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交往以及话语范式

第三章　知识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话语范式——1930—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为核心的学术考察

知识分子应该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因为他们最容易凭借观点来影响其他周围的人。

——约翰·罗尔斯

在大众传媒兴起的时代，我们迫切地需要对于学术研究的转型，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毕竟学术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几卷藏书，而是被放置到民间并且对更广泛人群可以产生积极效用的客观实在。

——斯拉沃热·齐泽克

作为一份存在时间较早，且由大学独立办刊的人文社科类学术刊物，创刊于1930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简称《季刊》）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本应有着颇为特殊的意义。但从研究现状上看，与《复旦学报》（创刊于1917年）、《燕京学报》（创刊于1927年）、《暨南学报》（创刊于1936年）以及《东吴学报》（创刊于1905年）等同时代重要的人文社科学报相比，国内学术史界与文学史界一直缺乏对《季刊》给予足够的重视与研究。

无论是内地学术界还是台湾地区学术界尚无一篇关于《季刊》的专门研究论文^[1]，仅有的研究亦只限于对于某些刊载过的具体文章引用，且以朱东润《司空图诗论综述》、胡适《三年丧服的逐渐推行》等名文为主，而这些引用者部分都是从朱东润与胡适的文选中“二次转引”，而非从《季刊》直接援引而来。

《季刊》第四卷第二号

从学术史的角度上看，对于《季刊》的解读并非只限于对于具体一所大学或一份期刊的研究，而是侧重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史诸多现象的个案考察。毕竟作为国内人文社科学术重镇的武汉大学，其社科学报必然有着较强的反映与说明能力。

本文之所以选择1930—1937年的《季刊》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当时的中国学术史本身有着非常特殊的研究意义。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内知识分子阵营开始呈现出了分化瓦解的倾向，公共交往的内部秩序开始因为党派、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战争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加之部分大学的西南迁移，促使了“滞留者”与“迁移者”因地域上的不同导致意识形态的分道扬镳。待到40年代，战前知识分子的文化场域与公共交往的状况早已是分崩离析、不复存在。^[2]

因而，对于该时段《季刊》的史料研究便有了一定的意义与价值，从更具体的角度上讲，研究《季刊》既可以独具角度地考量现代中国学术史，亦可以透视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与话语空间的具体形态。

一、天下公器：《季刊》的创刊及其作者群分析

准确地说，《季刊》创刊于1930年4月。

《季刊》的创刊，与时任武大校长王世杰的关系密不可分。王世杰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武汉大学发展抵达了第一个高峰，尤其是其文科学群领军国内文史哲研究界，云集了闻一多、黄侃、谭戒甫、郭斌佳等一批人文社科顶尖学者，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南文科重镇”。

但与全国其他同类大学相比，武汉大学尚无一份成规模的文科学报，作为法学家的王世杰通过对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与东吴大学等高校的比较考察，决定在武汉大学筹办一份文科学报。

史实证明，武汉大学南迁乐山以后该刊曾多次休刊，缺乏连贯性，且装帧设计也大不如前。最终在1943年因为财力、人力的不足而导致正式宣布停刊。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并不包括1937年之后的《季刊》。^[3]

《创刊弁言》（部分）

《季刊》中唯一一篇由王世杰所撰写的文章是“创刊号”中的《创刊弁言》，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学术期刊可以看作一国文化的质量测验器”、“我们可以窥见一国文化在量的方面已经达到的程度”，并且提出了《季刊》创办的缘由：

国立武汉大学同人，鉴于国内学术期刊之缺乏，且因深信“集合的研究”为学术进展的基本条件，乃一再集议，决定刊行三种期刊，即社会科学季刊、文哲季刊、理科季刊。同人之意，颇冀诸刊出版以后，不但本校同人能利用其篇幅以为相互讲学之资，即校外学者亦不惜以其学术文字，惠此诸刊，使成为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

从王世杰的《创刊弁言》中可以窥探到两条信息。其一，王世杰所说的“国内学术期刊”缺乏乃是假托之词，因为当时国内学术期刊虽不多，但也未到“缺乏”之境。纵然不算《现代文学评论》、《学衡》等群团、官办学术刊物，仅就《东吴学报》、《燕京学报》等校办社科类刊物而言，总共也有二十余种，并不能算是“缺乏”，但是他所提出的“集合的研究”却是一个相对较为新颖的概念，这意味着《季刊》形成了在研究力量上的“聚合”与研究观念上的“独立”，因而并不排斥有不同学术身份及主张的撰稿人。其二，《创刊弁言》中所提到的“校外学者”当是一个颇具意义的研究入手点，因为与团体、官办学术刊物相比，大学学报更有一种摈弃门户之见的开放性，这与当时的大学制度亦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因而《季刊》也云集了一批国内不同学术背景、观念主张甚至不同政见的撰稿者以及不同学科门类的文章。

