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建议与思考

余论　关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建议与思考

我想象它建立在神秘的山巅……我想象它隐没在稻田之中或水底下，我想象它是无限大的，不只是有八角形的亭台楼阁，而且还有河流、省区、王国。这是一座迷宫中的迷宫……一座蜿蜒迂回、永远扩展着的迷宫。

——波赫士

一

现代文学史料是现代文学史的忠实记录，也是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必须去关注、去审读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大家往往忽略并遗漏了该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字：史。因此，精确地说“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是“现代文学史研究”。

这个“史”字特别重要，从语法学角度讲，一旦遗漏“史”字，研究基础就从“历史研究”转变成了“文学研究”，从具体的研究范式上看，两者也并不是一回事。

历史学家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里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有这样的说法：

就史学而论，亦无不用考证学，为其治史之方法也，果其所用之方法，日有进步，则旧书可变为新，否则不惟不进步，而且呈衰颓之象，则新者亦变为旧矣。是故研究之对象，不论其为新为旧，而其研制之方法，则不可拘守固常，而应日求其进步，其所谓新，亦在是矣。^[1]

金毓黻认为，历史研究要注重两个问题，一是史料要旧，二是方法要新，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两者并举，缺一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土耳其裔美籍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名著《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有着另外一段话，与金毓黻的这段话相比，两段话放在一起，仿佛更能说明一些问题：

这一时期，顾颉刚的研究重心从“文献批评转向了社会批评”，说得更精确些，从对史料真实性的关注转向了研究导致那些对于史料的歪曲的决定性的社会动因。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顾颉刚的这一转变是否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示范而引起的，但是在30年代他的史学方法与当时流行的史学方法是一致的。^[2]

两者不约而同提到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前者强调史料与新方法的并用，但是金毓黻并未阐明究竟什么是新方法。德里克从对顾颉刚历史研究范式的解读，认同史料研究的方法是“研究导致那些对于史料的歪曲的决定性的社会动因”。这个是否是新方法，我们已然不得而知，毕竟时过境迁，方法层出不穷，顾颉刚所采取的方式，现在看来或许早已过时。

但是任何历史研究方法若是放置到现代文学史（在这里我必须要强调“史”的意义）的研究中，我想称其为新方法应该都不算是“过时”的。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关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始终停留在对于文学研究理论的更新。譬如对于文本的解读、对于社会文化环境的阐释，甚至对于作者的心理潜意识的推测，都构成了被引入的新理论，作为历史研究的“现代文学史”却停滞不前、原地踏步，每年虽然都有不同的“文学史”问世，却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通史、断代史或是文体史，这些在历史研究中早已不再被认为新的理论，却在“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领域里不断精彩上演。

弄错了一门学科研究的基础，这门学科的前途无疑是充满忧虑的。部分学者们长期以来模糊“现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两者的概念，甚至还有一些学者拿“二十世纪文学史”来涵盖现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所包含的一切内容，希望两者不但在研究范式上同步，而且还要在学术意义上统一。但事实上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参与构建“当代史”——若干年之后，我们或许都会从研究者变成研究对象，但是，我们谁也无法进入“现代史”，这就是两者最大的区别。若两者可以在一个空泛的“二十世纪”之下统一，我们是否还可以将其上限再进一步上溯，形成所谓“十九—二十世纪文学史”甚至“公元以来文学史”？

当我们无法参与某项历史的构建时，对于学者来说唯一要做的就是还原历史的真相。而相对于元明清文学而言，“现代文学史”本身就是充满了吊诡、疑惑甚至假象的。一批批“失踪者”构成了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里的学术富矿，须知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与时间洗礼的史料，此刻显得尤为珍贵。可以这样说，现在是将“现代文学史”还原到“历史研究”的最好时机。

