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心”还是“被边缘”

第六章　“被中心”还是“被边缘”？——以《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为中心的考察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时虽然较短，然而却相当复杂，而且有过转变。对于马克思主义不断变形和转变的原因和形式，大部分仍然未加探讨。

——佩里·安德森

马克思主义自从传入中国以来，便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所接受，但是它却是与中国传统有着密切关系的。直到晚年的毛泽东，都深深地植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生长壮大起来。

——史华慈

作为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的重要期刊，《新青年》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显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除了因其主编陈独秀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外，在传播范畴中内容、功能与方式尤其显出了其无可取代的意义，无论当时还是现世，其影响已大大超越了另一份时评期刊《每周评论》。

《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

与五四运动同时出刊于1919年5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第五号》）之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界来讲，更意义非凡。国内学术界认为，该刊刊登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与鲁迅的短篇小说《药》（署名唐俟）——因此被冠之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之名。

史料证明，《第五号》虽刊发了8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著（其中仍有2篇属于连载性质，并非在《第五号》上专发，另有3篇属于转载），但该刊并未使用“专号”一类的文字来命名。若是深究，更多问题则更令人深思，譬如我们是否可以真的将该刊当做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专号”来对待？而且，是否真的“对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个有力的回击”？^[1]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从《第五号》的史料原刊入手，从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与话语权力结构这双重历史语境出发，进而分析该期杂志在当时的确切意义，并试图以此为个案，审理“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的媒介特质与话语权力场的权力分配问题。

一、1920年之前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华传播之异同

在解读此问题之开始，我们必须要明确两个最基本的概念：“科学社会主义在华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在华的传播”。此二概念非但内涵、影响有所不同，其路径、范式与脉络亦有不同之处。弄清这两个概念的异同，是阐述这个问题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传入中国，这在学界已经基本上获得公认。即1898年夏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将英国学者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翻译成中文，命名为《泰西民法志》，由广学会出版（该书的第五版后来又被李季翻译，于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再度出版）。《泰西民法志》首次向国内介绍了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生平，这是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的首次“并肩”传入中国。

但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遂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中传播开来。在《泰西民法志》出版之后，最卖力介绍马克思的是梁启超，但作为改良主义者的他却不赞同甚至排斥社会主义，恶评科学社会主义为“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2]。

在梁启超之后，赵必振、马君武等人对马克思的译介、评述遂不太关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尽管马克思主义在晚清曾一度以一个小高潮的形式在国内获得了传播，并为民主、立宪等政治议题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但这些多半是从“唯物论”与“资本论”两论出发。之于社会主义则多半是一带而过，“其学理皆具于其《资本论》，大耸动于学界”^[3]。马君武甚至对唯物论推崇备至，称“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斗争为历史之钥”^[4]。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社会主义的传播再次在中国碰头，是因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之前之所以不被广泛提起的缘故乃在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如梁启超、赵必振等人，关注于社会体制的改良而非社会革命，对于带有革命性质的“社会主义”既不感兴趣，也不愿提。但随着清王朝“预备立宪”的彻底失败，无论庙堂乃至江湖，全国上下皆无一人相信“改良”可以拯救危局，“革命”之声遂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遂被重新发现。

在1905年之后，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新闻媒体主要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其中以1905年11月朱执信的短论《德意志革命家》与1906年5月署名“日本巡耕社”的译文《欧洲社会革命之种类及评论》最为著名。这两篇文章始论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且朱执信还在《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对“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使得“革命”伴随“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一道呈现在中国的舆论视野之下。

实际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改良派到革命党明显是有选择的。改良者青睐于“资本论”、“唯物论”等具体的、可操作的具体方式性译介，但是革命者则青睐于“社会主义”这类社会、政治体制革命的范式性推广。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核心内容——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

孙中山作为“社会主义”在华传播的重要推手，在多篇文章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意义、作用以及之于中国的价值。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提及。孙中山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与“民族、民权”并列的“民生社会主义”^[5]，他一直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6]、“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7]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戴季陶、朱执信与宋教仁等人纷纷开始撰文推介、评议民生社会主义。

