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与者参政—以《新语》半月刊为核心的辨

第一章　国家意识、文学叙事与者参政—以《新语》半月刊为核心的辨

知识分子往往会成为一个时代改革的先锋，因为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意识形态，到最后都会跪倒在缪斯神像之下——只有文学，才是意识形态之上的意识形态。

——罗曼·雅柯布逊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礼记·大学》

由傅雷、周煦良所创办的《新语》半月刊（简称《新语》）是20世纪40年代颇有研究价值的一份社会刊物，这是傅雷作为主编唯一的一次出场。从时间上看，创刊于1945年10月1日、一共只持续5期的《新语》本身有着很重要的历史可解读性——正值抗战方毕，国共又谈判破裂，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新语》的创刊可以说是当时知识分子在特定时期内的心理状态投射；从内容上看，该刊的撰稿阵容不可谓不强大，除了主编傅雷、周煦良之外，郭绍虞、钱钟书、杨绛、夏丏尊、王辛笛、马叙伦、王伯祥、黄宗江与孙大雨等名家，均为该刊的撰稿者。

《新语》版权页

《新语》创刊号封面

但是，就是这样一份刊物却不被研究界所关注，甚至在对该刊的期数的表述上还存在着纰漏。傅国涌曾撰文称“1945年冬天，他（傅雷，引者注）曾与朋友创办综合性的《新语》半月刊，一共办了8期”^[1]，结果《深圳商报》（2008年4月7日）、《新华月报》（2008年5月）等报刊纷纷以讹传讹，而根据笔者在万方、CNKI与台湾地区TSSCI等论文检索系统来看，对于《新语》的专题论文一篇未见，仅有近十篇关于傅雷的学术论文提到了其刊名。

这样一份颇为重要的刊物实在不应该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因为从《新语》所刊载的文章，以及其办刊形式、存在意义来看，对于该刊的研究有助于分析对抗战结束后国内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及其使用的政治话语之形成缘由。

本文拟从重读《新语》这一珍稀史料入手，力图从历史地位、文本内涵与社会影响的三重视角，来追寻该刊的研究价值。

一、学者、知识分子与国家意识

“综合性学术文艺半月刊”是《新语》的自我定位，在这个定位下，所隐藏着的是办刊者的导向：综合、学术与文艺的结合。

这样的结合，在中国现代期刊史上并不算多泛。实际上“三合一”的多元化集中性在本质上不难看透，《新语》试图完成一种多层级的责任——社会、学术与文学，但是从伦理上讲，三者是无法达到统一的，因为社会批评的公信度、学术研究的求真务实与文学创作的美学追求本身指涉三种不同的范畴。从这个角度上看，《新语》本身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

但是，恰恰是这种悖论，反映了1945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因为《新语》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产物，而是有着其文化历史语境。在创刊号里有一篇未曾署名的《发刊旨趣》，全文照录如下：

暴风雨过去了，疮痍满目的世界亟待善后，光复的河山等着建设。饱经忧患之余，我们谨以这本小小的刊物献给复兴的队伍。

自身的力量虽然微弱，但八年来我们认识了不少幽潜韬晦的同志，始终不懈地在艰苦困苦中努力于本位工作。编者谨以本刊的园地，请他们把长年穷搜冥索的结果，陆续公诸社会，也许对建国大业不无裨益。

凡对本刊不吝指导、批评、扶掖的人士，我们预致深切的谢意。

这个百余字的《发刊旨趣》，若是仔细分析，定然会有颇为有趣的见解。首先是开篇的开场白，“暴风雨过去了”——这份刊物的时效性可见一斑，而且甚至要高于当时的政论刊物。其次，“光复的河山”与“建国大业”等措辞证明：《新语》绝对不是一份左翼期刊，更不是一份陷入党派纷争的期刊，而是一份从“国家意识”入手的时评期刊，因为就在该刊创刊前不久，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重庆举行了和谈，并于当年10月10日签署了《双十协定》，这是一件让当时国内知识分子非常兴奋的大事。

《发刊旨趣》

可以这样说，《新语》是在“抗战胜利、国共和谈”的背景下出现的。在这个特定时期内，国内创刊的刊物并不算太多，因此这是解读该刊一个较为重要的突破口——在“综合”、“学术”与“文艺”三者之间，作为该刊意图所执行的功能当是名称较为隐讳的“综合”，即政治性的代言，而“学术”与“文艺”无非是充实其“综合”功能的指代罢了。