纵观1930—1937年的《季刊》，作者及其个人发稿量见表3-1。

表3-1　1930—1937年《季刊》作者及文章

续表

通过表3-1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发表文章总量最多者为谭戒甫，共发文章24篇。谭戒甫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年少时曾申请留学德国学习电机工程，后因名额顶替而被教育部拒绝，此事令他对政府失望透顶，遂改行从事文学研究，主攻方向为先秦文学。发稿量紧随其后是郭斌佳，共发文章20篇。郭斌佳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曾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并受聘担任“开罗会议代表团”成员之一，主攻方向为西洋史与欧美政治。两人均为当时武汉大学颇具知名度的教授。

除此之外，时任武汉大学教授如朱东润（13篇）、闻一多（4篇）、刘永济（13篇）、吴其昌（12篇）、陈西滢（9篇）、袁昌英（2篇）、苏雪林（2篇）、胡稼胎（4篇）、杨树达（1篇）、游国恩（3篇）与范寿康（4篇）等知名学者亦是整个《季刊》的主力撰稿作者，根据笔者统计，在《季刊》所刊发的文章中，来自于武汉大学教授的占到了总量的72.9%。

对于作者群的分析，笔者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统计——撰稿者所受的教育状况与本人的学术背景。笔者将此段时间内所有的撰稿者分为“传统经学”、“欧美留学生”（含香港地区）与“日本留学生”予以归类总结（见表3-2，不含已故经学家郭嵩焘与叶德辉，以及日本学者桑原隲藏）。

表3-2　《季刊》作者学术教育背景

从表3-2我们可以看出，撰稿“主力军”仍为欧美留学生，一共为21人，占到总数的43.75%。但这是否意味着该刊是一份以“西学”为主的刊物呢？

通过对作者的发稿量与作者的统计，不难看出，如果仅仅只是从作者构成这一形式上看，《季刊》的主要撰稿者仍为武汉大学的教授，并且是以欧美留学生为供稿主体的——这与王世杰在《创刊弁言》中所说的“校外学者亦不惜以其学术文字”的“公共刊物”似乎有着一定距离。但是，如果从中国现代学术史以及当时社会生活这一语境为入手点来切入对《季刊》的研究，那么我们很容易发现《季刊》的兼容并包性与学术前沿理念，确是走在时代前列，并一直在努力践行着“公共刊物”这一办刊理想，从而使得该刊物与武汉大学一样，有着“天下公器”的学术意义。

二、融贯中西：《季刊》的学术贡献及其影响

《季刊》创刊伊始，并未刻意以任何形式的“主导理念”来指导其办刊，唯一所遵循的即开放兼容的学术自由原则。但是在“创刊号”所刊发的13篇文章中，除却王世杰的《创刊弁言》之外，仅有陈西滢的《易卜生的戏剧艺术》一篇为涉及西方文学的作品，其余皆为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与版本学的传统学科论著——“重中轻西”、“昌明国粹”仿佛是《季刊》的办刊宗旨——这与以欧美留学生为主要撰稿梯队的刊物似乎十分不符。

吊诡的是，从表面上看，“厚古薄今”的状况在整个《季刊》中都有表现，第一卷第二期中也仅有陈剑翛的《人类行为的几种性质底研究》为“西学”，其余皆为传统经史学科的论著。这一问题一直贯穿整个《季刊》之中。纵观所收录西学论著最多的一期为第六卷第二期，共有4篇文章（含书评）涉及西学，其余3篇文章所讨论的均为传统经史学科的内容，而在第五卷第四期中，竟无一篇文章论及西学。

但是，《季刊》果真是“厚古薄今”的“保守派”刊物吗？

笔者认为，《季刊》非但不是“保守派”刊物，从某种程度上讲，恰恰因为有着一群优秀的留学生（尤其是欧美留学生）供稿者，他们既有着西学的视野，又有着国学的底子，这才促使《季刊》对于新理论的译介及其与公共交往、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密切关系有着同类刊物所不能替代的意义与作用，使其“公共刊物”之名实至名归。

