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风险报道为什么

第十五章　风险报道——为什么人们从来就不能把它做好呢?

苏珊娜·霍尼格·普里斯特

●新闻记者应当报道哪些风险?

●在一场不确定的风险面前，新闻记者是应该忽略它从而避免引起恐慌，还是无论如何都要报道它?

●如果科学家都不能弄明白那个风险，新闻记者又怎能明白?

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媒介对风险的新闻报道。科学家们抱怨风险报道中的科学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或对于风险的情况描述得比真实情况还肯定。政府官员们抱怨风险报道引起了不必要的恐慌，或媒介没有给予人们关于风险的足够提醒。倡议群体抱怨他们关注的特定议题或问题没有得到媒介的充分重视。企业抱怨它们所采用的技术和生产出的产品被媒介报道得太具风险性，而且媒介对它们这方面太过重视了。媒介消费者们抱怨他们弄不清哪些是应当担心的，哪些是不需要担心的，因为媒介对科学依据的阐释时常是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以至于弄得人们更加迷惑。新闻学者们抱怨媒介报道的观点过于依赖“政府信源”，尤其是在报道科技新闻时，过多地报道科学中的突然“突破”，而忽视了科学的长期趋势与发展。

风险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概念，它还是一个社会概念。事实上，一些社会学理论家(参见Beck，1992)就认为可以将后工业社会重新定义成“风险社会”。对很多人而言，在风险社会中，维持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都已解决，避免风险才是新的组织原则。风险来自后工业社会特有的很多因素，它来自现代化的技术(在产品生产、能源生产、交通运输这些行业中)，来自后工业化社会的相关环境污染，来自机械化、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来自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遗传和营养的了解快速增进，却仍然没有完整的知识。它还来自于社会的流动化、城市化相关的暴力犯罪，来自于在曾对年轻人生命构成威胁的很多传染疾病现在大多得到了控制的情况下，老年疾病对生命的威胁，来自全球经济秩序下的战争。那些来自自然灾害的旧风险依然存在，但是诸如防震建筑、防震桥梁和对龙卷风、飓风的早期警报系统等新技术的出现已经部分地减轻了这种风险。

显然，我们生活的四周风险丛生。新闻记者对风险视而不见、不予报道恐怕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对风险应该如何加以报道?能不能不用煽情的方式，而是依然用故事来吸引读者和观众?过多的风险报道是否会导致人们回避威胁信息的“超载”?几乎所有人都认同，当代社会中新闻媒介部分工作职责就是向市民提醒潜在的风险，尽管这该如何完成还没有统一的意见。拉斯韦尔(1948)提出的经典的媒介功能说包括环境监测、社会联系和文化传承。显而易见，风险报道就是媒介工作职责的一部分。

风险报道主要构成了环境监测，即对人们发出有威胁情形的警告和提醒。这也可能以相反的方式起作用。当我打开地方报纸，发现社区外没有什么感兴趣的严肃新闻时，我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心理安慰。因为我知道如果有国家性或全球性的重大灾难来临，那么它肯定会取代我们市议会的会议新闻、高尔夫球场或购物场所的修建新闻、中学聘任新校长的新闻。我可以依据新闻媒介，哪怕只是一份小城镇的地方报纸来得知大多数重大风险的新闻，尽管有可能当地利益或者记者的深入思考会让本地新闻压过国家和全球新闻。高尔夫球场会改变水流方式从而造成排水问题吗?本市会有责任心地放弃划拨土地做垃圾掩埋场，考虑将土地做其他用途，比如垃圾回收吗?新校长会公布我们公共学校里未接种疫苗的学生数量吗?我不太确信这些事情能否如愿报道，但是我确信当前主要的、即将出现的威胁一般都会被提及。

当然，社会联系和文化传承，包括我们理解和阐释风险时携带的价值观，都更为复杂。比如，在新闻报道中，关于政府机构在地震或飓风时的应对是很显著的新闻(Hornig［Priest］et al.，1991)。它能使人们了解社会是如何应对风险的，同时也能间接地告诉人们，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在阐释风险信息、评价风险的可接受性时，我们应携的价值观更可能是以一种隐晦而非清晰的方式传递出来。在地方报纸认为高尔夫球场和购物中心是好东西时，它们正在传递某种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我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比如，在未开垦的土地上修建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在美学上是正确的，而且经济发展总归是，也必须是件好事。

