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如何能够对我们有益

第八章　保卫“深度”新闻:电视新闻如何能够对我们有益

西蒙·科特尔

●一项“理想实验”:新闻应如何介入社会生活以深化民主?

●关于媒体如何复制权势者的声音以及强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媒体批判理论家说了很多。但是，关于新闻再现如何能够或应该促进一个公民和民主社会的形成，他们则说得相对很少。现在，在我们评价媒体表现和潜能时，我们是否需要形成更锐利的“可能性”和“问题”意识?

●当代新闻的一些形式是否已经提供了再现的模式，维护和加强了民主?

●如果能，这些民主化的新闻形式具体是什么?它们贡献的什么是值得承认、保卫以及扩展的?

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使用短语“深层描写”(thick description)来描述民族志学者对文化意义的追寻如何帮助我们解释和理解他者有意义的世界(Geertz，1973: 10)。专业的实践和新闻的公共再现“搁置在意义之网(以及权力结构)中”。在深度报道中，新闻也展开了“一项深层描写的复杂冒险”(Geertz，1973: 6)。对此，我相应地使用“深度新闻”一词。它广泛地指涉新闻报道，尤其是电视新闻中那些追求超出“浅层”的新闻报道、标题和新闻价值，通过揭示深层结构、争鸣的观点和活生生的经验来推动故事发展或者赋予故事意义的新闻。这些新闻为新闻的参与者、涉及的主人公们，以及在家里观看的我们这些受众都揭示了意义。⁽¹⁾电视是一种强大的媒介，可以提高公众对新闻报道中冲突与喧嚣的各种观点与价值的理解。“深度新闻”代表性地提供了深层的“认知方式”。它具有一系列操作技巧:观察及第一手证据;调查、记录、揭发;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身份的呈现;特定的节目形式和技术。这些节目形式和技术能够传播和/或审议很有影响力的影像和有争议的议题。⁽²⁾需要说的是，“深度新闻”并不是任何特定的电视类型，无论是新闻、时事节目或纪录片，虽然这些类型之间的区别近几年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深度新闻”并不是专注于“大写字母为P”的政治或“大写字母为A”的政事。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那样，当前在媒介调解作用下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常常相互渗透、相互制约。

不幸的是今天的电视新闻的复杂性很少得到承认(Cottle and Rai，2006)。研究人员很快就指出，今天的媒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管制放松且以消费为导向，而且这些趋势还削弱了电视新闻的品质以及时事节目和纪录片节目的数量和质量。“真实电视”、民粹主义的新闻议程和以信息娱乐为基础并以个性为主导的时事杂志崛起，伴随着的是纪录片的衰落或苟延残喘。这些在英国(Cottle，1993; Bromley，2001; O'Malley，2001; Tumber，2001)、美国(PEJ，1998; Nahra，2001)和澳大利亚(Turner，2001;Cottle and Rai，2006)都展现无遗。⁽³⁾

这些发展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有些电视新闻形式的确努力为社会民主生活贡献有价值的东西。尽管存在商业力量和消费主义势力的侵蚀，但电视新闻有时候能够生产“例外的”节目。说它们例外，是因为它们颠覆了目前的节目趋势，也因为它们有杰出的品质。这些新闻的特殊形式为互为话语的、并吞的社会空间“公共领域”令人不满的民主程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它们值得认真思考和分析。

本章将展示这些“例外的”电视形式如何为作为市民和“公众成员”的受众参与民主政治，提供丰富的、有时引人注目的资源。我将用10个例子来呈现电视如何参与政治，以及在对“他者”的描述中去人性化。你可以称之为10个论点，它捍卫“深度新闻”的“电视表现”，并列出了10个理由，解释为什么这种类型的实践在未来要被认真对待和推崇。

在标题背后，超越新闻议程

电视新闻有时能够生产出一些节目，这些节目探究标题背后的故事，在地理和社会领域超越新闻议程，从而实现公开曝光。尽管新闻机构削减了外派的记者和外驻新闻分社，但这些节目依然实现了这点。看看下面这个案例。

关于伍默拉的四个困境

抗议者们在楼顶上挥动横幅“我们难民有诉求——澳大利亚人请帮助”

