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纵的成见

被放纵的成见——论网络谣言发生中的技术偏向

刘　阳

作者简介　刘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邮编：100871，E-mail:hammerlet@163.com。

摘　要　本文将谣言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文本锚固的失败，并揭示了文本的锚固机制：学习机制制约了成见机制，语境策略与文本策略分别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中实现了受者对传者解释机制的学习。而网络技术则造成了缺乏文本策略的大众传播，使文本的锚固全面溃败。

关键词　元传播，锚固，学习，语境，文本

一、精神分析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

谣言意示的是一类意义流变的传播现象，这一点即便在最激烈的否定“谣言是如何产生的”这一议题价值的论述中都无法被推翻，法国学者卡普费雷（Kapferer，J.N.）认为所谓的谣言传播只是不同于官方的另一种事实，这自然令官方权力深感不悦，故而被权力命名为谣言。卡普费雷认为，“谣言是作为补充的传播媒介，传播的是另一种事实”，谣言“怀疑官方的事实，于是旁敲侧击，而且有时就从反面提出其他事实”（卡普费雷，1991）。谣言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揭露了人们丝毫未产生怀疑的事和某些隐藏的真相，从而增加了政权的透明度，并孕育了反权力”（卡普费雷，1991）。在卡普费雷看来，民间谣言与权威消息是相伴而生的，自从权威诞生以来，谣言便生生不息，那么“谣言的产生”本身就似乎成了一个一厢情愿的议题，因为谣言自古即有，不存在产生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卡氏此处论述的核心是要去除谣言被赋予的意识形态色彩，即他想指出，谣言之所以被加以负面含义，是因为它触怒了拥有命名与定义之权的权力，因此他对“谣言产生”之问题的否定是针对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谣言而言的，而非针对客观的谣言现象。本文即意欲秉持中性的立场，将谣言的核心归结为意义的流变，并以其为网络谣言产生的分析核心。

以往关于谣言产生的讨论中，较为系统的论述主要采取的是精神分析和信息经济学的视角。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弗朗索瓦斯·勒莫（Fran毕ois Reumaux）将谣言视作某种“集体记忆”、“远古神话”或者潜藏于冰山一角之下的“集体无意识”的现实化。这一派别偏向于某种带有冲突理论色彩的认定，强调社会结构内部的张力。法国学者勒莫在他的谣言著作《黑寡妇》中这样谈论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保存了行动、冲突、过去的压力的轨迹，而出茧阶段是记录在观察者眼皮下展开的社会震荡、破裂、危机、喷发的阶段”（勒莫，1999）。“孵化完成阶段宣告谣言的诞生，同时也不言而喻地宣告它的死亡。如同完全变态的昆虫一旦完成生殖职能后就死亡一样，谣言完成了它的阀门作用后也就消失了，同时孕育其他造成潜在张力的构架，一旦其他的冲突或危机发生，就会使这些正在孵化的新谣言出笼”（勒莫，1999）。所谓谣言，在勒莫看来就是结构中的张力达至极限最终致使社会失序而同步发生的一种现象。因此，以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谣言的产生显然是非理性的，是社会陷于狂乱时的话语形态，它的生产者是受控于“集体无意识”或“集体记忆”一群暂时精神崩溃的“患者”。与勒莫从冲突的角度（结构的崩溃）谈论谣言的产生相比，两位美国学者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与波斯特曼（Leo Postman）在《谣言心理学》一书中则更多是从功能的角度（结构的复衡）来谈论这一问题。他们并不如精神分析学派那样将谣言定性为“社会环境的投射”或者“集体记忆的回想”，而是将之认定为“信息”，这便引入了“确定性”的范式来对谣言的产生做出解释，某种类似于“谣言经济学”的视角也理所当然地被迅速联想到。奥、波二人提出了著名的谣言公式：R＝i*a，“用语言表达就是：流行谣言传播广度随其对相关人员的重要性乘以该主题证据的含糊性的变化而变化”（奥尔波特，波斯特曼，2003）。这便涉及供求的问题，i代表信息的重要程度，这相当于对信息量的需求；而a代表信息的模糊程度，即代表信息量的供给。信息量供不应求，“信息的市场”就无法实现“均衡”，“谣言的黑市”就自然产生了。在他们看来，谣言所以产生是为了能提供足够多的确定性以实现个体心理结构的重新平衡和社会的重新整合。