风险与人类社会价值观

风险当然跟价值观相关。几年前我在西宾夕法尼亚参加了一个关于农业方面的价值观的会议，会议安排我们参观了当地的阿米什(Amish，美国的一种基督教派)农场。阿米什人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当地领导者的偏向。他们反对现代科技(如汽车、拖拉机，有的还包括电)，但是这些并不妨碍阿米什人成为成功的农民。阿米什人这个特殊群体也反对大多数科学药剂，倾向于选择草药治疗等替代方式。我们会议小组中一个对营养学感兴趣的成员从媒介报道中了解到阿米什人的饮食富含高脂肪，便问他们患心脏疾病的比率，他们回答说他们一般在50多岁的时候死去(大概死于心脏疾病)。他们期望自己在50多岁的时候死去，而且很多时候他们感到上帝希望他们在这个年龄左右离去。抚养和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就交给了一少部分活着的年纪大些的人。这有什么问题?在阿米什人看来没有任何问题。换句话说，即使是像健康长寿这种看上去基本的人类渴求，也不是普遍接受的价值选择。

哪种风险是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或者哪种风险比其他的更可取一些，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价值基础上的选择问题，而不是科学论断。另外，风险分析背后的科学仍然普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营养问题就能很好地说明这点。目前这个领域有很多争论。吃低脂食物和低碳水化合物哪个更有利于健康?饮食中的高脂肪和高胆固醇究竟是不是导致心脏疾病的罪魁祸首?美国农业局强调饮食以谷物为主，而不是以蛋白质为主，这个“食物金字塔”的科学(或政治)意义是什么?食品标签政策对于营养健康是否合适?发达国家中新出现的大量肥胖死亡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应当相信哪种科学真理，以此为基础作出日常生活中的决定?事实上，在风险面前，与科学知识相比(Priest et al.，2003)，在某些特定社会机构中的信任模式能够更好地预示人们的心理态度和行为选择。人们感觉这种社会机构能够代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信念，虽然科学知识也在其中起作用(Sturgis and Allum，2004)。在不确定或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人们必须作出应该相信谁的决定。我们认为他们将倾向于相信与其持有相同价值观的人们，这种推论是站得住脚的。

另外，按照人类价值观，并不是所有的伤害和死亡的意义都是等同的。与成年人相比，我们对受伤害的儿童持有更多的同情，因为他们以后的路还有很长，对外界情况也没有什么控制能力。儿童遭遇的风险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感情。1987年儿童杰西卡不小心掉进了得克萨斯州一口废弃的井里，在拯救他的那段日子里整个美国似乎都屏住呼吸，焦急地等待着。其他的一些死亡因其发生情形具有象征意味，也能激起人们的情感。比如1999年，得克萨斯州A＆M大学的12名学生在搭建大篝火的时候不幸身亡。搭建大篝火是该校每年一次的传统活动，源于1909年。这个事情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媒介报道，也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和思考。但是，同样是1999年，许多得克萨斯中学生在高速公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事件，却没有受到当地社区以外的人一丁点儿关注。根据国家交通安全局的统计，在得克萨斯仅1997年就有超过800个20岁或20岁以下的驾车者死于车祸(Hall，1999)。

风险与不确定性

风险评估的特征就是普遍存在不确定性。核电站会毁灭我们还是拯救我们?激素替代治疗有益还是有害?这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正确”的科学答案。社会学家Bruno Latour(1987年)认为“新兴的”或者不确定的科学与科学是有区别的。前者关于科学和医药的争论并没有达成共识，而后者已经得以确定并为人们广泛接受。新闻从本质上说，关乎正在“新兴的”科学。编辑部的价值观就证实了这一点，新兴的科学因为是人们想要了解的，因而具有新闻价值。但是在风险报道中，这却是一个问题。在事实发生之后，我们还不好判断下列事情是否具有不合理的风险，比如在苹果树上使用化学杀虫剂、通过空气接触“非典”病毒、与艾滋病毒携带者握手、或者食用英国牛肉等。几个月或者几年过去后，尽管对于“不合理”的定义还有待判断，但是对这些问题或与此相似的问题，科学可能会给出答案，或者至少给出部分的答案。然而新闻记者必须活在当下，不能等到事后或在科学家细致的研究之后再来为人们解除困惑。

