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遗忘，怎样回忆”

第五章　“怎样遗忘，怎样回忆？”——以《现代文学评论》为支点的史料考察

民族主义理论在世间有一个重要使命，它标志着两种势力，即绝对君权和革命这两个世俗自由最险恶的敌人之间的决斗，因此也标志着它们的终结。

——阿克顿

就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的诸多现象而言，一直存在着“一种现象，两种表述”的局面。从表面上看，这一问题源于两种不同思潮对于“五四”这一现代文学肇始点的解释问题，但这一问题在本质上却反映了不同政治主张、不同背景的态度表达。^[1]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无论是五四时期以来的社会、文化问题，还是其他诸多新文学的现象，其实都存在着“各表”的状况，在意识形态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各表”往往造成了“表现/遮蔽”的“单表”，使得一切历史变成了单方面阐述的“当代史”。

在现代文学史中，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因为二元意识形态格局导致了“失踪者”的不断产生，进而形成类似于顾颉刚所说的“层累堆积”的历史观。而文学史研究的“去蔽”意义就在于如何拆解掉对于历史的修改，并力图还原真相。在现代文学史尤其期刊史的研究中，《现代文学评论》这一尘封已久的文学刊物有着非常独特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因为，它是一本被内地、台湾和香港文学史界“共同忘记”的刊物。

纵观内地三大期刊检索库（维普、万方与CNKI），关于《现代文学评论》的专题研究论文为零，唯有一篇论述民族主义的博士论文《“民族主义文学”（1930—1937年）论》（周云鹏，复旦大学中文系，2005年）中有一个章节论述了《现代文学评论》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但是通过对台湾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数据库（TSSCI）与图书馆硕博论文检索库（ETDS）的检索，发现没有一篇专题论文论述《现代文学评论》这一刊物，仅有39篇论文提到过此刊物（包含列举刊名）。而且，对于“《现代文学评论》派”主力作家如陈穆如、邵冠华、汤增敭、丁丁、汪倜然、易康、徐苏灵、杨昌溪、邵洵美与向培良等人的史料研究，在内地和台湾也基本上处于相对空白的状态，^[2]甚至对该刊主编李赞华的介绍，在一些学术论文中亦是以“生卒年不详”代之^[3]。因为连一向中立的沈从文，在回忆文章中也讥讽“现代书局派去李赞华（办《现代文学评论》杂志），主要打手就只有一个王平陵”^[4]。

《现代文学评论》创刊号封面

值得一提的是，“民族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重要的社会思潮，它一直受到自由主义思潮的排斥：在激进的自由主义看来，“民族主义”是反抗全球化的，是排斥“普世价值”的；作为中央集权的政府来说，民族主义在抵御外侮的时候有着极强的动员力与民族凝聚力，但是说到底，“它是一种夹杂着强烈非理性的情感色彩的情感力量，是一种情绪大于理性的、能把非理性冲动甚至自私的动机掩饰在崇高理由之下的一种煽情力，是一种崇高与人性的幽暗面交炽在一起的，甚至使被动员者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复杂激情”^[5]。在日益开放的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思想界，对于民族主义的思潮亦是相对颇为排斥的。

这种“共同遗忘”既显示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尴尬与空白，也反映了对于一段文学史的刻意忽视。无疑，文学史研究不应该有政治偏见，作为民国著名刊物《现代》的前身之一，并且在“民族主义文学”体系中以“主力刊物”而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现代文学评论》杂志，理应被文学史界重新发现，并重新定义其史料价值与历史意义。

一、《现代文学评论》概述

在中国内地文学研究界，对于与“左联”唱对台戏的“民族主义文学”评价极低，甚至低于对民国时期任何一种文学思潮的评价，这是导致《现代文学评论》杂志根本无法进入内地学术研究视野的根本原因。

“一帮政客、流氓、特务和反动文人”^[6]、“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文学主张”^[7]、“主张‘民族主义’是文艺的‘最高使命’……其主要成员潘公展、王平陵、黄震遐、邵洵美、叶秋原、李赞华等”^[8]、“30年代初由国民党政客、文人提倡的文学。1930年6月1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纠集朱应鹏……”^[9]纵观内地30余部收录了“民族主义文学”这一词条的辞典，无一例外都用了“特务”、“纠集”、“御用”、“流氓”、“反动”甚至“法西斯”等非理性的字眼予以修辞限定，这样带有强烈恶评的词条，几乎可以与其他辞典中关于汪伪政权的“新国民运动”、“和平运动”等政治词条并列。一个文学运动遭遇如此怪异且独一无二的否定，着实令人费解，其主力刊物“被遗忘”，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代文学评论》第二卷一、二期合刊目录

