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电视的政治经济学

澳门电视的政治经济学

澳门电视的政治经济学^[1]

刘世鼎　李巧云

一、市场概况

澳门的电视发展与其特殊的经济形态和地缘政治位置不无关联。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澳门本身还没有电视台，但一般居民可以通过普及的公共天线系统收看到香港和其他地区的电视节目。然而从80年代开始，澳门本土电视始终是在强势的香港影视娱乐文化的阴影下挣扎发展。有研究指出在1999年澳门回归以前，“澳门不但在经济上是香港的附庸，连新闻信息的吸收都是高度依赖香港的”^[2]。2002年一份澳门大学学者所作的调查报告指出，有近九成被访者经常收看香港电视台的新闻类节目，而收看澳门本地主要的澳门广播电视公司（简称澳广视或TDM）所制播的新闻的则有六成多。娱乐节目方面，经常收看香港两家电视台（无线和亚视）的分别有八成多和三成五，澳广视则不超过一成五。虽然观众在休闲娱乐节目方面高度依赖香港，报告也显示有超过七成的受访居民表示会通过澳门传媒了解本地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新闻（澳广视的晚间新闻是该台收视率最高、广告收益也最多的节目）。除了电视媒体的影响外，澳门居民也可以阅读到香港大部分的中英文报章杂志，并且可以收听到香港电台节目。^[3]

澳广视是澳门第一个本土地面电视台，由当时的澳葡政府所创立、资助营运，1984年开始播出，直到1990年之前一直使用一个频道以中文和葡文双语形式播放节目，随后又发展为中文台和葡文台两个频道。2007年中文台更名为澳门电视台，葡文台名为Canal Macau。目前澳广视为澳门特区政府全资拥有，该台自我定位为“综合性公营广播服务机构”。目前澳门电视台播放的节目类型包括新闻信息、时事谈话节目、体育、电影（多半是旧片）、卡通片、电视剧（多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美国）、综艺节目、文化教育、佛教和纪录片。其中新闻信息、综艺节目和文化教育是自制节目，其他均是外购。直播的节目包括国际足球赛事和澳门活动，如特首施政报告、立法会答问大会、除夕倒数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等活动。赌权开放之后，电视台开始制作谈话性的议政及财经节目，2008年更举办近年流行的歌唱选秀节目，以及通俗的综艺节目，但形式和风格基本是抄袭自邻近的香港和台湾，没有太多新意。外购节目也开始贴近年轻观众的口味，不像以前总是在播放老旧的电影和电视剧。此外，葡文台大部分时间都在转播葡萄牙国家广播电台（简称RTP）制作向海外播放的葡语电视节目，以及欧洲足球比赛。澳门的葡语人口不到2%，葡文台的观众市场非常有限。

公共天线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电视大量普及有关联。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内地的电视机需求量大增，不少澳门居民为大陆的亲友代为购买电视机，为澳门电器行带来可观的收入。这些电器公司同时也会帮本地顾客安装接收天线，但当时仅属于服务性质，并无太多利润可言。90年代中国大陆所自行生产的电视机质量大幅提升，购买国货蔚为风潮，澳门许多依靠内地消费者的电器行面临经营困难，安装天线反而成为主要业务，全盛时期多达40家公共天线业者。后来十几家公共天线经营商便构成现在所俗称的“公天”。

澳葡统治时期并没有严格限制电视的接收，只要是公天能接收的频道都能转播，主要播放香港及中国大陆的电视频道。澳广视成立后有自己的讯号发射站，但由于澳门高楼林立阻挡讯号，该台需要通过公天的频道播放节目，居民才能收看清晰的画面，这也为后来公天的抗争提供了条件。至今公天在澳门经营了三十多年，在每条街装设一至两座天线接受电视讯号，由于没有使用地底管道，电线交叉跨越每座大厦之间，形成奇特的都市景观。初期月费只要1元，现在每个月也只需缴交约25元的“天线维修费”，基层家庭均负担得起，深受欢迎。公天所转播的电视台超过40个，包括大陆、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电视节目，涵盖的语言有广东话、普通话、英语、闽南话、葡萄牙语、日语及泰语等，频道种类之繁多，更甚于邻近的香港。公天在整个澳门的市场占有率高达九成，约有十几万电视用户。

