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化“他者”

第二十章　种族化“他者”——新闻媒体对寻求避难者的报道

奥尔加·盖德斯·贝利拉马斯瓦米·哈林德拉纳特

●新闻业的实践如何导致难民和避难者的他者化?

●像“非法”、“伪造”等字眼对移民管制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全球化背景下，记者们在报道寻求避难者时会遇到什么难题?

2001年8月26日，在澳大利亚领海发生了一起事件，对当年的议会选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艘名为坦帕(Tampa)的挪威船只，从一艘遇难的印度尼西亚渡船上搭救了433名幸存者，其中绝大多数是难民。这些幸存者随后被带往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为了能够赢得选民的支持，执政的自由党将坦帕船上救下来的乘客列为船民(乘船离国的难民)和非法移民，并且派遣澳大利亚特种部队上船阻止那些乘客登上圣诞岛，这样他们就陷入请求避难者的处境。然而，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媒体在接下来将被提及的坦帕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一些通俗报刊的报道再现了官方的话语，就像2001年8月31日《先驱太阳报》头版标题所显示的:“放弃吧:霍华德拒绝联合国提出的收容非法移民的要求”。

这次事件发生后，一些学者曾提到媒体和政府高层的合谋、串通问题。例如，沃德(Ward，2002: 22)在《澳大利亚新闻评论》上的文章指出，该事件反映了一种“楔形政治”，政治新闻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这些事件都是由自由党精心策划的，目的是为了在联邦政府选举到来之前，复兴那日益萧条的选举公债。”尽管他对该事件的背景环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是他说“如果记者们认识到他们把坦帕船上的乘客描述为非法移民的报道是在协助自由党的事业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对坦帕事件作不同的报道”(2002: 23)，这样似乎对新闻业的公正无私给予了太多的信任。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记者们能够更敏锐地意识到“楔形政治”的话，他们就可能会从其他角度来进行报道。这种论断显然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记者都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或者都是反对难民入境的。本章想要阐明的是，这种对于避难者的描述不单单是个别的报道，而是形成了一种带有种族主义的报道模式，这种种族主义已经融入了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范畴。这种种族主义是隐蔽的，但是却潜藏在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中，尤其是对待难民，因此就更加难以觉察。我们的论点是，在所谓的“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国家主权的言论凸显了一个矛盾的现实:一方面，为“全球文化”和无障碍国界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加强边境防卫。例如，如果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跨国旅行，更为严密的移民管制就会对特定群体的流动施加更多的限制。这明显是一种“权力几何”的表现(Massey，1994)。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应该在这一矛盾现实的背景下来思考把避难者呈现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报道。

狗哨新闻业、他者与表达政治

随着边境控制的加强，关于合法移民以及与假冒移民相区别的合法移民的范畴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避难者中的一小部分人试图掌控一切以有利于他们自己，以及一些人提出的请求避难的要求值得怀疑，合法移民与假冒移民的区别变得更为复杂。然而，当媒体将这一小部分假冒的、未经证实的难民的活动强加到所有避难者头上，或者以此来证明实行严厉的移民政策是合理的，那么媒体所起的作用就非常有必要进行彻底的检查。

从对于难民和避难者的报道中，可以吸取两套指导新闻实践的相互联系的经验，即新闻话语及其与权力的关系和在全球化背景下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来框架构建难民新闻。关于新闻话语方面，广义来讲，新闻报道在文化领域(因而包括政治领域)中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不仅仅反映社会现实，而且还主动地构建意义。例如，霍尔(1982)曾说，媒体通过对事件进行主动的筛选、呈现、结构和塑造来赋予事物意义。也就是说，媒体报道赋予事件意义。更为关键的是，就像他最近所提出的，媒体通过标出“他者”的不同来进行报道，无论是性别、种族还是国籍的不同(霍尔，1997)。意思是说，差异是通过语言(以二元对立的形式，例如男人/女人、黑人/白人、合法/非法、英国人/外国人)和“象征性边界”两种途径来构建。霍尔在谈到“象征性边界”时说:“‘差异标识’象征性地引导我们求同存异，捍卫文化并且丑化和驱逐那些被界定为不道德和反常的东西。”(霍尔，1997: 237)这种“差异”的象征性标识是那些无可辩驳的，在个别的国家文化中习以为常的假设的本质。正是基于这些假设，使得对“非法”移民和“假冒”难民的严厉责骂变得无可厚非。