首先，《季刊》以书评的形式对社会科学前沿理论尤其是“新批评”^[4]的译介发学术界之先声，成为国内最早关于“新批评”译介的著述。

就国内学术界而言，一般认为“新批评”这一理论真正的传入我国^[5]，乃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是旅美学者赵毅衡的著作《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是另一位旅美学者张隆溪的论文《作品本体的崇拜——论英美新批评》在1983年第7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在这两位学者的译介与推动下，80年代的国内理论界掀起一阵“新批评”旋风，并迅速影响到了国内80年代文学批评新理论的构建。

但是早在50年前的30年代，《季刊》就针对“新批评”学派创始人瑞恰慈的《实用批评：文学标准的一种研究》（Practical Criticism：A Study of Literary Judgment）进行了译介与讨论，一共发表了两篇文章——此时正距瑞恰慈诸多观念的提出与其新著的出版尚不足一年的时间。

在《季刊》关于新批评的译介与讨论中，第一篇就是发表于“创刊号”上的《文学批评的一个新基础》，作者是陈西滢（署名滢）。这篇针对瑞恰慈《文学批评的原则》（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而作的评介，出手立论皆独辟蹊径，提出了“批评的原则是专为人破坏而设的”、“批评是不能离开心理而独立的”等论点，使得对于瑞恰慈的评介有了中国评论家自己的声音。

另一篇是由张沅长^[6]所撰写的文章，虽也被列为书评，但同样是一篇有理有据的学术论文——尤其是对于诗人创作心理、读者接受心理的研究，可谓是发前人未发之声。

张沅长的书评亦是有理有据的学术论文

在文章的最后，张沅长颇具幽默地如是论述：

在文学批评中引用心理学，比起以前的文艺评论，当然是一种进步。Richards对于意义及解释两方面的确有一些贡献。他教人家在心中感动的时候去读诗、评诗，也是一种经验之谈，并不是怎样可笑的。心理学的弱点，他也知道。除了主观的心理分析之外，心理学对于自己许多难题没有办法，哪里会有多少力量来帮文学批评的忙？Richards也是不得已才想到叩齿二十通，画起神符念“太上老君急急如急律令敕”的。^[7]

除了对“新批评”的译介之外，几乎每一期《季刊》都以书评的形式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海明威的小说、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以及英国作家希斯·瓦鲁柏等作家作品、文学思潮进行评介，这在当时的学术刊物甚至是文学刊物上都非常少见，其覆盖面之广（遍及文、史、哲、国际关系与比较文化学诸多门类）、前沿内容之新（均为当时在欧美地区出版的作品）、观念之独到（以原著文本为核心的东西方文化学术考察），使得其“书评”有了其他杂志难以企及的洞见性与文化深度（见表3-3）。

表3-3　《季刊》书评基本情况

根据表3-3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现象：其一，自第三卷以来，书评的篇幅大幅度减少，每一卷的书评文章数量大约只相当于第一卷、第二卷的三分之一；其二，第三卷开始出现了关于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读物的书评，而且第五卷、第六卷的书评全部是这类书评。

从历史上看，第三卷出版的1933年是一个政局动荡的多事之秋。^[8]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再谈文学未免是不可思议的奢侈，这也是缘何“书评”栏目从文学批评过渡到政治批评的原因所在（这也窥得当时国内国际政治学学科的人才匮乏）。但是，政治书评撰稿者短缺，基本上只有郭斌佳一人如“单干劳模”般撰稿，而文学书评者相对来说，则有陈西滢、李惟果、费鉴照、张沅长等一大批英美文学专家以“车轮战术”形成了稳定的“供稿梯队”。

自《季刊》第三卷开始，郭斌佳开始凭借其外交法学功底以及勤奋的笔头功夫，以作者队伍中的“后来者”一跃成为与“元老作者”谭戒甫不分伯仲的第二大撰稿人——当时的他为西方现代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在我国传播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

其次，《季刊》传播了中西比较文化地理学这一前沿学术概念，尤其是注重“中国形象”在域外视野中的变迁及其问题，这亦是走在时代前列的。

关于这一宏大命题的讨论，主要体现在两篇著作上，一篇是方重的《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第二卷第一期），另一篇是张沅长的《英国十六十七世纪文学中的契丹人》（第二卷第三期）。

《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为方重申请斯坦福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论文《China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修改而成，这篇文章在国内学术界流传甚广，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恐怕是因为方重本人在1949年之后成为中国最富盛名的翻译家之一^[9]，这篇文章论述了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这一问题——纵然在当下，此类论文亦是较为新颖的。