从另一方面说，当关于风险的证据还不很确定时，科学家常常不愿意表明态度。这种情形下，一些新闻记者就采取一种在业内比较有名的把戏:他们会问科学家自己是如何面对风险的，迫使科学家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给出主观决定。记者会这样问科学家:你吃这种鱼吗?你会让你的孩子在这个湖里游泳吗?科学家虽然不能肯定科学证据支持什么样的观点，但是通常愿意也能够回答上面的问题。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科学家们在不确定性面前，也必须作出自己的决定，而不能总是等待所有证据的出现和评定。事实就是这样，作为科学专家，他们的角色让他们感到自己必须更加谨慎。但是他们不愿意对公众表明立场，也使得新闻记者完成任务更复杂了。

充满矛盾意味的可能性

在很多情况下，个人风险及决策与群体风险及决策并不一样。在分享环境资源的所谓“大众的悲剧”时(Hardin，1968)就是这样。在这个时下有名的案例中，牧民们共享着一片牧场。如果每个牧民放牧的牛保持在一定数量内，那么这片牧场就不会被破坏。但是一些牧民总是抵制不住诱惑，放牧时超过那个本应谨慎呵护的数量。如果只有极少数牧民这么做，那么一些人会受惠于此，而且也不会对每个牧民造成问题。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又不是我的牛吃多了草”，那么这个牧场就会被毁掉，所有的牧民和牛都会遭殃。在很多时候，环境或自然资源方面受到的威胁对个人带来的风险可能比较小，但是对于整个群体来说却是巨大的。

还有一类情况和上述所说的相似，但又不完全一致。对个体而言较小的风险，聚集到一起就肯定会对某些个人造成伤害。但这种伤害与“悲剧”不同，它不一定会伤害到所有人。比如，如果我今天开车的时候没有系安全带，我可能还是会顺利平安，但是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都陡然不系安全带了，相信会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因遭遇车祸而死亡或受伤。尽管不是很容易，但是这种行为还是可以被管理的。不系安全带的念头会使人们不自在，但这部分是因为系安全带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规范(这是有意识的传播运动的结果)，一种合理行为的共同期待，谁违反了这种行为谁就会感到内疚或者受到其他人的抵制。即使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坏蛋”，在他们为逃脱警察的追捕而快速驾驶之前，都要系好安全带!

一种药物可能会对某个特定的个人带来非常微小的伤害风险，但是如果几千人都服用了这种药物，那么其中的一些人肯定会受到伤害，从而成为一个巨大的风险。那么新闻报道应当建议人们怎么做呢?相反地，一种相对较罕见的疾病或者情形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在特定的地方对一小群或“一小簇”人不利，比如最近在纽约长岛发生的妇女患乳腺癌事件。在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潜在的、非偶然的原因导致这类事件发生之前，甚至在我们都不能确定原因之前，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多少了?但是这种特定的风险(从统计数据上看来它的确“真实”存在)在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倡议组织及其积极鼓动下，是不是被关注过多了?报道多少才是“太多了”?也许这些问题要通过与其他地方的风险案例相比，才能够得到最好的理解。比如涉及其他人群的风险。1991年，人们发现南得克萨斯州的西班牙裔婴儿中，无脑儿这种致命畸形的比率明显变大。造成这个风险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营养不良，或者是当地企业或附近农业的空气污染或水污染、哥兰德河上游的污染、病毒传染、遗传学或者其他可能(最近的报道称，在过去10年里，一种玉米真菌产生的有毒物质通过玉米饼被人们摄入，这与无脑儿现象有关——Walberg，2004年)。新闻记者应该如何讨论这些事件?新闻媒介是应该给出解决办法，还是仅仅报道“事实”而不提供任何意见?不管新闻媒介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都会有很大影响。含蓄的解释也会不可避免地与广大的相关者(包括涉嫌污染的企业与生产可疑药品的厂家)和倡议者的政治利益挂上钩。上述两个例子还与刻板印象密切相连:人们很容易认为贫穷的墨西哥妇女对营养一无所知，而富裕的纽约家庭主妇又神经过敏。