二

就现代文学史的史料而言，若论重要性莫过于期刊。

笔者此言决非武断，因为“期刊”本身是现代文学史的独特产物，纵观之前历朝文学史，在晚清以前，哪朝也没有期刊可供研究。尤其是“现代文学史”中的“现代”一词，更使得以期刊为核心的史料研究有了重要的意义。

阿兰·布鲁姆继承了亚历山大·柯耶夫的“前现代”与“后现代”的观念，并进一步总结了“现代”这一概念的三重内涵。笔者认为，就布鲁姆所言的“现代”应包含三重呈现方式：其一是信息传播的革新，即与“前现代”相比，“现代”的信息传播有了新的范式，这与科技的革新密切相关；其二是公共交往的产生，“现代”语境下的交往打破了之前点对点的交往，而是点对多点或多点对多点的公共交往，即一个人不再生活在“私人空间”中，因为交往，他的语言、观念被迫走向了公共领域，从而形成了“意见”；其三是意识形态的进化，即“现代”不再是以“自我”为核心，因为每个人都是公共领域中的组成，这种网状结构强迫每一个具备社会属性的个人走向“大众性”，精英阶层因此萎缩，大众阶层与中产阶级会在“现代性”的旗帜下走向勃兴。

这一段关于“现代”的论断及其诸要素分析正是强调了“期刊”对于“现代文学史”的意义，因为“期刊”的意义本身所具备的三点特性实质上与布鲁姆所阐述的三重“现代”含义不谋而合。首先，期刊之于现代文学史的最大意义便是拓宽了文学传播的渠道。当然，与此同时广播、电影的兴起使得文学文本在中国现代史中有了自由驰骋的可能。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文学创作不再是写作者的“言语”，而是可以在公共语境中被任意阐释的“语言”，这也是德里达缘何提出“作者之死”的理论前因。其次，期刊使得“写作者”与“阅读者”之间以及不同写作者之间的关系走向了新的交往空间。文人结社虽是古老的传统，但是文人绝少考虑到接受者们的愿望，期刊的兴盛，使得编辑者开始考虑阅读者们的取向——在这样的“逆向”状况下，写作者开始向阅读者部分妥协，形成了全新的交往格局。最后，期刊作为一种先进、现代的文学传播方式，其编辑者、撰稿者所生产的文学文本都是充满“现代”观念的，即“进入到文学消费语境中的白话文与现代文体”——这里的“现代”并非意味着“先进”，而是一种与整体大趋势的切合程度，与观念自身无关。

如此看来，期刊之于现代文学史之意义，并非其他史料如信札、档案、书籍所能比拟，虽然书籍、档案等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是并非如期刊一样，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与现代文学史产生一种天然的联系。因此，现代文学史研究必须要从现代文学期刊入手，既有助于发现“失踪者”，也可以管中窥豹地通过一些吉光片羽的细节窥得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庞大体系的精神本质。

三

从理论上说，绝非所有的期刊都有研究意义。

有些期刊已经成了当代显学，如《观察》、《现代》与《万象》等。对于刊物的解读、文本的分析、史料的辨酌，甚至装帧设计的研究，在海内外中国文学界、史学界都有了成规模的论文与学术梯队，甚至相关研究的专题专著在近年来也有了出版。纵然我们再获得这些史料，已然丧失了研究新意。

所谓研究新意，不但是要“回到历史现场”，更要寻找“历史空白”。当然笔者并非在这里撺掇后学者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新立异，而是避免重复做无用功。“一手史料”研究的好处是，可以钩沉史实，发现新论，但是其危险性就在于：若是没有完全的准备，很容易与前人研究相“撞车”。如有着足够的能力、充分的史料与敢于挑战前人的勇气，这种“撞车”未尝不可，说不定还可以推翻前论，从而使得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更进一步，但是对于更多的研究者来说，“论从史出”的前论并非如此容易推翻。