1992年，澳门第一间提供卫星电视服务的公司——宇宙卫星电视（Cosmos Satellite TV）成立，及后其姊妹公司宇宙卫星通信服务（Telesat—Satellite Communications）也相继成立，两家公司的股东分别由大陆、澳门及葡萄牙三方组成，属于中方控股的合资公司，主要业务为提供卫星电视广播、通信网络服务等。宇宙卫星电视的讯号覆盖范围甚广，北可到独联体，南至澳大利亚，东到日本、韩国，西及中东国家的泛亚太地区。^[4]宇宙卫星通信服务成立后，就先后有多间卫星电视在澳门落地，这些卫星电视台主要的收视群以大陆地区的观众为主。澳门莲花卫视（Macau Lotus Satellite TV）于2002年开播，是一家定位为提供商务财经、澳门本土历史文化的商业卫星电视台，节目内容包括直播澳门赛马、赛狗节目，其节目通过亚洲二号卫星覆盖亚太地区50多个国家和地区。澳亚卫视（MASTV）于2004年获澳门政府批给卫星电视营运准照，节目经亚洲二号卫星上载，以粤港澳台和东南亚华语地区为主要市场，由其开设的澳亚卫视中文台是以新闻信息、娱乐及电视剧为主的综合性频道。2007年该公司以高薪聘请台湾名人璩美凤，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中华卫星电视（China Satellite TV）在2000年获发准照，2008年正式开播，持有6个频道牌照，自我定位为宣传中央及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的窗口。中华功夫卫星电视于2009年开播，节目通过澳亚卫视播出。

二、官方新闻审查

澳门电视的公共空间是澳门特定历史动力所形塑的产物，也是各个不同力量相互拉扯的场域^[5]。尽管政权以“澳人治澳”的原则更替了，特区政府无论是在电视政治报道还是在介入既有电视服务的秩序安排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旧保有殖民时期浓厚的威权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色彩。葡国殖民末期经济严重衰退，社会治安败坏，社会舆论猛烈批评澳葡政府腐败无能，大部分澳门人对回归抱有很高的期待。这一氛围令官方控制的澳广视十分尴尬，一方面必须考虑主流声音，另一方面又要顾及澳葡政府的尊严，所以该台新闻报道开始采取一种折中策略，尽量平衡两方立场。回归后，澳门电视媒体的公共性主要是受到亲财团的政府机器和亲政府集团的多重压制。^[6]电视新闻报道除了被要求必须在后殖民时期强化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的“共识工程”起到积极的作用外，葡国统治时期将公共财产交给特定公司图利、保障排他经营特权的腐败文化，在回归后也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就像殖民时期一样，回归后的大众几乎没有参与相关政策辩论、制定的机会，电视也不容许有政治性、尖锐分歧的辩论。这些做法都导致了公众利益被边缘化和争论空间的萎缩。

关于澳门电视的公共性以及电视频道的开放使用等问题，必须放在晚期殖民统治以来，程序民主和决策过程被寡头利益集团操控、多元分歧的政治价值的取消、政治精英疏离大众转而服务财团利益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背景下，才能被有效解释。^[7]1999年澳门结束葡萄牙殖民统治、回归中国后，赌博市场自由化的经济政策成为改造澳门社会生活的主要动力。美国拉斯韦加斯企业进驻后澳门赌博收益暴增，然而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和华丽的赌场景观，掩盖了正在恶化的大众政治生活。官员贪腐情事被揭发^[8]，特区政府的正面修辞与居民现实生活的不平等体验落差愈来愈大，亲政府政治集团的道德领导权开始松动。赌博市场扩张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终于在2007年五一社会运动^[9]的枪响后喷发，构成了特区政府自回归以来最严重的统治危机。尽管当大多数市民认为警方及政府对五一抗议的处理手法过当，澳门本地居民的主要新闻来源澳广视对冲突事件的新闻报道却引发争议。澳广视片面强调游行人士不按警方指示及主动冲击警方，警方在多次劝阻无效下才采取行动。该台后续的报道将警民冲突的矛头指向参与游行的人士，采用了有选择性的“聚光灯处理”，将游行者描绘为意图不轨的他者，制造麻烦、破坏“我们的”和谐和公共利益，突显游行活动对市区商铺、交通和城市形象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相比之下，香港当天的电视新闻则将报道焦点着重在鸣枪镇压、警察殴打游行人士以及游行的主要诉求方面。两地电视台报道显著的差异，引发民众对本地电视台报道客观公正性的议论。^[10]五一事件后，立场亲政府的主流报纸如《澳门日报》、民间社团、专家学者纷纷出面为警方行动辩护，将社会危机解释为市场发展的“自然”代价，而非特定政治过程的后果。两天后，澳广视新的时事谈话节目《风火台》跟进讨论了五一冲突事件。该节目虽然是以开放讨论公共议题的形式进行，但其话语最终是强调、维护政府的正当性，强化与政府的论调一致的观点。受邀参与节目讨论的几位固定的专家学者将游行人士形容为水平没有提升、只是“少数”人的意图，不符合主流所接受的诉求方式，有碍于公民社会的建立。^[11]警员开枪被来宾形容为与个人应变能力有关，将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的责任，转移了公众注意力。同时，节目强调澳门人是这次事件的“最大输家”，要共同承担澳门的负面形象。总之，节目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刻意夸大了游行者的错误，将异议边缘化，掩盖了运动的深层原因。

