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公民还是沙发土豆

第七章　新闻与舆论:积极的公民还是沙发土豆?

贾斯汀·刘易斯卡琳·沃尔·乔根森

●什么是舆论?它在民主社会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什么是民意调查?新闻工作者在使用这些民意调查时存在着何种问题?

●新闻媒介是如何描述舆论的?

●新闻描述舆论的方式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民主政府通过反映人民的意志来赢取自身的合法性。他们通常通过定期的选举来寻求被统治者(Splichal，1999)对其政策及决议的拥护和支持。不过，尽管获胜的党派或候选人获得了胜利，但选举依然是获取公民认可的一种较为无力且断续的形式。因为仅仅通过几年一次的选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互动是非常有限的，公民根本就没有机会越过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家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所以，许多民主主义理论家，比如麦克奈尔(McNair，2000)强调更加积极、参与性更强的公民的重要性:“民主社会中的公众应当不仅仅能够作为受众读到、看到或听到相关的政治辩论，同时也能够直接参与其中。”(McNair，2000: 105)

尽管民主社会往往达不到这种理想的民主状态，但平心而论，舆论确实在民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政策制定者通过它，了解他们的决策是否获得了认可。对于与政府决议有关的问题，无论是发动战争、增加退休津贴还是提高税收，公众意见的展示不仅可以矫正政治家们所持有的观点，同时也可以为公众参与其中提供机会。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舆论不仅是公众参与政治的一种主要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共鸣器。人们通过那些已经公开的意见和观点来权衡自己所持有的意见和观点(参见McLeod，Pan and Rucinski，1995: 56)。

舆论的概念——尤其是民意，或者“公心”(a public mind)——往往把人们均质化为一种集体的大众(从而消除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和矛盾)。而这样一来，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说的“不存在公众，只存在着把人们视为公众的方法”(Williams，1963)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舆论也同样赋予了个体一种社会身份，并十分强调集体而非个体表达的重要性。

如何表达公众的意见——从而帮助公民参与政治并对政府的决议表示赞同或异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我们开始千方百计地捕捉公众的意见以说明它到底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衡量它时，大量的问题也随之呈现了出来(Noelle-Neumann，1995: 36-37; Price，1994)。比如，我们是否应该把舆论视作所有个体意见表达的总和，抑或在由争论所达成的共识中去发现舆论?我们是否能够将某个人的意见视作更加广泛的公众意见的代表呢?会不会存在多于一种的公众意见呢?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我们只需要知道，能够与那些可评估的公众意见(无论是民意测验、媒体所做的，还是政治家们所做的)形成对照的绝对或真实的舆论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们只有通过限制性的方式去阐释和规定舆论，才能够测量它。比如民意调查，它记录了人们如何对陌生人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尽管它和舆论相关，但它并不能一劳永逸地代表所有人的观点。

古希腊哲学家说，民主只有在人口少于10 000人的国家中才能够实施。任何超过这个数目的国家都将是难以统治的。因为在这样的国家，所有公民都参与到政治讨论中从而形成切实可行的舆论是不可能的(Peters，1999)。然而像古希腊人这样依靠全民直接参与政治讨论的民主在当代社会是行不通的。相反，在我们生活的大众社会里，大部分公民都无法直接涉足政治，而政治家们也只能够满足他们所代表的那一小部分人的需求。大众媒介——尤其是新闻媒介——是公民与政治家交流的主要渠道。结果新闻界便成为了民主社会成功运行的关键所在。其中，新闻工作者致力于为政治家和公众营造一种对话的空间。而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的主要职责就是阐述并代表公众的意见。

自诞生以来，报纸一直被很明确地界定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机构。因为它们为公民(虽然有时只是一个相对有限的人群)提供了一个论坛。他们可以于此讨论那些关于他们自身的议题，并形成一种公众(而不是个人)的意见，从而对政府的行动予以监督(参见Habermas，1989: 42)。因为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了解和报道公众的意见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新闻工作者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获取那难以捉摸的“人民的意志”。而其中的关键是对民意调查的使用。

新闻与民意调查的使用

就民意调查而言，新闻工作者与政治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民意调查是表达民意的一种相对科学和客观的方法。而且像盖洛普和MORI这样的调查机构也被认为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然而，很少有记者花费大量时间去检验民意调查数据指出的舆论的本质是什么，而且总有一种质疑的声音反复怀疑调查的精确性以及它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民调驱动的政治家”(这样的人总是存在)经常被认为是不具有民主精神、软弱而又谄媚的人，办事通常缺乏原则性。

