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新闻开拓性研究

第十六章　新闻谈话——广播电视新闻采访中的互动

伊恩·哈奇拜

●对听众来说，新闻访谈节目有哪些特征?

●新闻采访者如何保持中立的立场?

●采访者怎样对公众人物提出挑战?

●受访者拒绝遵守采访规则会怎样?

记者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环境就是广播电视新闻。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单上经常看到的方式就是说话，有些是独白式的播报，即一位新闻主播通过摄像机镜头(若是电台则通过麦克风)将新闻的标题和导语直接读出来。还有更多的是通过互动进行的，这包括演播室记者与现场记者的实况连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新闻主播的交谈，或者是记者与公众人物包括有新闻价值的演员进行的访谈。广播电视节目中有了越来越多互动的说话形式，逐渐超过了以前那种独白式的标准新闻播报形式，也就是“播音”的形式。主要的设定议题类的新闻节目通常都是由一系列访谈组成，每个访谈前只由一个主播简短地介绍背景，比如BBC的广播节目《今日》(Today)和BBC的电视节目《新闻之夜》(NeWsnight)。在美国，长期播放的一些高知名度节目也同样由一系列现场采访组成，比如ABC的新闻节目《夜线》(Nightline)。事实上即便是标准的新闻播报节目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双主播”形式，这样一来新闻播报的任务本身就置于更广阔的互动式交谈的语境中了。

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就是新闻讯息更多地在互动交谈的生产过程中产生。这就促使我们在考察新闻采访时，不仅要分析采访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还要分析采访的结构特点，因为正是语境形成和限制了新闻信息的内容。赫里蒂奇、克莱曼和齐默曼(Heritage，Clayman and Zimmerman)对此这样说:

在新闻的呈现过程中，作为一种媒介的社会互动的使用持续增长，这意味着脱离互动来分析新闻信息的结构和内容(这两者恰是在互动中产生的)是不切实际的，虽然媒介不是信息，但是广播电视新闻在互动结构中传递，这必然会对新闻讯息的内容和表现发挥作用。

本章的研究考察广播电视新闻采访中由互动产生的新闻，本研究采用的方法是谈话分析。本章一开始简要概述谈话分析方法的视角(Hutchby and Wooffitt，1998)，然后考察新闻怎样在采访过程中建构出来。本章围绕的核心问题是:记者如何在保持恰当中立姿态的同时，代表公众利益向政治家和其他人物提出挑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作出了一系列的谈话分析。

谈话分析

谈话分析致力于对人类社会互动建立起一个自然的，以观察为基础的经验科学研究，研究者通过分析自然发生的谈话记录来发现参与者如何在交替说话过程中彼此理解和回应，其主要关注的是谈话次序是怎样产生的。谈话分析的目标是发现社会语言学技能，这些技能在有组织的社会互动秩序中构成了谈话生成与诠释的基础。因此，谈话分析可以成为一种桥梁，连接起语用学领域更正式的语言学分析(Levins On，1983)，和人的社会性的社会学调查。

20世纪60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对日常语言使用的结构性组织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这是谈话分析的开始(见Sacks，1992)。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对实践推理的日常方法研究被人们称为民族方法学(Garfinkel，1967)，它部分地影响了萨克斯(Sacks)的研究。萨克斯(Sacks)同时还受到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面对面互动的结构性质研究的影响。在这些影响的基础上，萨克斯(Sacks)发起了一份基础研究项目，通过谈话的每日实践解释社会秩序的等级。

谈话分析的主要信条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平常的谈话也不是琐碎的、随意的、无组织的，社会学家对它们也感兴趣，认为它们其实是组织结构性强的社会实践。谈话分析的第二个信条是:研究社会秩序最好是通过使用录音录像技术记录的自然发生的谈话，这样获得的数据可以反复查看和记录，从而可以深入分析。萨克斯(Sacks)描述他对录制在磁带中的谈话的研究，他写道:

那样的材料有一个优点，我可以反复播放它们。这样我就可以记录它们，进一步对它们进行研究，不管它们有多长。磁带录音材料对发生了什么进行了“足够好”的记录。当然其他事情也发生了，但是录在磁带里的是肯定已经发生的事情。