方重的文章流传甚广

论文中，方重开宗明义：“英国文学里用中国做材料不是从十八世纪才开始的。”而紧接其后，以航海业、马可波罗的探险活动等诸多文化交流的具体形态来论述。尤其是，方重认识到“沟通不同的文化除却航海通商之外，还有传教的一层”。

方重将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分为“十八世纪之前”与“十八世纪之后”。18世纪之前，在马可波罗等一批探险家的影响下，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是高大、雄伟的东方帝国形象，而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特使乔治·马戛尔尼与乔治·贡斯担任副使的使团访华，则直接导致了英国对于中国认识的彻底改变——此时的大清帝国，不再是繁荣昌盛的大元帝国，而是一头破落、冥顽与自我封闭的“东方睡狮”，这使得英国成为两次对华“鸦片战争”中的急先锋。

对于英国的研究，一直是20世纪上半叶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其很大原因恐怕是因为英国及其发动的鸦片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一切正如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所说的那样，“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10]。而方重对于英国文学中中国“国家形象”变迁的研究，在当时也就有了特别意义。

张沅长的文章已被遗忘

另外一篇《英国十六十七世纪文学中的契丹人》则已几乎被当下的学术界所遗忘，至今为止，笔者通过各种检索、搜寻，从未见一篇比较文学、人类学、民族学或历史地理学的论文提及这篇论文。^[11]但是笔者认为，对这篇文章的重读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其“后殖民”意识早在萨义德或法侬之前就已率先提出，只是可惜其文遭历史湮灭，差些被后学者遗忘了。

在文章一开始，有这样一段：

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上有几个契丹人，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是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可是契丹人这名词有什么含义呢？大家素来不大清楚，到了十八世纪出了一个聪明不过的学者叫斯蒂文斯Steevens，说道契丹人Cathayan这名辞等于贼或骗子。他的理由是在欧洲文学中，契丹等于中国；中国人素来善于做贼或骗子的；所以契丹人的含义便是贼或骗子。

这一段话听来真让人大跌眼镜，但是笔者相信，倘若有人读过萨义德的名文《想象的地理及其表述方式：东方化东方》，那么，他一定会有一种洞穿历史、疑为梦境的错觉。因为，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以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埃斯库罗斯的剧作《波斯人》与欧里庇德斯的剧作《美狄亚》为例，分析了“东方人”在“西方”的形象长期以来分为两种——一是“容易战胜”的；二是“危险”的^[12]——作为“后殖民”的核心理论，萨义德提出这个概念是1978年，比张沅长晚了整整48年。

在论文中，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张沅长还言辞凿凿地举证在权威的《新英文字典》中便有这词条解释，字典还引用了斯蒂文斯的原话。为了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张沅长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框架：“第一，契丹人这名词在十六、十七世纪中究竟怎样用法的？第二，在这时期中，契丹人有没有贼或骗子的恶名？第三，在同时期中，中国人有没有这恶名？”

这恰恰构成了这篇论文的三个结构组成，当然，张沅长力图用雄辩的语言、缜密的思路与充分的证明来颠覆中国人在英国人心中的形象问题。在张沅长看来，首先，斯蒂文斯对于契丹的偏见性定义，来自于莎士比亚剧作中对于契丹人的嘲弄，而文学作品中的某些陈述，或许只是基于作者意识形态或表达需要的虚构，而不具备客观真实性、真理性；其次，他认为，是英国人将契丹人与鞑靼人混为一谈，“鞑靼人虽难逃不了一个贼名，契丹人却无人可以说他们是贼的”。

在论文的最后，张沅长论述了“中国人”这一符号在海外的形象变迁问题。^[13]通过对于不同时代英国文学作品的分析，张沅长认为“中国人”虽然与英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甚至文化个性格格不入，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人”这一符号在不同时代的英国文学作品中，始终是积极、勤劳、诚实与质朴的正面形象，基本上找不到对于“中国人”的反面介绍与歪曲性的文学创作。因而，斯蒂文斯的言论纯粹属于无中生有的“捏造史料”。在文章的最后，张沅长对于这种近乎狡辩性的捏造，也深觉无奈：

