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挑软的捏”

第十七章　“柿子挑软的捏”——儿童与灾难新闻

辛西娅·卡特玛丽·梅辛杰·戴维斯

●关于儿童与灾难新闻的关系，新闻研究者们持什么看法?

●人们为什么鼓励家长保护孩子远离恐惧的新闻报道?

●儿童期的特定文化构建如何塑造了新闻研究?我们是怎样看待儿童新闻受众的?

●在灾难新闻报道中，儿童是怎样被用作象征符号的?

●儿童对恐惧事件的新闻报道是如何反应的?

几乎没有新闻研究者花费很大心思来研究儿童及青年与新闻的关系，也很少有研究深入探究记者所假设的儿童的天真无知与脆弱作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模式如何塑造了新闻，包括新闻如何呈现年轻人、儿童受众如何理解新闻，或者社会首先为儿童报纸新闻、广播新闻和网络新闻准备了些什么。同时，英国和美国的成人广播新闻与报纸新闻机构认为，在青年大多对竞选类政治活动逐渐失去兴趣的年代，新闻节目要想吸引足够多的年轻受众是非常困难的。这两种形势的发展深深困扰着政治领导者和新闻工作者。如果公民不能享有充分的知晓权，那么又将如何最佳地保障民主政治未来的健康发展?

在力争复兴政治言论和政治参与的一些观点中，很少有记者看重新闻形式在促进青年的归属感、早年与世界的接触与联系方面的作用。大多数新闻学者也认为这个观点不值得加以严谨的学术分析(除了巴恩赫斯特和沃特那，1991;卡特，2004;戴维斯，2004;莱米斯，1998;莱斯特·洛桑扎米尔和拉曼，1999)。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在儿童成年后有了选举权时，像对待魔术一样，他们会突然对政治开始产生兴趣并参与政治活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在18岁之前，孩子们不会对政治产生兴趣，对世界大事也不会有明智看法。尽管英国或美国的市民教育已经成为中学教育结构的一部分，然而到目前为止，在促进儿童与新闻的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与重要议题的联系上，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这些重要议题集中在公共领域内对市民和政治的报道层面。

在本章中，我们集中讨论了上述提出的问题和这些问题带给我们的焦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探讨那些直面儿童对新闻的情感式或畏惧式反应的研究。这种反应是这项研究领域内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第二部分，我们转向考察儿童期的文化模型，它能巩固儿童对新闻的情感反应的研究。由此，我们思考在灾难新闻中儿童以怎样的方式被用作特殊的象征类型——举例表示即如天真无知、易受伤害、灾难性、软弱性等。在最后一部分，我们评价了一些新闻设想，它们影响并塑造着新闻记者在对儿童新闻受众的兴趣与需要方面的观点。

对儿童与灾难新闻的研究

考察儿童以及儿童与新闻的关系的这项局部研究分析了由恐怖故事(如战争、冲突、儿童拐卖及谋杀)所引起的个人情感反应与恐惧。从方法论上讲，这种研究按照常规对儿童采用了定量调查和采访以便得到儿童在恐惧反应上的数据。按具体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可将它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研究大多考察儿童的年龄对于他们对新闻的消极情感反应的影响，或者将儿童的新闻接触量视为其消极情感反应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儿童是重度新闻接触者，他们被惊吓到的可能性是大些还是小些)。第二类研究探讨儿童对新闻的情感反应与心智反应，消极的也好积极的也好。它认为由于儿童在教育、社会、经济及文化背景上有所不同，对新闻的这些反应也是不同的。

从概念上来说，第一类研究是基于发展心理学的儿童期模型，它重视恐惧新闻在情感和心理上如何消极影响着，甚至是摧残着儿童。这种重视在鼓励研究者们强调哪个年龄段的儿童最易于受到情感伤害等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类研究的中心任务是确认最易受伤害的年龄，以便给这个年龄段的儿童以合理有效的心理保护。

一些研究者认为，幼年儿童最容易因灾难恐惧新闻而受到情绪影响，因为他们太小了，还不能将暴力内容置入社会文本中加以全面分析。也就是说，由于幼年儿童不能理解暴力行为发生的文字或书面的解释原因，与文字或文本相比，他们更易受恐惧形象的影响。