就像分析所有社会问题一样，基于社会学理论中的三种主要范式，我们可以用至少三种方式来分析风险议题和风险报道。第一种范式是在确定应当重视哪种风险、不需要重视哪种风险时，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不仅仅是科学理解)扮演的角色。第二种范式是在确定何为风险，以及如何处理风险时，社会结构和相关机构及其实践(包括媒介自身的实践)扮演的角色。我将要谈论的第三种范式的重要性在很多时候得到了它理应得到的重视，这种范式是在确认谁将承担风险、社会将会注意并解决哪种风险时，冲突和权力的重要性。每种范式对新闻记者如何应对风险新闻都具有一定意义。

风险感知范式

将人类价值观纳入风险感知，这一观点总体上源自保尔·斯洛维克及其他人的工作(Slovic，2000)。斯洛维克与他的同事们证明了一些心理因素与风险感知有关。从心理学角度看来，一次就造成很多人死亡或严重伤害的“恐惧风险”比那些一次造成几个人死亡或受伤，但总体伤亡人数同样多的风险更让人难以接受。这种关于“恐惧风险”的观念已经成为风险分析专家和风险传播专家的常用词汇。它帮我们认识到一个观点，如果专家和普通公众的观点不一致时，这不一定是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无法获得有效信息，而是因为这两个群体的人用不同的价值观来解读信息。

但是，斯洛维克最初提出的观点却有一些局限之处。第一个局限是它不能合适地处理“感知的”风险与“实际的”、科学的风险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如何从一种可能发生的、科学的视角来看待假定的风险(Bradbury，1989)。任何风险的定义都不可能做到完全与价值观脱离，所以对“实际的”风险与“感知的”风险进行区分有时候反而更使人迷惑，而不是更清楚。这个“感知”的概念即意味着“曲解”，我们也可以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公平地说，尽管这并不是斯洛维克的经典说法)来降低人们对风险的普遍担心。对风险的担心反映了人们不同的价值选择或价值思考，而人们的这种担心往往与科学的或医药方面的声明并不相符。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心理学研究方法有效地指出:在理解相关科学数据时，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并不总是简单错误的，相反，它代表了一种“理性”的思考，尽管由这种理性得出的结论并非基于科学事实。

这种心理学方法的第二个局限是，风险事实上并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一种集体或社会问题。社会动力不可能简化为个人意识或个人行为。价值观不仅仅属于孤立的个体，而且与文化规范、信仰、期望与态度密切相关，所有的这些都是基于社会层面的。事实上，它是定义文化身份、社会或小群体的一套共享的价值观与信仰。风险感知是一种集体感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险感知就像舆论一样。如果是分散在沙漠之地，没有人能够拥有一种“公众”意见。公众意见的形成决定于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将自己在心理上定位于其他人之中。同样地，风险感知决定于共享的价值观，以及人们如何理解社会机构对风险所采取的行动，包括这些社会机构是否可信赖、风险消息是否合理或不合理地得到分散、责任团体是否采取了合适的行动来降低或消除风险等。

新闻媒介在为公众提醒这类议题以及行动的时候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大部分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都是机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人。新闻记者需要辨别这些消息来源为媒介提供信息，并以此来构建事件、塑造社会行为动机时的作用。新闻高度依赖这些信息来源者提供的信息，尤其是在技术领域(Gandy，1982)。这一点不太可能发生变化。机构性信源拥有最新的技术信息，以及最早的风险知识。但是，所有的机构都与风险相关议题有利益牵涉，它们都参与到了风险相关议题之中，新闻记者必须记住这点。

社会结构与风险的扩大

社会机构除了对新闻媒介具有重要影响之外，还在所谓风险的社会扩大方面具有其重要作用(Pidgeon et al.，2003)。依据这个说法，由于诸如倡议群体、政府机构、企业和新闻媒介等不同社会机构的行动，风险可以被扩大，即看起来比真实风险更大，或更弱更小。这个理论与媒介研究中的议程设置理论颇为相似(Lang and Lang，1983)。议程设置理论认为设置政治或公众议程的并不仅仅是媒介，还有许多社会机构来共同设置议程。新闻媒介、政治舞台和公众心目中突出的议题(不管是风险还是其他)均源于多个不同机构参与的复杂社会过程。风险的表现形式与其他政治事件一样。不同社会行为者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决定了风险的显著性。多重机构，包括具有早期社会运动形态特征的非正式机构，共同决定了哪种风险会受到关注。