在这样一椿公案中，要找到能令“强辩者”满意的证据，是绝不可能的。就使作者运气好，找到一本十六十七世纪字典中间有Cathayan这字，但字底下的注解中决不会有“不做骗子或贼解”字样的。要证明Steevens的证据靠不住是很容易的，其余却不易了。作者在可能范围内搜集关于中国和契丹的全部资料；拿Steevens所可用的证据和反对Steevens论调的证据都聚拢来；这样得来的结论才不至于冤屈人家。这个问题虽是很有兴味的问题，但并不怎样了不起的。作者一方面驱除这个侮辱“中国”的字义，一方面也借此表演一个几乎无法证明的反证法。

三、语言容器：公共交往下的话语范式研究

正如Timothy B.Weston在《陈力就列：北大、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中所定义的那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所扮演的是一种公共关系的稳定剂。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的意义并不在于某种具体工作的实践，而是凭借自身的公共交往，形成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影响力。^[14]

这种“影响力”具体来说，便是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特有的“公共交往”方式进行一种社会实践，从而形成现世的独特反响。20世纪上半叶，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最常用的“公共交往”方式就是办报办刊，掌握社会的舆论与话语权力，进而让自己或整个知识群体的观点与主张得到弘扬——换言之，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并非是纯粹从学术出发的，而常常是以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范式介入到社会、时代与政治的语境当中。

纵观《季刊》的作者群及其所刊发的文章，按照其方式不同可以分为三类话语范式——并不介入政治话语、以学术的姿态介入政治话语以及从纯粹的政治话语介入。通过对于这些文章的分析，亦能窥得当时知识分子在“公共交往”中所处的个人语境及其应对策略。

当然，这里首先要明晰“公共交往”的含义，哈贝马斯如是定义其功能意义：“公共交往在大众民主中发挥着中心作用。”^[15]但是从具体形态上讲，“公共交往”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以社会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是与“私人交往”所对应的一种人类活动形态。从伦理学上讲，“公共交往”中最典型的交往关系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所谓公共交往，其典型范式便是“一个人”同“陌生人”——即同失去个别性而显现为无差别的对象整体，即一般的、复数的他者之间的关系^[16]——在这里，作为知识分子的撰稿者，其“公共交往”便成了自己与作为他者的读者之间生成了新的“话语范式”。

下面，笔者从“公共交往”这一概念的本身出发，结合《季刊》所刊载的文章与作者的背景将其分为三类不同的话语范式。

第一类话语范式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并不介入到政治或公共话语当中。无疑，这是有别于同时代部分（尤其是带有自由主义、“左翼”政见）知识分子的。

这类文章的作者基本上都没有西学背景，其治学的路子与乾嘉学术体系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着极其类似的渊源关系，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也与他们本身对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民主、自由与人权等若干概念的缺乏有着必然的联系。在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也都奉行着明哲保身的法则，从而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与打压。

如游国恩、郭绍虞与钱南扬等人，本身就是纯粹的学者，并不参与政治。其中唯一在政坛短暂地有所作为的便是谭戒甫。^[17]当然，他们（包括谭戒甫）所发表的论著也是涉及文献版本考据、简帛史料钩沉、音韵训诂斟酌以及经史子集辨识等方向。这些论著对于当时的时政与社会改良并无直接性的关系，甚至还会受到“西学”学者如鲁迅、郭斌佳等人的讥讽（后文待叙），因而，这些学者的作品只面向学术界，并非普罗大众。

此类作品在《季刊》中占到较大的比重，譬如游国恩的《五言诗成立的时代问题》（第一卷第一期）、刘赜的《古声同纽之字义多相近说》（第二卷第二期）、刘永济的《天问通鉴》（第三卷第二期）、谭戒甫的《商容传说之伪辨》（第四卷第四期）与谭戒甫的《墨子小取第四章校释》（第五卷第一期）等，此类文章，每期均有两篇以上，不胜枚举。

第二类话语范式是与现世社会有关的学术著述，以理论切入并谈及问题。

这类文章的作者在《季刊》中所占比重不如前者，但这些文章却有着较大的分量，影响力并不只在其学科、范围之中。这批学者大多数都有着留学背景，但文章却不以“西学”为主，譬如陈剑翛的《人类行为的几种性质底研究》（第一卷第二期）、费鉴照的《古典的与浪漫的》（第一卷第三期）、刘掞藜的《唐代藩镇之祸可谓为第三次异族乱华》（第一卷第四期）、王凤岗翻译的《美国课程编制的新趋势》（第三卷第四期）与范寿康的《孔子思想的分析与批评》（第四卷第三期）等。