这一矛盾也反映在有关民意调查的理论文献中。有些民意调查研究学者强调调查方法的精确性，而有些学者从根本上就反对这种研究，质疑调查数据的使用与意义。例如，民意调查是对公众意见的一种取代，而不是呈现(Blumer，1948)。它创造出这样一种幻像，认为公众具有明确而又坚定的观点和意见，而事实上并非如此(Bourdieu，1979)。它赋予了民调专家——由他们书写整个访谈——大量的权力，而公民却几乎没有任何权力，他们只能对既定的议题表示赞同或拒绝(Sal Mon and Glasser，1995)。总而言之，这些理论批评往往集中于民意调查所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利用精确的科学术语和数据掩盖了民意调查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建构性质。

然而，也不能认为对新闻的怀疑态度根源于这种社会学批判。新闻工作者倾向于依赖民调的科学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报道和评估。例如，民调专家往往被媒体请来预测选举的结果，媒体不对这种对候选人及政党(在选举运动中尤为显著)受欢迎程度“赛马式”民调的局限性提出质疑(Le Wis，2001)。

当然，新闻媒介对于民意调查的使用已经成为政治报道的一个常规部分，尤其是在选举期间。1976年到198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主要媒介组织对于民意调查的使用从平均每年4次上升到了32次(Ladd and Bens On，1992)。同时也发现，《时代》、《新闻周刊》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三分之一的采访报道都使用了民意测验或调查(Asher，1998)。事实上，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报纸和广播电视出版他们自己的民意调查研究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Brule and Giacometti，1990)。

具备专业知识的学者们也经常注意到新闻从业人员对于调查研究的特征及局限的认识的匮乏。现实中存在着许多新闻工作者曲解民调数据(Asher，1998)，或者利用民调数据提出毫无理由的结论(Krosnick，1989)。布雷迪和阿瑞恩(Brady and Orren)认为，这是由于新闻从业者所强调的及时性与故事性的内在功能所致(Brady and Qrren，1992)。他们认为这与调查研究者所强调的方法和精确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更严重的是，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或许民意调查的主要作用并不在于它所提供的信息或对于舆论的理解，而在于它所具有的新闻价值。

反过来，也就是说关于民调的新闻报道与一系列的新闻惯例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最普遍的惯例或者应该是政治新闻“自上而下”的特性(Tuchman，1978; Gans，1980; Glasgow Media Group，1982; Paletz and Entman，1981; Edel Man，1988，1995; Zaller，1992; Croteau，1998)。拜尔和艾英嘎(Behr and Iyengar，1985)在分析媒体和舆论的关系时发现，尽管公众常常对媒介议程作出反应，但媒介却很少对公众表达的关注与优先考虑的事情给予回应(Behr and Iyengar，1985)。对于大多数新闻工作者来说，报道政治就意味着报道政治家。这意味着，任何有争议的议题和主要政治党派之间的争论都是具有新闻价值的，即使该议题与大部分公民无关。而相反的是，有关公民的议题，如果与主流的政党政治没有什么共鸣的话，就会遭到忽视和拒绝。

因此，舆论推动媒介议程的作用微乎其微。政治家与精英们在设置着这一议程。就这一点而论，新闻中的政治报道通常只用关注政治家们的所作所为就可以了，而没有必要去关注那些人们想要政治家所做的事情。比如，在2001年的英国大选中，舆论常常被引用的是关于英国在欧盟的未来以及普通汇率的议题(Brookes，Le Wis and Wahl-Jorgensen，2004)。与此同时的议题调查表明，大部分人都把有关欧洲的议题放在一个相对不重要的位置上。然而，保守党却把有关欧洲的议题作为竞选的基本议题。而部分英国报纸又是强烈反欧的，如此一来，与这个议题相关的舆论便与政治辩论“联系”了起来。

另一个限制民调使用的新闻惯例是政治报道中的“平衡”概念。对于因为受制于法律法规(例如英国新闻广播必须保持政治上的不偏不倚)或风俗习惯而采取一种中立论调的新闻机构而言，在某观点上明显获大部分人支持的民调数据是难以接受的。就某个问题，在报道了主要党派的不同立场之后，接着表示大部分公众支持其中的某一党派，这种报道是危险的，因为有可能使媒体显得有党派倾向。例如，当某个党派想要对教育或者其他领域投入更多的财力时，一个记者就会发现如果指出对于前者(教育)的投入赢得大多数公众对其的支持，这种做法可能会危及自身客观中立的形象。因此，新闻记者往往倾向于不去报道那些民调数据显示有压倒性多数支持的政策或议题。