《现代文学评论》第一卷第四期所刊载的文章，与第二卷第一、二期目录所示完全一样

作为“民族文学运动”的主力刊物，《现代文学评论》以“特大号”的装帧以及373页的厚重创刊于1931年4月10日。该刊由李赞华主编，由现代书局负责发行。实事求是地讲，这个看似大气的刊物其发起人与主要撰稿人确实都有着相当的背景，潘公展（国民党中常委、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作为发起人但未直接参与办刊与写稿）、叶秋原（上海《时代图书》杂志公司总编辑）、王平陵（《中央日报》副刊主编）、范争波（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长）、黄震遐（西北新中国出版社社长、陕西商同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兼第四战训团高级教官）与朱应鹏（《申报》总编辑）等国府要员或社会名流均为该刊的撰稿者与发起人。

但是这个刊物并没有一以贯之其大气的形象与坚厚的政治背景而成为持续时间长、影响力大的名刊，仅仅只是出版了5期（前三期为第一卷，后两期为第二卷）^[10]就草草停刊，其短命也是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地位不高、影响不大的原因之一。

内地学界一般认为，直接催生《现代文学评论》创刊的是以“CC派”为首脑的“六一社”（又称“前锋社”）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推进。但是实际上该社只是与上海现代书局合作，一次性办了三种文学刊物，分别为《现代文学评论》、《现代文艺》与《前锋月刊》。而且每一份刊物都没有直接写明其办刊宗旨。单就《现代文学评论》而言，该刊物设置了世界文学、作品与作家、海外文艺、中国文坛、诗选、批评与介绍、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与插图等栏目，从内容设置上看，这在当时是较为全面也是非常前沿的。

作为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较为重要的文学思潮之一的“民族主义文学”，以发表在《前锋周报》上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为行动纲领，其主要宗旨就是“文艺的最高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一句话说，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11]。仅从这句话上讲，民族主义文学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民族主义文学之所以被后世（主要是左翼文学思潮）所诟

病，原因在于此运动肇始时的“党派性”——其主要领导者（尤其是《现代文学评论》的核心成员）清一色为国民党党员，部分还是中央要员，而且这一由官方推进的思潮提出了对“三民主义文学”的取代，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政党纲领性的文学思想，从而证明了国民党对于文学体制的管理与统治。这种“党管文学”的形式很容易遭到自由派文人以及其他当时的合法在野党派（如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但是其实，在《现代文学评论》中，却没有表现出“右派办报”的政治偏激性，刊物中不但刊发了周扬、郁达夫等左翼文学家的作品，还刊发了对于冰心、丁玲、叶圣陶与茅盾等左翼文学家的作品批评，以及冰心、丁玲、白薇、庐隐本人的照片。

《现代文学评论》上左翼作家的照片

从装帧上看，《现代文学评论》虽然一共出刊5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短命刊物并不鲜见，但是像《现代文学评论》这样基本每期页数均在300页左右的刊物（第四期竟达到了564页），却极其罕见。

因此，在本节“概述”之后，我们必须要引出并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现代文学评论》究竟为五四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作出了什么贡献？第二，当下重申《现代文学评论》的文学、学术价值，究竟意义何在？

二、《现代文学评论》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贡献

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体制的完善一直处于“引进来”的方式，即对于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俄日文学的译介构成了文学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当时优秀的作家如郭沫若、鲁迅、周作人与梁实秋等人都是一流的翻译家。就当时的刊物来讲，增设国外文学创作与理论的翻译专栏，亦不在少数，但是《现代文学评论》作为当时带有“官办”性质的文学期刊，对于外国文学的译介尤其是研究，亦有着较为突出的贡献。

笔者认为，《现代文学评论》对于五四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而且该刊主张“译”与“介”的分离，这体现了办刊者对于“外国文学”这一学科体系的初步认识，从而使得自己与其他刊物相比呈现出独到之处。尽管该刊也发表了诸多优秀的译著，但是本文主要讨论其在外国文学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这具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以“介”甚至是以“研究”为主，有了较成体系的外国文学研究与评论，开拓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早期研究之领域。

