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闻道德——面向乔治·奥威尔的批判?
理查德·基布尔
●为什么强调主流媒介价值的政治基础如此重要?
●为什么主流道德的争论会边缘化替代性媒介和左翼媒介?
●从根本上挑战客观性和主观性到底有多重要?
●我们能够从乔治·奥威尔面对新闻的道德与政治困境的尝试，以及对可信任的传播所作出的承诺中获得哪些启示?
主流新闻工作者如何看待道德规范?
当主流新闻工作者和顶尖评论人讨论媒介伦理时，他们的观点主要集中为下列四种:
●超道德的道德观:这种愤世嫉俗的思考路径认为，道德问题与新闻工作者无关。媒体受利益(或者是收听率、收视率)驱动的操控，因此任何关于道德的讨论都只是理想主义者的空想。这一观点与德国人马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 19世纪所提出的存在主义哲学立场相关。它认为，无论用何种道德去修饰，所有人类的行为都是非道德的，本质上是自我本位、利己主义的(参见Paters On，1971)。
●相对主义道德观:该观点特别关注道德困境。它反对英国新闻申诉委员会(the 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英国全国记者协会(the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以及新的管理机关英国通信管理办公室(Ofcom)等机构倡导的道德准则。前《泰晤士报》记者、“英明报业”(PressWise，媒介道德机构)副理事鲍勃·诺里斯(Bob Norris)如此评论新闻道德准则(Norris，2000: 325):“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不值一提。”他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去工作，他强调:“每则新闻都不尽相同，而且每位记者都有这样的冲动，要获得新闻，并且是在第一时间获得。设想一下，一个记者既要顾及协会的各种道德准则，又想在截稿时间前完成报道，这很不切合实际。”
●职业主义道德观:该观点强调新闻工作者遵守行业协会所制定的职业道德准则与编辑方针。相应地，道德准则也被视为帮助这个行业形成了一种集体意识。与本观点相关的观念是，新闻工作者有服务公共利益的社会责任。尽管我们承认利润驱动和对收视率的关注会影响新闻工作者的行为，该观点仍然强调市场能很好地为每个人的利益服务(Whale，1972)。新闻专业主义也提出，新闻工作者的根本责任是保持客观中立、超然、平衡、公正准确的报道，并应严格区分事实与评论。这里，媒介被认为是通过反映社会的复杂性并报道各种(合法)言论以促进社会民主的关键所在。
●自由主义道德观:该观点几乎完全集中于主流议题，它从各种不同的立场批判标准的职业道德观。它尤其关注媒介公共服务作用(特别是在广播中)的衰落，以及整个媒介对于名流、出格的皇室、运动明星以及真实电视“个性”的报道(Greenslade，2004; Thussu，2003)。奈尔·波斯特盖特(Nile Postgate，1985)在其引起社会重大反响的著作中提出，娱乐已经成为了超意识形态:娱乐已经成为再现所有经历的自然形态。更多新近的批评也持有同样的口吻，它们都非常担忧主流媒体对于小报化、通俗化和新闻主观性的日益强调。“事实”和“信息”让位于“感觉”，“硬”新闻被那些持续不断的建立在令人难以忍受的隐私侵犯基础之上的“软”的、人情味和刺激性的新闻所替代(Mayes，2000)。关于政治的报道让位于无尽的生活方式的特写，连议会也成为了这种报道的新闻来源(Franklin，2004: 188-193)。而少数跨国集团(比如由鲁珀特·默多克和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所经营的跨国集团)对于全球媒体工业的日益掌控同样也是该观点批判的对象(Gargreaves，2003)。
激进的观点
上述论述中后两种思考路径占据了主要的道德讨论。而第五种思考路径，一种更加有用的政治性观点，实际上被消除了。这种观点强调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再生产方式，为主导群体和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全社会发挥作用。在这里，专业主义中的核心支柱(言论自由、民主、公共利益、客观、中立)都只是被看作一些神话。因此，它批判地强调以下内容:
●主客观二元性
●主流道德话语和个人/国家二元性中的个体(而非组织或社会)中心性
●值得怀疑的言论自由
●民主面和与之相伴的自有国度活动的边缘化
●多元主义的问题
●当替代性媒介实际上在议题讨论中被消除时，主流媒体与替代性媒介的问题
挑战主客观二元论神话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 On，1987)、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1972)、斯图尔特·艾伦(Stuart Allan，1999: 7-26)以及其他的学者已经证实了“客观性”这一概念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在美国和英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中心地位。由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Bill Kovach and Tom Rosenstiel，2001)所写的《新闻的要素》(Ele Ments of JournalisM)一书，被《卫报》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Alan Rusbridger)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入门示范读物所提倡。