笔者将5期《新语》中所刊发的文章根据办刊者的“三合一”，大致将其分为“综合”、“学术”与“文艺”三类，大致情况见表1-1。

表1-1　《新语》刊发文章分类

笔者之所以如此罗列其发表的文章，乃是因为在后文依然会用得到这张表格，而且仅凭所罗列的三项分类来看，5期累计发表量为76篇，占到总发表量的67.11%，无疑为绝大多数。而且就“综合”一项分类来看，涉及面之广——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中国内政、教育等时局问题，均为其针对的对象，实在无愧创刊者所言之“综合”，如此全面且独到，堪称当时时评之翘楚。当然，我们若是再回到《发刊旨趣》中，应亦可窥得端倪——用他们的话讲：这份刊物的撰稿者，应为“幽潜韬晦的同志”，而主要内容则是“长年穷搜冥索的结果”，目的在于“对建国大业不无裨益”。

问题提出很容易，但若深思则会发现这其中之问题——傅雷与周煦良本并非热衷于政治之人，该刊的主力撰稿者也并非罗隆基、张东荪或刘王立明等政论高手，而是如夏丏尊、周煦良（曾用笔名贺若璧）、马叙伦与王伯祥等纯粹的文学专家——他们基本上是以傅雷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团体。在这样颇为纯粹的学者中，能够产生出这样强烈的“国家意识”，并使得他们对政治、时局感兴趣，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今天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

那么，“国家意识”究竟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及叙事中是如何生成的呢？

从政论的文稿可以看出，这类文字绝非是“长年穷搜冥索的结果”。说《新语》的学术论文是多年积累的研究心得，这是可以服众的，而占了总发稿量绝大多数的政论稿件，绝非是“长年穷搜冥索的结果”，因为这些政论的撰稿者都不是政治活动家，也不是在抗战期间兴办政论期刊的报人，而是在英美文学、古典文学界有着较高造诣，且之前之后都曾远离政治的学者。

弗朗西斯·福山曾如是厘清“知识分子”与“学者”在功能上的本质区别：虽然两者都善于运用理性，但前者却注重公共领域的理性，使其成为意见的生成者，而后者则注重学术领域的理性，扮演的是知识的生成者。两者转换的可能便是自身权力（包含话语权力、学术权力、政治权力）的更迭——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说，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学者）”，“达”与“穷”便是一个权力更迭、转换的关系。

在这样的理论下，对于《新语》作者群的分析也就有了新的含义。前文所述的问题便很容易转换为这些学者是如何（为何）转换为知识分子的。

在周煦良的《欧洲往哪里去》中，有这样一段：

难道历史永远要重演吗？难道历史如马克斯（现译“马克思”，引者注）主义者所述，只是盲目经济里的推动？难道经济力永远没法加以人为的控制？难道人类永远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我们要问。

谁是战争的犯罪者？今日举世的目光都射在，举世的手指都指向纳粹主义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身上。日本还可以说，它原是战前五强之一。德国是战败国，怎么会有作战能力。如果在慕尼黑会议时，德国军备已超越别国使张伯伦不得不让步，那么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时，怎么不注意到？纳粹军进战莱茵时，怎么不注意到？是谁容忍德国有逃避国际眼光的秘密军火库？是谁直接、间接扶掖了纳粹政权在德国的抬头？是谁默许了一个有神经质、有犯罪倾向的独身汉向德国人民号令一切？欧洲政治家这么多年管的什么事？^[2]

如此义正词严的斥责加反诘，很难让人想到是那个内敛温和、谨慎小心的英美文学专家周煦良。当然，周煦良还有一篇名为《内战中我们应有的认识和行动》文章，在这里不妨对比一看：

自从毛泽东先生自重庆飞返延安之后，我们就一直怀着鬼胎，觉得他莫要一去不返。现在这鬼胎不幸而证实：国共两党经过两个月长时期的会谈，除掉成立一些表面的妥协外，对国是并没有达到具体结果，终于各自行动，而以兵刃相见了。这表示人民的愿望已无足重轻，我们这些人等于遗弃掉；还有什么话说！^[3]