因此，“船民”或“避难者”等字眼在使用时会带有一层特别的含义，当与“虚假”、“冒牌”等修饰词一同出现时，这种特殊的含义就会同已经深入人心的种族差异产生共鸣。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种意义归化的过程为挑战既存的意义构建留下了空间。换句话说，这种对难民的报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受到而且正在受到质疑。沃德(2002)所提出的“狗哨新闻业”对我们的研究颇有意义:“表面上以一种看似合乎情理的语句讨论政策问题，但是他们所使用的词语、词组却有预谋地向目标受众传达了不同的信息。”(Ward，2002: 28)“目标受众”的问题与本章研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他所说的“看似合乎情理的语句”注意到了新闻话语和报道的政治信仰等问题。也就是说，在避难者和难民团体的新闻报道和不公平移民政策的合理化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新闻业的这种看似无目的的策略是如何促成控制的合法化或者归化社会关系?

要分析新闻报道中体现的政治观点，就有必要考察语言的表达方式。就像夏皮罗(Shapiro，1989)所说的:

考虑到我们对于冲突、战争或者更广泛地说国际政治领域的理解通常都受到报道方式以及各种文本建构方法(语法、修辞以及叙述)的影响。我们必须秉持一种对文本敏感的政治观来进行研究。

(Shapiro，1989: 319)

关于国内和国际政治事务(避难者事件中结合了两者)，政策被调控的事实要求我们密切关注语言表达的各个方面以及对语词不加鉴别的使用方式。这种用语方式能够复制和维持已经归化的种族主义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排外政策。反过来，对这类报道的批评也必须掌握报道的策略以及那些质疑和逐渐改变常用表达的言辞。

这本身已经充满了挑战，但是如果我们拓宽讨论的范围，将关于全球化和种族化他者的报道问题也考虑在内，那情况将会更加复杂。“全球化”是一个还不确定、充满争议的术语，但是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是它的某一具体方面。与此相联系的是这样一种观点:随着贸易壁垒的消除以及交通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世界似乎变小了，同时出现了能够包容、支持各种文化形式和习俗的“全球文化”。不仅这些发展改变了国家和世界的关系，而且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更具渗透性。有两点尤其重要，值得我们关注: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人们之间的交流日益深入，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追问，可渗透的边界使谁成为受益者，谁又成为受限制的一方(前面所指的“权力几何”)。以上两点都同难民和避难者的报道相关。

当前媒体在报道避难者时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是从普遍性的角度来对待个别性的问题。举个现成的例子，当报道在某一特定地区的流放者群体的经历时，要从更为广泛的议题出发来考虑，比如人权问题以及关怀和援助的伦理道德等，并且还要保证这样报道不会导致“他者化”。虽然有关全球化的学术讨论已经突出强调了对于承认、认同多元文化和多重身份十分重要的“认同的政治观”，但是在难民和避难者的媒体报道中体现出来的政治观点却不得不面临当前两大趋势:第一，一以贯之的他者化与民族和文化的等级制。其违背了世界和国家文化多元化的逻辑;第二，国家边界的重现(同时存在于政治和媒体领域)，隔离那些无法获得全民共享的必需标识的人们。

就像本文开头提到的坦帕事件所暗示的，国民和他者之间的“差异标识”(以狗哨方式，渐渐地避难者被判为“非法移民”或者被当作“船民”而隔离)组织发起了合意移民与非合意移民的话语。例如，2001年9月3日《先驱太阳报》的标题中写道:“准备走吧:选民支持首相的强硬态度，非法移民将被调离”，从中提到他们自己所做的关于坦帕事件的民意测验以及政府决定派遣海军去撤离坦帕船上的避难者。