与此相反，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年龄稍大一点的儿童经历消极情感反应的情况实际上更为危险，因为他们能够相对较好地理解所报道的新闻事件的后果。仍然还是有一些学者认为儿童的年龄与恐惧程度这两者并不存在联系，他们认为其他一些因素，如性别、社会地位等，在决定情感反应方面的作用可能会更重要一些。

记住了这一点，一些研究学者就试图弄明白性别是否是影响儿童情绪反应的一个显著因素，或者儿童的年龄与性别之间是否存在一定联系。比如，一些研究论证说:年龄小一些的女孩在所有儿童中最易受新闻的负面影响;一些研究集中于研究父母对灾难新闻的反应对他们的孩子所产生的影响;另一些则将研究重心放在儿童接触电视新闻节目的量上面。到目前为止，研究结果还不能赞同或反对那种认为重度新闻接触者更易受灾难新闻负面影响的涵化理论观点，因为它会使重度新闻接触者认为世界充满暴力，然而现实世界却并非如此恐怖。

上述研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同个体儿童的心理发展塑造了他们对新闻的反应。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细致地监测和测量孩子们的反应。研究认为，这些数据给父母、教师、公共健康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经验性证据，能使他们知道如何最佳地保护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以免儿童由于接触恐惧新闻报道而受到情感创伤。来自医药和心理协会、育儿压力团体和政府机构的“专家”一致推荐认为，为了避免儿童受到可能的心理伤害，大人们应该想办法尽力驱除儿童的畏惧心理。这些办法包括:如果大人觉得合理的话，严格限制儿童接触电视新闻的量。就像它原本的那样，基于儿童发展的认知心理模式，在儿童的生活中，父母、老师或其他重要的成人的“合适”做法是将儿童的反应看作是个人化的反应，因为它能通过个人关怀和咨询，得到私人化、适龄化的解决方法。

从第一种研究中得出的这组观点倾向于认为儿童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理解新闻报道的内容，因而在情感上无法应对，容易受到伤害。这种观点极具说服性，也很普遍，尤其是在美国。基于儿童的天真无知和易受伤害的意识形态假定(我们将在本文的下一部分中详细分析这个观念的建构)，上述观点普遍地被认为是理解儿童对灾难新闻的反应的最合理模式。家长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处理这类反应的责任。家长们总是急切地询问孩子是否对一些事情存在任何疑问(家长的相应回答应该能够为特定年龄的儿童所理解)，同时还要安慰孩子们使他们确信个人的安全。也就是说，父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必是完全地解释此类事件，也不必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方式加以评析或批判。相反地，父母应当直接看护儿童的情感反应，留心孩子可能遭受到的心理及生理症状(噩梦、哭喊、失眠、易怒等)。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减轻灾难新闻在心理上及行为上可能对儿童施加的任何负面影响。

在本章前面提及的第二种研究中，研究者们致力于更好地理解儿童对震惊性新闻的情感及心智反应，他们得出了与第一种研究不同的一组结论。儿童期批判模式将儿童视为社会中一名市民的观点对从事第二种研究的研究者具有影响作用。他们认为如果儿童得到了关于灾难新闻的及时的、明晰的解释，那么儿童就能够，也愿意来理解并应对这些灾难新闻。批判新闻研究者强调的不是对灾难事件的报道，也不是在对这类事件如何报道上进行不必要的“消毒式”处理，而是为儿童提供详尽的、更好的解释，以便儿童受众能够更好地理解灾难事件。

然而一些新闻媒体批判者认为最好根本不要将灾难故事告诉儿童，因为这些故事实在是太令人难过。白金汉(Buckinham，1996)坚持认为，直面事实并获悉真相比可能会受到伤害或打击的风险重要得多。在白金汉看来，这些关于向儿童及青少年报道些什么或者不要予以报道的一系列议题中都刻有深深的政治痕迹。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对灾难新闻的反应与“纯粹情感”联系在一起。相反地，将这样的情感视为儿童对社会世界及政治世界的循序渐进式理解是有道理的。对情感、认知和社会的一般性区分遮掩了所发生事情的真实复杂性。

从概念上来说，发展心理学比较重视儿童对恐惧新闻的消极情感反应，它消解了恐惧事件的政治性。通过剥夺这些反应的政治背景，儿童的反应可被视为个人化，并在父母的干预(限制接触恐惧新闻)下具有可处理性，同时在必需的情形下，还可以有专家的心理咨询。