当然，这些论著多半并非是从“问题”而是从实证或理论入手，但对于当时社会诸多问题产生了影响，部分论著虽然涉及古典文学、古代史方面，却对于当时的社会思潮与理论构建有着颇为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某些前沿理论、文化观点的阐释，是他们撰稿的初衷，但他们却没有走向考据，而是走向了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

这些文章所占比重并不轻，从撰写动机来看，作者预期他们的接受者为受过教育的普罗大众，其著述的目的并不纯粹在于学术考辩，更在于对于现世问题理解的干预。譬如对于孔子的再度阐释，对于民族问题的理解，虽然是“借古人酒杯”，却是“浇今人块垒”。

第三类话语范式则是从“问题”出发的论著，它们成为《季刊》与时俱进、积极运用公共理性的重要方式。

通过对具体篇目的分析，笔者发现，《季刊》聚集了当时顶级的几位时评撰稿者，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并非都是留学生出身——尽管都有着较为深厚的西学功底，并且对国际关系、法学、政治学与社会学都有着独到的见解，部分撰稿者在当时是颇为活跃的时评家。

正如前文所述，真正涉及时评的文章，多半出现在1933年日军入侵山海关之后，这体现了学术刊物不得不“共赴国难”、“与时俱进”的公共性，而其中的代表就是郭斌佳、陈恭禄^[18]等学者。

在《季刊》中，最早出现的这类文字便是第三卷第一期（1933年3月）上刊登的陈恭禄《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1895—1898）》，这篇文章直接从近代中国诸积弊入手，颇有“借古讽今”的意味：

中国自订《南京条约》以来，迭受外国之压迫，始则给予外商之特殊权利，继则丧失外藩，后则领土不能保全。几至瓜分之祸一如非洲；其祸最盛于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间。于此五十余年之中，士大夫则未能彻底觉悟，多持夷夏之说，严防外人，从不虚心考究西方政治制度，社会情形，经济状况，而比较其与中国异同之点，审查其利弊，以便施行改革，平日讲求八股小楷，茫然不知当时之务，仍信中国固有之政教，远非外国之所能及，胸中横有成见，自难明了国内政治上社会上之积弊。

《季刊》最早“共赴国难”的著述

通过对于陈恭禄这段话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与其说他借古之论述，倒不如说他讽今之时评，毕竟中华民国政府并未废除大部分仍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平等条约，因而，他对于“讲求八股小楷”的传统士大夫对“当时之务”的“茫然不知”是何等鄙夷（此类知识分子很多在当时都健在）。在后文，他还用“昏庸傲慢”来形容，并且认为他们“乃中国贫弱外交失败之一主因”。

在此之后，几乎每期《季刊》都会以专题论文或书评的形式发表关于时评的著述。

从本质上讲，时评类著述就是在公共视域内以文字的形式对于理性的运用。第三卷第二期书评专栏推出了郭斌佳关于《远东国际关系史》、《中国史与文化》与《奇异印度》的书评，这样成规模地推出一组由同一个人撰写且主题相近的书评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包括郭斌佳在第四卷第三期所撰写的《民国两次革命史》、第五卷第一期的《日俄战争》等，所讨论的议题在当时来说都是颇为新锐敢言、切中时弊的。

笔者认为，这三种不同的文字，从实质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三种话语范式以及在这三种话语范式之下的公共交往。在同一份“公共刊物”上，三种话语的聚集使其具备了“语言容器”（words vessel）^[19]的特性。

四、结语：重读《季刊》的意义及其学术价值

作为一份云集了较多一流知识分子的大学学报，当下对《季刊》的研究却陷入了“冷门”，其非但未能构成如《每周评论》、《万象》般的影响力，甚至学术界对其知之甚少。就特定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表达方式研究及其意识形态变迁而言，对该刊的研究仍然有着管中窥豹的意义与学术价值——这也是重读《季刊》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笔者通过上文的分析，进而具体地认为，重读《季刊》有如下三重意义及学术价值。

首先，从《季刊》所刊载文章的文体、内涵与话语方式上可知，当时中国知识界存在着三重不同的“众声喧哗”的话语范式，这是对当时中国知识界谱系进行考古的重要研究渠道。

《季刊》实质上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公共交往、话语表达方式的缩影。正如前文所述，在1930—1937年的中国人文社科知识界，确实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话语范式。一种是纯学术的话语，这类学者一般多受传统国学教育（除了闻一多等极少数学者之外），且基本上没有官方背景，其学术视域使得他们无法明确地感知到未来中国政局的变化，因而他们仍然沉浸在考据、辨章的学术天地中——当然，这样一批学者到了1937年之后，因为自身“民族性”的认同，使得他们成为在知识界主张抗日的中坚力量。