必须说明的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之前，中国文学界对外国文学的理解与推介，主要体现在留欧、留日和留美的留学生对于外国文学文本的翻译。“进入民国，翻译西书仍是西学东渐的重要途径。但与晚清不同，民国时期译书的主体是归国留学生。”^[12]这些留学生主要致力于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与“模仿性创作”，他们工作的意义，并不是为了站在文化的高度进行文学的比较性研究，而是为了促进中国本土文学（譬如语言、文学体例与生产机制）的现代性变革。

在《现代文学评论》中，虽只短短5期，除了大量的理论性译著之外，还刊登了大量由当时著名学者如谢六逸、赵景深、周扬等人所撰写的当代外国作家作品评论、研究的原创论文，而且部分论文涉及阿根廷、土耳其、荷兰等小国文学，其开阔的视野在当时堪称独树一帜（见表5-1）。

表5-1　《现代文学评论》介绍外国文学的简目

续表

通过表5-1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现代文学评论》的办刊宗旨与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贡献所在。尤其是该刊对于“原创性研究”的重视，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

集中推出一大批外国作家作品的研究论文，并培养、扶持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研究者，《现代文学评论》走在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前面。譬如为谢六逸、赵景深等学者提供研究平台，使得他们成为“后五四”时期领军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而汪倜然也因其在《现代文学评论》上的专栏，将自己带入了外国文学研究的世界，并成为1949年之后中国内地重要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与翻译家之一。

其次，对于“小国文学”的重视，体现了《现代文学评论》的民族视野。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等呼声一直念兹在兹地存在于中国社会各阶层，文学界一些学者也一直感同身受地注重对于弱小民族、小国文学的研究，力图在这些研究中寻得民族、文学的出路。但是从总体上看，除了陈独秀、周作人、郭沫若与鲁迅等知名学者之外，鲜有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上获得突破性的成果。^[13]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世界文学”的概念，其实早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提出了。所谓“世界文学”，便是认同资本解域化流动的早期“全球化”文学格局。“世界文学”尊重文学的多元化，认为资本可以形成垄断，但是文学必须是多样化的。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一大批小国如土耳其、巴西相继脱离殖民统治，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对于“小国文学”采取忽视的态度，是不利于从事世界文学研究的。

《现代文学评论》所刊载的整版广告

在《现代文学评论》中，涉及的小国文学有荷兰、丹麦、匈牙利、土耳其、阿根廷与巴西，尤其是后面几个几乎被当代文学界亦有所忽视的文学小国。关注这些国家文学状况的目的乃是在于，如何在文学研究的路子上窥探到为中国寻求“民族解放”的方式所在——在《现代文学评论》创刊的时候，这些“先战败，后独立”的国家都已经在不久之前相继独立了。^[14]

譬如，在杨昌溪的《土耳其新文学概论》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所以，世界的读者们只知道有波斯、阿拉伯的故事、诗歌，绝没有提到土耳其。但是，土耳其也并不是无文学的国家，不过，他的文学被国际地位和文字的艰深而埋没了。假如不是有了新土耳其的建立和文字的革命，土耳其文学永远没有发扬的一日呢。^[15]

对于阿根廷文学，杨昌溪也有同感：

从那时直到1900年，阿根廷共和国都是孜孜于从贫困到富有的过程上加以努力，把人们底心固定在物质的建设上，而并不能给与文学的产品上以幸福。不过，现在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另一个黄金时代正在进行，而这个时代并不是从原有的黄金时代蜕嬗出来，而是在新的方面突越。^[16]

周起应（周扬）在《巴西文学概观》中提出了与杨昌溪近似的观点：

恰如政体正在由君主趋向共和，巴西文学也徘徊于濒死的古典主义和方兴的浪漫主义之间了。至十八世纪末，从来只向母国葡萄牙船艘开放的巴西的海港现在向全世界开放了，同样巴西的文化也向欧洲各国的思想潮流取着开放主义了。^[17]

说到底，“民族主义文学”的指导思潮仍是对于“民族”这一词语的重视。在对于“民族”的重新诠释与认识上，《现代文学评论》做得非常好，一方面，它关注弱小民族、小国的文学状况，并认同民族、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关心国故，整理国粹，亦在曲学、敦煌学等领域做出了较多的探索，这将留在后文待叙。

三、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整理国故”与“比较文学”