黛比·惠特蒙(记者):去年2月在伍默拉拘留中心，警卫拍摄了这些画面。它们展示的是在澳大利亚拘留中心，儿童、成人和职员每天目睹的场景。对伍默拉来说，这是寻常的一天。有3个院子有示威活动，这里，一个19岁的阿富汗男子已经爬进了铁丝网……那些在伍默拉挨饿或是自残的人并不占少数。最终，大部分人被发现是真的难民，并被给予暂时签证……有人看见摄像机，把这当作一次向他从未见过的普通的澳大利亚人，伍默拉以外的人发言的机会……他试图解释被拘留者除了身体，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用来申诉他们的绝望。

一个男人:我们哭泣，我们尖叫。我们都在说“怎么办”?我们什么也没有。这是你想要的吗?这是澳大利亚对我们说的吗?请帮助我们并倾听我们在里面的遭遇。我们并不想撒野。我们不想做任何这样的事情(抽泣)。我们都来自恶劣的环境。我们想要帮助。

(ABC电视新闻，《关于伍默拉的四个困境》，2003年5月19日)

这个关于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被监禁在澳大利亚臭名昭著的拘留中心“伍默拉”的节目(伍默拉位于南澳大利亚沙漠中)，是对澳大利亚政府反庇护政策的强有力的控诉，而且有助于把以前从未播出过的论点和观点引入公共领域。这个节目试图走到新闻标题中“暴动”一词的幕后，探究为了让公众对此事认知并行动，这些绝望的企图背后的动机和种种不公平。在这个案例中，深入的新闻自身能够使新闻标题反映被揭露的真相和戏剧性的场面。这样的节目有时在全社会(或社会的各个部分)产生强烈的震荡，甚至有助于形成一股日益增大的公众焦虑、抗议和变化的浪潮。

调查与揭露

在自由民主理论以及理想化的新闻专业主义视角下，新闻的调查与揭露功能在传统上被认同为第四权力(De Burgh，2000)。尽管记者不认为他们常常发挥这个功能，但这种作用在当前电视新闻中是明显的。揭露到目前为止隐藏于公众视线之外的行动和事件，这样的节目也有助于形成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 On)所称的“可视性转型”(Thomps On，1995)，即权力的运转和有权者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变得客气了，日益服从于公众的监督和批评审看。

日间:透视瑙鲁——太平洋的绝望

在瑙鲁，记者是不受欢迎的。律师、人权倡导者，甚或是有关公民也是如此。这个偏僻的太平洋国家接纳了两个拘留中心，澳大利亚政府和瑙鲁政府宁愿你没有看到它们。18个月前，在名为“坦帕”的船上，寻求庇护者在去澳大利亚的途中被拦截。他们被转移到瑙鲁。霍华德所谓的“太平洋解决方案”诞生了。这是一项在澳大利亚以外扣留和处理寻求庇护者的计划。在看不见的地方，远离澳大利亚法庭，无法上诉。我作为一名去斐济的过境旅客抵达瑙鲁。我有三天的时间停留。我调查了那些已经在澳大利亚流传的谣言——在两个拘留中心中，较小的那个存在重大危机。

(SBS，《日间:透视瑙鲁——太平洋的绝望》，2003年1月29日)

这个节目在影像中捕捉到澳大利亚政府企图使恶劣条件和拘留中心的污秽避开公众视线。这个拘留中心位于远离海岸的偏僻的太平洋岛屿瑙鲁上。《透视瑙鲁》在澳大利亚主流媒体中播出，毫无疑问，由政府相关单位负责。这个节目针对政府政策对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所造成的人为后果发表洞见，引起了大量的公众辩论。

流通的公共话语、理性与辩论

电视新闻的一些形式也充当公众的对话者，向政策制定者和当局寻求答案:这样做，有助于生产“协商民主”(Dryzek，2000; Benhabib，2002)所必需的言辞和解释。例如，下面是一名新闻节目主持人和澳大利亚移民局局长的交流，在那时，这位部长负责澳大利亚政府有关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具有争议性的政策。

夜间:被拘留的儿童

托尼·琼斯(记者):移民局局长菲利普·拉多克为拘留儿童辩解说:“没有其他现实可行的方法处理寻求庇护者。拉多克先生声称孩子和父母分离会比拘留他们导致更多的心理伤害。”

托尼·琼斯:你将会怎样回绝这个几乎一致的医学观点?为什么你是正确的，而所有这些医生和心理学家是错误的?

