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英国的新闻事业存在民主缺陷吗

第六章　美国与英国的新闻事业存在民主缺陷吗?

罗伯特·A.哈克特

●美国与英国的新闻事业是否能够完全满足民主政治传播体系的需要?

●其他的政治视角对此问题如何回答?

●如果存在着民主缺陷，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通过对舆论的构建和引导，新闻界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大角色，它对形成被告知的公民和负责任的政府至关重要。然而，一些批评认为，即使是在像英国与美国这样民主建构比较完善的国家里，新闻界也还未达到民主原则所期待的那种理想程度。

本章主要讨论的是，新闻界是否以及为何存在着这样一种“民主缺陷”。关于这些问题的立场是有差异的，主要源于两个原因。首先，媒介行为的界定标准通常模糊不清。对新闻选择的影响、新闻内容的形式，以及它们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都是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媒介研究者以及公众经常争论的话题。

然而，更为根本的是，对于媒体民主表现的评价，主要依赖于我们所使用的“分级”标准。而本章主要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看待民主的要求，以及新闻界对于民主政府所应发挥的作用。民主概念的辩争不仅对那些“政治学究们”有意义，而且是在社会与文化政策方面带来分野的根本性“武器”。例如，一些民营经济和富裕的中产阶级就倾向于自由市场的私有化政策、市场调节(通常称为放松管制)、自由贸易以及福利国家的瓦解。与此不同的是，工会、进步的社会运动以及其他相关组织则鼓吹公共部门应当在保护环境、劳工待遇、公共服务以及社会公平上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学术团体、政党、政策机构以及其他利益集团在这些争论中也提出了极为不同的民主模式，从而带来对新闻业不同的规范期待。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不同的视角。

保守的批判:市场自由主义者与精英民主党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主的“自由市场”观点就已经获得了政治与文化上的霸权。它具有不同的形式，比如市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当然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军事、警察以及监狱除外。民主并不以自身为目的，而是为了获得最好的体制安排，以维持政治稳定和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以个体的权利与选择，特别是个体的经济所有权、契约以及交易为特征)。

约瑟夫·顺彼得(Joseph Schumpeter)对这种“自由市场”观点做了经典的阐释(1976;引自Baker，2002)。他认为，虽然这种“自由市场”观点往往采用民粹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的立场，但事实上，它与一种民主的精英主义观点配合得非常默契(1976;引自Baker，2002)。他的“竞争精英主义统治论”(Held，1987: 164-185)与强调私人消费而非公共美德的市场自由主义非常匹配。考虑到现代政治议题的复杂性、大众面对非理性和情绪化诉求的脆弱能力以及竞争诉求下政治体系的超负荷风险，顺彼得认为，不断持续的公众参与既没必要也不值得。决策精英应当独立于大众;可以通过定期的选举、个人政治权利(集会、言论)的保护以及言论自由使他们足以信赖。这种观点认为，民主是一个选择领导人的过程，而公民的参与主要是几年一次的选举——公民实质上在政治市场中扮演消费者的角色。

在这一模式下，新闻界扮演着这样几种角色。它应当通过对腐败和滥用职权的揭露对政府(它被认为是对个人自由最主要的威胁)进行监督。它“不需要为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或反思能力而作出努力”，因为“对社会力量与结构性问题进行意义的理解超出了民众的能力”(Baker，2002: 133)。同时，它也不需要对国家政策或社会秩序提出任何根本性的问题。而新闻界，尤其是“有品质”的媒体，能有效地报道精英之间的辩论，传播有利于精英自身的“客观”信息。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传奇政治专栏作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63)就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精英操纵新闻界的现象。

如果说自由市场保守主义者能够看到当代新闻界的民主缺陷的话，他们往往只是集中于被察觉的两个问题中的一个。那就是国家对新闻界的影响。国家要么通过政府官员操控记者的非正规的方式影响媒介，要么通过正式的法律和规章(比如对媒体集中限制，还有对媒体内容“公共服务”要求的限定)来影响媒体。需要征收牌照费或税款的公共服务广播机构，如BBC，经常受到市场自由主义者的攻击。他们认为，这种媒体机构在政治出资的压力下非常脆弱，它们的“监督”功能正在逐渐地丧失。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私人拥有的商业媒介更加民主一些。因为这种媒体是由读者、观众和听众的喜好所塑造出来的。所以，商业媒体系统能够为受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消费者是“国王”。