正如前文所述，“民族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思潮，发轫于20世纪初，影响至今未退。^[18]如何理性地认识“民族主义”，也是《现代文学评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民族主义可以渗透到经济、政治与文化当中，形成多元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而这种“民族主义”很容易蜕变为“非理性”，即对于全球化世界大趋势的抵御、反抗，从而使得“民族主义”变成一种全民性的狂欢，即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大众民主”（mass democracy）。^[19]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民族主义本身的难以控制，很容易形成一种类似于“红卫兵”式的群体非理性行为。如何理性地使用、控制“民族主义”，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也许，对于《现代文学评论》的史料考索会让我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有着借鉴意义。当然，虽说《现代文学评论》作为外国文学研究的主力刊物，但它更是秉承“民族主义”的期刊之一，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于传统文化的扬弃。在短短5期中（除第一期），它刊发了一系列“整理国故”的文章，尤其是将《古兰经》列入了“中国文学”的研究范畴，这是国内研究界较早介入“民族文学”的研究论文，^[20]在“破旧立新”的五四时期，这是难能可贵的（见表5-2）。

表5-2　《现代文学评论》所刊“整理国故”之文章

通过表5-2以及《现代文学评论》刊发的其他文章，我们可以看出该刊在“整理国故”与“比较文学”上的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考证性研究，使得“民族主义”落到了对传统文化审视的实处。

在“后五四”的一系列文学期刊中，除了专门文学研究期刊如《燕京学报》、《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之外，没有一本综合性文学期刊，尤其是以“现代”冠名的文学期刊涉及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现代文学评论》独树一帜地发表了古典文学研究名家郑震、陈子展关于屈原研究、敦煌研究、佛教文学与曲学研究的论文，虽然篇数不多，但学术水平较高，譬如郑震的《关于中国近世戏曲史》^[21]一文在中国戏曲研究界影响至今，其《宗教思想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一文又运用了当时非常前沿的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使得这篇论文有了跨学科的学术意义，成为国内较早“洋为中用”的理论批评著述。

“民族主义”在文化上最大的着力点就是认同文学的“民族性”与“本土性”，若是没有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充分认识，宣扬民族主义只是空中楼阁。而五四以降，“打倒孔家店”口号正盛，“欺师灭祖”、“离经叛道”与“废典疑古”成为当时文化人高举的文化旗帜，而《现代文学评论》一方面刊发外国文学研究的前沿著述，一方面对于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的研究、考索采取同等重视的态度，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其次，将《古兰经》的研究列入“整理国故”的研究中，既是民族主义思潮对文学研究的积极影响，也是较早明确“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内涵、外延的。

一直以来，由于“大汉族”的观念深入统治阶级内心，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前“驱逐鞑虏”的口号甚嚣尘上，使得当时的主流学术界并不重视甚至忽视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少数民族一直凭借政治（如政权更迭、和亲、册封等）、经济（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与边贸“互市”等）与文化（如遣使、译经等）等交流形式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构建。可以这样说，不对少数民族文化有所了解，也就无法真正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只是可惜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未真正重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

陈子展先生介绍《古兰经》

陈子展在《古兰经——回教的经典文学》一文中开宗明义，论及当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不足与意义，可谓是振聋发聩，发历史之先声，只是长此以来，这篇文章的意义被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史学界所忽视了。

在文章的起始，陈子展如是说：

回族为组成我国的五族之一。回教盛行于国境西北，尤其是新疆甘肃二省；其势力所播，偏于全国各地通都大邑；至今屠牛一业，差不多都操于彼教中人。可是国人注意回疆问题的，研究回族语言文字宗教风俗的，竟没有几个人，也没有几本书，这真是可为太息的事！

“回族为组成我国的五族之一”是陈子展的基本立论，他不禁“太息”“没有几个人，也没有几本书”重视这一重要问题。虽然这篇文章颇短，但是这也正应了《现代文学评论》的“民族主义”办刊宗旨，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中国文学研究应该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观点，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最后，《现代文学评论》的“比较文学”视野，堪称“理论的先行者”。

毕竟，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盲目排外的保守主义，也不是慷慨激昂的愤世嫉俗，而是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检讨，从而站在跨文化比较的高度，进行“取长补短”式的研究，目的在于为本民族传统文化找寻一条真正既适应自身发展，又可以保存文化精神的路径。在《现代文学评论》中，便有着这样的视野与方法论。