五一事件之后余波荡漾，舆论传出政府官员公然干预新闻自由的事件。行政长官何厚铧于5月4日会见澳门五个传媒团体，对五一游行事件做出表态。不寻常的是，官方并没有安排传媒记者到场采访，唯独澳广视被新闻局邀请到现场协助拍摄整个过程，其后有议员接到澳门电视台记者的投诉：新闻局派员到该台提取片段，并介入该新闻片的制作。^[12]此举令澳门传媒界极度不满，澳门传媒工作者协会更致函特首，投诉新闻局“未有公平和及时地向所有传媒，包括驻澳门传媒，发放特首对五一游行的全部讲话内容”，以及“派员到澳门电视台插手新闻片段和特辑的编写工作”，严重干预新闻自由。^[13]独立新闻工作者指出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居民拥有言论、新闻及出版自由，法律亦赋予传媒机构享有信息权，新闻工作者可自由接近信息来源，而新闻局的职能是发布政府新闻，向澳门传媒提供各类信息，协助传媒采访，办理报刊、编印和新闻通讯等登记，没有干预澳门媒体的权利。但新闻局官员并未因此而受到惩处。

这次政治干预事件不仅仅意味着澳门民主和政治生活所面临的危机，也反映出殖民主义高压统治的某种历史连续性（这是相对于“回归”所代表的现代性正面话语而言）。况且，这种历史的连续性是透过一整套激烈改变原有经济关系和社会模式的政治选择和政治实践被联系起来的。电视新闻所传递出的狭隘的、“消毒过”的政治观，是特区政府自回归以来为了保护大财团和本土精英集团利益的一种压制手段，与政府排他性的制度性安排与暴力镇压相辅相成。过去几十年来，澳门电视的发展一直是和殖民政权的政治运作，以及亲中央政府团体的操控密切相关；然而回归后的激进市场化，将权力集团和电视媒体进一步纳入了新自由主义式的统治模式并为其服务。换言之，回归并不意味着既有的社会权力关系出现了变化，而传媒公共空间的封建化有助于寡头集团巩固既有的不平等秩序。从历史的观点来揭示大众传媒机构在这个新的权力结构转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批判传媒研究的目标。^[14]

三、殖民政商结构与政治文化

香港电视娱乐文化的制作优势和流行，使得后来澳广视所制作的节目相形见绌，收视率始终不见起色，连年亏损。由于澳广视的收视率低、未能有效扮演政府传声筒的角色，再加上长年巨额亏损成为财政包袱，殖民当局于1987年企图将澳广视私有化，并加强其发射台的功率让香港观众都能够收看。当时澳广视曾打算钻法律漏洞，播放被港英政府禁止在电视上出现的烟草广告，但港英政府认为此举会引起管制上的问题而表示反对，再加上发射功率不足、无法遍及大多数香港电视用户等因素，进军香港市场的企图最终宣告失败。但私有化的步伐依旧朝着服务权力集团的需求来进行：澳葡政府于1988年出售49.5%的澳广视股份，并保留50.5%的股份，该台成为一间“官办私营”的有限公司。在私人股东持有的股权当中，19.5%为“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澳门“赌王”何鸿燊）所持有，中资背景的南光集团占15%，时任特首何厚铧占15%。^[15]行政架构由管理机构和董事局组成，管理机构包括股东大会、监察委员会及政府代表，澳葡政府对澳广视有最终的控制权。该台结合了政府和权贵商业势力，形成了殖民体制下的官僚商业结合体。这种官商结合也是晚期葡国殖民统治政权的一个重要特征，遍及各个领域。在这种背景下，电视成为澳门政权移交前中国、葡国、商人三方势力拉锯的场域，并与各种反民主的倾向接合在一起。然而官私合营的模式并没有改善澳广视的营运情况，1989年亏损仍达两千万澳门元。1993年澳葡政府欲卖出余下50.5%的股份，但遭到中国政府反对，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方面希望澳门在回归后，仍然有一个官方电视台作为政府喉舌。^[16]