与心理学范式相同，这种观点倾向于认为，风险的社会扩大过程始于一种“实际风险”，它在机构采取行动之前就存在，然后经由这些机构采取的行动被扩大或削弱。但是，这个假设并没有得到事实的检验。当然，如果没有社会机构的参与，几乎就不会有我们能辨别出的明晰可见的“实际风险”。我们可以假定在我们视野之外的某个地方，也许有假定的真实的风险评估，但是我们能实际接触的所有风险评估都是由社会行为者构建的，他们通常是在一些更大的机构，包括科学研究所完成。所以，即使科学家、企业和倡议群体还没有将自身的复杂特点添加到风险的本质及重要性描述中，科学本身和科学议程仍然不是价值自由的。这并不是说科学是错误的，而是说它总是与价值观有关。新闻记者必须意识到风险的机构构建特征。

扩大化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它还没能完整地解释或预测，对某一特定风险，社会体系如何将其扩大或是削弱。如果由于公众讨论，风险看上去变大了，那么风险就是扩大了;如果风险缩回到讨论距离之外，那它就是削弱了。很明显，这个过程并不是由风险程度的科学依据所控制，相反，是这个过程决定了对于哪种风险该以何种方式行动。为此，我们必须考虑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在影响事件的公共讨论过程中，社会机构和社会行为者的能力大小并不是相等的。从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或首先定义风险本质的风险分析家，到之后倡导风险应该予以重新定义的利益集体，任何一个风险都涉及多个利益者。

利益者的利益与风险的社会分配

风险的第三种主要社会解释更直接地思考风险的社会分配，以及具有不同利益和权力的利益者之间在如何分配风险和如何界定风险上的冲突。保险公司希望汽车更安全一些;汽车生产厂家无论如何也想要获取利润。不过如果生产更安全的汽车能够帮助它们实现这点，它们可能就会同意生产更安全的汽车。环境和健康议题倡导者希望在农业和生产中使用的化学物质更少、更安全一些;农民和生产者也是想获得利润，但哪怕是出于商业的考虑，也想让自己看着有社会责任感。少数群体想要环境公平，即他们希望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均匀地分配，而不是比例不均地施加在低收入的、少数族群的身上。人们倡导消除由特定疾病(如肌肉影响不良)、社会问题(如家庭暴力)、问题行为(酒后驾车)引起的风险，这些议题的倡导者彼此之间为获得媒介、政治家和公众的关注而竞争。公共健康机构希望人们不要再抽烟了;烟草利益者却四处游说应该将抽烟重新定义为个人的一种“权利”。这些竞争利益的出现和倡导者的行为是健康的、多元的民主社会的标志。但是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并没有平等的权力去决定社会结果。

全球变暖是风险分配斗争的重要案例，它还体现了如果风险成为现实，对风险成本或潜在后果问题上的斗争。像许多环境议题一样，全球变暖呈现一种“大众悲剧”的维度:我一个人驾车不会导致全球变暖，但是所有人驾车就不能不使全球变暖(我们这时是假设驾车是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唯一原因。当然，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工业活动也是造成全球变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富裕一些、发达一些国家的人驾车更多一些，但是如果全球变暖发生了，每个人肯定都会受到影响，某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也肯定会遭受威胁。事实上，在贫穷一些、欠发展一些的国家，当地农业的粮食供给不稳定，粮食储备与分配体系不充足，它们毫无疑问地将会承担更多的风险解决成本。发达国家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去改良农业，其食品分配和储备体系也肯定更完善。然而，这个领域却很难达成国际协议。因为，要抑制全球变暖，那么肯定是更发达、更强势的国家要更多地改变他们的行为，同时，也肯定是更发达、更强势的国家会认为他们自己面临的风险要更少一些。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其他一些风险没有平等分散的案例。有些不平等是自然决定的，而非社会因素导致的。患有乳腺癌的大多是女性，只有男性才会患前列腺癌。但是其他一些风险分散的方式很明显地反映出了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种族划分。成为街头犯罪的受害者这一风险总是更多地降临在少数族群和低收入人群身上，这些人不得不生活在高犯罪率的地区。他们生活的这种地区还更可能被倾倒有毒垃圾。那些无法承担或没法获得健康保险的人，包括失业者和工作单位不提供健康保险的员工，死于本可预防疾病的风险比例更高。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少地知道健康预防的最佳方式，经济低下的人更没能力去实施健康预防措施。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承受，那么关于应该吃瘦肉、一天吃五次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建议又如何可行?显然，含糖的饮料和重度油炸食品会更便宜一些。后工业化社会的风险就是分配不均。

新闻能提供什么?