精神分析认为，社会结构崩溃导致谣言的发生；信息经济学认为，谣言是为了重新实现信息市场的均衡而被生产出的。他们都只关注作为结构之产物的谣言，将谣言视作“无中生有”的，而不关注处于意义之流中作为变种的谣言，未将谣言视作“由此而彼”的。因此，这两派的谣言研究仅谈论了作为输出的表达，却忽视了作为输入的理解，意义之流就这样被生生截断了，而谣言的发生在理解发生之时即早已经埋下了必然。着迷于宏大的社会结构，而忽视了微观的信息传播流程，这是以往谣言研究的通病，本文即试图一改以往谣言之“无中生有”的潜在认定，而意欲从“由此而彼”，即意义的流变这一角度对谣言的产生做出分析。事实上，在以往的研究中并非没有相关的成果，比如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就曾提出过谣言的变异机制“简化－强化－同化”⁽¹⁾；而我国学者陈雪屏（1939）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从完形学派的观点出发提出谣言的发生是一个“补充”过程⁽²⁾。这些探讨均试图从“理解”角度阐发谣言的发生过程，但并不系统，更未提及理解的发生环境及其他的背景要素。理解被当做一项孤立自为的活动，因此这些论述又执著于意义之流本身，没有意识到意义之流是处于结构之中的，意义是在文本、环境与主体等要素的互动中被生产。本文则意欲从文本出发讨论网络语境下谣言的发生又有何新动态。

二、传播中的“锚固”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研究的是作为客观的传播现象的谣言，并不包括那种造谣所生的谣言。本文既然将谣言的核心认定为意义之流变，因而考察谣言发生的方法既非经验性的，也非批判性的，而是阐释性的。

罗兰·巴特（R.Barthes）在分析一则广告招贴时提出了“锚固”的概念（巴特，2009）。他认为“所有形象都是多义性”，“在能指下面，它们隐含了‘一连串浮动的’所指”，“因此，在每个社会，人们开发各种各样的技巧，旨在固定那一连串浮动的所指，以应对不确定符号的恐怖”，而“语言信息就是这类技巧中的一种”。通过对广告招贴中各种元素的分析，巴特认为，语言信息对包括字面信息与象征信息的图像信息有着“锚固”的功能。在他看来，这一锚固是带着意识形态色彩的，锚固“可以是意识形态的，而且这是它的主要功能”。同时，巴特毫不讳言因为这一锚固，“读者能够选择其中一些儿忽略另一些”。而本文对锚固概念的使用，试图避开其意识形态功能不谈，而仅针对意义之流变来说。即此处要讨论的是，生活中的表意是通过什么样的锚固机制使意义不至变形。此外，巴特讨论的是图像信息如何被语言信息所锚固，而本文要讨论的是语言所生产的意义是如何被锚固的。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锚固”这一概念，将谣言的发生问题置换为文本的锚固问题，即认定：谣言的兴止，全在乎锚固的成败，而谣言所以成行，乃是因锚固之未竟。

1.传播中的锚固原理：学习机制制约成见机制

不论是最经典的“作者中心论”，颇具后现代色彩的“读者中心论”，还是调和性的“文本中心论”，各派阐释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语言是多义的。即如前罗兰·巴特亦曾发现的：所指是浮动的。所指指向的并非具体的实在物，而是人的意识与心理，这实际指出了人面对客观的文本确实具有的能动性，即传受二者之间的理解可能是不一致的。这恰是本文认定的谣言问题的核心，亦是笔者引入“锚固”概念的主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多义性”更揭示了受者之间存在不同理解的可能性，即主体存在其特有的解释机制，包括其独特的符号系统（字典）和独特的观看框架（视窗），笔者将之统称为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谓的“成见”⁽³⁾，此亦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谓的“前理解”。