回归前，何厚铧及何鸿燊将股份转予政协委员吴立胜旗下的两家公司“新韵”及“信诚达”。2002年，因为私人股东多年没有支付澳广视的营运费，该台面临停播倒闭的危机。^[17]两家公司拖欠金额共达5000多万澳门元，其后将34.5%的股份无偿赠予澳广视；历年拖欠约8000万元的南光集团亦将15%的股权退回该台。^[18]2004年，澳广视将所有持股售予澳门特区政府，使得政府实质上已经全资拥有该台的全部股份，并会继续以有限公司的形式运作，所有营运费用由政府承担，负责监管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及成员均由特区政府委任，组成人员是名人政要和局级官员。^[19]政府间接拥有澳广视的股权，亦掌握了该台的人事任免权；现时所任命的董事会成员不是政府官员、便是巨商富贾，对新闻报道所造成的影响是“以维护现状为上，碰到敏感政治问题或讳莫如深，或自我设限，甚至扭曲真相”^[20]。随着新权力结构的运作进入常规化、体制化，澳广视的新闻报道根本无法触及精英的核心权力禁区，更遑论挑战反民主的力量和倾向。

澳门的政治文化也束缚着社会多元价值的自由表达。自殖民统治以来，澳门的政治参与被葡裔和本地精英所压抑、垄断，受亲政府集团资助的中小学教育也不鼓励学生表达独立批判的意见，市民批评政府的声音只能在非正式场合如家中和茶室中听到，^[21]公开反对政府的声音更是少之又少。有学者指出澳门有一批白领中产专业人士，他们多在政府部门、大型机构或传统社团工作，如果公开批评时政，“很容易受到他们雇主的限制、排挤甚至解雇”，所以澳门人习惯了对不公平的现象沉默不语，社会监督力量难以凝聚。^[22]殖民时期传媒对葡国人施政时有批评，华人社团动员的社会运动也的确迫使施政者承担起部分社会责任。然而政权更替后，“报纸电视上出现批判特首何厚铧或其他高官施政不当的言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相比香港传媒一面倒地狠批香港特首董建华，情况可谓有天壤之别”^[23]。传统基层社团不再是工人政治理念的捍卫者和行动者，而是促进新权力秩序的稳定。这些社团仍控制着民间社会自我管理的空间，其角色由监督政府转变成维护政府利益，并联合主流媒体成为强大的制造共识机器，阻隔了具有实质分歧的政治性辩论。这些御用工会领袖打着维护本地工人利益的幌子，实际上巩固了新的权力结构。^[24]失去了阶级利益代表性的工人，逐自行成立新的劳工社团表达诉求。^[25]这些独立团体没有庞大资金举办各类文娱活动动员群众，只能以游行、集会或请愿等非正式渠道引发社会讨论，然而这类新闻却被主流媒体所标签化。

在这种保守的政治大环境下，仍有极少数议员和独立社运人士敢于批评政府，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提出基层居民的诉求。这些个别议员虽然在近几届立法会选举中取得较多的票数，但立法会内庞大的亲财团和亲政府投票部队使得他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仍然相当有限。从澳广视的新闻报道模式来看，不难发现亲政府团体所推举的议员曝光率远高于对政府持有异议的议会成员，其新闻议题的设定和消息来源主要是被前者所把持。即便是议员的发言片段也听不到不同价值诉求的相互博弈。该台大部分的新闻来自政府行政部门、警察单位和主流社团的提供。因为长久以来该台与政府和社团已经形成一种默契：政府和社团的新闻必须加以报道，有限的播放时间被无意义的、僵硬的社团新闻、政府宣传活动所填塞，市民参与公共事务所需要的信息则被边缘化。近年来赌场开幕的电视广告投资更导致民主空间的萎缩。

四、新闻工作者的自我审查

澳门电视台那种同构型、墨守成规的新闻报道倾向，除了受到政治势力的束缚外，也和电视台内部资深从业人员的流失与非正式的、隐形的自我审查机制密切相关。我们所接触到的澳门电视记者和编辑大多有意识到来自政府和亲政府团体的政治压力，但也因为自认没有能力、不愿意冒险去改变这个结构所带来的限制，从而顺从了这种风气。澳门传媒规模有限、转换跑道不易，也无形中强化了记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愿冒险挑战权威。

我们所采访的新闻从业人员大多认为电视台的基本立场是支持、维护政府的合法性，但对于电视台的自我定位以及传媒应该扮演何种公共角色、承担何种社会责任等问题感到模糊困惑。我们也观察到澳广视的编辑及记者自我审查意识相当强烈，因此言论的表达相当温和而保守，对政府的言论多半照本宣科、不加评论，避免尖锐性、会“制造麻烦”的话题。电视台会经常安排记者采访政府、社团活动，报道有利于政府领导和亲政府精英形象的公关新闻。在处理议员质询的新闻时，编辑会将立法会议员质询中语气较重、批评施政的部分更改成中立而不带色彩的句子；电视台为了不让记者突出或做太多政府的负面新闻，往往要求将此类新闻片段的长度压缩到最短。2005年东亚运动会特区区旗在升旗仪式上被倒挂，本地数家主要报纸都有报道此事，后来有政府官员致电电视台高层要求不要播放有关片段，该片段立刻被抽起。2007年五一游行人士要求行政长官“何厚铧下台”等有损政府权威和形象的语句或画面，也都不准播出，但特首看画展这类宣传新闻却被要求做成头条。^[26]编辑M说澳广视“使用政府的钱，也是在帮政府做事，但当遇到一件大事，而政府真的很不对的时候，澳广视也会报道，这是作为一个传媒应该要做的事，但是报道也是会有一个限度”^[27]。记者P则表示，每当有重大社会冲突和争议爆发时，“跟社会问题有关的我们可以报道，但跟政府有关的时候，遇到问题便会很大，因为电视的传播能力很强，而且能影响到市民对事件的看法，所以变成可能有一些事你并不能说”^[28]。