二元对立的视角常常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无论是在恐怖主义的讨论中(把“他者”视为邪恶的)还是在关于难民的议论中(其倒退回殖民地时期的报道模式，将非西方人口视作是欺诈的，会威胁到西方价值观的)。本章的主要思想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新闻业还没有完全地接纳他者。这似乎与当前紧迫的文化全球主义意识不相符。伴随这种文化全球主义，必须意识到地方与世界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要将地方与世界看作是对待同一现实的两个方面，这样有助于重新定位两者，更好地区别两者间的细微差异。

本章的随后两个部分回顾了一些关于新闻和因种族所导致的他者的重要研究，并对最近BBC关于避难者的新闻报道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就如我们所要看到的一样，每当处于需要强化国家边界的时候，对难民和避难者等问题的报道就会援引分离主义的话语，清楚明确地将国内的“我们”同“他们”——外人、外国人、“假冒”难民区别开来。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下:以下分析有选择性地采用了BBC对该问题的报道，目的是为了找出值得深入分析的概念上的问题，而不是表明BBC在该问题中的立场。

新闻业的“他者化”

“他者”的例子就足以说明新闻业还无法完全地应对由跨国的传播和流动形式所带来的挑战。而我们当前世界的特点就是跨国的传播和流动形式。当报道“他者”的新闻时，尤其是关于难民和避难者的新闻时，国界仍然被重点强调。在这些报道中“我们与他们”相互对立。

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媒体持续不断的“选择性表达”确实为我们周围的世界赋予了意义。新闻报道中对于难民和避难者的描述依然把“我们”与“他们”分开⁽¹⁾。可以这么说，“他者”是由西方主要的新闻媒介机构界定的。他们决定了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正常的/普通的/预料中的/意外的——“新闻价值”的运用。正如欣内肯(Ginneken，1998)所说，西方主要国家看似一致的思想体系促成了新闻的选择:

新闻的生产和消费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服务于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观的24小时运转的思想意识的修复工厂。辨认、控制和“正常化”那些可能发生的异常的事物，以便使这台思想意识的机器保持顺畅地运转。

(Ginneken，1998: 32)

影响巨大的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的“新闻价值”模型⁽²⁾提出了事件尤其是海外事件如何成为新闻的问题，强调了在他们关于挪威媒体的个案研究中发现的外国新闻报道的失衡情况。然而他们关于新闻价值的理论设想是在以往的媒介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当时世界划分为“中心与边缘”，较之当前的全球化语境，国家主权在界定他者时具有更强大的影响。而且，媒介持有一种排外的世界观，把不同的文化和社会都看作“外国的”。就像沃尔克默(Volkmer，1999)所指出的，“通过使用‘第一世界’或‘第三世界’之类的术语来标示传播结构，现代世界观为世界传播制定了秩序”(Volkmer，1999: 104)。在新近的论著中，考虑到2001年的9·11事件及其对全球新闻业的影响，她详细阐述了以下看法:美国遭到袭击后，以“中心—边缘”模式为基础的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受到了挑战(Volkmer，2002)。沃尔克默(Volkmer)所说的西方认为的世界秩序可能会面临重组的观点与坎克里尼(Canclini，1992)的观察结论不谋而合。他认为世界不能再按照中心—边缘的二元主义所暗示的那种死板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了。

关于英国媒体中的难民和避难者报道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其文献资料还不及种族和民族的相关资料。然而，因逃离冲突地带的难民人数的增加而导致的对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所谓的挑战以及9·11事件又把这一议题带回到了公共议程和学术论坛。大多数对于英国媒体中难民和避难者报道的研究(Tomasi，1993; Brosius and Eps，1995; Cole Man，1995; Clark，1998，Ali and Gibb，1999)着重强调这种对于“他者”的媒介框架是“有问题的”或者是“无形”的。例如，凯伊(Kaye，2001)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媒体对于难民和避难者的报道，从中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由于被当作非法和伪造的象征符号来使用，“避难者”这个词本身已经被玷污了。另外一项英国研究(Kundnani，2001)总结道，由于媒体主要以一种猜忌和排斥的态度来框架新闻报道:我们应该相信他们吗?我们该如何把他们挡在外面?与难民相关的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又出现了。