作为“近代中国典型空想社会主义”^[8]形态的“民生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逐步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与实质，而是孙中山自己所主张的“中国典型”，而且在“民生社会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却基本上不提及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概念。

由是可知，与基督教传入中国相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亦经历了“二次传入”，在改良派的译介推行之后，革命党却钟爱社会主义并将其“中国典型化”。“马克思主义”真正第二次成体系性地传入国内，最大原因还是“民生社会主义”因袁世凯复辟、护法运动而被宣告失败，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国际格局的转变，促使了国内学者对国家体制的关注从“民生社会主义”转向对其他形式“社会主义”的论争、比较性研究，此论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期间除了来源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如张东荪提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亦称“和平社会主义”）、周作人鼓吹的“新村主义”、王光祈首创的“工读主义”与章太炎主张的“无政府式社会主义”都曾在短时期内各领风骚。

“各种社会主义”纷争之时，恰是1917年左右。时值俄国十月革命方炽，国内“新文化运动”兴起，但五四运动却未发生，属于“积蓄期”的中国思想界正处于复杂、焦虑的潜流之中。当时并没有“马克思主义”专门、权威的阐释机构，亦没有被上升到官方意识形态，整个译介、阐释与评述无非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性行为。

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阐释、解读，实际上是从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与其后其他政治学者风起云涌般地推行“各种社会主义”一脉相承而来，并非来自于之前改良派们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及至十月革命爆发后，国内学者才开始从“科学社会主义”重返“马克思主义”，即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在《新青年》上的发表，文章热情赞颂了十月革命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喀士（马克思）的功业”，^[9]这是辛亥革命后国内学者首次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自此，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开始在同一条脉络中发展传播。

如上史实证明了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虽与社会主义同时传入中国，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却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混战的结果。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在华传播带来了“社会主义”，进而形成了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探讨。但李大钊等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推介，则是基于“十月革命”即“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借此而进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方面，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学问之道而非政治话语，系学人的自发性探索；另一方面，正因是从研究入手，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研究者”并非是“信仰者”，这一点将在对《第五号》的具体分析当中予以更具体的说明。

二、《第五号》所刊载“马克思主义”性质文章作者作品分析

前文用一个章节来论述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在华早期传播，其实并非赘言。后来对于《新青年》尤其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专号”的研究者，往往忽视了这“两重传播”的不同，而是从五四运动爆发这个庞大语境入手进行评议探讨，进而认同《第五号》乃是“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专号”，该期杂志的出现仿佛突如其来的平地惊雷。甚至还有论者高度评价《第五号》及其刊载的文章“预言了革命的前途”甚至“有着划时代的意义”。^[10]

《第五号》一共刊发了18篇文章，含随感录2篇，以及2篇连载性质的论文。其中8篇论文为涉及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余者为鲁迅（署名唐俟）的小说《药》、胡适与陈衡哲的诗歌、胡适的诗论《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蔚克水（署名克水）的《巴枯宁传略》、高一涵的《老子的政治哲学》以及鲁迅（署名唐俟）与张申府（署名张赤）的“随感录”。

当然，这些占《第五号》一半篇幅以上的文章基本上是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联的。真正事关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的文章中，文章及其作者具体情况见表6-1。

表6-1　《第五号》刊载关于“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②“渊泉”真名为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都曾做过不断的考证。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张静如《从“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说起》（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6期）与庄福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论著均对“渊泉”为晨报记者陈溥贤的笔名做了详细的考订。目前，“渊泉”为陈溥贤的笔名已经为学界所公认。

在这些撰稿者中，除了《第五号》的“轮值主编”李大钊与后来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刘秉麟（其侄子为原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为一定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之外（当时信仰自由主义的刘秉麟尚且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者，他曾担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工商法规委员会委员与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其余学者更皆非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周作人自不必说，另一位撰稿者顾孟余虽与蒋介石关系始终不睦，但他一直居国民政府高位（曾辞任行政院副院长），最后去了台湾仍受到重用。