菲利普·拉多克:嗯，我认为我从来没有那样断言过，托尼。我所声称的是，对未经批准的移民的拘留作为有关公共政策的一个问题，除了妥善地拘留他们，处理他们，而且如果他们没有合法依据来到这里那么就得让他们迁走，没有其他的现实可行的方法能够处理那些到来的人，无论他们是否与家人一起或是以其他的方式。

(ABC，《夜间:被拘留的儿童》，2002年3月19日)

这里，我们看到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质问如何促使受访者生产理由和言辞、要求和反要求。他竭力对针对他的批评呈现出理性且合理的辩护。正因为他那样做，所以才为我们这些受众提供了资源——命题的、争论的、言辞的和表演性的——用以评估争论中的问题和受访者的信誉。

被调解的“现场感”与社会控诉

与提前写好和编辑好的谈话相比，现场谈话能够产生揭露的，有时是戏剧性的交流和即席发言。例如，一个现场电视采访有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和动态，能够产生紧张并促进言语表达的技艺。当让主要参与者相互争论时，它可以抓住问题的核心，并/或产生明显的遁词(Cottle，2002，2003)。例如，看看在前一部分讨论过的同一现场新闻采访接下来的部分。

夜间:被拘留的儿童

托尼·琼斯(记者):局长，我能回到关于他们的心理健康的问题上吗?因为在这里，它是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菲利普·拉多克:它不是唯一的问题。

托尼·琼斯:但它是我们今晚讨论的问题。

菲利普·拉多克:不，那是你想让我回答的问题，不，托尼，那是你想让我来处理的问题。

托尼·琼斯:局长，恕我直言，这是我们邀请你来处理的问题。你能说出一个医疗机构支持你的观点:冒着失去正常心理状态的危险，儿童和他们的家人应该继续被拘留吗?

菲利普·拉多克:我还没有看到来自任何组织的观点，认为为了避免面对管理过程中的一些困难，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边界进行有效的控制。我还没有看到那样的观点。那不是他们争论的。我要对专业机构和其他机构说的是——如果你们认为对孩子的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孩子们应该从这种环境中脱离，与他们的父母分离，而且这是对他们最有益的——我将会接受那样的建议，但是那不是我收到的建议。

托尼·琼斯:这是来自我们所谈到的人们的建议。这是医疗机构的建议，包括整个医疗委员会，让我引用我们刚刚听到的Dr.Raman所说的内容，他是悉尼西部地区健康服务机构的资深儿科医师。他说:“幼小的婴幼儿没有健康地成长，他们不会说话，他们不参与，他们缺乏好奇心。”另一位儿科医生写信给皇家内科学院“在伍默拉的儿童正长期生活在一个贫苦的环境中，这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发展”。这是否令你担忧?

菲利普·拉多克:当然会令我担忧。应该令他们的父母担忧。应该令那些未经合法授权就把孩子带到澳大利亚的人担忧。

托尼·琼斯:局长，恕我直言，他们现在正在澳大利亚。你是他们的监管人，他们的合法监护人。那些孩子……

菲利普·拉多克:不，托尼。我只是那些无人陪伴的孩子们的监护人。

(ABC，《夜间:被拘留的儿童》，2002年3月19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电视实况转播的交锋中，往往具有不可预知的特性和巨大的潜力。而且在对争论观点的公开阐述中，包含着风险和机会。在这里新闻记者顽强地追寻一连串的质问，针对一个议题，针对一个受访者。同样通过坚决的议程转化，使这个议题变得更安全，在政治上危害较少。在整个言语的扭转和交替中，观众被处在，也许是被迫，来考虑对于在拘留中心面临苦难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道德责任(或过失)应该被放在哪里。