大多数关于电视新闻与避难者的研究表明，与印刷媒体一样，电视新闻中也存在着模式化的刻板成见(Hartmann and Husband，1974; Gordon and Rosenberg，1989; Van Dijk，1991，2000)。例如，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1995年2月的一组有关移民和种族的新闻报道的样本进行了语言和图像的分析，结果显示“新闻有时候带有恐惧、仇视外国人的语气，这就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认同和他们的相异，并且，也许更为重要，为那种虚假的排外需求提供了理论支持”(Glasgow Media Group，1997: 46)。在其他有关难民与媒介报道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反外国人”的议程设置。案例非常多，但是鉴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在这里我们选择了两项来自澳大利亚媒体的研究，再结合对英国媒体的考察分析，这些研究提出应当建立一种“超越国家”的种族化的报道制度。在一项针对澳大利亚萨克斯顿(Saxton)媒体对避难者的随意建构的研究中发现，媒体和公众都以一种爱国主义的话语来报道和讨论避难者，围绕着熟悉、安全的主题以及一种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家园”的共同的情感而展开。这项研究的主要结论之一是“爱国主义的话语界定了接纳和排斥‘他者’的界限，而且使得那些不公正地对待少数群体和边缘化少数群体的举措合法化”(Saxton，2003: 122)。

与此类似，克洛克(Klocker)和邓恩(Dunn)考察了2001年和2002年间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后指出，尽管在考察期间媒体确实有过同情避难者的时候，但是总的来说媒体是以一种颇为消极的方式来报道避难者。他们也暗示说，媒体有时依赖政府的话语，将避难问题同犯罪、暴力和“差异”相联系，把避难构建成一种与读者利益相关的威胁。

避难者与“移民的麻烦”

最新的一项针对BBC和第四频道⁽³⁾新闻栏目中的难民报道的研究⁽⁴⁾显示新闻的框架作用将“他者”同犯罪、问题等字眼联系起来，把他们视作是“强大的欧洲碉堡”的威胁，赋予了“他者”这个词一种负面的意义。而且，这两个频道极力强调该议题的法律和政治方面，似乎是遵从政府的议程而不是对它提出异议。确切地说，大多数的相关新闻都围绕着政府制定的边界管制和遏制难民进入的政策和法规。

这项研究发现难民新闻常常局限在为数不多的几类事件中:社会问题(住房、就业、福利);政治意见(政客评论新政策或者建议解决方法);政府的方针政策(限制难民进入的新法规);文化差异(大多以反常和犯罪的形式来表现);公众看法(大体上是基于对避难者和难民的福利救济的误解)以及暴力事件。这张清单证实了范·迪雅克(2000)对英国报纸上的难民报道进行分析后的发现。总的来说，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避难者的新闻报道中存在着一种“可推断的种族主义”⁽⁵⁾，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净化后的”种族话语。

让我们来看一个电视新闻中言语运用的具体例子，以此来说明难民新闻的框架作用。该新闻选自2003年10月27日BBC一套的《新闻六点整》栏目。这则新闻是关于新颁布的难民法的，考虑到该节目的观众，可能有成百上千万的英国观众收看了这则新闻。

这篇新闻的标题是“避难法”，紧接着是新闻播音员的声音:“按照今天所颁布的新法规，难民抵达英国时将面临非法指控。”

与标题同时显现的是“非欧洲”乘客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的画面，移民办公室通过摄像机时刻监控着这些外来人口。官员们紧盯着屏幕，与照片上的人进行核实对照，仿佛在寻找特定的某人。接着是乘客下飞机时检查护照的画面，然后我们看到一对年轻的黑人夫妇在移民办事处出示他们的护照。可以这么说，通过图像与文字所进行的“他者化”的尝试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了非法化避难者的框架结构。此外，观众很可能会下意识地把英国建构成一个防守森严的城堡:在一个人抵达英国前必须穿过几道“门槛”，暗示着来者不拒的英国难民法即将终结。

我们认为，移民署署长贝弗利·休斯(Beverly Hughes)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可能产生的理解。采访时，他说，这些举措是“为了降低虚假难民的申请报告”还有其他可能实施的措施，包括对上诉的重新限制以及对那些向难民提供不道德建议的人实施更为严厉的管制。

