上可靠、文字能力强、熟悉网络语言的各方面人才担任网评员。（郭宏鹏，2007）

[28]国新办主任王晨在2010年提出“在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推行论坛版主实名制、取消新闻跟帖‘匿名发言’功能取得实效，网站电子公告服务用户身份认证工作正在探索之中”。（王晨，2010）

[29]《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实名认证方案》。

[30]《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

[31]网络游戏一直是两家争夺的焦点，新闻出版总署拥有网络游戏出版审批权，但文化部负责对网络游戏内容进行审查。这种冲突在最近的《魔兽世界》审批事件中达到了顶点。

[32]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认为这两个问题不是防沉迷系统本身能够解决的，需要依靠其他辅助手段联合解决，见《关于对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若干问题的解释》。

[33]2005年“博客侵权第一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34]中国互联网协会《博客服务自律公约》第十一条。

[35]如果将眼光放到整个Web2．0网站，采取实名制的就更多。2007年一份精彩的研究对国内３23个2畅0网站进行了实名制统计，结果发现，（1）实名制比例超过20％的类别中已经囊括所有带有经营获利色彩的Web2．0网站，采用实名制的主流包括淘客、米客、换客、拼客、维客、闪客、黑客、威客等8类；（2）非经营性网站中的实名制比例远低于经营性网站，平均值不到其1/2；（３）与个人隐私和社会性言论表达的Web2．0网站不是目前实名制的主流；（4）是否实行实名制对于网站的发展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郑磊、范巧，2007）

[36]在2009年8月10日举办的“第一届中国互联网治理与法律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前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主任方滨兴高调表示，为促进信息安全，目前实行网络实名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大力推广，尽快实行。

[37]例如，《信息产业部关于做好互联网网站实名管理工作的通告》（信部电［2007］３３8号，2007年7月19日）。更加详细的分析，见胡凌（2009b）。

[38]2010年初，工信部部长李毅中也透露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手机和网络实名制问题。（新华网，2010）

[39]尽管网游实名认证方案已推出一年，但效果似乎不明显，2009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在一次会议上还表示，要“在巩固防沉迷系统实施工作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与公安部合作推进防沉迷系统中玩家实名身份信息的认证工作。同时，加快面向家长的查询系统的推广工作，帮助家长有效监督未成年子女上网行为，防止未成年子女冒用家长的身份信息沉迷网络游戏”。（方圆，2009）

[40]国家在国际出口信道设置的对一些有害网站的过滤措施就是这个原理，根据IP地址屏蔽垃圾邮件的信源也是一样。

[41]网吧实名制背后反映的就是不同部门的监控认证系统冲突的问题。可想而知，在不同的行政区之间就存在更多的不同种类的认证系统。

[42]目前在涉及数字版权和人身侵权的领域，法律和一些判决都对网站的第三方责任进行了规定。比较成熟的是网站的过错责任、避风港和责任人信息披露制度。这些制度可以保证找到侵权人，并保持信息平台的中立稳定。

[43]面对新的信息技术，美国最高法院也支持所谓的“匿名言论自由权”。但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能不能把因架构形成的实然的东西说成是应然的，即原来在现实空间中人们有能力发表匿名言论，但是现在技术发展了，在网络空间中有没有权利保持匿名和不受追踪。

[44]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王帅事件”，当事人因在网上批评河南灵宝政府而遭拘留，随后全国又发生多起地方政府因言论拘捕网民的事件。

[45]方滨兴就认为，“强调实名制，会给人一种错觉，是在监视。而网络身份证其实是强调保护网民利益的，现在与网络利益相关的已经有上亿人了，为了这上亿人也应该做这件事情了。做完了之后，国家有关部门说，有些事情正好要利用网络身份证，那是另一回事。”（芦垚、舒泰峰，2010）

[46]例如，2010年7月1日起实行的《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

[47]2005年3月22日，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第三条就规定，新闻报道在新闻媒体刊发时要实行实名制，即署作者的真名实姓；同年4月1日，广电总局印发的《广播影视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实施方案（试行）》第八点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48]本文所引述所有英文，包括诗歌，除非特殊注明，均为本文作者自己翻译，下同。

[49]Klaus Bruhn Jensen 2002，Vertical intertextuality and horizon material sources，第187页。tal intertextuality，

[50]出自天涯社区http://1home.hainan.net/publicforum/Contentfree1/1759016.sht-ml，提取时间2009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