正是因为主体的解释机制，即成见的存在，意义在传播中才存在变形的现象，此亦谣言所以成行的关键。但在人与人的意义传输中，主体尚存在一种“学习”机制。马克思将学习过程对进化的重要性局限于生产力的侧度，而哈贝马斯（Jürgen H aberm as）则创造性地将这一过程纳入交往行为之中。哈贝马斯（1989）认为，“学习过程同样发生于道德洞见、实践知识、交往行为以及对行为冲突的交感性调整这类侧度内。这些学习过程乃是在社会一体化的更为成熟的形式中、在新生产关系中被沉淀化的，这种沉淀化使新的生产力的引发成为可能”。可见，作为受者的主体学习并非自为的，而是指向交往的对象——传者，更具体的是学习传者的解释机制，即他的成见。这种交往行为中的学习意味着某种“融合”状况的可能。伽达默尔（2003）在《文本与解释》提出了“视域融合”的概念，他认为在文本的视域与读者的视域之间存在着张力，而作为第三方的解释者则“克服了文本中混乱的地方，从而帮助读者理解文本”。这样，原有的张力消失了，“被分离的视野，就像各种不同的观点，互相交融在一起”。在伽达默尔这样鲜明的“读者中心论”坚持者那里，作者被置于不那么重要的位置，因此他所谓的“融合”是指文本与读者间的视域融合，解释者成为消弭二者间张力，实现融合的力量。而在现实的交往行为中，解释者未必是第三方，而完全可以是读者本人，这时主体的学习机制就承担了解释者的“融合”功能。如果抛弃伽达默尔读者中心论而采取主体交往的视角，那么学习机制的实现其实是交往主体间的“视域融合”，也暗示了所谓的“主体间性”的存在维度。如此，作为传者的主体变得可及，主体间的视域融合意味着形成了共同的符号系统和观看框架，亦即形成了共同的解释机制，对文本的理解因而达成共识。“学习”造就了“融合”，“融合”消弭了“成见”，学习机制制约了成见机制，沸腾的所指终趋平静，这就是锚固的原理。

毫无疑问，以上所谈论的仅是单程（单向度且单次）的交往状况，是交往的基本单元，本文暂且称作“元传播”（unit of communication）。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谓的元传播与帕洛阿尔托学派（school of Palo Alto）界定为“关于传播的传播”的元传播（meta communication）截然不同。

在真实的交往中，元传播往往被不断复制或被转向后给以不断复制，即真实的传播是元传播的代数和。可以发现，在现实的传播行为中，主体往往兼具传受双重身份，更重要的是，元传播的复制揭示了受者的“学习”过程常常是一个“修正”的过程。这恰恰说明，受者的“学习”同时意味着传者的“教导”，即主体的学习往往并非自在的，而是“教导”之下的不断自我“修正”。在“教”与“学”的不断交替中，主体间的“视域融合”得以实现；就其微观动态而言，这种“融合”其实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可见，试图在一次元传播中实现视域融合虽非天方夜谭，亦是一场不小的冒险；但也唯有从分析元传播中意义流变的状况入手，才能揭示出网络技术造成的意义之流的结构性改变。因此，本文将全力针对元传播进行分析，仅就空间的状况作出谈论。由于时间在本文的逻辑中可被认为用于讨论空间的代数重复状况而缺乏根本的揭示力量，因此，后文略去时间维度的考虑，不再提及“对话”等产生自时间性维度的现象。

基于此，本文将文本观界定为空间性的。即无论言说的文本还是书面的文本，笔者都将之视作空间的展开物，而不从线性时间上予以考察。在通常的意识中，言说的文本会被认为隶属于时间范畴，而书面的文本才被认为属于空间范畴。但这仅是粗浅的直觉，书面的文本亦以其阅读的先后而可以有时间性的观看，而言说的文本亦因其处于结构之中而具有空间性。上文将元传播认定为基本研究对象，所基于的正是这一空间性的文本观，而下文提出与文本相应的语境概念理亦在此。

2.“元传播”中的锚固策略：语境策略与文本策略

上文提出了元传播中文本的锚固原理，其根本是学习机制制约了成见机制，但学习本身需要“学习资料”，因此“学习资源”成为锚固的物质基础。

在元传播中，“学习资源”理所当然就是文本的环境——语境，因为此外再无其他。利科尔（P.Ricoeur）曾在《诠释学的任务》中这样谈论语境对于文本的作用：“字词的多义性要求在确定某一信息中字词的当下意义时，要有语境的选择作用作为补充因素，该信息是特定的情境中由一特定说话者传与某一听话者的。这样，对语境的敏感性就成为字词多义性的必要补充和不可缺少的补充因素”（利科尔，2001）。在此处，语境的诸要素不必分列亦不必究察，真正需要讨论的是“语境的有效性”问题。也就是说，锚固机制中所谈的“语境”，并不仅仅是使元传播中的受者对文本的理解最终确定下来，而是要使受者对传者生产的文本的理解朝着传者认定的方向行进，最终实现信息的等量传输，既无意义的流失，亦无意义的增溢。否则作为学习资源的语境则是无效的。那么什么样的语境才是在这一意义上有效的呢？传受双方共同感知（共知）的语境才是有效的，语境作为一种作用于感知的存在，共知即共有，因而即意味着共治和共享，此处可将这一语境称作“共同语境”。所谓的“共同语境”，从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来看，就是文本产生于这一语境，同时也在这一语境中被接收。拥有这一语境的传播类别就是人际传播，最为纯粹的是面对面的交谈。作为最基本的传播类别，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锚固策略在本节都将被讨论，以保证从根本上对传播做全景式的探讨，而其他任何更为复杂的传播形态都是这两类基本传播形式的运算所成。在作为人际传播的元传播中，文本生产的语境与文本接受的语境是共同的。由于共同语境的存在，学习机制得以启动与运行，从而制约了成见机制，保证了文本的单义出现，这就是传播在文本锚固中的“语境策略”。