除此之外，“问题式”与“理论式”的话语亦构成了当时《季刊》上最值得研究的亮点。这两种话语都不同程度地扮演了知识分子话语如何进入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角色。通过对《季刊》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得知，作者的学术研究领域、学术主张与其受教育背景有关系，但不绝对。譬如留美学生闻一多、胡适对于传统经学、诗学的钩沉已然展现出了他们深厚的国学功底，但没有留学背景的陈恭禄则以借古讽今的笔调对于当时的时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比较常用的一种话语范式。

其次，从《季刊》所张扬的观点、译介的理论与所阐释的看法上看，在特定的时代里，新的理论构建往往与新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从而形成一种实用理论（pragmatic theories），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进入公共领域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交往的途径与方式。

譬如前文所述方重与张沅长对于“中国形象”的分析，实则是意图在当时语境下探索中国如何在世界语境下获得“图景复兴”，而“新批评”的译介则是为了打通中国心理学与文学研究的桥梁——在当时，文本研究与心理研究都是人文社科界的热门话题。至于在其后几期以书评的形式译介西学，更是从国际关系、地缘政治、法学与社会学等学科入手，目的是如何解读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

就当时而言，作为整个人文学科，其治学诉求于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这也是1937年之后中国知识界阵营缘何土崩瓦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部分人文学者甚至觉察到了人文社科知识在动荡时局下的“无用”，遂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去读工科。^[20]而部分从事文科的学者则将“关注当下”的时评或对时局、当时社会的解读作为自己引进西方前沿理论的入手点。

最后，从撰稿者的构成来看，有着欧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知识界的公共交往中处于主导地位，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时局转型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郭斌佳在作者群中后来居上、直追谭戒甫成为第二大撰稿者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相对较为平稳时，尽管传统经学及其研究者有着较为开阔的接受空间，但是他们始终是面向极少数读者的，始终不能形成成规模的“公共交往”。但是在时局动荡时，社会政治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当中，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话语，这就促使了郭斌佳这样时评学者的“走红”——凭借短短几期的发稿量就可以一跃而上成为第二大撰稿者。

郭斌佳只是当时西学知识分子如何进入公共视域并且掌握话语主导权的一个范例。但是从对郭斌佳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短文与长论中，郭斌佳更擅长短小精悍的书评；在传统经学与西学中，郭斌佳尤其擅长西学；在理论与实证中，他亦是一个非常精于实证的批评者。

如郭斌佳这样的学者在1930—1937年的中国知识界并不鲜见，如罗隆基、章伯钧以及储安平等，他们对于政治的激情大于对学术的热情，对于当下的批评多于对于经典的反思，毕生鲜有系统性的学术专著，却有着大量的短论——这是在当时最好介入公共生活话语的办法，也是知识分子实现公共交往这一理想的重要话语范式。

综上所述，对于《季刊》的审慎性思考，可以进一步窥探到1930—1937年中国知识界的诸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的本质就是如何建构一个以学术研究为核心从而进行公共交往的话语范式——他们的主体是以“精英”为意识形态主导的知识分子，而客体则是日常生活语境下的普罗大众。在这重语境下，话语范式便构成了沟通两者之间的桥梁。

【注释】

[1]此统计源自于CNKI、万方、维普与TSSCI四大学术论文检索系统。但是笔者在“粤海风”网站上却发现了署名“吴中胜”的一篇千字短文，名为《旧时代学术杂志的精神——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这是迄今为止笔者唯一发现的一篇关于专论《季刊》的文章。

[2]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场域及其公共交往的状况，并非是指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而是指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表达策略与交往方式等。因为抗日战争与自由主义的引入，中国知识分子分裂成为了三个大的意识形态组成，即“左翼”、自由主义与右翼。如此意识形态泾渭分明的分野，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

[3]根据武汉大学校史记载，1937年底，日军攻打武汉，武汉岌岌可危。为躲避日军侵略，保护师生安全，当时的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西迁，并选定四川乐山作为当时的临时校区。经过几个月的水路搬迁，武汉大学的师生抵达乐山。1938年4月29日，“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在乐山正式开课。1946年10月31日，武汉大学师生沿水陆两路从乐山返回珞珈山，并在珞珈山礼堂举行了复员武昌开学典礼。这一时期被称为武汉大学办学史上的“乐山时期”。西迁时，武大有学生600余人，返回珞珈山时，学生人数达到1700人。见于涂上飙：《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1938—1946》，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4]新批评是20世纪20-30年代形成于英美的文学批评流派，50年代成为美国文学批评的主流。该流派反对把文学当成文献、传记、史料，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认为文学不同于科学，不是实用性的。新批评强调文学内缘的研究（意象、格律、文体），主张细读（close reading），其代表人物有燕卜荪、兰色姆与瑞恰慈等人。