接着记者以一种明确的军事用语，形成了移民“战争”的隐喻:

在希思罗情报机构所属的移民部门的军械库中又多了一种新式武器。现在即时监视器让它们从出入口开始就一直跟踪乘客。很多难民在抵达时递交错误的旅行报告或者干脆把它们处理掉以掩盖他们的跨国身份。

这则新闻接着谈到减少上诉机会的问题，电视采访了一位即将面临14次审讯和两次上诉的寻求避难的黑人，从而明确了一点:政府在处理相关情况时效率低下。

画面最后切换到一个“移民法庭的现场”，记者使用了如“令人头痛的事”等词语，重点强调了在短期内政府所颁布的法案的数量，再次将避难事件呈现为一个问题。“移民问题依然令政治家们感到头痛，如果再颁布一部避难法案，那将是五年内公布的第三部。”

以上分析说明了新闻框架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建构的:英国正在遭到入侵，“我们”需要拿起“武器”来阻止移民的流入。与对待坦帕船上乘客的“狗哨”方式类似，这种把避难者视作“头疼的”而且需要严厉管制的新闻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边界保护政策寻找借口。在这则新闻开头，“他者化”同“虚假”这个词一同出现，然而结合在一起却因种族问题而使得一些人成为有罪之人。同时，“武器”、“军械库”唤起了人们保卫国家，防止外国入侵的联想。

这进一步证实了萨克斯顿(Saxton，2003)的观点以及其他关于移民的电视报道的研究发现(Philo and Beattie1999; Van Dijk，2000)，他们指出，在最近十年里，媒体在“编造”移民新闻时体现出了令人担忧的相似之处。在这些年里，电视报道频繁地运用相似的新闻架构，比如有关移民的统计资料的使用，“虚假”、“非法”等词语的运用。更要命的是，缺乏对难民以及其他流亡群体的经历感受的报道，也就是说，一直以来都缺乏展现难民真实情况的报道。很少提及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例如避难的原因，难民们每天在“东道国”所遇到的困难多半被忽略了，结果造成了难民的非人性化(Manning，2003)。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在新闻报道中，“避难寻求者”、“非法移民”以及“难民”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人们寻求避难的真正动因被掩盖了，“难民”、“避难者”等词语暗示了这些人是为了避开灾难而寻求保护，“非法”、“虚假”等词语则把他们列为有罪之人，诋毁了他们正当的避难要求(Saxton，2003)。那么新闻媒体似乎对那些真正的避难者以及尚未得到暂住许可的避难者进行了不公平的建构，所有不同类别的移民都遭到了相同的消极对待，包括经济类和高技能移民。

以上的研究成果只是社会现实的浮光掠影，认清这一点很重要。它们没有肯定地反映媒体在报道避难者时的重要地位。换句话说，将避难者作为“他者”的新闻建构产生于多变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意义的协商和变动通常会受到社会不同主体的审查。因此移民新闻的“归化”是一个相互矛盾的过程，并且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以多种方式与那些有可能改变新闻报道中避难者的意义生产的东西相抗衡。

毋庸置疑，媒体向人们提供了周围世界的信息，帮助我们理解社会和政治问题。考虑到公众十有八九很少与难民有直接的接触，把难民视作“他者”的公共话语的中间性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相关报道的语言和视觉建构。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一样，这种在新闻中不断“他者化”的过程，其结果是巩固和提倡了“那种维护种族不平等的种族主义的‘常理’”(Gordon and Rosenberg，1989: 38)。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受众一定会不加批判地接受这样的报道，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占主流地位的报道在影响人们对于少数群体的认知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主流的新闻框架促成了对种族关系的关键问题的认知架构(Pilkington，2003: 185)。

在这样的背景下，认识媒体在报道实践中已取得的进步是非常有必要的(Ross，1996; Van Dijk，1991)。媒体对少数群体所作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报道注重于提供一个更为平衡的有关难民的媒介报道，以突破“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模式，从而向公众呈现一个较少模式化、归化的移民形象。在这个方面，BBC很清楚自己作为公共服务广播机构所应承担的责任，即保证公平和平衡地报道少数人群。