两相对比一看，意图不言自明。周煦良的两种声音，在本质上反映了当时大部分学者的声音，他们渴望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进入到“建国大业”的洪流当中，甚至以一种人道主义的胸怀参与国际事务。连年的战争、禁锢的政治，使得他们压抑得太久，知识分子骨子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态，结合欧美民主、人权的理念，使得他们对于和平的等待变成了对于实现自我机遇的期盼——在日寇投降、国共合作的1945年10月，这种期盼是很容易催化为激情的，但是一旦内战爆发，他们就很容易继续陷入低沉，书桌又成了他们的最后阵地——这也是《新语》停刊的直接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傅雷、周煦良的留欧背景，导致了该刊所呈现出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也是该刊不得不停刊的根本原因。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席卷中国甚至世界的自由主义思潮^[4]，对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当时的期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抗战结束前后国内虽没有太多的期刊创刊，但就在这少数期刊中，多半却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的刊物，如上海的《观察》、《时与文》，南京的《世纪评论》以及北京的《新自由》等。在自由主义思潮下，思想界遂开始争论“中国在战后应该建立怎样一种社会文化秩序”^[5]这一主要问题。《新语》也积极地介入到了关于自由主义的宣传当中，譬如要求废止书报检查制度、对“国民的意义”的呼吁等，使其成为具备自由主义倾向的刊物。

而且，自由主义所主张“论政而不从政”的参政主张，以及在政治上对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非暴力的渐进、宽容、民主，在文化上要求新闻、学术与教育三种领域走向自由的呼吁，既与国民政府当时所推行的“以党代政”、“党化教育”的政策发生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反帝国主义思潮有着强烈的抵触，遂引起了国民政府当局与中国共产党、左翼政治党派的双重批判^[6]，自然，宣传自由主义理念的《新语》日子也不会好过了。

但单从历史地位上讲，对《新语》的解读，确实有助于对当时学者转向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激情心态的重新认识。短暂的和平假象使得他们都暂时放弃了自己主业，投身到“建国大业”中，这与1949—1957年中国内地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心态极其类似。而对于这种心态的解读，实际上也是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政治、面对社会变革时的意识——在他们看来，党派之争是低于国家、人民的利益的，这也是秉承“自由主义”英美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观。

二、政治话语中的文学叙事伦理

政论一直是中国近现代期刊的重要文体，但是目前中国内地近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始终未将政论列入其中，这也是为何“新月派没有罗隆基”的原因。

公允地说，《新语》虽然以政论为主，但其撰稿者并非是政客或政治理论研究者，而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翻译家、作家与文学学者，其文笔的流畅程度、叙事技巧的纯熟与多样化，使得《新语》所刊发的政论有了一定的文学价值。

若只是从学术、文艺这两个分类来窥探《新语》的文学性，那么可研究性的范畴是极其有限的。但是从时评来看，作为政论的文学叙事却颇具新意和文学性。除却上述周煦良两篇论著之外，其余的时评文章读起来也颇为有趣，一改当时报章的时评风格，使得政治话语呈现出了被文学叙事所表达的征兆。

《新语》刊登的整版广告，充满了政治意味

苏联语言学家赫拉普钦科认为，文学叙事语言的特征是通过两个基本的功能所表现出来的，一是“与日常生活语言区分开来”，此为文学语言的“交际功能”，二是“文章意境中词汇会有‘含义增加’的情况”，这是文学语言的“审美功能”。此两种功能为文学叙事语言所特有，也是有别于其他叙事语言的特点。^[7]在《新语》所刊发的时评中，却充分地体现了文学语言的特点——与日常生活语截然不同的两套语言系统，以及其所使用词汇的“含义增加”，使得时评性的政治话语开始有了文学叙事语言的特征。

譬如傅雷（署名迻山）的《所谓人道》一文，便是一篇文笔晓畅，具有散文韵味和文学价值的时评，这是一次政治话语与文学叙事颇为完美的结合：

假使杀人行为的应否谴责，当以被害者人数多寡而定，那么多寡的标准如何？伤五命十命的凶手，该处以怎样不同的死刑？

假使杀伤非战斗员才是战时人道主义的起点，那末，从古以来，有一次或大或小的战争不曾伤及过贫民？这一次的战争先后已历八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还不足以形容它的惨酷，正义之士为何缄口不言？^[8]