对候选人的“赛马式”民调也是这样，特别是那些展现绝对领先的政党或候选人的民调，已经成为政治新闻报道的一个常规特性(不过，由于担心公布这种民调所带来的影响，法国等一些国家禁止在竞选前夕刊发这些民调)。这些民调的作用和代表人民意愿的期望是毫无关联的，毕竟，竞赛民调非常地不确定，它们不能被用来预示人们的某种明确的政治偏好。然而，这种“赛马式”民调却是“叙事建构”的一种方法。它们为选举运动自身，而不是选民的政治期待提供了一种注解——谁领先，谁正在迎头赶上以及谁落在了后面，等等。

总之，我们可以说，如今，虽然民意调查在政治新闻报道中扮演着一个常规的角色，但对于它们的使用依然要受到新闻价值和新闻惯例的限制和约束。新闻价值和新闻惯例决定了哪些民调和新闻报道有关，哪些无关。因此，我们所构想出的舆论画面是不全面的。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公众成员可能会因此很难去理解关于不同议题民调数据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者对舆论的细节或情境有一个清晰的感知。

舆论的表达

新闻工作者并不仅仅是依靠民意调查来显示公民的意见，还有许多方法可以用来呈现公众的意见。事实上，电视和报纸上的新闻报道经常关注公民的声音和观点。我们对于美国和英国5 600多篇电视新闻报道的研究表明，平均每个星期都会有占该周新闻总数30%到40%的报道涉及公民或者公众，尽管它们往往显得十分含糊和不准确(Le Wis，Wahl-Jorgensen and Inthorn，2004)。对于许多不同类型的新闻报道来说，无论是关于燃料税，还是教育质量，抑或是体育明星的行为，报道中都会包括或涉及对“常人”反应的判断。

然而，尽管我们的研究表明公民的观点经常被呈现于媒体之中，但绝大多数公民或公众的意见都没有指涉任何类型的投票或民意调查。相反，最常见的舆论表达形式是推断——也就是说，不以民调数据或其他系统证据为参考的，对公众意见一般意义上的推断。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推断在所有的舆论表达形式中占到了40%还要多。BBC记者关于非法移民的报道便是一个对舆论进行推断的典型例子:

(不让火车司机上法庭的决定)……将不会让东南部选区的很多人好过，他们已经感觉到非法移民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进入该地……并且也不会和卡车司机很好地相处……

(BBC晚间6点新闻，2002年2月4日)

这些报道是建立在记者对于舆论的主观印象之上的，它们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这里存在一种假设，那些认为拥有某种特殊资格和职权以传达民众意愿的新闻工作者显然能够获取普遍的舆论。因此，人们在电视新闻中最经常听到的有关舆论的内容都是由新闻工作者(83%有关舆论的参考都来源于他们)所提供的。

媒体常常会例行公事般地通过街头民意访问传达公民的声音。这是继推断之后，第二种最为常见的表达公民心声的方法。有大约40%涉及或代表公民的声音来自于街头民意访问。这种民意的参考带给人们关于舆论的一种印象，但是它们很少使用能够表明被采访者的观点到底有多么普遍的调查数据。事实上，BBC的指导方针特别指出，街头民意访问不足以反映公众的意见。然而，这一告诫在新闻报道中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街头民意访问依旧创造着有关舆论的种种印象(Brookes，Le Wis and Wahl-Jorgensen，2004)。下面就是一个例子，街头的民意访问被用来传递一个印象，即公众对于恶劣天气感到困扰:

在南方，风雪铺天盖地，冰层异常坚厚。从亚拉巴马州的海湾到卡罗莱纳州和弗吉尼亚州都是如此。雷利的雪目前已达到了8英寸厚，而里士满则有10英寸厚。

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女士说:“里士满的这场雪简直令我发疯。”

(NBC晚间新闻，2002年1月3日)