陈溥贤虽在担任《晨报》记者期间曾发表了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译介文章，但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日后他终究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改为研究三民主义并加入国民党中央社，后随国民政府迁台，1957年8月逝世于台湾。作为自由主义学者的陈豹隐在1949年以后曾任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黄凌霜在日后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最后仍脱党成为一名知名的无政府主义学者。

之所以论及这些撰稿者的身份，是因为可以根据他们当时以及日后的政治选择，来解读他们当时为何撰写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根据这些作家作品，我们可以将其做一个小小的分类——这既是《第五号》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之作家分析，亦可以借此为参照点，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话语权力场的一个洞悉。

首先，《第五号》上的马克思主义论稿并非皆为赞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以“争鸣为主”的特征。

事实上，并非如后来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第五号》是一期推荐、盛赞甚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宣言”，实际上在该期杂志的开篇2篇文章里，均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一篇是顾孟余的《马克思学说》，另一篇是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

在《马克思学说》中，顾孟余这样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

“唯物历史观”在社会科学的重大意义，是我们所承认的。但是他的弱点也很多……若要批评“唯物历史观”，当批评他的“认识条件”……以上两种意见都未认清社会科学的认识条件，社会科学里所研究的社会现象，不是别的，乃是在一种秩序之下的共同动作……如果社会秩序与社会生活有冲突的时候，他就完全失了。

当然，顾孟余也用同样严苛的语气批评了“价值论与赢余价值论”，除了引用当时德国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之外，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马克思价值论里所用的论理，狠属勉强，并有根本矛盾的地方。他说两件互易的货物，一定有一个相同的性质，这相同的性质就是制造这货物的工作，这就是他们相同的价值。然而他论“赢余价值”的时候，又说赢余价值所以能够取得的原故，就是按照普通情形，一切货物售卖的价格，或是超于他的价值，或是低于他的价值。由此而论，按照普通情形，两件互易的货物，并不是有相同的价值了。这就是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

黄凌霜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如果说顾孟余对马克思的批评是一杆毛瑟枪的话，那么黄凌霜对马克思批判的火力则是一架加农炮了：

马氏（马克思，笔者注）所以引为演绎根据的统计证明，有许多地方不特不够，也有不着边际的。此外有一极危险的论调，就是他屡次指出关于某问题的现象，后来却忘记了这些现象的存在，而犹申论不已！却不知他后来的论点，和先前的已有不对呢。

对于马克思在辩证法上的贡献，黄凌霜索性直接加以否定：

马氏不过把辩证的事业，代了前人的观念罢了。空想弄坏了科学，马氏恐怕不能自辞其咎罢！

这样的火力，很难让人分得清顾、黄二人究竟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当然，后来人研究《新青年》，多半从李大钊、刘秉麟等人的著述出发，认同《新青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但是作为轮值主编的李大钊，若是真的希望将这刊物办成一份鼓吹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缘何还会这样在刊物上不遗余力地攻击，或将攻击马克思的论著列为开篇之作？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身既不属于禁区，亦不属于官方意识形态领域，而是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领域。究竟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为何，谁也不知道。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费边主义与实用主义哲学等新兴思潮相类似，既可以有赞同，亦可以有反对。包括李大钊在内，大家都是刚从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鼓吹中走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既有所接纳亦有所保留，现在看来不足为奇。

其次，从撰稿目的看，《第五号》对于马克思主义仍是以评述、研究为主，而非以宣传、推广为目的而撰稿。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亦明确表示，“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狠”，这或许是其自谦之词，但分析刘秉麟、陈溥贤等人所撰的稿件，并未显现出撰稿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或是有何深入研究，而只是就马克思本人的生平、奋斗史及其著作所作的简要性介绍。唯一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就是陈豹隐关于“妇女贞操”问题的“活学活用”，但这也并未涉及政治体制层面。

