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男人地带中的女人们——性别、新闻以及她历史
卡伦·罗斯
●为什么男人主导了新闻:男人的想法、男人的行为,男人的玩具?
●女性战地记者为何那么少?
●为什么梦幻组合(新闻主播)是由年轻且吸引人的女性与年长与吸引力无关的男性组成?
●为什么《太阳报》在有了女主编后,依然在第三版上满是女人的“胸部”和“臀部”?
●为什么新闻机构中只有少数处于高级职位的女性?
不管是新闻故事的主题或来源,还是在新闻业中的经历和从业者地位,女性与新闻媒介之间的关系都有问题,这是本章所关注的。作为一个新闻媒介消费者,我常常被一些议题激怒,我想探究这样一些议题,以回答困扰我的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得到的是“他们”想给我们的新闻,而不是“我们”想要听到、读到和看到的新闻。我们得到了我们应该得到的新闻了吗?我想没有。那么,我想知道别的什么呢?
作为本章的开始,在思考女性在新闻机构工作的经验之前,我会先探讨新闻媒介通常是如何表现女人的,包括一些新闻媒介组织的自我研究。最后,我会考量女性新闻从业人员试图通过哪些方式来挑战编辑部中的男性霸权。我想要说,新闻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与性别有关的职业(与许多其他职业一样)。在这里男人们做决定,女人们承担后果,在自觉的意识中,男性与女性的刻板成见永远存在。重要的是,我认为在新闻媒介中,女性显著地“缺席”着,或至少是明显地被边缘化。在反对入侵伊拉克和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的抗议中,女性的声音何在?当她们“作为”新闻兴趣的焦点时,她们有时是混淆人们性别期望的异常女性(例如女杀人犯),更常见的还是被动的受害者,她们一般是男性暴力或性对象或是绣花枕头,这些比喻将女性形象降低到她们不是我们总体中的一部分。一些小报公然地展现性别主义。例如,英国小报《星期日体育》在活页中有近乎裸体的女郎随手拿着一个口号:“膜拜吧”。这为新闻中女人的地位提供了一个适当的评论:她们的存在是为了被拥有。
主体:女人
新闻媒介向观众、听众和读者呈现女人的方式,传递了关于女人地位、女性角色和女性生活的重要信息。媒介,尤其是电视,由于其巨大的受众份额,可被看作是主要的新闻议程的定义者和塑造者,并在对公共事务的性别构造和它们一直推动的性别讨论中扮演了重要的文化功能。如果新闻媒介没有报道女法官、女议员或女商业领袖的观点,而总是报道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那么毫不奇怪的是,公众也无法意识到女人事实上在社会中占据着意义重大的角色。同样,比起女人,男人更有可能成为严重犯罪的受害者。
自20世纪90年代起,持续的研究试图勾勒与分析出在真实媒介中女人是以何种方式被呈现的,这部“她历史”并不那么值得肯定,一方面它以一种边缘化模式呈现,而另一方面则是刻板成见。1995年,“全球媒介监控项目”(GMMP)对一日内71个国家的新闻媒介进行实时监控,这个项目是为了探索新闻中的性别呈现模式。这项研究发现全球的新闻故事中,有19%的个人特写是女人,最常见的角色是受害者、母亲和妻子(《媒体观察》,1995)。5年后,第二次对差不多数目的国家以及5万多新闻条目的监控得出,女人导向的故事的焦点几乎和过去的研究完全相同,女性在新闻故事中的比例实际上下降了3个百分点(WACC,2000)。再一次,“女性作为受害者”的比喻最受欢迎。在这两次研究中,全国的、地区的和当地的广播、电视和报纸被监控,而它们的新闻版图几乎没有什么差异。1999年,欧洲委员会进行了一次性别和新闻呈现的泛欧洲分析,报告的结论相当令人郁闷,再次说明在各种媒介文本类型中,女人出现的次数很少。报告还指出,女人被过多地呈现为受害者,通常是暴力受害者(见Carter and Weaver,2003; Kitzinger,2004),而且本质上与性有关(1)。2003年,一项南部非洲的研究使用了GMMP模式,即性别与媒介基线研究,覆盖了12个国家。该研究指出“在南部非洲的编辑部与编辑内容中,女人被极大地未呈现和错误呈现,还存在着显著的性别歧视主义的报道,将女人看作物品和诱惑物(www.genderlins.org.za)。