若论质疑之语气，当不如之前周煦良的语气来得猛烈，但是傅雷激动起来的“雷火灵魂”、“江声浩荡”并不比周煦良温柔丝毫。抛却行文的感性因素不谈，仅从该文的叙事方式来看，两段以“假使”开头的自然段，不但逻辑严密，而且有着特有的文学叙事风格，两个以条件关系开头的从句，引出四个环环相扣的系列性质问，从而深入到问题的本质之中——这样不放空炮，有着文学叙事式的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评创作中颇为少见——因为当时英美派政论家已经不太热衷于“鲁式杂文”的创作，而是试图让政论恢复到自然与理性，学术化的政论无形削弱了其应具备的文学性。

在《新语》第3期中，还有一篇《糙米运动》的时评，作者秉志是我国近代生物学的奠基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除了科学家的身份之外，曾经考中过晚清举人的他还曾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散文家。

在《糙米运动》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原夫米之本身，乃一重要食品。其淡红色之外层，为乙种维生素之所在，最富于营养价值，特国人喜求精白，养成习惯，务将此层磨去，以求美观而适目。新米登场，农民碾去其硬皮；此时所谓糙米者，乃营养之珍品也，而必须经磨房一番研磨，崭然洁白，以求所谓“大米”者，社会始爱嗜之，此时米粒所具营养之美质，所谓乙种维生素者，已完全失去。本身所存者，大部分为淀粉。其他为营养所需之各质，几等于零。国人穷年累月生活于淀粉中。其体力之发育，尚能望其健全乎？^[9]

常理说来，如此遣词造句出现在政论文字中，几不可想象，从其内涵上看，当是科技说明文无疑，若是从其结构上看，又是一篇颇有文学审美价值的骈体散文。其措句之典雅，结构之全面，用语之含蓄，修辞之优美，有理有据，一问一答，篇末点题更洞见作者古文功底。拙以为，这绝非当时满腔激情一般性的政治话语所能践行。

《新语》刊登的时评，有简陋修改过的痕迹

像这样以文学叙事伦理来实现政治话语的篇章，在《新语》作者群中并不罕见。与《新月》、《观察》等刊物的时评作者群不同，《新语》的作者都不是专业的社会活动家与政治时评家，他们都没有政治学的专业背景，而且之前基本也没有时评的写作经验，他们都是一流的文学家与翻译家，是特定时代下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与责任心促使他们以满腔的热血为墨，并以“业余时评家”的姿态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时评界的——这让他们的文字或多或少地缺乏了专业的政治学知识，也未必有强大的号召力。纵观这51篇时评所拥有的是书生气的文学性——但是恰恰是这一点，《新语》的时评作者群亦是当时最为杰出、有特点的时评作者队伍，因为这一特点并不是缺点，而是同时代其他时评恰恰不具备的文学叙事伦理。

三、政治、文学与知识分子

《新语》创刊休刊仅仅数月，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风云突变的几个月，也是大转折的几个月。如果说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是20世纪30年代的意识形态主潮的话，那么“革命压倒救亡”就是40年代后期的意识形态主潮。

这里所说的“革命压倒救亡”并非是革命取代了救亡。在这里，“革命”是一种代表党派之争，即谁的枪杆子硬，谁得民心谁便可以问鼎中原的“权威主义”，而“救亡”则是一种唤醒全民族意识，并且为“建国大业”而形成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两者的偏重点虽然都是关于政权的意义认同及其重构，但是前者侧重于一种内部权力场的解构，使得权力被重新分配，而后者则侧重于一种外部权力场的争夺，使得权力被重新获得。

从“救亡”到“革命”急转突变，非但周煦良不习惯，发出了自己被“遗弃掉”的怨词，而且一批知识分子都对中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尤其是一些费边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者始终认为，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国共两党正好可以如英美等国一样，及早实现多党制。^[10]

周煦良的《战后英国政治瞻望》就是一篇表露出自己政治想法的论文（在1949年之后周煦良绝口不提自己当时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英国庞大的工商业“尾大不掉”，可以考虑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又不是慈善事业”^[11]，于是只好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间折中，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曾一度在“第三党”^[12]中流传，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而林子政的《刺刀与教育》则分析了战胜国如何对待其他弱国“革命运动”的关系，认为战胜国的刺刀实际上是为了害怕别国的“革命”蔓延，却打着“保护”的旗号——这对于当时的中苏关系、美日关系，无疑是有着现实性意义的。