新闻记者需要认识到风险的社会特征和政治特征。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质疑单纯科学的风险定义，同时思考在某个风险状况中，谁是获益者，谁是受损者，对风险的特定界定如何能改变这种平衡。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对风险的处理方式，以及依赖于一些心理和文化因素的公众感知，都将决定哪些风险是要解决的，哪些风险是应忽略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机构利益者成为赢家，有的成为输家。只是认为新闻记者应当报道“客观”事实，让人们作出自己的决定是不够的。

我们不是要说科学与风险无关，或者说新闻应该忽略科学事实。风险并不会因为人们不关注它或者不相信它的存在而消失。就像站在迎面开来的火车前面一样，吸烟是任何人不能回避的风险。风险不仅仅与政治有关，风险是真实的人们可能真正地受到伤害的一种可能性，而如果新闻媒介更好地行使了其工作职责，有时候它真的可以预防。相反地，过多地扩大风险，转移社会资源的注意力，有时候会造成不必要的焦虑，甚至是更重大的伤害。但是，认识到风险的科学维度，同时理解到风险的科学维度也是社会构建的，还只是个开始。

什么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合理的”风险，什么是不合理的风险?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判断，且高度依赖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优先权。这些议题应该进行公共讨论。新闻记者的职责是告知人们有这样的讨论并且激发人们参与讨论，同时帮助人们确定什么是危险的事情。我们在讨论进行的过程中不能置科学于不顾，而应该使科学也参与进来。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将科学视为风险讨论的核心因素而将许多社会文化因素“边缘化”，在很多情况下将社会视为中心因素而将科学视为边际因素可能会更有帮助作用，除了科学这个平台之外，我们可以让其他因素也介入讨论。拉斯韦尔是正确的，他认为媒介的作用不仅仅是环境监测。新闻必须帮助塑造在已确认的威胁面前的社会反应，并且确认人们在决定如何应对风险时采用的社会价值观。

参考文献

Beck，U．(1992) Risk s 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Mark Ritter．London: Sage．

Bradbury，J．A．(1989)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difiering concepts of risk，Science，Technology，and Human Values，14: 380-389．

Gandy，O．H．(1982) Beyond Agenda-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Norwood，NJ: Ablex．

Hall，J．(1999) Re Marks before the Second Annual North Texas Transportation Safety Summit，Irvine，18 August．Accessed on 17 May，2004，from http://www．ntsb．gov/speeches/former/hall/ jhc990818．htm．

Hardin，G．(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62(3859): 1243-1248．

Hornig［Priest］，S．，Walters，L．and Te Mplin，J．(1991) Voices in the NeWs: NeWspaper Coverage of Hurricane Hugo and the Loma Prieta Earthquake，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12(3): 32-45．

Lang，G．E．and Lang，K．(1983) The Battle for Public Opinion: The President，the Press and the Polls during Watergat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asswell，H．(1948)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 Ociety，in L．Brys On(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NeW York: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 Ocial Studies．(Reprinted 1964 by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Latour，B．(1987) 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scientistsand Engineers through s Ociet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idgeon，N．，Kaspers On，R．E．and Slovic，P．(eds)(2003) The s 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iest，S．H．，Bonfadelli，H．and Rusanen，M．(2003) The“Trust Gap”Hypothesis: Predicting Support for Biotechnology Across National Cultures as a Function of Trust in Actors，Risk Analysis，23(4): 751-766．

Slovic，P．(2000) The Perception of Risk．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Sturgis，P．and Allum，N．(2004) Science in s Ociety: Re-evaluating the Deficit Model of Public Attitudes．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13: 55-74．

Wahlberg，D．(2004) Corn Fungus Linked to Fatal Birth Defects，The Atlanta Journal Constitution，4 Apr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