[5]事实上，新批评传入我国较早，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以叶公超为“圆心”进行的。由于复杂的时代因素，这位“新月派”成员被中国学界忽视了半个世纪。然而正是在任清华、北大的英美文学教授期间，叶公超第一个向国人介绍了艾略特的诗歌理论，并在中国新文学的诸多问题讨论中，运用瑞恰慈、艾略特等人的理论，作出了精当的理论分析和批评实践；他的研究生当中，赵萝蕤译出了《荒原》，曹葆华、卞之琳译出了理查兹和艾略特的理论名篇（见李梅英、张显翠：《英美新批评派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接受》，《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但这均要晚于张沅长的译介与评述。赵毅衡教授在读过本稿之后亦致笔者信称，“这个资料极其宝贵，是你的大发现”。

[6]张沅长系罗家伦妻张维桢之弟，时任武汉大学英语系教授，后任中央大学英语系主任，赴台后任辅仁大学、淡江大学英语系主任，曾著有《英国小品文的演进与艺术》，50年代初在台湾主办过《新闻天地》英文版半月刊。

[7]张沅长，《Practical Criticism：A Study of Literary Judgment之评介》，《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3年第二卷第一期。

[8]据史实记载，1933年1月，日军入侵中国山海关；2月，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上台；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4月，国民政府总裁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务要剿匪”的政策；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出卖华北地区利益；9月，国民政府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围剿”（见于蔡翔、孔一龙：《二十世纪中国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称该年为“时局动荡的多事之秋”并不为过。

[9]方重在1949年之后曾任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任、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并兼任上海外文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与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等职。

[10]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11]笔者根据检索，只有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葛桂录的两本专著以综述的形式提及了这篇论文，一是《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另一则是《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爱德华·萨义德：《想象的地理及其表述形式：东方化东方》。转引自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关于这一问题，其实后学者一直在论述，笔者将另一观点摘录如下，以求方家指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外来的观察者——马可·波罗即是一例——对这种基本的中国共同体并不理解。对于14世纪的欧洲人来说，Cathay——它是由契丹种族的名称派生而来的一种称呼，意为‘北中国’——是一个与Manzi（蛮子，南中国）不同的国家。只是到了16世纪的‘大发现时代’，欧洲人才开始明白Cathay与Manzi实际上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中国这个更大的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见于傅海波、崔瑞德、史卫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Timothy B.Weston，The Power of Position：Beijing University，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1898—192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15]哈贝马斯：《在事实和规范之间：一个作者的反思》，《世界哲学》2009年第4期。

[1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17]据笔者统计，1938年之前，谭戒甫曾担任或兼任过如下职务：“光复军”司令部交际主任，湘西镇守使署参谋，湘粤桂联军授鄂第三路军总司令秘书，湘岸榷运脊岭粤税分局兼煤田分局局长，湖南议会编制主任，湘岸榷运总局秘书长，湖南省长公署秘书长，岳关和株洲折验处处长、粤汉铁路湘鄂路局秘书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三路游击司令（归第四路军指挥），湖北省县长考试委员会襄校委员，省立《通俗日报》总编，《民权报》及《湖南公报》、《国民日报》文艺编辑，《民国日报》主笔等，抗战爆发后遂辞职从教。

[18]有趣的是，陈恭禄是在国内接受西学教育的（扬州美汉中学、金陵大学历史系），他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个特例，即无留洋背景，却对国内“坚守国故”者给予无情的打击。这在当时是颇为少见的，但其影响不可小觑。

[19]胡果·巴尔认为，所谓“语言容器”，其本质就是在公共性前提下所产生的一种由不同的“独立话语”集合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所有的话语及其附着的观点都因为公共性而得以合法化。但是，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必须分别不同，进而形成了类似于“容器”的“独立话语”集合。见于Hugo Ball，John Elderfield，Flight Out of Time：A Dada Di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20]当时最有名的便是“无锡三钱”——三位国学大师钱家治、钱玄同与钱穆均将自己子侄钱学森、钱三强与钱伟长培养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理工科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