保守主义者，尤其是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则看到了与新闻媒体有关的另外一个被察觉的问题——由记者的“左派自由主义”政治偏见所造成的，对美国主流或中层权威人物或价值观的普遍敌视。一些评论家把新闻工作者描述为官僚“新阶层”，或者与美国的商业成就目标和扩大国家调控的价值体系相左的知识分子(见Lichter and Rothman，1986; Hackett and Zhao，1998: 258)。在美国，保守主义者电台脱口秀和畅销书中(如Goldberg，2001)持续阐释这种左派自由主义偏见，以至于成为了一种传统观念(不过这种现象在英国很少看到)。保守主义者对记者最新的一个批评版本就是，认为记者持有的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比如女性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等，而不是普遍民主的价值观(Miljan and Cooper，2003: 56-59)。

社会保守主义者(与市场自由主义者相区别)会对新闻界违反道德或社会秩序的行径——比如对性和暴力的极度渲染、对轰动效应的过分追求以及对隐私权的侵犯——感到愤怒。尽管这些政治上的担忧是必要的，但它们超越了政治谱系，不那么容易与民主模式相关，所以我在这里就不涉及了。

保守主义者(市场自由主义者)担心，这种左派自由主义和国家管制的新闻界可能会威胁到公众对于商业以及支撑自由与繁荣(在他们看来)的经济与军事政策的支持。从他们的分析中，我们又可以得出什么解决办法呢?那就是，放开对私有媒体的管制，收回对公共服务广播的资金支持。雇用更多保守主义的新闻工作者或记者主体，而不是更多的编辑人员和管理者。

所有这些市场自由主义批判所依赖的假设基础都是值得争议的。作为对新闻输出的一种解释，左派自由主义的观点十分片面且具误导性。它所坚持的东西并不是基于真正的价值之上，而是建立在几十年来为消除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运动的影响，为颠覆福利国家的进展而进行的合作和“意识形态”动员之上(Dreier，1982; Hackett and Zhao，1998: 138)。这种观点将新闻工作者看作个体，轻视他们的机构性惯例和压力(特别是来自商业和政府的压力)，尽管在大多数媒介社会学家看来，这种体制惯例和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闻的构建(Shoe Maker and Reese，1996)。保守主义的批评家认为，记者的自由主义态度能系统地影响实际的新闻内容，但他们却拿不出任何相关的证据。保守主义者不仅夸大了媒介攻击权威的范围和激进程度，而且忽略了媒体对于政府而非私营企业有选择的关注焦点，对于证实而非反对新自由主义假设的各种罪行的关注与揭露。通常，政府的官僚习气或税收的不合理开销比起商业腐败或者剥削更具有新闻价值(Hackett and Zhao，1998: 138-141)。

第二种市场自由主义批判认为，媒介管制与消费者主权的民主原则相抵触，它首先认定媒体受众是消费者而非公民。从民主的立场来看，这两个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公民”意味着对于公民事务的积极参与;而“消费者”则意味着在物质消费上更私人与被动的角色。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原则上，所有公民都一律平等;而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则是不平等的，因为他们消费商品的能力有赖于他们的购买力。

另外，“消费者主权”这一主张本身就存在问题。它传达了这样一种形象，统一联合的消费者不断地向媒介公司嘶叫抱怨，接着这些媒介公司便按照消费者的意愿去制作节目(Curran，2000: 129-133; Hackett and Zhao，1998: 185-188)。但事实上，下面所讨论的许多结构性因素都会扭曲或者破坏消费者对于商业媒介内容喜好的表达。而且即使媒介会对消费者的喜好做出尽可能积极的反应，它们也未必会为培养知情公民而为社会提供公共论坛和优质的新闻。人们不仅仅通过消费来表达价值观，也通过选举与纳税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并且那些有价值的公共商品，比如公共健康以及定位于公民的新闻，就不能轻易地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只有当其目标是为了参与式民主而非精英式民主时，消费者主权才有重大意义。

“公共领域”自由主义

民主的精英统治模式因为诸多原因而为人所诟病。它对于“公民参与”的消极观点被视为过于悲观。其实，公民在对重大议题(如英联邦成员资格，1988年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区)的公投与选举过程中均呈现出优秀的智识和公民参与能力。相反，一些丑闻，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布什与布莱尔政府对于情报信息的明显操纵，表明精英主义模式过高估计了当公众参与缺失时，政策制定者的能力与可信度。