(Sacks，1984: 26)

通过对记录的谈话录音进行观察，谈话分析家用一种独特的方法研究了日常语言。这种方法关注萨克斯所说的谈话发生顺序的“机制”。他的意思是:第一，通过这种机制，人们可以把握谈话顺序的常规轮换，同时降低个体造成的距离与交叠:也就是说互动交流是可以协调的。第二，这种机制也是指谈话顺序模式和结构，在谈话中涉及社会行动的管理。从讲笑话和讲故事(Sacks，1978; Jeffers On，1978)到开始和结束电话交谈(Schegloff，1979; Schegloff and Sacks，1973);从发出邀请(Dre W，1984)到控制意见分歧(Pomerrantz，1984)，大量社会活动都是在互动谈话的交流中完成的。

谈话分析的主要目标是揭示言语交流如何在技术层面展现那些结构化的、组织化的资源，而参与者只有利用这些资源才能在互动交谈中开展和协调活动。谈话被当做社会行动的工具，也是人际互动中共同构筑和维持社会组织的主要手段。因此交谈是社会个体的战略场域，带来他们互动的社会情境可以进行经验性的调查研究。

对社会情境的思考与本章内容有着特殊的关联，虽然谈话分析始于对日常谈话的组织的兴趣，但它也可以用于一种更广阔的框架中，来分析在特定环境中话语轮换和活动组织的独特方法，比如在法庭上(Atkins On and Dre W，1979)，教室里(Mchoul，1978)，广播和电视脱口秀节目中(Hutchby，1996)，手术室里(Heath，1992)，公共性演说中(Atkins On，1984)和一些其他的场所(Dre W and Heritage，1992)，包括广播电视新闻访谈(Clayman and Heritage，2002)。

在对这些“机构”环境的研究中，谈话分析选取了一种独特的视角，研究参与者在谈话互动中，如何在创建并复制“特定语境”时发挥核心作用。事实上，这种视角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基础上的:不同形式的谈话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连续体，从相对不受约束的日常会话的话语轮换(对话的正式程度不同)到正式的场合，不仅是谁说话，按什么顺序说要事先安排，而且说话的内容也是事先准备好的(比如婚礼)(Sacks et al.，1974)。参与者会通过特定方式表现出对与当前互动状态相关的特定组织规范的遵从，比如有选择地隐去某些谈话内容或者是改变那种全景式的谈话方式，即强调某些内容而保留一些其他的内容。因此，在很多组织环境中，包括广播电视新闻访谈，互动的组织化特征首先体现在形式上——最显著的还是体现在话语轮换系统，这些组织环境中的话语轮换方式与谈话中的话语轮换是非常不一样的(Heritage and Greatbatch，1991: 95)。

广播电视新闻采访研究关注参与者如何遵守一个严格的话语轮换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涉及一系列的一问一答的对话以及采访者与受访者基于话语轮换的角色转换。采访者只是提出问题，相应地受访者给出答案。这和日常对话中的话语轮换是很不一样的，在日常对话中问者和答者的角色不受限制。在一个既定的互动背景下，话语轮换的类型和次序都是可变的。而在采访中规范性的原则禁止任何尝试，以突破那种一问一答的形式。

但是，这种一问一答的预设模式只是新闻采访的话语交换系统中一个最不起眼的特点。阿特金森(Atkins On)和德鲁(Dre W)在另外一项以一问一答形式进行的话语交换，即法庭的交叉询问研究中指出，任何行为的发生都有既定的次序，只要它们以问题或答案的形式出现。新闻采访并不死板，不是简单地提出问题、给出答案，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广播电视新闻记者对政客们和其他公众人物发出挑战，这些人则对挑战进行反驳;记者们在若干新闻议题中可能会选择某个议题，而公众人物则可能对另外一个议题感兴趣;总之，双方通过话语轮换争夺论争的胜利，而这种话语轮换在最低程度上是通过提问和回答体现出来的。