这个例子很明显地展示了对舆论随意的再现如何置于新闻的叙事之中，以符合新闻的议程。

相比之下，意见调查虽然存在着某些局限，但它是唯一可以获得系统证据的方式，在美国和英国的新闻报道中只占到所有与舆论有关的参考的2%(Le Wis，Wahl-Jorgensen and Inthorn，2004)。尽管这个数字会在选举期间有所上升(Le Wis，Wahl-Jorgensen and Inthorn，2004)，但对于大堆大堆的调查数据，记者真正使用的惊人地少。

因此，记者依赖对“公众情绪”的主观臆测，或对路人的采访，这样不成系统的证据带给人的麻烦是，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种民意的呈现是准确的。苏珊·赫布斯特(Susan Herbst)，一位美国政治学者，曾对政治进程的参与者对舆论的看法进行过广泛的研究。她认为，“尽管舆论被认为很有价值……但是它被极糟糕地概念化，重要的因素没有得到很好的测定，有时还会被完全地忽略”(Herbst，1998: 2)。所以，新闻工作者越是对投票数据的“科学”独立性持有敬意，就越有可能回归到他们自身非常主观的印象中去。正如她所解释的，“‘舆论’被看作是我们这些市民思考和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当它与我们自身的生活和目标发生交叠时，我们便会形成对它的概念”(Herbst，1998: 150)。也就是说，即便是对于那些依赖舆论知识的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来说，他们对舆论的理解也并非来自于科学和方法。相反，他们认识的舆论更多地是从个人自身的利益、感知与环境中过滤出来的。

尽管记者使用一系列策略去获得与舆论相关的信息，他们仍然不能对信息的准确性和代表性作出保证。事实上，大部分研究表明新闻工作者与公民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直接的交流互动。在对美国的新闻杂志与电视新闻节目的编辑室文化所作的一项经典研究中，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1980: 230)发现，编辑往往会照例拒绝来自于受众的反馈。无论是以民意调查或者市场调研方式进行反馈，还是以信件或者电话的方式反馈，对于新闻工作者们来说都无所谓，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些反馈所提供的数据和观点。而在对于受众观点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受众的观点更多地依赖于他们所“熟知”的群体，比如家庭成员、朋友或者居住在他们社区的其他人。

同样，森普特(Sumpter，2000)对得克萨斯州一家日报社的员工所作的民族志研究表明，新闻工作者是通过对于受众的反应和意见的想象来建构“当地的读者”。而且这些读者的兴趣与人口统计特征“常常类似于那些在编辑室里工作的人员的兴趣与人口统计特征”(Sumpter，2000: 338)。而沃尔·乔根森(Wahl-Jorgensen)关于新闻工作者是如何谈论那些写信给编辑的人们的研究则更令人担忧。他的研究显示，新闻工作者经常拿公众成员来取笑，所以编辑室里常常会呈现出一种蔑视公众的文化氛围。而那些想要通过写信来表达个人观点的公众并不被认为是民主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者，而被认为是一些愚蠢而又不正常的人。

这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看到新闻工作者对舆论的推断的表面价值，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建构，建立在无力的证据之上。这种记者对舆论的印象可能和系统的证据形式相一致，也有可能与调查所表明的公民的真实想法背道而驰。金和舒德森(King and Schuds On，1995)的研究显示，尽管新闻工作者们始终如一地鼓吹里根总统大受欢迎，但事实上民调显示，在上任的头两年，里根总统是战后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他们于是总结道:

证据显示，罗纳德·里根之所以被媒介描述为一位伟大的传播者，并不是因为他有与美国民众进行直接交流的特殊才能，而是因为他与重要的精英人士，也包括媒介，具有重要的沟通技巧。

(King and Schuds On，1995: 148-149)

换句话说，新闻工作者之间形成的有关公众态度的常规智识与大多数人的意见毫不相干。

此外，即使公民被允许在新闻的公共辩论中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也只是局限于对非政治议题的讨论，或者围绕着政治事件作出一些富有情感的、利于自己的反应而已。比如，在对“恐怖主义战争”的报道中，公民只是在谈论他们所害怕和担心的事情:飞散物，收到一封有炭疽病毒的信，或者花时间待在大厦里等。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去谈论政治，或者那些超出他们个人经历或担忧以外的话题(Le Wis，Wahl-Jorgensen and Inthorn，2004)。