澳广视和政府机器、利益集团特定的关系和互动形式，让新闻工作者产生出一种特有的世界观和感知范畴。在压抑异议表达的工作环境下，有些编辑为了稳住自己的位置，主动向某利益圈子靠拢。于是，一些会“得罪人”、“有人看了会觉得不开心”、“不听话”、“敏感”的新闻会被禁止，被那些没有新闻价值但能讨好达官显要的新闻所淹没。而当遇到重要新闻事件时（如示威抗议），审查手段变得更为精密，除了会事先开会分配工作、提醒“应注意事项”外，编辑还会监视记者剪片过程，甚至亲自撰写新闻稿来引导报道重点。^[29]年轻记者会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摸索到处理类似新闻的“规矩”，成为制造共识工程的一颗棋子。

澳广视新闻部目前有七个本地记者、六个国际组记者、三个编辑，其中有一位编辑兼任记者。一些受访者指出澳广视对新闻报道只重量不重质，只求填满每天的晚间七点新闻时段。由于有些编辑会分配很多工作给记者，记者根本无暇处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新闻议题。尽管新闻节目的广告收益最多，但澳广视“向来都不太重视”新闻部，对人手缺乏、支持不够及新闻素质不好等问题表现出“不面对、不解决”的态度，但总是喜欢拿自己与香港无线电视台制作的新闻相比较。

当澳广视公司化时，澳门经济仍处于相当低迷的状态，财政紧绌的政府只能提供有限的支助。随着2002年赌博市场扩张以来政府丰沛的税收挹注到各个部门，澳广视严重的财政危机获得舒缓，然而，2004年上半年澳门赌博经济规模扩大后，博彩企业以高薪从各阶层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从事荷官（赌场发牌员）或服务人员，导致很多中小企业出现人力不足或倒闭的问题，澳广视也未能幸免。^[30]为了挽留员工，澳广视曾自行于2005年调整薪酬福利等级，其后更制定升职加薪制度。^[31]然而这些措施都无法保持电视台营运的稳定性，而资深记者的大量流失，更不利于针砭时政的新闻报道（因为资深记者在处理与政府利益有关的新闻时比较懂得如何掌握“尺度”，有技巧地把问题点出而不招致惩罚）。受访者表示现在电视台内“肯教人的人并不多”，稍有新闻热忱和使命感的新进人员都被各种裙带关系和自我审查压力磨灭殆尽。大部分有理想的记者都不打算长期留在澳广视，因为“能学到的知识技巧有限”。有能力的人不会留在澳广视，因为即使一个记者尽管表现懒散，但只要工作年资够长、不惹麻烦、“懂得人情世故”，也能升职加薪。^[32]

澳葡政府时期，政府上至高官下至公务员几乎全都被葡裔人士所把持，官僚作风严重。回归以前，澳广视大部分职员都是葡裔人士，他们多数是靠裙带关系才能入职，滥用电视台资源，也曾闹出贪污丑闻。回归后随着公务员本地化的要求，除了葡文台之外，大部分员工都是本地华人。然而由于欠缺公共监督机制，澳广视内部的管理依旧相当紊乱。2005年澳广视发生了经理滥权谋私事件：某部门经理多次把为澳广视提供计算机信息设备的供应权，批给其妻子开设的公司，事件由廉政公署接获投诉后揭发。^[33]有多位立法会议员先后批评澳广视的管理机制不善，成为公共财政黑洞，例如澳广视可自行评定薪酬，其管理层的薪金比政府局级部门的管理层还要高，但中下层及技术员工薪酬却低于政府部门，而各项开支预算也不受正规监管审批，导致巨额亏损。^[34]有议员指出，澳广视作为一个以私营企业方式运作的机构，全部或绝大部分营运费由政府来补贴，却不必受到规范，股东会或董事会也无需为机构营运出资及承担任何责任。^[35]