在这样宽广的框架内，研究者们对新闻采访行为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从实现话语轮换的基本方法(Greatbatch，1988)到受访者改变采访者设置的议题的方法(Greatbatch，1988)，从采访者提问时展现其客观立场的方法(Clayman，1988，1992)到在访谈中处理争论和反对意见(Greatbatch，1992)的方法。最近，克莱曼(Clayman)和赫里蒂奇(Heritage)发表了第一个从谈话分析角度完整论述新闻采访的研究，本章余下的内容将呈现在这项研究中选取的一些内容。

新闻采访行为

谈话分析研究者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采访者作为提问者应避免陈述自己对新闻的观点，采访者的任务是引出受访者的立场、观点以及解释。这与新闻专业精神中的客观性息息相关，它要求记者(包括广播电视记者)为了更广大的社会公众利益从个体那里获取信息。但是从谈话分析的观点来看，这么做还要符合另一个利益，因为广播电视新闻采访的方法是要为收听的受众利益服务的(Heritage，1985)。那么广播电视采访就会阻止某些话语轮换的发生，而这些轮换形式在其他语境的社会互动中是经常出现的。

在日常对话中，各种类型的一问一答呼应对中存在一个第三方位置，即问者确认或评价答语，这在机构式的环境中也存在，比如课堂教学。因此，在标准的寻求信息式的问题中我们会发现“问题—回答—告知收到”这样的发生次序，而在知识检测类的问题(老师提出的问题)中则是“问题—回答—评价”。新闻采访一般没有这种包括告知收到或评价的第三方话语。新闻采访的标准次序是“问题—回答—下一个问题……”(一个可能的例外是下文将讨论到的“问题—回答—表达”次序)。避免出现第三方的确认或评价是连续的一问一答形式的显著特征之一，这种一问一答形式是新闻采访特有的。

通常的情况是新闻采访者尽可能少地使用在日常对话的话语轮换中经常出现的连接语、接收语和标记语(比如“嗯”、“对”、“是的”、“真的吗”等)(Heritage，1985)。这些标识会使采访者成为受访者话语有意的、原始的接收者(Scheg loff，1982)。因此，新闻采访者应避免使用这些标识，从而使得受众，而不是他们自己，成为受访者话语的原始接收者。

就像赫里蒂奇(1985: 100)总结的那样，在采访过程中避免加入确认、评价和连接语是十分重要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加入它们就使得预先的谈话在提问者(他们通常事前大概了解了谈话内容或者被要求表现得了解情况)那里成为新闻，而不是在听众那里成为新闻。第二，这会使提问者将自己作为节目的首要接收者，受众确实地成为从旁收听的听众，节目好像是为提问者制作的，而不是为听众制作的。

这些并不意味着采访者不能有自己的观点，也不意味着他们不能通过改变所提问题来评价受访者的反应或是传达对某事件或者对受访者的评论的立场。为此，克莱曼(Clayman，1992)强调在新闻采访中“中立主义”优于“中立性”。因为“中立性”意味着采访者是中立的导管，通过提问从受访者那里获取重要信息(这种解释受到新闻专业人士的青睐)。而“中立主义”则强调采访者要通过一系列专业的谈话实践做到“站在中立的立场上”(Greatbatch，1998)。

其中一项就是“立场转换”。戈夫曼(Goffman，1981)用立场这个概念描述通过不同的方法说话者能够采取或接近或疏远的态度发表意见。在区分话语生产者(animator)、话语来源(author)以及意见发表者(principal)后，戈夫曼(Goffman)注意到在脱口秀中话语生产者的话语会在不同程度上展现话语来源和意见发表的特性。

克莱曼(Clayman，1992)采用了这个概念去考察广播新闻采访如何通过“立场转换”做到中立，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

这里采访者以里根大选获胜的一个统计性事实作为开场白(1～2行)，此时他同时站在话语生产者、话语来源以及意见发表者三者的立场上说话。但是当他谈到更具挑衅意味的话题(质疑总统的提案以及领导集团的效率)时，他转换了立场，不再是话语来源，意见发表变得含糊(第3行和第6行)，也就是说，在他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中，他不再是话语来源。我们注意到即使在陈述之后提出问题时，立场转换还在持续:“国会所称的领导集团的问题。”