这项关于儿童对灾难新闻的反应的研究引起了批判新闻方面的研究，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议题和政治议题。在下一部分中，我们考察了儿童期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建构或儿童期模式是如何影响学术领域的，同时也考察了那些被认定或推介的具有新闻价值的恐惧新闻事件。接下来的这一部分探讨的也就是最后一点，尤其是在战争和冲突故事中儿童的出现通常具有一定的含义性目的:大多数情况下儿童都被视为天真无知、易受伤害且是受害者。

儿童期的理论构建:中介与受害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采访了位于苏格兰格拉斯哥一所小学的孩子们，询问他们对成人新闻和儿童新闻的看法，以及对灾难新闻报道的反应。与向儿童咨询成人的社会—政治事件的其他研究一样，上述研究也是从一个更广阔的理论层面考虑。也就是说，哪怕是非常小的儿童都将自己构成为主体或机构，这种方式使儿童产生了一种自我和自治意识，而这是公民身份不可或缺的一个属性。紧随着阿里斯(Aries，1961)在她的书《童年的记忆》中对儿童期的最基本阐述，当代学术界关于儿童期的一系列研究记录都将重点立足于对儿童期这个概念的社会构成上。

一些修正主义学者将儿童看作是“无知的”、“适宜的”，因而也是“没有能力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浪漫神话编造。这些观点并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的童年，也不适用于前工业化西方社会的儿童，因为这两种情形中社会对儿童寄予了为家庭而工作挣钱的期望。将儿童期视为无知和不成熟的观念同样也与将早熟儿童视为介于孩子和成人之间的“小大人”观念相冲突，与成人消费者对儿童的渴望相冲突。这类看似强大的学术研究在合法地强调诸如非西方社会中儿童的经济地位、儿童能胜任很多成人工作等情况的同时，实际上是忽视了儿童真实的易受伤害性，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毫无疑问，与成人相比，儿童年龄小、身体弱，在战争情形下尤其易因危险和自身的无抵抗能力而受到伤害。儿童受害者中的痛苦者、残疾者、丧失亲属者以及死者都是真实的，并不是由媒体报道虚构出来的。儿童士兵也不仅仅简单地只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这样的媒体报道可能还没有考虑政治及意识形态背景这项重要的因素。然而，新闻中将儿童报道为痛苦的受害者并不能成为在政治言论中剥夺其声音的一个正当理由。

在上面的论述中，一些关于儿童的媒介研究(媒介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将对儿童期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修订包括在内)持否定观点，认为儿童和青年不仅是消极的受害者，还是易受骗的消费者、不良行为的极端模仿者，同时他们也对当前事件态度冷漠。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儿童对形形色色的新闻报道，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这类灾难新闻有感知能力并对之有兴趣，儿童对这些事件也是有可能产生坚定意见和强烈感情的。换而言之，我们对儿童新闻受众的构建要求他们成为积极的中介角色，但是这并不是新闻报道——尤其是关于战争和灾难的新闻中报道儿童的方式。

儿童的象征意味

总体而言，在关于灾难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媒体对儿童的报道方式至少有两种(当然还是有少部分的反对意见)。第一种方式主要是阐释性的。也就是说，正如霍兰德(Holland，2001)所指出的，儿童期的图示描绘被广泛地用来阐明西方社会对儿童的潜在意识形态。霍兰德的研究工作点明了儿童形象——例如穿着统一制服站成队列的学校儿童，是如何被用来揭示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构建的;或者艺术形象——通常是经由广告“回收再利用的”，可以用于表现无知或者性别化的社会构建。经受痛苦的儿童是战争、饥荒和种族灭绝这类灾难情形中最常见的主体。他们对社会具有双重功效:其一是激起成人的同情心，使战争的残忍变得有人情味;其二是为潜在的成人新闻受众创造更多引人注目的报道(见Davies，2004，其中对新闻形象中儿童的矛盾心理有更多的讨论)。