与此类似的是，市场自由主义观点忽略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财富集中的巨大力量。它忽略了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对政治平等和更有意义的个人自由所构成的威胁。它还忽视了贪婪的个人主义文化对构成民主治理基础的社区意识的销蚀。

这些思考强化了另一种观点，即接受精英民主人士对于个人权利以及独立的“监督政府”的媒体的支持，但同时更加注重通过既定政治渠道的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可被认为是制定更多合理公平的政策，并使公众的民主能力得到发展的一种途径。

自由参与式民主把媒介促进甚至构建公共领域的角色放在首位。这个领域是“一种可以通过对有关公共问题的信息与观点的交流而形成舆论的社会生活领域”(Dahlgren，1995: 7)。正如哈贝马斯理论中提到的，公共领域没有必要是一个物理存在，它是一个不同立场与群体都能参与的概念空间，它的特点是具有不受任何控制的讨论、平等的参与以及诉诸一般原则的理性，而不是纯粹的自我利益。在参与式民主模式里，政府的政策可以反映市民社会集体讨论的决定，并由这种讨论决定其未来。媒介将为公众的讨论提供舞台，并通过舆论的形式重新把公民个体组构成为一个公共整体(Curran，1996: 82-83)。

在参与式民主中，建构在公共领域之中的新闻界被期待扮演什么角色呢?贝克(Baker，2002: 129-153)提倡两种互相抵消的新闻媒介:首先，每一个部分(媒介)体系为每个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团体提供一个论坛以明确地表达它们自身的利益;其次，新闻机构通过具有普遍可接近性的、广泛的(市民的、客观的、平衡的和全面的话语)以及深思熟虑而非就事论事的话语推动人们寻求全社会范围政治舆论的一致。

诺里斯(Norris，2000: 25-35)为新闻界提供了一份“公共领域”的任务清单。如果新闻媒体打算提供一个公民论坛以帮助维系多元化的政治竞争，那么它们是否提供了广阔的政治报道，包括为多样的政治人物提供平台?媒介是否为政治人物提供了“水平”的沟通渠道，同时为政府及其辖民提供“垂直”的沟通渠道?常规的政治新闻是否具有多个信源，是否具有有效的政府信息传播?是否有多种渠道带来公众讨论，降低公众被政治告知的成本?对不同党派的报道比例是否平等?最后，作为鼓励公众参与的中介机构，新闻界是否促进了普遍利益，是否在政治过程中刺激了公众的政治认知和公民参与?

除了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不少新闻工作者，尤其是美国的新闻工作者自己都会对这些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如FalloWs，1996)。媒介有负于它们(维系)民主的责任，这一观点，也是一种“媒介焦虑”观，几乎已经成为了正统。就像诺里斯(Norris，2000: 4-12)所总结的，这种观点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觉察到的许多消极态势都归罪于新闻界。选民的投票率显示，政治参与与公民参与正日渐消弭。公民已经开始对政治更加不满，对政府更加不信任;而相反地，政治领导人已经失去了可信性，并且官方的政治议程也和普通民众所关注的问题越来越不一致。公共政治对话变得“沉默寡言”，而公众对于政治的了解也受到了腐蚀，因为丑闻和对于名人生活琐事的无聊报道取代了关于政治议题的大量报道。单一议题的利益群体也已经取代政党，成为破坏全社会范围公民以及市民对话的调解力量。

这种假定的民主不安迹象背后隐藏着什么呢?持这种民主不安观点的理论家们在政治环境中找到了其中一些原因:在环境、经济和其他分化的新议题中社会舆论分裂;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减弱;政治运动走向专业化、“市场化”和形象定位化(Blumler，and Gurevitch，1995: 206)。但是新闻界自身的实践，以及它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同样遭到指责。经济压力正怂恿着政治新闻朝向小报化、娱乐化等趋向市场的方向转变。20世纪70年代电视网成为美国的主导新闻媒介，接着到了80年代美国就解除了对私营广播电视的调控。而在英国，政府攻击着公共服务广播的独立性和新闻资源。频道提升分割了媒介的受众，从而破坏了公共领域的凝聚力，促进了政治的分裂。记者努力从政治家们的“舆论导向”中争取自治，这导致他们对政府采取半敌视的态度(这与市场自由主义者的批评有些重叠)，从而集中攻击政治家们的策略而非政策的实质。