五、偏袒特定财团利益的管制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澳门电视的新闻报道在回归后并未能够有效检验、揭示其公共表现背后的权力关系。然而这仅仅是去政治化的一个特征。澳门政府高唱“利伯维尔场经济”、“国际竞争力”、“小政府”，但其政策选择处处可见打着公众利益之名，通过强制手段保护特定财团利益来阻挠公共参与和集体监督的痕迹。这种排除民主参与和集体讨论来掩护财团利益输送的政治实践，以及那些鼓吹市场化来反对、解决政治威权主义问题的论述，均构成了去政治化的场域。近几年“澳门有线电视公司”和多家公共天线公司之间爆发的纷争，就是在这一个力量不均衡的斗争领域中展开的。

在澳葡殖民时期，公天是在没有任何正式经营电视天线接收牌照的灰色地带中经营。回归前，殖民政府不顾市民实际负担能力与信息接收权，突然将为期15年的有线电视特许专营牌照的权利，批给以葡萄牙电信公司为大股东的澳门有线电视公司，于是公天顿时间变成了“非法”经营，争端从此开始。^[36]有评论者指出澳葡政府因为忧虑特区政府成立后会取消葡文广播频道，所以在回归前赶快把垄断的合约批给有线电视，即使葡文频道被取消，也可以随时在有线电视重设。澳门有线电视于2000年7月正式开始营业。

根据专营合约，专营公司有权利“提供有线电视地面专营服务”、“建立及操控一个公共电信系统”。然而贪污成风的澳葡政府在分配专营权时排除了必要的民主讨论，决策也缺乏公众同意的基础，犹如黑箱作业。此外，由于有线电视覆盖网络有限、收费超出大多数市民负担能力（每月基本费用近两百元），该公司连年亏损。2003年，政府开放博彩业，有线将市场重心移向酒店、酒场、大型屋苑等，结果于2005年取得2300多万的营运收入，与2004年营运亏损近2000万相比，取得28%的增长。^[37]2007年，有线电视仍然有1600多万元的亏损，累计亏损达1.9亿澳元。当年，在新股东加入后，有线加大资源发展，铺设了长逾300公里的基础光纤网络，并结合原有的微波网络结合光纤、微波网络，能够提供高清广播服务。^[38]

在缺乏政策辩论的情形下，特区政府在专营公司的利益保护方面，大体上延续了殖民政府的精神和做法。澳门规范电视信号转播相关法例付之阙如，以至于回归后有线电视与公天的纠纷不断，电讯管理局（前身为电讯暨信息科技发展办公室）也以“保护知识产权”、“与国际接轨”为由，经常派员到各大楼巡查卫星电视接收器来保护有线电视的利益。^[39]在政府以法律手段打压、又拒绝赋予公天合法经营地位的情形下，2005年9月，6家公天业者一度停播了包括澳广视在内的所谓被指侵权的频道表达抗议。公天的策略起到了作用，隔日，《澳门日报》的民调指出，有九成受访居民支持公天继续存在，另有过半意见认为政府应该收回专营权，重新开放市场。^[40]2007年，过去曾经营公共天线的广星公司以逾亿元购入葡萄牙电讯持有的87.5%的股份后，有意收购其余8家公天网络来缓解营运压力，最后谈判宣告破裂，也导致后来政府必须采取更为露骨的强制性行动来维护财团的利益。^[41]2008年公天开始向澳门用户提供高清频道的转播服务，^[42]但遭到电信管理局以侵犯专营公司的权益为由禁止，再次引发停播抗争。

然而，后续的公共讨论大多流于批判政治威权专制主义和专营权垄断，以至于没有能力对市场经济的去政治化逻辑提出批判的分析视野。其话语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诉求实际上和那些强调主张保护国际版权、强调市场竞争会带来社会进步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非但不相排斥，而且是遥相呼应的。^[43]我们认为传播资源和使用权利的配置没有引入民主参与过程和监督机制，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六、结　　论

大众传媒的开放性与自主性，是深化民主、促进大众政治参与的基本要件。政治需要让不同的对话者自由进入争论的空间表达不同的诉求，而不是以共识来取消分歧和不满。然而传播资源的使用和分配缺乏民主开放的公众参与和辩论、新闻报道臣服于政治权力，构成了当今澳门电视去政治化的主要内容，阻止大众民主参与进一步扩大。

我们认为，若想要改善电视资源使用的不民主，不能只着眼于打破专营权垄断、开放市场，因为一个缺乏公众参与辩论的传播决策，将沦为服务财团利益的操控工具，与政府机器以另一种方式共谋。同样，若是希望电视新闻可以表达更多元的政治利益和观点，社会运动也不能将焦点仅集中在争取市民言论自由、传媒新闻自由的范畴内，因为这种诉求如果不涉及全球市场化所带来的去政治化问题，将不断重复着那种蒙蔽的、被意识形态化的“市场vs.政府”的惯性二元思维，而不涉及两者结合所产生的共谋结构，以及其他民主的可能性，国家机器干预新闻自由，但服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闻生产却从来没有引起关注。^[44]