而《观察家》(Observer)的主编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则把奥威尔于1946年所写的经验随笔《政治与英语语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参见Orwell，2001: 397-401)作为一种体例书让其员工进行参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托马斯·葛莱恩式(Thomas Gradgrindian)(1)的虔诚主导着所有的要素。他们说到，新闻最重要的是事实真相。在皮尤大众与新闻研究中心(Pe W Research Centre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和新闻工作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Journalists)所做的采访调查中，所有的新闻记者都表示“新闻记者主要的责任是获得准确的事实”。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警告说，“一种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艺术、文学、法律、物理，甚至到历史”，并且“新的新闻业吞没了旧的新闻业的优点，以断章取义取代小心求证”。
前《独立报》与《新政治家》报纸主编，现在英国通信管理办公室就职的伊恩·哈格里夫斯(Ian Hargreaves)和2002BBC里思(Reith)论坛讲演人阿纳若·奥尼尔(Onora O'Neill)都认为，真实与准确是新闻的核心。但伊恩还是显得有些犹疑，他补充道:“……即使我们知道这两者并不存在着无可辩驳的精确含义。”有一点很重要，英国全国记者协会的行为准则(www.nuj.org.uk)强调要把“确定的事实”从“评论与推测”中分离开来，而英国新闻申诉委员会(www.pcc.org.uk)也同样规定报纸不能是政党控制的，它“必须对评论、推测和事实进行区分”。
然而主流新闻工作者对客观性的固执承诺，以及对“事实”能与“评论”分离的信念的执著追求与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启蒙时期二元对立观点的批判大相径庭，那种二元对立观把理智置于情感之上，精神置于物质之上，头脑置于心灵之上，客观置于主观之上。它认为对信息的追求是可以不受价值观影响的，这种客观性至上的意识形态也使得主流新闻文化将道德与政治维度边缘化。正如布赖恩·麦克奈尔(Brian McNair，1996: 33)所说，“新闻从来都不只是对世界‘那边’的一种记录或报道，而是一种综合的、充满价值观念的记述。它包含着其所生存的社会的主导思想与观念”。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主流新闻工作者直言不讳地倡导主观性，并将其作为一种挑战客观性神话的途径。例如，反核武器的和平运动参与者詹姆斯·卡梅伦(James Cameron)(他在越战期间敢于把越南北部的人描述为正常的人，而不是共产主义怪物)评论说:“我从来都是主观的。我一直认为客观性没有事实重要。”(引自Keeble，2001a: 133)但是“主观性事实”这一概念也同样需要从根本上挑战它。像迈拉·麦克唐纳(Myra MacDonald，2003: 75)所说的那样，主观性可能有积极的一面(比如卡梅伦的报道)，也可能有消极的一面:
主观性可以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其中的一些形式还会有助于知识的构成。记者或主持人的自我反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话语构成，消除客观性这一神话。不过。探究自我后更为自我的表达，也使得个体更为沉迷自我的个性，对自身产生崇拜。
她有效地指出，关于小报化和信息娱乐化的话语是基于信息和娱乐的对立关系之上的，这种话语将一些问题弄得模糊不清:
因为这些话语倾向于启蒙时期原则所支持的范畴与分类，它就使得我们用传统的传播方法无法看清一些问题。特别是人格化，值得我们将它看作是一种多维而不是单一的过程，进行更仔细的审视。
(Mac Donald，2003: 78)
由此可见，新闻工作者参与自己所面对的、报道的事件都可能最终成为一种自我放纵。比如，唐纳尔·麦克伦泰尔(Donal Maclntyre)(2)的电视新闻调查往往把他像“英勇无畏的”名侦探一样过分地美化，从而使被调查的社会问题湮没在评论之中(Keeble，2001)。但是谨慎且富有创造性地处理自己的思考(并且知晓深刻影响人格形成的政治经济因素)，新闻工作者的自省则有可能为他们的报道带来新的意义和真实性。
像乔治·奥威尔在《论坛报》的个人专栏中所发表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经常使用“正如我所愿”这样特殊的语句)(Keeble，2001b)以及艾朗特海蒂·罗伊(Arundhati Roy)(3)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激情洋溢、学识广博的辩论都堪称是经典的“主观性”新闻。美国的一些作家(如汤姆·沃尔夫、琼·迪迪恩、杜鲁门·卡波特以及诺曼·梅勒)信奉新的新闻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记者的主观性和虚构性叙事技巧写作(Wolfe，1975)。但是，在英国从来没有人使用这种写作体例，这大概是因为英国的新闻工作者太过于恪守传统的客观性原则。总而言之，一种具有批判性的主观性不仅仅能够提升媒介内容的标准，而且能够扩展新闻体裁的边界。