公共表现、情感与影响

如果使用中的意见和呼声是协商民主过程的原材料，正如以上所示，那么情感和感觉也往往是根深蒂固的信念和利益基础。电视交锋往往揭露一些与公众姿态和公共政策有关的私人的创伤和痛苦。历史和“她的故事”不是在所谓的理性辩论的电视“集会”中传播，而是在被拍摄的家庭内部环境中传播。同样能够展示出今天的公共世界和私人世界是怎样经常相互冲突的。这里，移民局局长的女儿展示了个人的困境，这个困境是由她与父亲的关系和她强烈反对父亲公开的政治承诺造成的。正如前面的例子，这个节目在播出以后，产生了很多头条新闻。

澳大利亚故事:把关人

柯丝蒂·拉多克:我认为使我气愤的是他没能采取一种更仁慈的方式处理一些问题。我明白在这些问题背后是困难的经济，很显然他们担心的是稍微打开国门后会带来的后果以及类似的事情，但是那并没有给你借口不善待人们，不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

菲利普·拉多克:我的意思是我同情每个人，但我不能帮助每个人。

柯丝蒂·拉多克:我认为他不会给目前在收容所里的人们任何特赦，但是我想要看到他那样做。很显然，你知道，我爱我爸爸，但是有时你会感到失望，你不能改变他的观点，你也不能使他明白，不管怎样他的错误也是我的错误。我已经决定作为一名自愿者在海外生活一段时间……

(ABC，《澳大利亚故事:把关人》，2002年9月16日)

私人世界中的家庭关系、情感和感觉，不需要被认为是琐碎的或外在于政治的“重要事情”。一些节目，例如广受欢迎的《澳大利亚故事》系列，它关注的是个人和个人生活，而且能够展现公共领域里的政策、事件和决定对人们造成的后果。

无声者的声音，形象的身份

电视新闻代表谁被看，谁发言，什么样的“观点”被听到。新闻议程和新闻再现也能够影响群体和个人如何被描绘:个人和群体能被呈现为异常者、局外人和“他者”，被认为是“无声的”，或在刻板的、宏大的新闻可视化过程中，剥夺了他们的身份。然而，“深度新闻”有可能纠正这种失衡和不公正，它能扩展未被看见的群体接近媒介的渠道，承认不同程度的编辑自主，减退控制这些群体的程度，以及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和作者立场。从公正和超然的到忠诚和参与的，从模仿的到讽刺和戏拟的，这种新闻形式范围覆盖面极广。今天，“承认的政治”(Taylor，1995)和“再分配的政治”都要求在电视新闻、时事和纪录片中呈现出来。⁽⁴⁾在下面这个例子里，记者帮助我们看到了在美国“反恐战争”中政治上被禁声并“被失踪”的“恐怖主义嫌疑犯”的人的面孔。

全景:关塔那摩内探

薇薇安·怀特(记者):来自关塔那摩湾的祈祷声。大约有600人正在关塔那摩，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一部分。我们一直在调查关塔那摩的司法公正……

怀特:当阿利夫·汗在关塔那摩被打上基地组织嫌疑人的烙印时，他的商业对手抢夺了他的资产，包括这些属于他的商店。自从他被释放以来，他在竭力取回他的财产……

阿利夫·汗:……我不是塔利班，不是恐怖分子，不是基地组织成员。人们把我交出去，因为有人受到美元的影响，或由于私人纠纷。

怀特:但是阿利夫·汗从阿富汗被转移到关塔那摩。这是他的证词。

汗:他们用手铐和带子绑住我的手，蒙住我的眼睛和耳朵，塞住我的嘴。他们用链子绑住我的腿和肚子。他们给我注射。我失去了意识。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转移我。当我抵达古巴，他们把我从飞机上带下来，他们又给我注射，我恢复了意识。我不知道我飞了多长时间。可能是一两天。他们把我放到汽车基座上。我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他们把我绑起来，把我从飞机上带进了汽车里。我们去了一个大监狱，那里有很多牢笼。他们把它建得像是动物园。

(BBC1，《全景:关塔那摩内探》，2003年10月5日)

这个在英国以及其他国家播出的BBC《全景》节目，第一次试图认真地给予迄今为止不被看见的“恐怖主义嫌疑犯”人的面孔和身份。这些嫌疑犯被美国军队转移到古巴，并且未经审判就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湾。

挑战社会的元叙事

一些电视节目进一步深入地披露权力，挑战被接受的社会信仰和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观点。下面这个节目通过解读反对的观点来建构它的叙事——但是它所支持的观点和它最后的判断是毋庸置疑的。