那么，对于某些珍稀期刊来说，也并非全部都有着较强的史料意义。

从考古学的角度严格地说，任何文物都有价值，任何史料都有意义。但是史料意义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从该史料出发成果的意义大小。笔者认为，有些现代文学期刊虽然是珍稀史料，但是没有太大的研究意义。一般来说，这类文学期刊分为两类，研究者在下决心从史料出发发现问题时，一定要避免与这两类期刊打交道。

一类是“残缺期刊”。如果现有期刊只有半册，另外半册被其他原因拆散、毁坏，那么这份期刊的研究意义大打折扣，因为研究者不知道另外半册究竟讲了什么问题，是否还有着其他更为重要的问题。史料研究最怕遇到“孤证”，因为任何历史的发生都不是片面、孤立的。因此，研究者若是遇到这类史料，一定留待以后再行甄别，万勿轻易下定论。

期刊的出版有着其自身的延续性与连贯性，研究者不但要在具体某本期刊、某篇文章与某页广告上摸爬求索，更要根据某期刊的延续性（某些只出了一期的期刊例外）来归纳其办刊规律，既要辨酌细节，又要顾及整体。在这样的前提下，某些只有一册的刊物（创刊号、停刊号除外）也是没有太大研究价值的，因为研究者凭借一册刊物，不可能全面地知晓这份刊物的发展轨迹，尤其是现代史中战乱频发，许多杂志都是几易刊名、办刊地与主编，甚至出版时间都不规律。因此，若是研究者只有一册期刊，那么他所面临的研究难度会非常之大。若是遇到只有一册期刊的情况，最好想方设法搜集全套（或是某一特定年代如“八年抗战”内的连续出版）之后再就某一个具体的问题下定论。毕竟，历史研究无法脱离历史的语境，现代文学史研究亦不能超越这一真理。

另一类是“无名期刊”。这里所说的“无名期刊”并非是未见研究界提及的“失踪者”，而是一些缺乏研究价值，尤其是缺乏文学史研究价值的期刊。因为连年征战，国民政府对于新闻出版的管理相对宽松，一些学生团体、文学社甚至宗教组织都有办刊的经历，某些刊物属于某些中学、非文学研究类学术团体、企业机构与地方文士所办，虽然历史久远，也可成套，却缺乏一定的历史与专业语境。对这类刊物的解读，很难窥探以“现代文学史”为核心的若干重要问题——我们这里只谈以“文学史”为核心的学术意义，当然，研究经济史、社会史、风俗史与语言史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对于这些期刊必然不能放过。

四

我们再将话题回到德里克的那段话上，历史研究的方式在于史料研究，其目的在于“研究导致那些对于史料的歪曲的决定性的社会动因”。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我们也应该本着这个原则，甚至笔者之所以在这里反复强调“史料”的意义，乃是在于窥探“史料”被“歪曲的决定性的社会动因。”

1949年以前，战乱频繁，1949年之后，内地又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历史环境下，大量现存的现代文学期刊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坏、散佚，部分期刊甚至连国家图书馆只保留存目。而且，在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下，内地现代文学史研究界之前又普遍存在着“革命压倒启蒙”的主导思想，在研究的过程中制造出了大量的“失踪者”。因而，与其他断代文学史相比，现代文学史包含了更多的疑惑、吊诡、假象以及被遮蔽的史实。

近年来，学术的话语空间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学者不会再因臧否现代文学史中的人物、作品与思潮而“因言获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臧否”并非是根据个人主观喜好而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随意下定论，而是根据“一手史料”来试图还原历史的细节、真相与片段。