挑战个人/政治二元论神话
主流的道德讨论也同样关注从更大的政治语境中脱离出来的职业新闻工作者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例如卡伦·桑德斯(Karen Sanders)所强调的，新闻记者每天都要面对一系列的道德困境，比如欺瞒，重组故事，对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和同性恋恐怖症的报道，侵犯他人隐私，揭露丑闻以及有偿新闻，等等。然而她依旧把获取“好”新闻的希望倾注在记者个人身上:他们需要对同事、信源、公众以及他们自己承担相应的责任，让自己成为他们信任的人。她很赞同BBC记者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 On)所说的:“你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要确信你的良心很清楚，这一充满妥协和不确定的行业允许你做什么和不允许你做什么。”
这里存在着一些问题。在面对主导媒体强大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经济的权力及其等级分明的组织管理结构时，彼此孤立的新闻工作者们(他们依靠自己的良心行事)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然而，荒唐的是，尽管职业道德源自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从新教革命开始，一直持续到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里)，但个人的良心却不受英国法律的保护。2004年3月，受英国全国记者协会呼吁，英国下院选择主管文化、媒介和体育的委员会以及压力集团英明媒介(MediaWise)联合制定“媒介投诉委员会”的记者行为准则，将保护记者良知的条例纳入进去，但是遭到了拒绝。
某些激进的批评认为，首先要思考的是主流媒体“价值观”与日常事务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以及经济基础，而不是个人的良知(Hallin，1986: 10)。媒体在主流的、全球化、超级垄断的经济剥削结构中的定位，以及与全球军工企业的紧密联系都是决定其职业标准的决定性因素(Keeble，1998; McChesney，2000)。而有关新闻道德与客观性的讨论也植根于政治、权力以及利益之中。因此，按照德斯·弗里德曼(Des Freedman)的说法，2003年2月15日，全球数百万人为了反对攻打伊拉克而走向街头的举动“更可能是制造出了慷慨激昂的、批判的、置于语境中的报道空间和需求，而不应对传统的新闻记者的权力和专业主义持有天真的信念”。
值得怀疑的言论自由
言论/新闻自由这一概念既是新闻职业观的核心，又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控价值体系的中心概念。正如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1992: 15)所说:
自由市场带来了言论自由。而这种言论自由为老百姓提供了他们所需的各种观点和有权使用的信息，从而促使他们以一种民主而负责任的方式为人处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自由市场、新闻和民主这三者构成了一个彼此相互依赖的整体。
《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主编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1997)以一种类似于准修道士的口吻把1997年的英国大选描述为“民主的神圣时刻”。他指出:“要想使整个过程生效，需要人民的选择。报纸必须为它们的读者提供所有能够帮助他们做出选择的材料。”
言论自由这一概念与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个人自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个人自由相信，如果没有选择的自由，那么道德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同时，它也与作为第四权力(the Fourth Estate)的媒介概念息息相关。最早提出“第四权力”概念的是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959)。对他而言，前面三个等级分别是上院贵族议员(the Lords te Mporal)、上院主教议员(the Lords spiritual)和下院议员(the Commons)。“第四权力”这一概念突出了媒介的监督功能。新闻媒介能够对专业人员和政府的权力滥用进行制衡。而相应地，新闻媒介也承担着“公众守护人”的职责。它们保护“公众”，使其免受权力机构的伤害。这在许多运动中都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这些运动中，大大小小的媒体都竞相质问和揭发权力机构的腐败行径。
不过，激进的评论家倾向于关注新闻运动的经济根源，他们认为，新闻界作为高尚的第四权力，为公众利益而自由运作的声明不过是停留在语言上而已。就像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1999: 46)所说的那样:
英国的报业首先是商业性的。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报道新闻，充当公众的守护人，也不是为了监督政府的所作所为，保护普通公民免受权力滥用的伤害，更不是为了揭发丑闻或者做一些其他需要报业参与的美好而又高尚的事情。它们的存在和任何的商业活动一样，都是为了赚钱。它们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是为了商业上的成功。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替代性媒介持之以恒的反战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以及反性别歧视运动大多被主流评论界和学者忽略。
民主的神话与专制政治
安德鲁·贝尔西(Andre W Belsey，1998: 11)对于传统的新闻道德观点进行了总结。对他而言，“道德的新闻界”是“建立在道德行为之上，能够促进社会民主进程并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新闻界”。然而激进的评论家认为，即使是支撑新闻职业价值观的民主概念也是使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合法化的某种神话。丹尼尔·哈林格尔和丹尼斯·贾德(Daniel Hellinger and Denis Judd，1991: 9-10)列出了政治精英给人们制造民主合法性感觉的三个领域:教育机构，它担负着向新生代灌输国家主控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大众媒介，它是使大量公众适应既定的政治经济现实的关键所在;最后是大选，电视为个人和组织提供了参与这一仪式化政治过程的机会，大部分公民通过电视收看这些经过精心谋划且异常壮观的庆典。
在这些民主的界面之外，还存在大量机构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构成，必须运用权力的杠杆完成。诚然，新闻职业观不认为专制政治影响着媒介的主导议程，而且和主流的新闻工作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Keeble，1997)。然而，在多瑞尔和拉姆齐(Dorril and Ramsay，1991: x-xi)对当代专制政治的分析中，赋予媒介以重要的角色。安全部门、内阁以及军事保卫部门、核能部门及其相关部门，与高级公务人员共同构成国家专制政治的核心。专制政治“附属品”包括“所有能够对媒介产生影响的人物，无论是国家的安全人员，还是官方信息的发布者，抑是那些仅仅为了获得官方嘉赏或者封爵的高级新闻工作者”。
想要弄清楚雇工和间谍之间的确切联系往往是困难的，但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既是雇工又是间谍的人不胜枚举。《卫报》的媒介专家罗伊·格林斯莱德(Roy Greenslade)曾经评论道:“大部分小报——甚至一些大报——都是英国安全局军情5处的玩物。”(参见Milne，1994: 262)。而布洛赫和菲茨杰拉德(Bloch and Fitzgerald，1983: 134-141)报道说“一份英国最著名的杂志”的编辑相信有一半以上国外记者的名字都在英国安全局军情6处的薪水簿上。1991年，诺顿·泰勒·理查德在《卫报》上写到，有500名优秀的英国人受到了中央情报局(CIA)和现已不存在的国际商业信用银行(Bank of Commerce and Credit International)的雇用，其中包括90名记者(Pilger，1998: 496)。菲利普·奈特利(Phillip Knightley)，撰写情报部门历史的一位作者，曾宣称他们在舰队街的每个办公室里都安插有人手(Keeble，2003)。
在英国入侵伊拉克之后，武器专家大卫·凯利博士(David Kelly)在争论中被迫自杀(其后紧跟着赫顿调查)。在这期间，《今日BBC》记者安德鲁·吉利根(Andre W Gilligan)和他的信息来源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他们称布莱尔政府(与情报部门互相勾结)在2002年9月的文件中“添油加醋”，以使入侵伊拉克合法化。吉利根事件，以及之后国家通讯总局(GCHQ)工人凯瑟琳·冈恩(Katherine Gun)和情报局前内阁部长克莱尔·肖特(Clare Short)所揭露的各种丑闻，都是要试图对联合国施加影响，使其通过入侵伊拉克的决议。这一切似乎加强了人们的自由观念，要对抗国家与媒介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正如罗杰斯(Rogers，1997: 64)所说:“这一焦点模糊了认识的视线，无法理解媒介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支持并勾结着专制政治。”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主流新闻工作者与情报部门之间关系的更显著和更重要的议题在其后对媒体丑闻的质询中都被忽略了。
同样地，新闻工作者在面对情报部门时所遇到的种种道德困境也是主流理论家们不考虑的。根据《卫报》记者大卫·利(David Leigh，2000)所说，情报机构像例行公事一样和记者们进行接洽。在对这一议题的罕见调查中，利评论道:
我想正直的记者所追求的理想应该是公正清白。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于这些接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并坚持一定的道德原则。虽然我们的虚荣心使我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自己。但事实却是它们正处心积虑地设法控制我们。