派珀的电影:《寻求庇护》

马尔科姆·弗雷泽(前首相):人们一直被妖魔化。在国际方面，他们并不违法，他们是寻求避难所的庇护寻求者。我们被告知他们是插队者，但是已经没有队可插了。

谢里夫:伍默拉的条件非常糟糕。伍默拉拘留中心与古巴监狱没什么区别。

马尔科姆·弗雷泽:我打算停止使用“拘留中心”这个词，因为它们事实上是监狱。

菲利普·拉多克(移民及多元文化事务局局长):对我们而言，拘留是人道的，我们不会惩罚人们。它的目的不是惩罚。

那瑟姆:处理这些人并不是那么困难，但是不幸地是许多人没有任何理由地被滞留两三年。

阿利夫:如果他们长时间呆在拘留中心，的确，他们会疯掉。

谢里夫:我曾经到过伍默拉，在那里我看到许多儿童，他们没有未来。不要破环孩子的未来。

菲利普·拉多克:政府认为你必须能够管理边境。政府认为主权是重要的。

大标题:“每个人都有权利寻求和享受其他国家的庇护以免遭受迫害。”(《联合国人权宣言》14.1)

阿利夫:我的父亲在阿富汗是一名律师。他被塔利班所杀害。现在，我怎样向澳大利亚政府证明我失去了我的父亲?

马尔科姆·弗雷泽:澳大利亚从来没有受到威胁。真会有人相信四万、五万，甚或六万名难民会给澳大利亚主权带来威胁?

(SBS与“派珀的电影”联合制作(制片人，导演:麦克·派珀)，《寻求庇护》，2002年8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目通过挑战广泛持有的难民会对澳大利亚主权和安全形成“威胁”的观点，让观众得到了另一个结论。前首相被用来挑战现任政府，节目还有效地运用了难民的证词，以及难民的画面，从而与移民局局长所说的形成对比。节目最后以《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条款结束，有效地将强大的观点、富有挑战性的假设以及各种公众的协商与辩论联系到了一起。

认同、差异性与文化移民

过去的暴力、创伤和不公正的记忆影响现在的斗争，产生了对历史和现在的伤痛更广泛承认的要求。公众日益认识到，承认由过去行为造成的伤害，这种象征性姿态对过去发生过冲突的群体之间“和解”，以及现在他们成功地共同生活是必需的。尽管约翰·霍华德的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不能因为白人定居者的种族灭绝、土地盗窃而对澳大利亚土著社区说“对不起”，但电视新闻一直在寻求机会，期望在种族和解的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澳大利亚故事:迈奥河上的桥

1938年6月10日，一群畜牧业者带领一帮人涉过迈奥河，残忍地杀害了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和老人。

苏·布莱克:我们没有忘记他们，但我们知道他们仍在这里。他们依然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在我们的心里。他们将会一直被记住。它只是我们非常情绪化的一刻。我们只是想要记住他们，让他们处在平静之中。

博拉: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经验。我们已经承诺坚持这一权利，记住我们的历史——原住民的历史和我们的历史，因为它也是我们的历史。因此它是非常令人羞辱的，它是一种特权。

雷夫·布朗:我们建了一座美丽的纪念碑，它现在仍然是一座美丽的纪念碑。但实际上，使那些进行屠杀的人的后裔和那些被杀的人的后裔，以一种个人和解行为聚在一起，作为致力于这一纪念过程的一部分，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对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是一件伟大的礼物。

德斯:在这里我要说我是如此抱歉，代表我的家族，以及那些希望我说我很抱歉的人，我们是多么地抱歉。当我们说这些话语以及做祷告时，我的感受是在我的生活中我已经做了一些对那些人有意义的事情。一整天都在那儿，我的确感到……那可能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它将会从这里扩展开，正如在澳大利亚各地发生的那样。

(ABC，《澳大利亚故事:迈奥河上的桥》，2001年7月26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通过分享家族知识和集体记忆，那些澳大利亚白人对土著人所犯下的杀人行为，这个节目体现了当地社区承认过去不公正的努力。通过在公共领域再现这些事件，这个节目把范围扩大到更广泛的澳大利亚，对于和解的进程至少有象征性的贡献。