对“公众传播危机”(Blumler and Gurevitch，1995)的察觉导致了新闻实践而非结构的适度改革。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它让报纸尝试对公共议题进行社区讨论，而非简单地报道官方(新闻)来源(Baker，2002: 158-163)。然而，近年来，一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已经开始对这种“衰落的叙事”(McNair，2000: 197)发起了三管齐下的反击。

首先，他们认为，对新闻媒介的转型结构和政治影响的悲观解读是片面的或缺乏证据支持的。麦克奈尔(McNair，2000: 202，208)认为，市场的力量不仅带来报纸中传统政治新闻的低级庸俗和衰落，它同样也能创造出生产高品质新闻的动力，并且还可以帮助扩展广播电视和网络政治新闻的形式与类型。诺里斯(Norris，2000: 318)发现，在新闻媒介中“揭露”与信任并参与现行政治体系可以是互相促进的，它们非但不会造成人们的不满、漠然以及脱离，反而能够构建出一个“道德的圈子”。

其次，另一种“乐观”的推理承认悲观主义者所指出的一些趋势，但不同的是，它重估了这些趋势，认为它们对民主是无害的，甚至是有利于民主的。小报新闻并不是新闻品质的简单退化，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政治文化的普及，将新闻议程民主化，甚至通过揭发特权的滥用或权力阶层曾一度隐瞒的弱点，构筑“大众抵抗权威秩序的阵地”(Sparks，2000; McNair，2000; Connell，1992)。把政治当作游戏的新闻生产很好地适应了政治舆论导向专家的操纵控制，并使政治程序变得更加透明;这些媒介专家灵活运用内幕消息，把政治家和传统记者挤到一边去，他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名流地位(McNair，2000)。这种乐观的重估强调我们调整对记者的期望;诺里斯(Norris，2002: 208，211，227)因此认为，选民不需要广博的公共知识，只要有足够具体的背景信息就足以使他们对自己的政治选择作出评价。

再次，尽管“乐观主义者”否认美国或英国存在普遍的民主危机，但他们依然承认美国或英国的民主的确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如较低的选民投票率或高额数目的金钱对美国大选的影响。但他们认为，不应该把源于其他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缺陷归咎于新闻界(Norris，2000: 319)。这一思考带来了媒介批评的第三种传统。

激进民主主义与政治经济批判

由于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很容易遭到反驳;它寻求对于新闻实践的改革，但对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企业结构却提不出任何根本性的问题，甚至对社会政治秩序只字不提。相反，激进民主主义者则针对媒介行为提出了一套更加健全的衡量标准。如果说市场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体的自由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政策的公共审议，那么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不是将民主看作一套程序规则，而是将其看成一种孕育发展权的社会环境，即每个人平等的权力，“充分发展和使用”他们的能力(Macphers On，1977: 114; Downing等，2001: 43-44)。

这样一种立场在一些方面超越了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第一，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仅要求振兴现存的代议制民主体系，而且试图超越它，把它推向生活世界，使得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到与邻域、工厂、家庭以及性别关系相关的决策中去。

第二，他们优先把平等作为民主的一项核心原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平等便不断地遭到美英新自由主义政府的破坏。公民之间不仅需要拥有平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而且在财富与权力方面也应当保持大致的平等。

第三，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不平等社会结构中的权利关系是对抗性的;甚至在繁荣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里，政治经济精英们也可能与其他的民众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利益。

第四，激进民主主义者利用传统的政治经济批判方法去分析权力对抗。民主的公共领域是不能够与深植于国家、经济、性别以及种族的权力阶层隔离开来的;只要它们存在，它们就往往会破坏存在于公共领域之中的平等呼声。

第五，基于这些以及其他的假设，激进民主主义者经常对不规范的企业资本主义以及它对政治、社会和环境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尖锐的批判。

鉴于民主的这一观点，新闻媒介将会发挥什么样的政治作用呢?激进民主主义者赞同其他模式所津津乐道的媒介的监督和公共领域功能，但除了这些，他们认为还应该加上以下几条标准:

●能够实现亚群体之间的横向交流，包括呼吁重建民主的各种社会运动(Angus，2001)。通过向公民社会传达公众的声音，媒介能够使反对社会不公所必需的社会变革、权力重置以及民众动员变得相对容易。