大部分侵犯他人隐私的主流报道都集中于那些涉及名人的案件，比如超模内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足球运动员加里·福利特克拉夫特(Gary Flitcroft)、电视新闻播报员安娜·福特(Anna Ford)、好莱坞超级明星凯瑟琳·泽塔·琼斯(Cathe rine Zeta Jones)和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演员阿曼达·霍尔登(Amanda Holden)和电台音乐主持人萨拉·考克斯(Sara Cox)。报道中还会涉及法院、各种下院委员会、官方调查以及不同调解机构对于这些争论所做出的反应(Mayes，2002)。对于隐私，更大的威胁来自于不断扩张的专制政治——为了国家安全和商业的目的去监视(听)和拦截我们的电子邮件、手机谈话，还有那些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监视器。激进的评论员特别强调了《调查权力规范法》(the Regulation of Investigatory Powers Act，2000)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法案为安全情报机构、执法部门和其他的公共机构批准和运用秘密监视、知情人、告密者和从事间谍工作的官员提供了法律依据(参见www. privacyinternational.org)。
值得怀疑的多元主义
职业新闻观还强调主流媒体对于促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主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普遍认为媒介是根据经济利益的需求来运作的(BBC便越来越对收视率唯命是从)，但也有人认为，如果新闻工作者能够承担起他们所担负的社会职责的话，市场是完全可以很好地服务于公众利益的(McQuail，1987: 116-117)。而激进的评论家向这些观念发起了挑战。他们指出，主导价值观念始终贯穿于主流媒体之间，而意见表达也被局限于某种清晰可见的范围之内。因而，主导媒体的宣传与社会所认同的国家安全现状之间的相互勾结便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媒介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1982年是福克兰斯; 1983年是格林纳达; 1986年是利比亚; 1989年是巴拿马; 1991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是伊拉克; 1992年到1993年是索马里; 1999年是科索沃和塞尔维亚; 2001年是阿富汗)和其为了镇压反对意见并使政府行动合法化而做出的种种行径(Keeble，1997; Taylor，1998; Goff，1999; Hammond＆Herman，2000; Miller，2004)的报道值得我们特别地关注。
主流理论家往往倾向于把宣传这一实用性概念应用于极权主义国家的媒介和西方民主国家发生危机或战争的特殊时期，比如西伯特、皮特森和施拉姆(Siebert，Peters On and Schramm，1963)在他们的开创性研究《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 Ories of the Press)中所做的总结。而与此相反，爱德华·赫尔曼和诺姆·乔姆斯基(Edward Herman and Noam Chomsky，1998: xi)提出了一种宣传模式，并将其应用于西方所有时期的媒介系统。在该模式中，“精英们能够决定对话的前提，规定普通老百姓应该看什么、听什么和想什么，并通过定期的宣传活动来操纵舆论”。
替代性媒介与主流媒介的尴尬处境
最重要的是，主流道德舆论很成功地淹没了几乎所有左翼替代性媒介的声音，淹没它们的道德标准、与历史的对抗(常常是在反抗中生存)、工作流程以及组织领地(Harcup，2003)。从实效上看，在主流媒介的话语之中，所运用的新闻定义非常狭窄。詹姆斯·柯伦和朴明珍(James Curran and Myung-Jin Park)在他们的《去西方化媒介研究》(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2000: 3)中提到了一种“全球趋势中的少数派传统”(minority tradition with a global orientation)。伦敦的主流媒介便是典型的一例，书上也不时提及发生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丑闻(Sparks＆Tulloch，2000)。少数族群、工会、宗教与环境团体、和平主义者、革命派、反全球化团体、左翼以及共产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各种团体的媒体，(现在很多是以网站形式出现，或者以共同路线的方式组织)大部分都遭到了忽视(Harcup，1994)。
艾顿(Atton，2003)描述了替代性媒体多元而又往往混杂的特性，要我们警惕另一种二元对立关系的渗透，即替代性媒体(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出版物排除在外)与主流媒体之间的对立。艾顿认为，替代性媒体工作者不尊崇传统的客观性概念，在实践中把道德和政治有意识地联系在一起。
他们对主流媒体所谓的平衡深感怀疑，他们寻求建立自己的“反平衡”。因此，他们的论点是，那些在主流媒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不必再被重复。在替代性媒介中看上去是偏见或者中立的观点，不会被看作是绝对的真实:相反，它们是要带来来自不同视角的不同报道。
(Atton，2003: 28)
而这些正是主流媒体很少去关注的重要视角。
结论:乔治·奥威尔式的营救?