这类介绍，其实早在晚清改良派的作品中就已经呈现多次，《第五号》已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二度传入”，但从李大钊在《第五号》的约稿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主编李大钊本人的稿件是谈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之外，其余人的稿件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主义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抨击，一类是报人或中间派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译介、述评（包括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当中）。这些都谈不上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热爱、推崇，更谈不上对“非马”的社会主义会产生什么样的抨击。

三、话语权力场：“被边缘”还是“被中心”

前文所述已颇为详细，《第五号》中所刊发“马克思主义系列论稿”的本质只是李大钊邀请诸多学者“笔谈”马克思主义，而非意图以某种纲领甚至“革命的预言”来就马克思主义进行推行。当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五四运动列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包括意识形态）领导的合法性定论，使得五四运动本身以及五四时期事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著、学说都被打上了历史的权威性烙印。但史料却已证明，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并非是研究者，更非信仰者，相反在《第五号》的作者中，除了李大钊与刘秉麟最后加入中共之外，余者基本为自由主义学者，尤其是陈溥贤与顾孟余，最后已然站到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对立面。

从当时的知识分子与不同刊物的政治取向即“话语权力场”来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并非是新鲜事，更非热门。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虽然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但是在整个社会思潮的话语结构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仍然是被边缘化的理论。

首先，在《第五号》中，“马克思主义”实质是一个被暗示的话语边缘，或者更通俗地说，当时撰写马克思主义论著的一批学者，多半不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撰稿”，而是为了应付李大钊的约稿，而借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作为支撑，阐释自己的学术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当时的争议热门话题之一，使得后来研究者对此期杂志的研究有所牵强附会之处。

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总发稿量而言，尚不足《第五号》整本杂志的一半，尽管这些文章都具备着“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但并不能说明这些撰稿者就是马氏理论之信徒。后来研究者将其放大为这些文章乃是李大钊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约的稿件，进而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乃是一批马克思的信仰者甚至是中共建党时的理论先声，未免有失偏颇。

通过对《第五号》中所刊载的马克思主义论稿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不难看出顾孟余、黄凌霜两人的文章乃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虽然这在客观上使得马克思主义被更多人知晓，但是顾、黄两人基本上是不太赞同马克思主义相关主张的；而尽管陈溥贤其人有与李大钊同时留日的经历，亦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的亲炙，并在《第五号》中发表了2篇论著，但这2篇文章只是《晨报》通讯时评类稿件，属于职业写作的应景之文——在每篇文章的标题下面都有“录晨报”的字样，意味着首发于《晨报》，《新青年》此处只是转载。

由是观之，真正自发性地、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撰稿的论述其实仅李大钊本人一篇而已，而且李大钊本人亦是因为在这一期中为了邀到几篇马克思主义评述的稿子而不得已“硬谈”，其余的作者之写作态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其次，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妇女解放”与“实业救国”，^[11]这两大主题其实基本贯穿了《第五号》中所刊载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

当时诸多思潮的引入，都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功利性，这既是晚清学术转型“西学为用”的影响余热，亦是当时国难深重时学术界所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结果。若是细看，在顾孟余、黄凌霜两人的论著中，虽不乏对于马克思政治学、哲学的探讨，但是亦较多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尤其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大加责难——在“实业救国”的大旗下，若是高举“剩余价值”进而抨击资本主义及其剥削本质的意义，无疑对当时正在兴盛的民族工商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顾孟余曾如是“帮资本家说话”：

况且资本式的出产法，并不能保持出产家的利益。出产的步履，忽而急促，忽而停顿，出产不能均匀，销路往往停顿，金融时有恐慌。再加上大多数的人流为贫乏，反抗的意志一天烈似一天。于是那资本的出产法，那出产工具作为私有的经济制度只有颠覆的一途。