结　论

范·迪雅克(Van Dijk，2000)和萨克斯顿(Saxton，2003)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地方的还是国际的新闻报道，不管是9·11前还是9·11以后，对难民的描述是惊人地一致。在许多报道中，他们不再是力图避难的人们，相反，他们被看作是一种威胁。这种报道基于对“他者”的恐惧心理，将“他者”视为“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生活方式的威胁。这种会造成分裂的框架模式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带有种族主义的“楔形政治”，并且为那些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而准予或拒斥进入国家的政策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再次重申一下，这种报道并不是无可厚非或无法驳斥的。在这一章中，我们试图说明，对于新闻业报道难民以及其他“外国人”的实践活动需要保持敏锐的关注。

正如先前提到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信卫星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重构了世界的空间距离，几乎即时的通信传播“缩小”了这个世界的空间，带来了已经被人们大肆宣扬的国界间的渗透。然而，我们看到，报道难民和避难者的新闻却不断地强调国际边界，把这些流亡人群视为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威胁。国家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改变了，新闻实践必须重新定位自己应对这样一个新环境的方法。新闻从业人员的这种新定位，从理想角度来说，必须改变以往那种以国家和地方为中心的指导原则——这种原则为基于“我们”与“他们”二元对立的外国话语提供了依据——而采取全球层面的思维方式。“他者”在世界上具有不同的重要意义。正如沃尔克默(Volkmer)所说:

尽管以现代模式来架构的新闻过去也常常出现在国内事务的报道中，然而全球化却朝着相反的、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在全球“新闻”联合体中国家利益的消失——同时却扩大了国内新闻的外延。

(Volkmer，1999: 93)

而正是这种“国家利益的消失”给予了记者们这样的机会——记者们通过从个人以及团体的基本权利出发来报道难民问题，并且遵从这样的原则来报道流亡群体的经历，就能够抓住挑战现有的报道模式的机会。这就需要新闻业超越国家主义的局限，能够严肃认真地对待这类问题的报道，以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人权和价值为主题，而不是将其视为对国家利益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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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他者”是一个包含了种族、文化、民族以及语言等广泛内容的群体概念，包括合法的难民。这里的“他者”是指“我们与他们”二元对立中的“他者”，与“避难者”的歪曲尤为相关。避难者通常是指一个来到另外一个国家申请难民的合法身份的人。要求避难的人不一定符合难民身份要求。涉及新闻报道时，有一点非常重要，即“避难者”成为了一个与“虚假”难民相等同的概念，模糊了真正的难民与假冒难民的区别。

(2)“国外新闻的结构”是由Johan Galtung和Mari Hol Mboe Ruge(1981)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他们关注重大危机事件(在第三世界外围)在挪威(第一世界外围)是如何被报道的。他们对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Congo、Cuba和Cyprus的危机事件在挪威首都的报道情况进行了内容分析。新闻价值一览表:事件发生频率、开端、有意义的、协调、意外、连续、组成部分、涉及精英国家、精英人士的、与人有关的以及负面的(Galtung and Ruge，1981: 64-91)。

(3)BBC一套的新闻报道“旨在突出其分析与独家报道的质量。它追求通过广泛的报道、清晰的叙述以及浅显易懂的英语，帮助人们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www.bbc. co/state Ment of programme policy，2003/4)。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BBC和第四频道采取一种“注重媒介内容更为平衡的方针，以及避免道德伦理模式化的实践原则”。

(4)该研究旨在分析避难者报道的电视新闻文本，涉及一种“可推断的种族主义”的框架构建。记录在一年的某段时间内(2003年)出现在BBC与第四频道的三大新闻栏目中的避难者新闻(BBC1: 1点新闻(中午)，6点新闻(晚上)，10点新闻(晚上); BBC2晚间新闻(晚上10: 30)以及第四频道(7点整晚间新闻))。该研究采用了话语和主题分析的方法，详细考察了构建“避难者”的语言和新闻策略。

(5)“可推断的种族主义”存在于那些“看似平衡但是前提是一系列无可置疑的假设的报道”中(Pilkington，2003: 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