第一，共时性的“平行研究”。譬如郑震《关于中国近世戏曲史》与马彦祥的《现代中国戏剧》既厘清了“曲剧”之分别，使得戏剧研究与戏曲研究获得了区分，并且强调了话剧史的研究，这在当时是较为前沿的学术观点（当时已经有了王国维、青木正儿的戏曲史，但是“中国戏剧”即话剧还未真正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再譬如奚行《几本文学史的介绍》中，详细比较、审理了包括《中国文学流变史》在内的《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与《俄国文学史》的研究，提出了不同民族文学史所撰写的差异性，这理念在当时也是非常先进的。

第二，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下，从跨文化、翻译理论等前沿视角的“影响研究”——而且将目光聚集在了非“民族主义作家”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巴金与“左翼”文坛领袖茅盾的身上，这在当时亦是难能可贵的，这也见得《现代文学评论》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实际上是理性审思而非盲动性的态度。

因而，在五期刊物中，除却部分作家作品的品鉴性批评著述之外，有两篇文章不得不提，一篇是知诸的《巴金的著译考察》，一篇是杨昌溪的《西人眼中的茅盾》。^[22]

在《巴金的著译考察》中，知诸单列了一章，名为《翻译的概观》，这是新文学史上一篇较早的翻译理论著述，而且笔者认为这篇文章是继林琴南“信达雅”之后的一篇最为重要的翻译理论文章，因为作者首次提出了翻译家的“自我作用”。^[23]

“选拔作家”的启事

在文章中，作者这样说：

巴金氏是觉得所谓翻译，不是单把一个一个的西洋文学改为华文而已，翻译里面也必须含着创作成分，所以一种译作底几种译本决不会相同。每种译本里面所含的除了原著者之外，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24]

“民族主义”刊物将目光投向对于翻译语言的重视，尤其是从发达大国的语言翻译为弱小民族的语言时，认为译著中应该有“译者自己”的声音，这一观点现在看来也是颇为新鲜的。

而在杨昌溪《西人眼中的茅盾》一文中，又以茅盾作品的英译本为对象，批评了西方人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中只顾情节，忽视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重构，甚至还出现了为情节竟删除文字、零星节译的现象：

在这简略的论述之外，他（译者，笔者注）还节译了野蔷薇结集中的创造一篇中的一些零碎的词语，把整整一篇小说割裂了。或许他们（译者，笔者注）的目的只是要创造一篇删节版的故事，而又要使删节版的故事成为系统。

在翻译的过程中强调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化，捍卫民族语言与文化的本土化，这是近年来国际理论界颇为前沿的话题。譬如意裔美籍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新近提出的英语、法语等语种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于少数族裔话语的软侵略（即后殖民侵略）而造成译者的“隐身”。^[25]西方学者从民族主义入手，对于翻译与政治的关系性研究只是近些年的热门话题，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研究者却先行了70年。

纵观《现代文学评论》这一“被遗忘”的刊物，以及被尘封、被批判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我们不难看出，新文学创造期的文学先行者们，虽然有着政见、观点的差异，但是他们却拥有着理性、宽阔、全面的学术视野与批评精神。“民族主义”在他们眼里成了进行外国文学研究、整理国故与翻译理论的指导思想，而“洋为中用”则是具体的方法论。杨昌溪、赵景深、郑震等一批学者为“民族主义文学”的理论实践作出了不应该被遗忘的贡献。当我们今天还在为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传统文化之间该处于何种关系而争论时，其实早在70年前的《现代文学评论》杂志，就已赋予了我们一定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现代文学评论》主编李赞华的作品，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位曾将中国文坛掀起巨浪的“资深出版人”，因秉性直爽，不擅从政做官，最后竟从堂堂《民国日报》总编辑沦为“江西反省院管理科主任”。最后穷困潦倒，默默了此一生。他唯一留给后世的诗作，是一首名为《遗忘》的短诗，全诗是这样几句：

怎样遗忘

怎样回忆

那如朝露般消逝的事

哪里可以寻到痕迹？

对于《现代文学评论》这个刚刚消失70年的刊物，我们是否也应该“怎样遗忘”，然后再“怎样回忆”呢？

【注释】

[1]姜弘在《百年启蒙，两个五四》一文中以殷海光和顾准为例，分析了“左”派与自由主义派对于“五四”的不同态度。笔者认为，“两个五四”乃是根源于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现代化”进程选择的两种主张，即是以来自欧美的自由主义还是以来自俄苏与日本“左”派为指导思想。前者重视个人/国家的利益实现，而后者重视民族/党派的价值认同，随后的国共两党的国内战争即暴露了两条现代化路径在实践上的冲突。见于姜弘：《百年启蒙，两个五四》，载于《书屋》2010年第6期。