2003年8月8日《卫报》G2部分的封面上由埃丝特·阿德利(Esther Addley)撰写的一则新闻报道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照片中受伤的孩子阿里·伊斯梅尔·阿巴斯(Ali Is Maeel Abbas)是一个11岁的伊拉克男孩，在2003年3月6日巴格达的轰炸中，他失去了双臂，失去了14名亲人。阿德利在新闻报道中描述了阿里是如何打算飞往英国去接受移植手术和6个月的物理疗法的……然而迎接小男孩的特别“大团圆结局”却是医生告诉记者:如果小男孩死了的话反而会更好。当它只是简单地被报道为一个有着“大团圆结局”的“故事”时，阿里故事中的政治意味就消解了，阿里的家庭就成为亿万其他也有家人被杀害或受伤的伊拉克家庭当中的一个，只不过其他家庭的故事没有在西方新闻媒体中予以报道。阿里如何被媒体报道的故事表明了他这个受伤害的儿童是怎样成为除他以外的一切的象征——这是英国人民人道主义本能安慰我们的一个例子。英国人为阿里的治疗提供了资金上的帮助，也对西方医疗界奇迹般奏效的高科技有所贡献。他们认为，哪怕再多再糟的战争带来的后果都是能够克服的，人们还是可以有“大团圆结局”的。与阿里由于新闻报道而成为受伤害儿童的一个象征性代表具有相同意味的是阿里声音的缺席，他不能告诉我们他发生了什么。像战争和灾难新闻报道中报道的大多数儿童一样，阿里并没有得到记者的采访，他的话也没有被《卫报》的文章所引用。他的真实故事得不到讲述的机会。

新闻记者们自己能完全意识到他们在对儿童形象的矛盾描述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利比·布鲁克斯(Libby Brooks，2003)在2003年4月《卫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援救帮助受害儿童时，人们极富情感的控诉能够使自己免除由于看到灾难，并对灾难的形成有所影响而产生的不好情绪。布鲁克斯指出战争报道并未将儿童仅仅视为“完全无罪”。她认为，儿童有时也是战争的犯罪者，正如她所说的那样，AK47突击步枪就几乎是儿童受众的“选择玩具”。

在格拉斯哥进行的研究中，我们与儿童受访者交谈，发现了媒介中儿童形象的二元性。正如一名12岁男孩说的那样，儿童新闻中表现的儿童形象大多是患病儿童或贫穷儿童，我们在科威特救下的那两个严重受伤的伊拉克孩子就是如此。然而，一名12岁的女孩却强烈反对这个观点，她认为成人新闻中的儿童形象是负有责任感的，青少年犯罪和不健康饮食等看法并不正确。另外一名12岁的男孩认为，在成人新闻中，儿童都被描绘成了“小流氓”。

上一段落中那些12岁孩子的话即阐明了儿童在与新闻的关系中的第二个作用。这个观点认为，儿童作为新闻受众，有着发于自身的观念和意见，不过这些时常与成人的观念相分歧。关于将儿童和青年视为新闻受众和将来的投票者的新闻言论几乎就没有报道过发自青年内心的这般直率的观点。而这些新闻言论经常是消极的，并对儿童的渺小无助持轻视态度。例如，史蒂芬·库逊(Stephen Cushion)对新闻媒体报道青年抗议伊拉克战争的分析研究就表现出了这种态度。年轻抗议者对战争的焦虑不安却在诸如“做家庭作业时发生了击打”这样的新闻标题中被轻视，变得日常琐碎。我们在格拉斯哥对儿童进行的研究也支持这个观点，且认为青年并不满意新闻媒体将他们及其同代人描绘成无辜的受害者，比如说什么“小流氓”，或者在他们尝试着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时视其为“逃学者”。

戴维斯和莫斯戴尔(Davies and Mosdell，2001)在《同意着的儿童》这本书中，探讨了成人电视节目报道儿童的一系列方法。作者考察了新闻中所描绘的儿童形象，认为被动和感性是如今儿童的形象特征。“被动”是指在新闻事件中缺乏儿童参与，所以即使在儿童很突出地参与了事件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得到采访，甚至没有被描述为重要的参与者。相反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描绘情感反应，以便能够引起成人感情的共鸣，并影响成人的观点。

在儿童对灾难新闻的反应的研究中，戴维斯分析了2003年3月播出的83个电视节目中的战争故事，其中有27个故事涉及儿童，所占比例为33%。在这27个故事中，仅仅有一例中儿童或青年充当着积极的中介，其角色为战争抗议者。其他所有故事不管从文法角度还是医学角度都将儿童视为“病人”:儿童是病躺着的、被照料的、被别人搀扶着的。儿童没有机会对着摄像镜头说话。对儿童反应的这种报道与他们在采访中的实际反应情况相反，我们在下一部分中将会讨论这个问题。