在这里，研究者必须要树立一个类似于学术史谱系的前置性观念，1949年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内地研究界编撰的现代文学史，本身是存疑的。在“极左”思潮控制下，“御用研究者”篡改史料、省略事实、遮蔽真相甚至颠倒黑白的历史研究，早已是人所众知的事实。而到了80年代，随着“解放思想”大旗的高扬，研究者虽然开始“觉今是而昨非”，但是一方面面临史料的缺乏，一方面又被“重写文学史”的新思潮所激励，在“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上存在着刻意将既存经典颠覆并“拉下神坛”的研究思路。及至90年代至今，西方人文社科前沿理论不断进入内地思想界，使得“现代文学史”变成了“现代文学”，研究者开始利用后现代、解构主义诗学、女性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关注现代文学中的文本及其生产、传播与解读范式，而不再倾力于枯燥的史料钩沉、版本辨酌与史实校勘。久而久之，研究界对于以“史料”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普遍不再关注，而是急于建立一套以新理论、新话语与新方式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

那么，现在重提“现代文学史”这一概念及其研究意义，本身就有着“去伪存真”的意义，即德里克所说，发现史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发现史料被歪曲的历史动因，从而还原历史真相，使得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处于一个“历史现场。”

从发掘被歪曲的历史动因的角度来讲，期刊也显得尤其重要。纵观五四甚至洋务运动以来，期刊往往成为中国文化、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现代性”发展的最大推手。因为“现代性”的本质是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又是意识形态的变革，意识形态的变革必须要依靠以“话语”为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传播，那么，期刊便构成了“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最好的话语媒介。因此，对于期刊的研究，则必须从话语媒介入手，对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传播”进行“现场还原”。

五

金观涛与刘青峰在《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有这样一段表述：

这（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引者注）使得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学家进退维谷。一方面他们必须遵循科学规范所要求的实证和清晰性，这使得他们倾向于寻找具体而又细小的题目；另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不但掌握起来有巨大困难，而且还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这又促使他们向传统的史学方法（包括考据方法）倒退。为了掩盖这种倒退，他们不得不在这些细致琐碎的小题目上给出点类似于“小玩艺儿”的理论解释。^[3]

金观涛、刘青峰说这番话的语境，正是20世纪80年代末新思潮并起的时代。他用“歧路花园”来形容历史研究中的两重困境，即“新方法”与“史料研究”如何可以两全。由是可知，他将金毓黻的定论变成了一个问题，然后指出了一条妥协的策略：在这些细致琐碎的小题目上给出点类似于“小玩艺儿”的理论解释。

不宁唯是，金观涛的想法几乎代表了崛起于80年代的大部分历史学家、人文学者的想法。一方面，历史学家不愿意放弃被认为是“倒退”的史料钩沉、考据方法的使用，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难抵御新理论、新思潮的诱惑。这种“进退失据”的心理吊诡很容易干扰到与历史研究相关的学科，如经济史、文学史、社会史等，使得本身应属于历史研究范畴的“学科史研究”成了“学科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现代文学史中的期刊重新受到重视是近些年的事情。随着历史研究领域中重新对史料的重视，“现代文学”又开始重新回到“现代文学史”的领域，研究重心又回到了“历史研究”之上。当然，这也与近些年来新理论的勃兴是分不开的。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了新理论开始与史料研究获得了一定的对接，而不是金观涛、刘青峰当年所忧虑的只能弄弄“细致琐碎的小题目”，搞搞“小玩艺儿”。

近些年城市文化（包括文化地理学）、传播学、文化产业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研究不断与日常生活与实际问题靠拢，这也构成了现代文学期刊重新回归到“现代文学史”视野的主要动因。作为现代大众传播的早期实践，现代文学期刊开始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使得现代文学史料重新回归到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港台学术界，反倒一直都重视现代文学史料的研究，如台湾的《文讯》、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等刊物一直在关注并致力于现代文学史料的研究。现在，内地的《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书屋》等杂志以及其他一些高校学报、学术期刊也日益成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要阵地，并且已经有了颇成规模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术机构，时常举办研讨会。笔者相信，在未来的数十年里，现代文学研究势必会回到“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框架内，从而形成以“现代文学史料”为核心，以跨学科理论为新方法论的“现代文学史”全新研究范式。

【注释】

[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