[2]譬如台湾对于“民族主义文学”核心人物之一邵洵美的研究近乎空白，至今没有一本邵洵美的文集在台湾出版；对于向培良的介绍，在内地也只是近些年开始的，并只停留在其戏剧理论方面；至于其他作家，则基本上无人提及。

[3]彭维锋：《“中间人”的隐喻与瞿秋白思想的转变——瞿秋白〈“矛盾”的继续〉的修辞学阅读》，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2期。

[4]沈从文：《“鲁迅传”创作组访谈记录》，鲁迅传创作组整理，上海市电影局、天马电影制片厂印刷油印本，1960年6月份出版。

[5]萧功秦：《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与未来》，《领导者》2010年第7期。

[6]唐达成：《文艺赏析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李华兴、徐矛：《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8]王广西、周观武：《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辞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9]马良春、李福田：《中国文学大辞典》（第三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该刊的第四期（即第四次出刊的那本杂志）的目录、扉页上印的是“第二卷一、二期”，但是在正文内页的眉头上印的却是“第一卷第四期”。为研究、表述方便，在本文中，“第二卷一、二期”与“第一卷第四期”在若无特殊说明的情况下，统称为“第一卷第四期”。

[11]《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摘自《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北京大学等编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2]郑大华：《论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特点》，《中州学刊》2002年第5期。

[13]宋炳辉在《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一文中也认为，在1930年之前，国内仅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18年至1921年）系统推出了挪威、芬兰等作家作品（如《易卜生专号》），以及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号》（1921年10月，第十二卷第十号）。并且“这时期，鲁迅、周作人、沈雁冰等新文化人士是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得力提倡者和实践者”。见宋炳辉：《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2期。

[14]譬如1849年4月19日，匈牙利宣布独立并成立匈牙利共和国；1923年10月23日，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当选为总统，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1853年阿根廷制定第一部宪法，建立了联邦共和国，乌尔基萨当选为第一任总统；1891年2月24日，巴西国会通过宪法，定国名为巴西合众国，次日丰塞卡当选为首届总统。

[15]杨昌溪：《土耳其新文学概论》，摘自《现代文学评论》第一卷第二期。

[16]杨昌溪：《阿根廷的近代文学》，摘自《现代文学评论》第二卷一、二合刊。

[17]周起应：《巴西文学概观》，摘自《现代文学评论》第二卷一、二合刊。

[18]20世纪80年代末的“新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内地主要社会思潮之一。最早是内地学术界对马克思·韦伯“政治不成熟”（political immateriality）的争论，即“一个长期积弱国家迅速崛起为经济大国时，如果不能及时实现政治的转型而成为‘政治成熟’的民族，那么这种经济崛起将极其危险”。随后，何新、萧功秦、甘阳等学者重新又将“民族主义”提上日程，使得其成为重新树立国家形象、唤醒民族认同的意识形态工具，其核心在于对西方世界梦幻的破灭以及对于全球化负面、消极影响的自我抵御。这与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有一点相同，即都是由中央政府所赞同、鼓励的。见于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载于《读书》2003年第10期。

[19]许纪霖、罗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20]最早提出“民族文学”应包括少数民族文学观念的，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该书于1923年、1924年分两册由北京大学新潮社首次出版），而这一观念真正被提上文学研究日程却是在1955年3月。当时24岁的青年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曾给当时中国文艺界的三位领导周扬、茅盾、丁玲写信，提出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必须是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中国作协主席团给玛拉沁夫复信说，主席团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并专门召开座谈会，落实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大大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少数民族文学始被写入中国文学史。

[21]此文是关于日籍学者青木正儿《近世中国戏曲史》的书评。

[22]这两篇文章均发表于《现代文学评论》第二卷第三期。

[23]近年来我国翻译界对于“自我作用”是颇有争鸣的，其代表争论就是许渊冲与江枫的“神似还是形似”之争：江枫主张翻译家的“自我”是次要的，而原著的“他者”则是主要的，即“先有形似，而后才有神似”；许渊冲的观点恰恰相反。但笔者发现，这类争鸣在当时的《现代文学评论》上已经出现了。

[24]知诸：《巴金的著译考察》，《现代文学评论》第二卷第三期，1931年出版。

[25]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