●通过报道那些重要但处于精英议程之外(甚至是反精英议程)的事件与意见，扩大公众意识和政治选择的范围。这些议题包括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其他构成一个正义和人道的社会整体所必需的超市场价值观念。

●对存在于其他社会秩序领域内的权力失衡进行抵制。正如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99: 288)所指出的:“它们往往会加深社会的不平等，除非传播的工具和信息都是平等的。”

在给出这些标准之后，激进民主主义者发现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批判。因此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担心公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而激进民主主义者，比如赫尔曼和乔姆斯基(Herman and Chomsky，1998)则担心，整个媒介一起卓有成效地为不公正的国家与企业政策“制造同意”，从而忽略了政治讨论中的反对者与普通的民众。媒介行业系统的许多方面都与民主平等和公民的知情权相矛盾。很多因素都会导致新闻界偏向政治权力，包括媒体所有者与其他商界精英之间具有联系(通过社会互动以及董事间的互相合作);企业资助的游说团体既可以是记者的信息源，又可能给编辑部带来压力，从而形成比例不公的政治权力;大的媒体所有者(比如鲁珀特·默多克)的政治偏见和利益。大部分媒介市场高昂的进入资本与供过于求的市场情况(只存在着少数竞争者);报纸广播电视行业所有权的日益集中;曾经独立的媒介产业之间的技术与所有权的融合;报业链之间采访资源的合理化;大型媒介集团的品牌识别、规模经济、发行网络渠道以及跨媒体宣传策略，所有这一切都潜在地威胁着主控媒介中新闻视角有意义的多样性(Hackett，2001)。

新闻机构日益集中于跨国并购公司的手上，它们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媒体和产业。股东们和大笔并购带来的资本债务常常驱使着这些企业集团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利润。而这给在并购企业中收入颇微的新闻界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峻的。经济动力不会孕育“严肃”的新闻界，而是满足了信息娱乐的胃口，以最廉价、最安全的方式吸引受众注意力。利益冲突吞噬着新闻判断，因为记者们颇感压力，要鼓吹或者压制有关集团帝国的新闻报道。公司集团会把其他的观点与产品统统推到一边，以不同的方式和渠道不断地重复使用昂贵的已有品牌。而当新闻工作者们获邀成为集团的成员时，编辑室里那种公共服务的气氛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对斯坦普斯中心这个体育场馆进行推广性报道就颇受争议，因为它的母公司对其拥有金融投资。这也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问题的典型案例。

理论上，政府的法规(例如反托拉斯法和广播电视章程)以及像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US Federal Communications)这样特别针对于广播电视的调节机构都被认为是保护公众利益的。然而有批评家指出，国家与大的媒介公司之间是相互协作的，事实上几乎是在舞弊(McChesney，1999)。很自然地，政治家希望得到公众的支持，而媒介公司则希望得到监管和立法的支持。

对于新闻界而言，广告所暗含的反民主因素也值得特别的关注。因为商业媒介手中的面包主要是依靠那些付钱以获取受众注意力的广告主而不是依靠受众来为其涂抹黄油的。贝克(Baker，1994: 69-70)证实了有关新闻界的四种可预见的后果。首先，广告会阻止媒介对“广告产品的不足或危险的说明、广告主不道德的行为的揭露以及广告主所信赖的世俗观点的批判”。其次，对于那些具有争议的问题，广告往往倾向于采取比较温和的政治立场。因为广告主想要赢得最大范围内的受众，而不愿得罪潜在的购买者。再次，为了激发受众的购买欲望，广告对于那些与消费主义相抵触的社会问题(或价值观，比如环保主义)较多地采用“比较轻松的观点”而非批判性的观点或关注。最后，因为广告主特别希望人们能够并且愿意购买他们的产品，所以，媒体往往会“接受这些观点想法，并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相对广泛的信息娱乐需求”。

上述最后一点对于民主平等有着特殊的意义。消费者在对于哪些媒介频道和内容能够获得经济上的成功，而哪些媒体频道和内容却不能这一问题上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Hackett，2001)。这种不平等的偏见是不可能通过市场的力量得到改正的。即使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是对的，但市场更多的是带来问题而非解决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指望受到大肆吹捧的网络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平等的交流平台。尽管网络具有民主和互动的潜力，但在美国和英国目前的方针政策下，它却日益被那些同样控制着传统信息媒介的商业巨头(也包括电信与电脑公司)所垄断(McChesney，1999，第3章; Hackett and Zhao，1998: 190-200)。