媒体自反性

今天的媒体偶尔会监督和评论自身的表现和实践，有时这是制度化的，它们在节目中计划做这些。例如澳大利亚的《媒体观察》或是英国的《答辩权》节目;有时它们通过或发生在现存节目中。鉴于今天的政治家以及其他权力掮客在争取人心(和投票)的战斗中，广泛地利用媒体，这种媒体的自反性对于解构“转动媒介的权力”、理解符号以及修辞的权力形式是至关重要的。它对于分析媒体与强大利益集团表面上的合谋也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是一名战地摄影师反思他自己的实践。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听到了他的人道主义声音，并对更具批判性的参与式媒体和公众充满希望。

克里斯蒂安·弗雷:战地摄影师

为什么拍摄战争?是否有可能通过拍摄的方式结束人类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的一种行为?那样的想法似乎可笑至极。然而正是这个想法激发了我。对我来说，摄影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唤起人道主义精神。如果战争是企图否定人类，那么摄影能被认为是战争的反面。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它，它能够成为战争解毒剂的强大成分。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一个人为了传播正在发生的事，承担着把自己置身于战争中的风险，那么他会试图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负责使战争延续的人不喜欢战地摄影师的原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到那儿，所以这就是战地摄影师去那里的原因。创造出足够有力的照片来克服大众传媒的欺骗效果，并且动摇它们，使它们走出冷漠。抵抗并凭借抵抗的力量使其他人抵抗。

作为一个摄影师最糟糕的事情是想到我受益于别人的悲剧。这种想法萦绕在我心中;它是我每天都必须思考的事，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让我的野心超过了真诚的怜悯，那么我将会出卖我的灵魂。我能够证明我的角色的唯一的方法是尊重别人的困境。我那样做的程度也就是我被别人接受的程度。而且也是我能够接受自己的程度。

(ABC，《克里斯蒂安·弗雷:战地摄影师》，2004年2月15日)

像这样的自反性节目，虽然数量很少，但鼓励了对媒体日常报道的批判，揭露了新闻制作、时事节目和纪录片背后的困境和伦理困难。充满电视屏幕的节目以及应用在节目中的策略要求一种更加自反性的立场。

在全球化世界里的见证人

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和相互联系的——但不平等的——世界，迫使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响应人类的需要和他人的困境。如果我们要克服种族、民族和其他分裂势力，并能面对全球变化所带来的道德挑战，承诺和团结是必需的。尽管电视新闻的能力是轻视和渲染人类苦难的景观(Tester，1994，2001)，它也有可能促使良知并加深对全球贫困和社会不公正动态情况的公众认识。它也有助于拆除“他者”在历史上的具有时代错误的图像(Ignatieff，1998)。例如，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尔·布尔克(Michal Buerk)促使公众注意到埃塞俄比亚“圣经故事式”的毁灭性饥荒，这在当时激起了公众的同情心和慈善捐款。20年后，他重返埃塞俄比亚。

英国广播公司埃塞俄比亚:与迈克尔·布尔克的一次旅行

迈克尔·布尔克(记者):这是在失去的土地上，一个被遗忘的人的故事。故事是关于成千上万的人在充满食物的星球上怎样被饿死、被施以暴行以及被忽视的。然而，它也是一个关于300万铁器时代的家庭怎样被电视的力量所拯救，被我们的耻辱感所拯救的故事。它使我们感到他们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这以前没有发生过，从今以后也不会发生。它是一个有关背叛的故事……

(《英国广播公司埃塞俄比亚:与迈克尔·布尔克的一次旅行》，2004年1月11日)

该节目在不同的国家播出。应用个性化的技术——一种个人见证的叙述——和播出后再现讨论方式，记者能够在语境中研究和分析埃塞俄比亚令人绝望的情况。这不只是作为“受害者”、“情感的污水池”、“他者”的第三世界。不断变化的意识和政治理解制约着我们与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互动的能力，认为这些节目对此毫无作用的想法是苍白与空虚的。如下所述，电视的“见证”能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被保护起来，记者必须能够进一步地提供参与式理解和建设道德公民所必需的“深度描写”。