当新闻呈现出公民正在表达政治观点的画面时，极有可能是在支持或者反对某些政治领导人的政策或行动。换句话说，当我们能够在媒体上表达政治观点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在追随而不是在提出观点。媒体涉及公民或舆论时近11%的情况都是如此，还有在“赛马式”民调、支持率，以及对政治家的风格和在某议题上为人处事方式的支持中出现。只有大致5%对舆论的反映涉及公民对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公民应该如何去做的直接建议。总而言之，新闻中的公民大部分在公共审议中都被排除在积极的参与之外。

新闻中公民角色的现状与未来

在本章中我们曾试图阐明舆论和新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古希腊，公民可以聚在一起并直接与他们的政治代表进行论战，而现代，新闻媒介则是人们进行辩论的舞台。因此，新闻界的任务便是代表舆论，为公众说话。然而，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面对更多的是来自深入的新闻实践的要求，而不是满足民主社会的需要。

传统上，新闻工作者通过不同的新闻来源去了解和报道舆论。尽管舆论调查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它是可供新闻工作者使用的最系统且以实证数据为基础的资料形式。但如今，当民意调查成为新闻报道的一个常规部分时，对于它们的使用却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只有当它们本身具有新闻价值，或它们与由精英所驱动的政治辩论相关时，它们才会被使用。事实上，新闻工作者更倾向于使用各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去呈现舆论。而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他们对于舆论的了解和认识不再依赖于任何系统数据。相反，他们往往使用类似于轶事的证据(常常建立在与其相似的人谈话的基础之上)去传达对于舆论的主观印象。而这种舆论的表达告诉我们更多的是新闻工作者们的世界观，而不是公民真正想要表达的观点。

而且，媒介对于舆论的报道往往把公民描绘为消极看待世界的观察者。他们拥有恐惧、感想以及期待，但对于应该如何去处理那些与保健、教育、环境、犯罪、经济政策、税收、战争与和平以及其他公共领域议题相关的问题，他们几乎没有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根本就没有对政治发表任何意见的机会。尽管公民经常出现在新闻当中，但他们大部分都显得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只被允许谈论那些影响到他们自身的议题，无论是运动、时尚、购物、皇室，还是公共交通的质量。新闻议程是由政治家和其他的精英们设置的。公民很难把自己的观点嵌入其中。他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对已存在的议程作出反抗而已。

当新闻工作者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公民对于政治的意见时，便是在为民主服务。而当他们将公民描述成对政治无动于衷和漠不关心时，那便是对民主最大的亵渎。新闻工作者们往往给予我们的是一连串暧昧的、民主的姿态，而不是人们与他们的政治代表之间的对话。在这种模式下，我们可以说舆论整体来说只是一种反应力，而不是一种创造力。

然而，一些迹象表明，一种新的新闻参与方式出现了。电子邮件和短信息已经进入到某些新闻节目，特别是公共广播频道中，比如BBC广播5台的直播。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对于伊拉克人民捣毁萨达姆·侯赛因的雕像(以及美军胜利进驻巴格达)这一事件，大部分广播电视媒体都给予了正面报道，并暗示这一小群欢呼庆祝的伊拉克人中包括伊拉克舆论界的代表(Le Wis and Brookes，2004)。来自于5台的一位听众用简短的几分钟表达了自己的异议。他认为，对于天堂广场事件集中报道是在进行宣传。尽管这档节目的制作人表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又是更多地依靠传统的智识而非确凿的证据作出推断)，但至少那些持有明确政见的公民拥有了表达的机会，从而扩大了听众们的视野:

快速浏览几封电子邮件……又一位质疑者，理查德认为，在一个拥有六千万人口的城市里，两百个左右的年轻人向我吼叫不是……“并不是夸大和推进布莱尔的宣传吗”。所以一些人并没有被我们所见的说服。我要说的是，毫无疑问，在那个中心所发生的情景是非常适合上电视镜头的，但是从我们所听来的消息可以得知，有很多人确实在那种情绪之中，很高兴看到美军的进入。这不只是我们从画面中所看到的那几百个人。

(Peter Allen，直播5台，2003年4月9日)

至于这种新闻报道的前景如何，还有待观察。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公共服务广播，如BBC，对于公民(特别是年轻人)的政治活动越来越不关注，而且传统的舆论表达也不支持那些积极的公民。所以，是时候采用那些更具有创造力和丰富内容的新闻模式了。我们将会看到，其中的公民不再仅仅是冷眼旁观威斯敏斯特或华盛顿所发生的一切，而是以一种更加审慎的姿态融入到他们的民主社会中去，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也确实在这么做)。而这也意味着，无论是通过网络还是电台谈话节目，只要人们愿意，他们完全有可能为自己创造出尽可能多的表达空间。所以，我们有必要慎重对待舆论，并对由上至下进行政治报道的基本新闻传统进行反思。