下一个案例显示采访者如何通过立场转换使得话语来源从一开始发表意见的一方转变为他者。

第10行一开始的问题中就暗示采访者既是话语来源也是意见发表者，但随后他进行立场转换，使得评论家成为话语来源。

克莱曼(Clayman，1992)认为立场转换可以让采访者同时完成两项任务:提出质疑并保持中立。在三种情况下他们会转换立场:提出带挑衅意味的问题;对受访者的观点提出异议;在小组讨论中引起嘉宾们的意见分歧。在以上三种情境中，采访者采取话语生产者、话语来源以及意见发表者的立场都无法保持中立，而立场转换可以避免这一点。

制作一档兼具批判性和挑战性的脱口秀节目的另一秘诀是“重述”受访者的观点，通常是指那些有冲突意义或有新闻价值的观点，这点对于听众也至关重要。赫里蒂奇(Heritage，1985: 100)这样表述“明确阐述”:

它是指总结、解释或发展受访者话语的要点，尽管这在日常对话中出现较少，但在那些程式化的、面向受众的节目中却很普遍，而这项工作通常由采访者完成。

总结或解释受访者观点就是提炼他们的中心论点，使得听众思路更清晰。赫里蒂奇(Heritage，1985)在研究中发现这种做法既可以用于总结受访者的观点(“合作性回收”)，也使得采访者可以对受访者的言论作出评论或批判(“推理性探究”)。下面的案例恰好验证了后一种:

这里的受访者是价格委员会主席，他就委员会关于茶叶价格的报告接受采访。看标有箭头的采访者的话(第11行和第20行)，我们会发现双方争论的是“事实上在说”。以第11行为例，采访者将第1行至第9行总结后阐述为“指责供应商的盈利行为”。受访者自己并未使用“盈利”这个词，而是采访者根据受访者的话语推断其隐含的意思。

采访者阐述过后就看受访者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观点，在这个案例中，受访者并不同意采访者的说法(第12行)，而是提出了另一个观点:缺乏竞争性。在第20行，采访者使用语气更强的词评论受访者的观点。受访者再一次以弱势的姿态应对采访者所说的“严苛的指示——降价”。因此“重述”就是要“重新明确指出隐藏在受访者话语背后的观点”(Heritage，1985: 110)。

就像之前说的，新闻采访包含了“日常对话交流中常用的、特定的、十分重要的缩小选择范围并使之具体化的方法”(Heritage，1989: 34)。这种方法通常由参与采访的双方不间断地配合使用。很明显的是，使用这种方法会背离新闻采访的规则，比如说采访者或者会过分质疑受访对象，或者会偏向受访对象，从而偏离客观的轨道。在美国和英国有一些著名的采访者，他们都被公认为言辞犀利:比如BBC的杰里米·帕克斯曼(Jere My Paxman)和约翰·汉弗莱斯(John Humphrys)，CBS的丹·拉瑟(Dan Rather)。这在广播电视史上不算是新鲜事了，舒德森(Schuds On)指出自19世纪中叶以来具有启发意义的新闻采访实践中一直追求不同观点的碰撞，记者采取不同方法进行采访，公众人物以不同形式参与访谈。一些采访者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寻求真相”，而不仅仅是“让受访者说出他们的看法”。举个例子，ITV的罗宾·戴(Robin Day)先生就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因善于在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中提问而闻名于世，他的问题可以让政客们愤然离场。

对于谈话分析来说，关注这些案例并不是因为它们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而是要弄清楚当新闻采访的规则被打破时会出现什么状况。比如说，受访者试图回避某个特定问题(曾发生在杰里米·帕克斯曼(Jere My Paxman)采访内政大臣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的过程中帕克斯曼(Paxman)重复问一个问题超过20遍，Howard一直回避他的问题)，或者是受访者反感采访者的追问直接起身走出播音室(曾于20世纪80年代福克兰群岛战役时发生在帕克斯曼(Paxman)采访掌玺大臣约翰·诺特(John Nott)时以及布赖恩·沃尔登(Brian Walden)采访前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时)。