结　论

本章列出10个例子，展示出现有的电视新闻如何为深化人们对公共事件的理解，以及塑造人们对公众事件的反应提供宝贵的资源。虽然在当代电视节目中这些例子是例外，但是这种“深度新闻”的例子仍然存在，时不时超出它们在电视节目表中边缘地位的影响。我所呈现的只是一小部分，说明这些形式的新闻能做什么，以及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每个例子都用来说明媒体如何能够挑战关于“他者”的普遍观点和形象。每个例子自身，甚至是所有这些例子的集合，都不大可能转变政治议程或扩大文化视野。然而，它们已经把重要的、必需的大量信息、图像和思想散布在变化的潮流中。

我所谓的“深度新闻”有助于促进更广泛的社会自反进程，无论是否根据“民主深化”、民主的民主化(Giddens，1994)、亚政治的公开表达(Beck，1997)所构想的，或是根据身份再现和不平等，这些新老概念都描述了当今全球化“社会网络”所具有的特征(Castells，1997)。“深度新闻”的规范准则存在于市民社会的话语中，围绕着“社会利益”(Habermas，1996)观点的争论，以及全球风险或“社会公害”(Beck，1992)越来越多的流通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世界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存在论地先于它们在媒体中的再现，只要这些不平等和不公正产生集体反对形式，就将在主流媒体中获得更广泛的承认。然而，对于生产“深度新闻”，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力量是强大的制约因素:这些节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继续在广播电视节目表中找到立足点，是极其令人关切的。如果记者想要到达“标题背后”并“超越新闻议程”，追求“调查与揭露”，他们需要正直、独立，还要有资源和组织的支持，以及可供他们阐述分析的节目时间。同样地，“流通的公共话语、理性与辩论”需要合适的电视形式，还需要接近处在争论中的有权者和被剥夺权利者。更具创造性地使用“直播媒体”，要求新闻和记者克服他们对“大开的”调解空间的专业“恐惧症”(Cottle，2002)。允许对话和争论，不需要总是按照既定的脚本和自定义议程。展示“公共表现、情感与影响”，这进一步要求记者不要总是选择和遵从论证和辩论的理性模型。然而，为了情感的效果而唤起和展示私人的故事、心情和感受，需要抵制诱惑。如果记者给予“无声者声音”、“形象身份”，他们必须共同努力识别、接近和支持那些在社会中处于边缘或是被剥夺权利的人，并力求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生活。“挑战社会的元叙事”要求记者挑战传统思维，超出国家的界限和规范模式。当报道和呈现“认同、差异性与文化移民”的艰难过程时，灵通的文化敏感性也是需要的。“媒体的自反性”挑战了电视新闻通常未被说出的认识论，它总是声称能够“知道”、“报道”、“呈现”，但是这样做，需要道德的警惕和对“政治再现”更深层次的认识。最后，“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做见证人”要求记者在报道因全球化而陷入危机的那些人的命运和生活机会时，具有组织能力和道义上的承诺。

我所称的“深度新闻”在目前的实施中面临巨大的障碍，更不用说进一步的发展了。然而这些民主化的媒体形式仍然值得争取。它们属于更广泛的社会自反进程，它们能够深化民主进程，帮助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文明的社会。正如我在本章所使用的实例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新闻往往是引人注目的。通过介入社会生活和动态变化，“深度新闻”对我们是有利的，有时候对“他者”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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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作者和玛格蒂哈·雷(Mugdha Rai)一起在对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印度、南非和新加坡的电视新闻进行研究时，提出了这个研究问题。这个研究受到了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资助，研究课题名称为《电视新闻与商议式民主:传播建构与民主深化的国际比较研究》(DP0449505)。

(2)一些新闻类型，比如“和平新闻”(McGoldrick and Lynch，2000; Galtung，2004)、“发展新闻”(Thussu，1996)和“市民/公民新闻”(Glasser，1999)都比我所描绘的“深度新闻”描述性更强。第一手的和经验式的报道当然也有超越新闻组织的历史(Carey，1998)。

(3)不过例外的可参见Corner(1995)对电视形式的研究，Holland(2001)对电视中时事新闻的研究，以及Nichols(1991)对纪录片模式的研究。

(4)译者注:“承认的政治”和“再分配的政治”都是政治学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