而黄凌霜索性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大肆批判：

马氏经济论最缺点的地方，还在他的记载上有不尽不确的地方。他所根据来做演绎的统计，有许多没有证明他所需要证明的东西……例如资本论第一卷记载资本家增加的历史的趋势，到了最后的一部分，却说资本家减少，是一种已经成立的事实，而他的统计又证明资本家没有减少，但有增加。至在他处，还要极力说这种事实的确当！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是其《资本论》甚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但在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尚属于勃兴期，部分海关权相继收回，棉纱、食品与药品等轻工业生产基本上实现了国内自给，“实业救国”念兹在兹地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心愿。但是欧洲的工业已经发展了数百年，中国与欧美在工业上的差距，直接导致了当时知识分子对《资本论》的态度，虽看似批判马克思，但实质上是对国内工商业资本家大兴保护——这与当下中国面对西方发达国家“节能减排”的呼声之反映，何其相似！

其次，“妇女解放”成为了当时“活学活用”马克思理论的切入点。

在陈豹隐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一文中，关于“妇女解放”做了颇多论述，话题虽在当时不算新，但是其研究方式还是颇为新颖的。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刚创刊的《新中国》杂志上，《新青年》此处系转载。

陈豹隐如是论述中国传统的“贞操观”以及自己做这篇文章的目的：

然而中国的贞操观念还是两千年以前的观念，还是只有第二时期的方便价值。离婚和再嫁还算是耻辱，人格价值都没有，金钱价值是不消说的了……我为什么做这篇文章？因为我平素主张中国衰微的根本原因在女子没有自觉，女子没有自觉的原因虽多，最要紧的，是不明白贞操观念。所以今日趁《新中国》的发刊机会，把我平素主张的根本原理略说一说，将来还要继续把我的详细主张发表在《新中国》上，和《新中国》的人物商榷的。

陈豹隐最初在《新中国》上发表此文时，名为《女子贞操的金钱价值》，无论其最初的题目还是其写作目的，基本上都与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关系，只因这一期《新青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稿子，陈豹隐才将此文的标题改为《马克思的唯物观与贞操问题》，如此应景之改，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

在这篇文章中，陈豹隐所关注的是当时中国妇女地位问题，即缺乏经济保障的前提下，女性因为性别不平等及社会习俗，而使得其因婚姻关系的破碎而沦为社会底层。这类观点在张竞生、蔡元培等人的论稿中屡见不鲜，因此陈豹隐无非是就“妇女问题”作为切入点进行论述，而并非为了宣扬马克思主义而撰写此文。

斯皮瓦克认为，作为文本的话语在生产、传播的过程中，“话语权力场”可以是一个空间区域，也可以是一本杂志，在这个“话语权力场”中，看似平衡的话语权力实际上是不平衡的，而是如社会一样呈现出“中心/边缘”的分野。^[12]《第五号》作为一期杂志，亦具备“话语权力场”的鲜明特点，在看似“整齐划一”的话语权力场中，虽所刊发的8篇论稿均在标题上指涉马克思主义，但除却李大钊作为“话语权力”的中心者之外，其余的撰稿者的“话语权力”在实际上都是处于“边缘”地位的。

该期杂志曾刊登了鲁迅的著名小说《药》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早期在华传播，实质上并非广受欢迎，而且《新青年》杂志对马克思主义亦是采取鼓励商榷、热衷争鸣的态度，而并非所谓的“鼓吹”、“推广”。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甫一开始本身并不具备政治性，而且各方学者对其态度（有的是自发性，有的是应邀参与讨论，有的最后成为其信仰者）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受关注、好评程度，作为当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史的我们，理应不该忽视这些重要的史实。

【注释】

[1]崔明霞：《“五四”运动对革命报刊的影响》，《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

[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页。

[3]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时代书店1912年版。

[4]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第11期，1903年2月16日出版。

[5]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上的演说》，摘自《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6页。

[6]孙中山：《三民主义》，同上，第398页。

[7]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同上，第421页。

[8]姜义华：《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9]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袁树平、武占江：《〈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10月号。

[11]这一说法最初见于吴雁南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近些年来该主张被学术界日渐公认。

[12]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Donna Landry，Gerald M.MacLean，The Spivak Reader：Selected Works of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Routledge，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