笔者与《新语》当时唯一健在时评作者黄宗江先生合影，宗江老已于2010年辞世

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并对国家前途各抒己见，是《新语》的最大特点，除却寥寥几篇纯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政治几乎贯穿了该刊所有文章的主题。《新语》虽然存在时间极短，但是却有着值得深究的社会影响，笔者在这里权且抛砖引玉，留待诸方家赐教。

拙以为，《新语》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大概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对当时的学者起到了一定的鼓动作用，为他们从“学者”向“知识分子”的转化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并且为学者参政探索了一条路径。

《新语》最大的特点就是学者云集，除却以文学学者为主体的作者群之外，还包括了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秉志，这对于当时的学者应该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传统的职业时评家与学者本身从属两个阵营，两者较少发生接触。

毕竟《新语》在当时的影响力已然无法考证，但是我们唯一可以知晓的是，该刊为当时唯一一本由纯学者在特定时期创刊的时评刊物，虽然他们还拿出艺术、文学为掩饰并将时评更名为“综合”，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从江湖走向庙堂的天然理想。

至少，《新语》为学者参政探索出了一条路径——虽然这是一次并不彻底的尝试，我们并不能把该刊的停刊归结于学者们对于时局的失望，毕竟《新语》第3期还刊登了“涨价启事”，因为该刊面对当时飞涨的物价，已经快难以为继，甚至不得不靠增加广告（第1期一个广告，第4期四个广告）来平衡开支。

从学者向知识分子过渡，无法进入政坛核心，只好利用大众传媒以及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形成公共性的观点，这是现代中国学者向知识分子变迁的范式。《新语》是这种范式的最好实现方式——自我话语、公共话语与政治话语的三重转换，从而实现知识分子迫切参政的理想，但是在专制的政体下，这其实是一种徒劳。

其次，《新语》生成了一种新的介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话语机制。

文学与政治从属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两者话语机制的关系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文学从属政治”或“文学与政治无关”——两者如何寻找到突破口？同为意识形态，文学可以和哲学、历史、经济、宗教等不同的话语机制发生关系，却唯独在政治面前无法理直气壮？

《新语》涨价启事

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新语》的意义正在于此，即如何从政治话语的角度来实现文学的叙事伦理。作为时评的政治话语，是应该从政治本身出发，还是应该从文学叙事伦理来切入——正如前文所述，《新语》已经给了我们颇为详尽的答案。

“一切政治都是把戏，唯独文学不是，但是它可以在知识分子的带动下参与这把戏，并且成为整场把戏的魔术师。”^[13]海登·怀特如是解构政治、文学与知识分子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如果我们投以更远的视野，那么这句话仿佛也可以用来阐释《新语》的社会影响以及今天它带给我们的全新启示。

【注释】

[1]傅国涌：《傅雷的另一面》，《大河报》2005年1月12日。

[2]周煦良：《欧洲往哪里去》，《新语》1945年第1期。

[3]周煦良：《内战中我们应有的认识和行动》，《新语》1945年第4期。

[4]1944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所颁布的国情咨文中提到了“四个自由”，遂构成了“当代自由主义”的精神渊薮，时称“美国第二个《权利法案》”。其后的1946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国“双十国庆日”发表了自己的政治演说（见于罗梦册等：《让我们来促成一个新的革命运动》，《新自由》，1946年第1卷第4期），使得代表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当代自由主义在战后中国形成较大的政治影响。

[5]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6]1946年，国民政府当局查封、整顿了包括《大公报》在内的几家自由主义代表报刊社；两年以后，中共、左翼的理论家也纷纷撰文猛烈批判自由主义，如邵荃麟《所谓“自由主义运动”不是思想运动而是政治阴谋》与邓初民《“自由主义”与“和谈”是整个阴谋的两面》（均刊登于《华商报》，1948年3月14日）在当时颇具影响。诸史料见于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四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8]迻山：《所谓人道》，《新语》1945年第1期。

[9]秉志：《糙米运动》，《新语》1945年第3期。

[10]如张东荪、罗隆基等人都赞同这个观点，罗隆基甚至还希望更多的党派参政议政。

[11]周煦良：《战后英国政治瞻望》，《新语》1945年第5期。

[12]第三党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1935年11月，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1年3月，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1947年2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

[13]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Mimesis Effect，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