参考文献

Asher，H．(1998) Polling and the Public．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Behr，R．and Iyengar，S．(1985) Television NeWs，RealWorld Cues，and Changes in the Public Agenda，Public Opinion Quarterly，46: 38-57．

Blumer，H．(1948)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Opinion Polling，American s Ociological ReVieW 13: 542-547．

Bourdieu，P．(1979) Public Opinion Does Not Exist，in A．Mattelart and S．Siegelaub(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Brady，H．E．and Orren，G．R．(1992) Polling Pitfalls: s Ources of Error in Public Opinion Surveys，in T．E．Mann and G．R．Orren(eds) Media Polls in American Politics．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Brookes，R．，Le Wis，J．and Wahl-Jorgensen，K．(2004) The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Public Opinion: British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of the 2001 General Election，Media，Culture and s Ociety 26(1)，63-80．

Brule，M．and Giacometti，P．(1990) Opinion Polling in France at the End of the 80s，Public Perspective，March-April．

Croteau，D．(1998) Examining the Liberal Media Claim．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s 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Edel Man，M．(1988)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del Man，M．(1995) The Influence of Rationality Claims on 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in C．Sal Mon and T．Glasser(ed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NeW York: Guilford Press．

Gallup，G．(1966) Polls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Past，Present and Future，Public Opinion Quarterly，29，544-549．

Gans，H．J．(1980) Deciding What's NeWs．London: Constable．

Glasgow Media Group(1982) Really Bad NeWs．London: Writers and Readers．

Habermas，J．(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 MIT Press．

Herbst，S．(1998) Reading Public Opinion: How Political Actors VieW the De Mocratic Proces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ing，E．and Schuds On，M．(1995) The Press and the Illusion of Public Opinion，in C．Sal Mon，and T．Glasser，(ed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NeW York:Guilford Press，pp．132-155．

Krosnik，J．(1989) Question Wording and Reports of Survey Results: The Case of Louis Harris and Ass Ociates and Aetna Life and Casualty，Public Opinion Quarterly．53(Spring): 107-113．

Ladd，E．C．and Bens On，J．(1992) The Growth of NeWs Polls in

American Politics，in T．E．Mann and G．R．Orren(eds)，Media Polls in American Politics．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Le Wis，J．(2001) Constructing Public Opin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 Wis，J．and Brookes，R．(2004) How British Television NeWs Represented the Case for the War In Iraq，in S．Allan and B．Zelizer(eds) Reporting War．London: Routledge．

Le Wis，J．，Wahl-Jorgensen，K．and Inthorn，S．(2004) Images of Citizenship on Television NeWs: Constructing a Passive Public，JournalisM Studies4(2)．

McLeod，J．，Pan，Z．and Rucinski，D．(1995) Levels of Analysis i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in C．Sal Mon and T．Glasser(ed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NeW York: Guilford Press，pp．55-88．

McNair，B．(2000) JournalisM and De Mocracy: an Evaluation of the Political Public Sphere．London: Routledge．

Noelle-Neumann，E．(1995)“Public Opinion and Rationality”，in C．Sal Mon and T．Glasser(ed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NeW York:Guilford Press，pp．33-54．

Paletz，D．and Entman，R．(1981) Media Power Politics．NeW York: Free Press．

Price，V．(1994) Public Opinion．Thousand Oak，CA: Sage．

Peters，J．D．(1999) Public JournalisM and De Mocratic The Ory: Four Challenges，in T．Glasser(ed．)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NeW York: Guilford，pp．99-117．

Sal Mon，C．and Glasser，T．(1995) The Politics of Polling and the Limits of Consent，in C．Sal Mon and T．Glasser(ed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NeW York: Guilford Press．

Splichal，S．(1999) Public Opinion: Development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

Sumpter，R．S．(2000) Daily NeWs paper Editors’Audience Construction Routines: a Case Study，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17(3)，334-336．

Tuchman，G．(1978) Making NeWs．NeW York: Free Press．

Wahl-Jorgensen，K．(2002)“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in Letters to the Editor: Deliberative De Mocracy and the Idiom of Insanity”，JournalisM，3(2)，183-204．

Williams，R．(1963) Culture and s 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Zaller，J．R．(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