应该如何对新闻内容的这些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呢?针对这一问题，有一种非常有用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思考一下，有哪些新闻没有被报道。在美国，每年被审查掉的新闻都会列出许多重要且看起来很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素材。但它们差不多都被媒体给忽略了。2003年的前几大新闻包括潜藏于美国攻打伊拉克背后的议事日程、国家安全措施对公民自由所构成的威胁、一项关于向恐怖分子挑衅以给予其反击的五角大楼计划、布什政府为了削弱工会和工人保障协会的权力而进行的隐秘活动以及网络的日益被垄断(菲利普斯和项目检查，2004)。这些新闻素材不但表明了美国新闻界调查性报道的缺乏，也表明了其在面对公司与国家权力时的软弱无能。在2003年3月美国准备入侵伊拉克的关键时刻，美国的媒体，特别是由鲁珀特·默多克的福克斯电视网充当先锋的电视媒体，并没有质疑战争，而是在一片争论声中为战争敲响了战鼓。它们大肆报道布什政府有关萨达姆·侯赛因的各种声明(非常值得怀疑)。而这些声明指出萨达姆拥有大量的杀伤性武器，并特别强调了20世纪80年代其对库尔德人实施的暴行，并且在那个时候，萨达姆对于美国(和英国)对其政权的支持视而不见(Rampton and Stauber，2003)。

一项有关调查表明，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的新闻界也存在着同样的盲点，包括贫困与不平等、全球军国主义的涉入、宗教和传统社会价值观念、公共关系行业的权力、破坏性罢工以外的有关劳工的大量新闻、媒介公司自身的既得权利以及白领和企业犯罪(Hackett and Gruneau et al.，2000，第6章和第7章)。

为了媒介的民主?

以上的分析显示，英美新闻界存在着一种与平等和监督功能相对立的民主缺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受到都市报业垄断集团和商业广播公司(曾主要被用于公共服务事业)的支配，美国新闻界的这种民主缺陷显得更加突出;而在英国，广播电视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公共服务传统，报业也具有一定的多样性(通过保守的观点衡量)。然而，公共领域和激进民主主义批评家们指出，这两个国家都需要培育一个更加有效的媒介民主系统。“修理”这一民主缺陷不仅需要强调新闻实践与新闻道德，同时也需要强调新闻实践范畴内的体制结构。

这种媒介改革的对象应该是什么呢?没有哪种新闻机构或新闻模式能够满足所有的民主目标。媒介系统需要结构的多元化，从而能够使不同的媒介类型和部分弥补相互之间的不足。柯伦(Curren，2000)在公共服务媒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由五个部分组成的媒介系统。它不仅能够形成一个公共领域，还可以消除掉由广告所带来的结构偏差。但它同样也包含着商业媒介(它在为受众提供娱乐方面相当地有效)和社区/宣传媒介(它能够使公民群体为自己说话)。

这样的多元化状态需要各种管理和立法措施，比如媒介补贴和所有权的最高限度。这是因为，如果对其放任自流的话，商业的压力将会普遍地加深而不是减轻我们在本章中所讨论的非民主的方面。但是，由于害怕引起媒介集团的不满，并且在政治上常常和他们存在着“私情”，所以，政府根本不可能毫无压力地通过来自于有组织的民间社会联盟的媒介民主改革。激进民主主义者则有可能站在改革联盟的最前列，因为他们对媒介持有最坚定的批判态度。他们的斗争也将会是最艰难的，因为他们不仅仅对具体的新闻实践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对公司的权力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市场逻辑提出了挑战。

然而，他们的设想，包括与持其他两种传统观念的组织的结盟，有可能会面临一个良好的环境。最明显的是，激进民主主义者与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在保卫公共服务广播方面具有共同之处。虽然他们常常各执一词，但“诚信”市场自由主义者有可能与这些激进的改革论者共同研究与竞争、消费选择与媒介监督以及公司媒介控制实质的假设有关的问题。这些可能性不仅仅只是假设。2003年，右翼团体与激进改革论者共同参加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媒介运动，反对美国提升媒介集中并购的上限。像美国自由新闻(Free Press)和英国报纸广播自由运动(the Campaign for Pressand Broadcasting Freedom)这样的组织将会为创建一个面向21世纪的民主公共领域而作出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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