对儿童受众的新闻设想

青年期望他们对世界的想法能够得到成人的认真看待，但是却痛苦地发觉，成年人似乎对他们想要说的并不感兴趣。其他儿童抱怨成年人总是想要保护他们使其远离灾难新闻，有效地阻止那些成年人认为对儿童不好的消息。NeWsround网站中来自阿利西的10岁孩子卡拉·利(Cara-Leigh)的一段话很好地表达了上述观点:“我非常害怕与伊拉克的战争，因为布什总统和托尼·布莱尔不给我们儿童谈论它的机会，担心这样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刊登于2003年3月25日)。民主社会必须使青年感觉到他们与周围发生的事件紧密相连，并且赋予他们表达自己声音的权利。

儿童和青年时常坚持认为他们应该知道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即使这样的新闻是不好的消息。此时记者们对于给儿童受众报道什么样的内容是合适的往往意见不一。NeWsround的前任编辑尼克·希斯科特(Nick Heathcote)宣称让节目保持主要由正面新闻构成是很重要的。在他看来，儿童已经处于大量负面新闻的包围之中，这会使儿童感觉不到希望，是很危险的。他又补充道，在向儿童报道灾难新闻时，必须小心谨慎。希斯科特说，儿童有不愉快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儿童对世界的体验是有限的。新鲜的桃子总是容易受到损伤。

NeWsround的前任副主任马歇尔·科温(Marshall Corwin)持相似的观点，他指出，由于节目经由NeWsround的工作人员那熟悉的、友好的面孔而报道，因而它能够使不好的消息看起来不那么恐怖。科温说，我们很少收到观众认为不应该报道战争的抱怨，相反地我们认为报道战争是我们的责任，儿童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也有权利了解战争。

最近，英国尼基洛迪恩公司的主席尼基·帕金森(Nicky Parkins On)解释说，他们制作的儿童新闻节目《尼克新闻》(在2003年停止制作)当年并没有报道9·11事件。因为“我们认为，在各个媒体关于9·11事件的报道几近饱和时，我们应该为儿童提供一些其他的东西，让孩子们暂缓于战争的残酷”。相反地，NeWsround的执行生产总监罗伊·米拉尼(Roy Milani)坚持认为，报道儿童新闻要尽可能地准确，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成人新闻给孩子们带来了太多的伤痛和困惑。根据米拉尼的观点，“正确地报道战争故事，使其能被儿童清楚理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些战争事件”。

结　论

我们对儿童和灾难新闻的简要分析激起了新闻记者和新闻研究学者对以下重要问题的思考:新闻媒体是如何对儿童，尤其是受伤害的儿童的报道进行社论决定的?在哪种情形下，儿童形象比其他同类型的形象，如年老者或受伤的士兵要更好一些?在这样的报道中道德伦理是什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步骤来征求受伤害儿童，或他们的父母与监护者的同意?媒体对受伤害儿童形象的使用包含着政治和宣传层面的含义。从这种情感式的报道中得出的一个逻辑性结论就是，应该采访一个反对战争者，他的反应是应该结束战争，原因之一即是儿童在战争中被杀害或变成残废。我们在格拉斯哥采访的一名受访儿童(她是一名12岁的女孩)观察出来了这种潜在的宣传: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儿童经报道被表现为在医院里挣扎于死亡线上，这种情形使我们感到，如果我们在战争中要伤害无辜的儿童，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参加战争?对于这个女孩来说，那些描述了受伤害的儿童的信息很自然地会使人们相信战争是错误的。

将儿童期的形象重复地表现为持续受害和缺乏自治，这给新闻记者出了一道难题。如果新闻记者想要继续将儿童表现为战争中的可怜人和惊恐者的象征，想要激起成年人的同情，想要使这类新闻具有人情味，以便吸引观众和读者，那么对儿童期的这种情感式形象表现就可能会与记者的既定期望相矛盾，记者是期望通过这些新闻报道来巩固一批活跃的、见多识广的年轻观众和读者，他们终有一天会观看媒体制作的节目，购买媒体发行的报纸。

如果成年人希望儿童对新闻感兴趣并由此成为见多识广的市民，那么其中一个帮助方法就是鼓励记者在新闻中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表现儿童。然而这个时候，媒体并未以这种方式对儿童进行报道。战争时期尤其能够调动青年的政治意识和道德良心——新闻评论员在评论竞选活动的低出席率，或是当今青年所谓的“冷漠”和“享乐主义”时，时常说到这两者的缺失。关于儿童的有效新闻报道不仅揭示了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同时也为进行政治活动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性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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