所有这些研究毫无争议地展示,媒介对女性的报道框架是高度受限的,媒介用高度受限和大多数负面的方式建构女人,并不简单地是某家报纸或电视的特质,而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全球现象。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点呢?我认为理解这些研究发现的唯一方法,是认为它们展示出作为一种实践的新闻业具有男子本质和厌恶女人的本质。这是一种公平的估价吗?那么,还有别的能解释这些不对称的发现全球的和长期存在的本质吗?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谁在新闻媒介中发言,得到的是类似的悲伤故事。过去的十年所作的所有研究都指出相同方向。例如,尼夫斯(Neves,1994)研究比利时电视新闻秀,发现每周只有男人们看新闻,97%关于时事的受访者和80%受邀在电视新闻报道中进行评论的“专家”都是男性。之后的一切电视新闻研究都印证了尼夫斯的结论(例如Leibler and s Mith,1997—US; Cann and Mohr,2001—Australia),他们的成果几乎完全一样。在谈到女性不似男性在新闻话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原因时,媒介研究者常常辩解说因为女人没占领较高的社会地位,如政治家、政府发言人、商业领袖、CEO等。然而这种说法本身就受到了挑战(见Ross,2002; Le Mish,2004),例如女议员也成功地吸引了媒介的注意,但通常是因为她们衣服裁剪的风格和家务安排,而不是她们的政策立场。在这里,还是听不到“普通”女人的声音。当女性从原则上讲,在例如选举这样的时候应该同男性享有相同的发言机会时,她们仍然比男性更少被问到她们的观点。在我自己2001年对广播热线节目《大选电话》(Election Call)的研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打进电话者是女人(Ross,2004),在更大的一次对市民和公众的节目参与研究显示女性对此类节目的参与比例更低(McNair et al.,2003)。当谈到例如战争与恐怖主义这类极端情况的报道时,研究内容显示对男性更为关注,2001年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新闻报道使一位女记者认为:
……当女性对这个对她们影响极深的事件有许多观点要表达时,女性从许多报纸版面和电视屏幕上被扫开了。处理这些危机的人是男人。实施暴力的是男人,组织对其予以回应的也是男人,权力结构在这些时候被暴露出来,象征的女人悄悄隐入背景中。
(Bunting,2001: n.p.)
邦廷(Bunting)所指出的是一种困惑,当“真正严重”的事件需要报道时,女人在新闻领域已经处于一种脆弱的地位。女人与战争复杂的联系和关系被草草地降低为仅仅是受害者关系,拜服在男人的杀戮念头下(Del Zotto,2002)。女性士兵的行为鲜被报道。当例如自杀式炸弹这样的罪行出现,而且自杀袭击者是女性时,记者身上那洋洋自得的态度可能被击破。但这时对于非常规女人的刻板印象又会炮制出来(Naylor,2001; Carter and Weaver,2003)。2004年4月,当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的伊拉克囚犯被虐待的照片在全球新闻媒介中流传时,抓住媒介注意力的是一位女看守Lyrndie Englang的恐怖行径。一个女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那些新闻人问道,仿佛他们坚信只有男性才是唯一的施暴者。但快速浏览一下历史你就会发现女战争者们的嗜血本性自古就有。