因此，试图扩大政治与社会多元代表性的进步民主方案，必须结合传媒工作者有组织的集体抵抗与各种进步的社会运动力量，以及思想观念上的突破创新。然而从目前的发展局势来看，既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观念非常狭隘，批判法学家罗伯托·昂格尔（Roberto Unger）所说的那种具有创造性的、转化性的想象，在澳门还尚未有萌芽的迹象。

李巧云，澳门大学传播系硕士，现在澳门大学新闻及公共关系部工作。

刘世鼎，澳门大学传播系副教授，台湾辅仁大学传播学硕士，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博士。代表性论文有《澳门的新殖民主义：透视2007年五一大游行》，《The depoliticization of Macau’s TV management》，《殖民主义已经结束了吗？》等。

【注释】

[1]本文是澳门大学研究委员会所资助的研究计划《当代中国殖民性的比较》之部分成果，也是在《澳门电视的去政治化》（《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8年第72期）一文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修改。

[2]谭志强、老冠祥：《香港、澳门的新闻事业》，载《变迁中的香港、澳门大众传播事业》。

[3]《澳广视应加强采播本地新闻》，《澳门日报》，2002年12月13日。曾有一份调查显示，2007年每天或经常收看澳广视新闻的收视率接近60%，比2006年的46%有显著增长：张荣显，2008年，《澳门媒介使用概览2001—2007》，澳门：澳门大学。

[4]《中企会董参观澳门卫星站吴亦新冀卫视发挥优势为澳作贡献》，《澳门日报》，2002年1月15日。

[5]场域指的是一个不平等关系被结构化的社会空间，也可以说是一个斗争场所。参见：皮耶·布赫迪厄著，林志明译，2002年，《布赫迪厄论电视》，台北：麦田出版社。

[6]亲特区政府集团在澳门的霸权构成与1966年的“12·3”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参见：刘世鼎，《澳门的新殖民主义》，《思想》，2007年第7期。

[7]有关去政治化的讨论参见：汪晖，2008年，《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Rancière J.1995/2007.On the Shores of Politics，London：Verso.

[8]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贪污案被舆论喻为“澳门开埠以来最大贪污案”、“世纪贪污案”，坊间及媒体猜测此案可能涉及行政长官何厚铧。赌权开放的分析参见：黄平（编），2008年，《挑战博彩：澳门博彩业开放及其影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2007年5月1日澳门举行劳动节游行，下午由6个澳门社团组织市民以“反贪腐、保民生、削外劳、除黑工、安居乐业、家庭团聚、构建和谐社会”为口号，就澳门政权移交后的社会问题表达意见。与2006年的劳动节游行一样，这次又出现警民对立与冲突的场面，甚至有警员朝天开枪及使用胡椒喷雾驱散群众，300米外的一名路人怀疑遭流弹击伤；事件至当晚八点结束。游行最终被警方定性为“骚乱”事件。参与游行成员方与政府、亲政府团体意见成两极化。

[10]质疑政府做法的讨论主要在澳门网络Cyber CTM和Qoos.com市民常使用的公共论坛上展开。澳门民众的网络参与形式：Lou I.2008，Alterna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Macau’s Internet Forums，Master Thesis，Macau：University of Macau.

[11]当天的节目片段已经被网友上传到Youtube上。

[12]《新闻自由名存实亡 传媒投诉难改现状》，《讯报》，2007年5月25日；《高天赐指当局干预新闻自由》，《澳门日报》，2007年5月26日；《新闻局长复议员质询重申 当局不干预媒体》，《澳门日报》，2007年5月31日。现任新闻局局长陈致平是负责监管澳广视的执行委员会成员。

[13]澳门传媒工作者协会成立十多年，是一个独立的新闻团体，其立场是维护新闻自由，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14]McChesney R.2000.《Journalism，Democracy and Class Struggle》，Monthly Review，http://www.monthlyreview.org/1100rwm.htm.