考察采访实践中各种类型的中断情况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会告诉我们完成一次标准的采访所要遵守的规则。换句话说，通过观察参与者如何破坏规则导致采访中断，我们就能证明哪些规则是采访中首先要遵守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考察一个曾经倍受瞩目的案例——1988年CBS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采访副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 Snr)。此次采访中断的原因是布什(Bush)试图将采访的话题限制在他竞选总统这件事上，但是拉瑟(Rather)站在公众利益的一边，询问布什(Bush)是否参与最近浮出水面的秘密武器交易(也就是伊朗门事件)。结果整整9分钟的采访变成争吵(美媒称之为“激烈的互殴”)，中断与各说各话的情况不断出现，以拉瑟(Rather)不客气地打断布什(Bush)的话而告终。

这个案例很有价值并不只是因为它轰动一时，更是因为谈话分析研究者深层次考察了这次采访，并得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Clayman and Whalen，1988/9; Nofsinger，1988/9; Pomerantz，1988/9; Schegloff，1988/9)。这些值得人们去查阅的研究透露了采访中两个人的“对抗”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背离了新闻采访规则。分析显示，虽然各说各话的情况在日常交谈中出现是正常的(Sacks et al.，1974)，但在新闻采访中却是不合规范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它展示了采访者依据采访规则——提问之前先作开场白，从而引出问题，这样做对受访者和听众都有利。但是受访者并不遵守这个规则，他总是试图“回答”那些陈述，而不是等待提问。这就导致整个采访中断和各说各话的状况循环出现:采访者试图提出问题，而受访者急着先发制人给出“回答”。

需要重申一次，这个案例中我们总结出的两条规则是:

●采访者应该在问题的框架内作出陈述(比如说开场白)

●受访者在问题提出后方可说话(将陈述视为问题的前奏)

我们注意到这次采访以受访者提示采访者开场:“假如采访者有疑问”，“快提问吧”(第1、2、7行)。拉瑟(Rather)的质疑意欲证明布什(Bush)参与了由美国的秘密组织牵头的武器交易，虽然他并不承认。那些武器是要卖给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军队，交换条件是释放关押在伊朗的美国人质。第6至11行，拉瑟(Rather)提问采用了波梅兰茨(Pomerantz，1988/1989)研究广播时提到的一种技巧，即让受访者同意两种互相矛盾的事实，然后让他们解释这样的矛盾，在这个案例中采访者看起来是遵守了之前提到的采访规则的。但是在14行受访者违背了采访规则，他打断了采访者的第二个事实陈述(“您还说过您是不知道的……”，第11～13行)，试图“回答”第一个陈述(“我可以回答”)。值得注意的是，在接下来的对话中双方对于他们违反采访规则表现得心照不宣，而这些规则是完成一次采访必须遵守的:第17行，拉瑟(Rather)说“那不是问题，是陈述”，第20行，“请先让我提问”;而受访者布什(Bush)却跳出了问答形式的框架:“是的，我可以回答”(第18～19行)。

这个案例让我们了解到这次9分钟的广播采访被公认为两个男人的对抗。克莱曼(Clayman)和惠伦(Whalen，1988/1989: 242-243)说过，当时媒体的评论关注主人公的性格特点，拉瑟被认为是“好斗的”、“反复无常的”，而布什也是“十分强硬和好斗的，人们认为他已经不是个懦夫了”。但是，通过谈话分析的方法对事件进行剖析，我们可以对“采访”和“对抗”有不同的理解。这就决定了:

参与者之间如何针锋相对;将采访应遵守的特定规则抽离出来。交谈的顺利需要依靠每个个体的配合，而不能简单地依赖于预定的政治策略或心理倾向。无论是否存在设定的议程或倾向，真正的交锋应该是唇枪舌剑的交流过程。

(Clayman and Whalen，1988/1989: 243)

因此，从谈话分析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交锋以及与之类似的情况和那些异常案例一样有意思:在那些案例中参与者违背采访规则，而这些规则对于采访实践中的广播节目采访十分有用。在其他类型的异常案例分析中，考察在没有规则约束的条件下互动如何发生改变能够进一步指出谈话分析研究的要点:维持特定的话语轮换次序是主播们和公众人物完成一次访谈必备的技能，这样广播脱口秀节目的听众才不会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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