甚至媒介自身也开始认识到性别呈现是存在问题的,并展开自己的研究,认识与回应批评。例如,荷兰公共广播机构诺斯(Nos,1995)的研究指出,在新闻媒介中,有一些微妙的方式来区别对待男人和女人:女性经常被指名道姓而不称呼她们的头衔;她们更常被以熟悉的术语介绍;男性总在女性之后强化或反对她们阐述的观点;女性更常被问到她们的感情或是私人情况(see als O Michielsens,1991)。女记者(Women in JournalisM)团体的成员自己做了一项研究指出,“……事实上,当它们面前故事中的女性很独特时,很清晰的是采编室自己会抛出一些陈词滥调和刻板成见”(Christmas,1996: 11)。必须承认,这些研究都是十几年前的了,但是没有绝对的理由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间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但一些国家比起另一些来更重视社会性别这件事。例如,由于2003年“性别与媒介底线研究”(Gender and Media Baseline Study)的发表,南非新闻编辑论坛(SANEF)达成协议,旨在作出不懈努力以改进媒介中的女性呈现。因此在南非一些重要的新闻编辑部还开展了工作坊和讨论组(2)。然而,一定的怀疑还是允许存在,因为1995年欧洲广播电视传播者也发表过类似的宣言,作为当时的出席者之一,我认为自那以后的变革步伐实在是“极为缓慢”。(3)
男人地带中的女人:性别与新闻工业
尽管英国性别平等立法已经超过了30年,女性在英国新闻业中占据高层地位仍非常罕见。媒介政策的导向和决定媒介内容的特性和导向的决议仍紧握在男人手中,甚至是在女人成功地从湿滑的杆子攀上职业的领域时,她们都被要求要详细检审自己的道德和行为。当伊芙·波拉德(Eve Pollard)成为第一个中等市场份额的报纸《星期日快讯》的女主编时,她被描述为一个“靓妞杀手”,她知道如何用她的大胸作武器(Dougary,1994: xiii)。2003年,我在南非与女新闻记者的采访中,对于同事们怎样看待女人的内部升职存在着明显的焦虑,因为一个女人的晋升被惯例性地视为其性劳动的成果。
你会发现如果一个女人得到工作,有人会说发生了点别的事。他们甚至不会去看你的工作,他们脑中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不,一定发生了什么别的事,例如你和某人睡觉了,你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某人扯上关系,有时你的确这么觉得,那么好吧,我会这么做的(为了升职),可是其他人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呢?他们会认为我之所以得到这些是因为我的工作表现,还是他们开始四处闲话,说些能够说出的最肮脏的话。
(Thandazo)(4)
大多数的研究都分析了媒介组织中女人的地位(see Michielsens,1991; Neves,1994; Gallagher,1995; Steiner,1998; Byerly,2001; Joseph,2004a; Melin-Higgins,2004),证据表明女性在穿过新闻业中权力的阶梯时遇到的困难。同样地也显示了女人被限制在一定职业和一定领域,那些传统认为是“女人工作”的,例如教育、生活方式、社会和女性栏目。因此,她们不像男人那样常在新闻和时事领域工作,或是担任新闻报道员和记者,她们在技术与产品员工中也只占到一个较小的比例。最近,由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和广电新闻董事联盟所作的研究都显示出作为记者和编辑的女性人数很少。当然,也有例外,一些女性占据着非常高的地位,包括一些主流的英国发行物例如《卫报》的执行主编希拉·菲茨西蒙斯(Sheila Fitzsimmons)、《每日电讯》的副主编科琳娜·何南(Corinna Honan)和执行总编苏·瑞安(Sue Ryan)以及《世界新闻》的主编丽贝卡·韦德(Rebekah Wade),但是这种罕有是非常明显的。(5)
传统的女性主义分析认为新闻内容总是将焦点集中在男性主流话题上,也就是男性感兴趣和与男性相关的事物上。而女性作为编辑、主持人、新闻播报员和记者人数甚少,实际上是反映了她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从属地位。即使是在如电子新闻这类发展中领域,女性也没有达到管理的位置。安嫩伯格公共政策中心(Annenberg Public Policy Center)的研究员们发现,在电信和电子商务工业中,女性占了高层执行官的13%,其中9%位列主管。这向我们展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正如拉什(Rush,2001)指出的那样,至少在美国,新闻教育中毕业的男性和女性人数是同样的,这就使我们要发问,女人到底怎么了?部分答案是作为新闻实践的常规组成部分,较长的工作时间、烟熏火燎、酒吧文化都与同家人和朋友相聚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所以对许多女性(以及一些男性)来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变得不可改变地倾向于离开这个行业。