[15]根据一位资深立法会议员的说法，私人股东加入澳广视的用意是表达对北京方面的诚意，有利于中方在澳门的舆论影响力。访谈日期2008年5月4日。

[16]陈韬文、马杰伟，1996年，《香港、澳门的广播电视业》，《变迁中的香港、澳门大众传播事业》，台北：“行政院新闻局”。

[17]谭志强，2003年，《学习做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1999政权交接前后的澳门新闻传媒》，发表于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文化交流研讨会之论文。

[18]《南光斩缆政府撑澳广视至年底》，《澳门日报》，2002年10月19日。

[19]现任董事会主席是赌王何鸿燊，行政委员会成员分别有环境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黄蔓荭、教青局长苏朝晖及新闻局长陈致平。特首办主任何永安是政府驻澳广视的代表。

[20]李金铨，2004年，《电视文化何处去？处在大陆政治与海洋经济的夹缝中》，《超越西方霸权》，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73页。

[21]林玉凤，《让茶餐室讨论成为公共意志》，《澳门日报》，2006年10月22日。

[22]《江泽民、朱镕基的阳光照不到澳门来？》，《澳门政策研究》，1998年8月。

[23]谭志强，《学习做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2008年8月传出以争取本地工人利益为诉求的《澳门劳动报》，因刊出批评劳工政策文章而遭到官员控告诽谤，该报社长何兴国因而遭到警方传唤。

[24]排斥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裔的劳工也是近来这种本土主义的特征。

[25]刘世鼎，《澳门的新殖民主义》。

[26]刘世鼎，《澳门的新殖民主义》。

[27]澳广视新闻编辑M匿名访谈，2008年3月1日。

[28]澳广视记者P匿名访谈，2008年6月10日。

[29]澳广视记者S匿名访谈，2008年5月4日。

[30]赌博业扩张以来，政府部门也面临流失公务员的问题，不少新闻从业人员填补了这些空缺。值得一提的是，澳广视资深员工会提醒年轻记者不要制造太偏激的新闻，否则一旦被定位为“激进派”，往后就很难进入政府部门。有部分记者因为采访而与政府人员建立良好关系，当有适合的工作时便能“内定”入职。这多少会影响到记者在报道政府新闻时的取向。

[31]目前澳广视记者每年接受一次考核决定续签合约与否。一般记者月薪约为9700元澳门币（不含交通和用餐津贴），一年有14个月薪水和22天年假。

[32]澳广视记者匿名访谈，2008年8月4日。

[33]《采购器材涉嫌滥权舞弊 澳广视管理混乱可见一斑》，《讯报》，2006年4月1日。

[34]见《澳门日报》的相关报道：《两议员就管理财政问题提书面质询 澳广视长亏损当局如何改革》，2006年3月7日；《议员质询谁管政府持股机构》，2007年6月19日；《高天赐促监察 澳广视公帑运用》，2007年8月30日。或见：《管理机制残缺混乱，澳广视成财政黑洞》，《讯报》，2007年10月26日；《议员促解决澳广视长期积弱》，《市民日报》，2008年1月17日。

[35]《议员质询谁管政府持股机构》，《澳门日报》，2007年6月19日。

[36]皓江，《电视中断的背后》，《商讯》，2008年3月号；余荔，《陶永强处理公天有线事件一塌胡涂庸官劣吏将政府管制威信推落谷底》，《讯报》，2008年2月1日。

[37]了空，《颟顸无能官僚仍在胡作妄为 澳人信息自由权遭残暴践踏》，《讯报》，2008年2月1日。

[38]澳门印务局网页，http://cn.io.gov.mo/。

[39]政府取缔公天主要是根据《电信纲要法》第五条规定“建设、管理及经营电讯网络以及提供电讯服务，均属公共利益，只可由公共实体从事，或由按照适用规章规定持有从事该等业务的足够凭证的私人实体从事”，以及第十三条中规定“公共电信网络及公用电信服务，可由持有从事相关服务牌照的电信企业根据政府核准的从事该等活动的规章经营”。然而当局却未提到该法的第一条已经注明“本法律不适用于地面或卫星广播服务，尤其是电视广播及电台广播服务”。

[40]公天指出《基本法》和《出版法》赋予了居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强调应该要先获得合法的经营地位，才有权和频道协商版权问题，并接受政府规范。针对官方说法所提出的较为独立的分析观点，见了空，《前朝错判累街坊 当今政府应行善》，《讯报》，2005年8月27日。

[41]广星过去也曾代表公天业者与政府谈判，但自从获得政府推荐成为专营公司的大股东后，转而与政府结盟。例如2007年五一冲突后，有线电视公司以关闭香港亚视信号的方式，来回报政府的“关照”。

[42]数字信号的画面质素和声音均优于传统模拟信号的效果，并可通过无线电波、卫星或宽带传送。香港电视台已计划在五年内以数字取代模拟传输。

[43]“民主派”议员吴国昌的发言：《港专家指澳“公天”乱象源于无明确政策 两议员谓应鼓励开放竞争》，《华侨报》，2008年5月20日。澳门社会运动组织“民主起动”副主席利建润则主张“透过利伯维尔场汰弱留强”：《禁播高清市民受累揭电视转播胡涂帐》，《东周刊》，2008年2月13日。

[44]冯建三，2005年，《新闻研究的前沿：来自经济报导，走向经济监督》，发表于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