最终，我建议在新闻道德方面，放弃古老的笛卡儿式的二元性(感性与理性、客观与主观、头脑与心灵、思想与行动、文化与自然)，去寻找新的范式。并且，正如客观性在根本上就有问题一样，主观性也在劫难逃。
但当真的放弃这些笛卡儿式的二元性时，我们却进入到了一个变动不居且令人不安的领域。新闻工作者能够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工作吗?我觉得，乔治·奥威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对他而言，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与政治决定是最首要的选择。他认为主流媒体基本上都是在为富有的报纸所有者做宣传，所以，他主要(尽管不是全部)为英美那些小规模的左翼出版物撰写文章。他以这样的方式和那些与其有关系的人进行重要的政治辩论。与斯图尔特·艾伦(Stuart Allan，1999: 131)所说的“主流媒体的潜在读者或者想象的读者群体”相比，他们才是真正的读者。因此，一些相对隐秘的左翼杂志成为了20世纪最伟大的报章杂志——比如《阿德尔菲》(Adelphi)、《新英语周刊》(NeW English Weekly)、《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论坛报》(Tribune)、《左翼新闻》(Left NeWs)、《辩论者》(Pole Mic)、《进步论者》(Progressive)、《信仰》(Persuasion)。
1945年，纳粹帝国岌岌可危。而在这时，奥威尔以《观察家》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到欧洲大陆。他向《观察家》提交了14篇稿件(每篇都有1 000字左右)，向《曼彻斯特晚报》(Manchester Evening NeWs)提交了5篇稿件(Keeble，2001b)。所有新闻体例最重要的元素在他的报道中都很明显:直观、明白清晰、具有迫切感、重点突出、易于总结和集中于相关的具体细节;语言简练，但内容丰富、描述生动且具有现场感;具有政治和道德观点;对反面意见公开(虽然他的报道经常被忽略或被人批评为乏味)。然而，在笛卡儿式二元性的包围下，他试图通过采用不同的声音来既承认主观性又获取客观性。新移民的声音、目击者的声音以及偷听到某些谈话的人的声音都在文章中出现。或者他可以是一个自信的评论家，也可以作为第一人称写得很好。但是奥威尔那些既生动又具有说服力的报道，同时也是杂乱无章且变化无常的。
然而，由于对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激进结合以及对可信性传播的执著追求，奥威尔使其新闻报道的内容及形式显得非常激进。事实上，他在他的文章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研究的原则。而且，在他的著作《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以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奥威尔把小说、现场报道、传记、人种志研究、政论以及媒介内容分析等方法混合起来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奥威尔写于1945年的文章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指出了问题所在。什么是真实声音表达的写作类型?新闻记者到底是什么?基本的新闻困境是什么?在今天，这些问题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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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译者注:托马斯·葛莱恩是狄更斯的作品《艰难时世》中的人物，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
(2)译者注:唐纳尔·麦克伦泰尔(Donal Maclntyre)是爱尔兰的调查记者。擅长在电视上进行揭露式的调查报道。
(3)译者注:艾朗特海蒂·罗伊(Arundhati Roy)是一位印度的知名作家、剧作家。曾于2001年在《卫报》上就美国入侵阿富汗问题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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