如上所说，人际传播中“语境策略”的语境指“共同语境”；但与人际传播不同，在大众传播的元传播中，文本生产的语境与文本接收的语境相异，并无“共同语境”，学习机制无法启动。由于大众传播面临没有“共同语境”的问题，锚固文本的语境策略也无从施展，这时，文本的锚固就需寻找另外的出路。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所谓的“学习机制无法启动”是指向作为特殊主体的传者。主体需要特殊学习（专门学习）才是可及的，而大众传播为了实现文本的锚固，不得不采取普遍主义的策略，即化身成为普遍主体，有意识地置身于普遍语境之中。就学习的视角而言，大众传播中作为传者的主体转变为普遍主体的姿态，是将“特殊学习”置换成“普遍学习”，而将学习机制的启动提至元传播之前。就其操作而言，这一锚固机制即是生产“普遍文本”。这在消息的写作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一切个性化的叙事都是被禁止的。在缺乏共同语境的情况下，大众传播回到文本做起了锚固的文章，这就是传播在文本锚固中的“文本策略”。

三、网络谣言：锚固的全面溃败

以上提出了元传播中的两种基本锚固策略：在具有共同语境的条件下，文本的锚固可采取语境策略；而一旦缺失共同语境，主体则必须化身普遍主体，生产普遍文本，采用文本策略，以保证文本的单义出现。语境策略与文本策略分别是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文本锚固策略。而网络技术造成了这样一种日常情形：缺乏文本策略的大众传播。这正是网络谣言之发生不同于传统谣言的关键所在。

前文曾认定，谣言所以发生是因为锚固的失败。在前网络时代，锚固的失败或因共同语境所含学习资料不够，或因传者化身普遍主体未竟，总之仅是量的问题，即仅是具体锚固中的力量不足，具有偶然性。而在网络时代，网络技术使大众传播变得“低成本”和“低风险”。低成本指成为大众传播传者的门槛几乎消失，人人都可成为面向大众的传者。而此处的“低风险”，正是基于此前的“低成本”而言。“低风险”并非指网络的大众传播是低风险的，而是指与传统媒体需投入巨资与构筑品牌方能达成的大众传播相比，网络的大众传播可以是“低成本”的，因而与传统的大众传播相比，网络的大众传播中“成本”并不足以成为文本锚固在结构上的“提醒”。也就是说，在网络的大众传播的元传播中，指向锚固文本的“策略意识”只能依赖“自觉”，而没有外部的“唤醒”。网络技术造成了元传播之文本锚固的全面溃败的状况：语境策略无法施展，文本策略无心施展。即，以“低成本”而得以成行的大众传播意味着共同语境的缺失；基于“低成本”的“低风险”又致使“策略意识”的缺乏。可见，网络技术导致了元传播的结构性改变，这与前网络时代锚固失败来自量的不足相比，有着质的不同。网络技术所致的锚固失败意味着一个事关谣言的全新时代的来临。

［参考文献］

［1］陈雪屏（1939），《谣言的心理》。长沙：艺文丛书编辑部。

［2］弗朗索瓦丝·勒莫（1999），《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唐家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3］哈贝马斯（1989），《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4］伽达默尔（2003），“文本与解释”。严平（编），《伽达默尔集》（刘乃银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5］罗兰·巴特（2009），“形象修辞学”。陈永国（编），《视觉文化研究读本》（张玫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利科尔（2001），“诠释学的任务”。洪汉鼎（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李幼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7］奥尔波特，波斯特曼（2003），《谣言心理学》（刘水平、梁元元、黄鹂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8］卡普费雷（1991），《谣言》（郑若麟、边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Runaway Prejudice：On the Bias of Technology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Rumor on the Internet Liu Yang

Abstract：This article attributes the production of rumor to the failure of anchorage of text，and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text anchoring：the mechanism of learning restricts the mechanism of prejudice，and contextual strategies and textual strategies realize the audience's learning of communicator's mechanism of interpretation separately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 mass communication.However，Internet technology has resulted in mass communication which is lack of textual strategies，so that the anchorage of text fails totally.

Keywords：unit of communication，anchorage，learning，context，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