(相关的)女性在政治新闻报道中的缺位也是主流媒介令人失望的特点,这与女性获得拥有决定权的职位数量低相匹配。在《新闻业中的女性》对性别和媒介用工的报告中,他们发现尽管女性现在也常常被指派担任高职位(尽管大多数是低于主编的),“主导写作(社论)与政治写作仍然固执地作为男性的领地”(Christmas,1997: 12)。马丁对更广泛的信息部门工作的女性职业作出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S. Martin,2002)。那些少数被允许报道政治的女记者为此付出了代价。乔安娜·科尔斯(Joanna Coles)为《卫报》工作,她是1997年英国大选时工党竞选巴士上的记者之一。她的经历就好似去参加了一次只限男士的聚会,男同事们看着他们笔记本电脑中的色情资料,喝着啤酒,只要有女人碰巧走过巴士他们就窃笑不已(Coles,1997)。这种画面也许到今天都是准确的,除了现在的巴士有了无线技术,所以色情材料随时可得。
然而在某些新闻领域,女性人数比过去几十年有了显著的增长。媒介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不断增长的主流媒介的全球特性引发了新闻业实践的革命,促使我们对新闻与性别关系重新考虑。很清楚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千年出现了一次文化转型,对于受众以更亲密的模式传递信息,我们眼见英国第五频道(Channel Five)的新闻主播闲雅地斜靠着一个低凳来播报新闻,而不是传统的主播台桌子背后的主播形象,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更小报风格的新闻使得新闻更亲切、更有人情味(Beasley,1993; Holland,1998; Van Zoonen,1998),但也更老套。这种转换一定程度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台前的女性角色,特别是新闻播报者。但是,更多的女人在编辑室工作是否标志着在性别平等道路上跨出了一步呢?相反,有人会反驳,这种把年轻、有吸引力的女性放在镜头前只是一种世俗的把戏,它由男性经理们推行,以使新闻看起来更令人舒服,并通过女性身体来卖新闻。女性在这里再一次成为了商品。正如阿瑟斯所言,“(电视)产业中有更多的女性是不够的:对于女性从属地位在当下被再生产的方式,必须有更多的女性有政治化的理解,并有改变它的意愿”(Arthurs,1994: 100)。我们可以想想,丽贝卡·韦德(Rabekah Wade)成为《太阳报》主编带来了什么变化,就可以理解阿瑟斯观点的逻辑。从内容上、风格上或倾向上没有立刻发生明显的改变,它当然也没有变得更亲女性或者家庭一些,它更没有将恶名昭著的“三版女郎”取消。因此韦德的性别并不保证一种不同的行为、思想、工作模式的产生:我们在玛格丽特·撒切尔身上就痛苦地发现了这点。
女记者们自身也常常在追求女性主义甚至是以女性为焦点的新闻时表现得比较含糊。最近的一次针对英国女记者的小范围研究显示,四分之三的样本强烈反对“我试着以女性主义视角做新闻”这种说法,尽管有一半的样本强烈同意“新闻业中的性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男人与女人在工作中带入了不同的视角”。有近60%的人十分同意“更多高层的女性会对女记者们的职业前景带来积极的影响”,尽管只有40%的人非常同意“新闻业中越多女人会使新闻产品对女性越友好”(Ross,2001)。所以,非常清楚的是,对于成为女性和在新闻产业中工作之间有不同的视角。有些研究观察女记者们在多大程度上更会找出故事中的女性来源,认为女性媒介从业者“的确”带来了不同(例如Liebler and s Mith,1997: Zoch and VanSlyke Turk,1998; Lavie and Lehman Wilzig,2003)。我自己的研究与阿瑟斯相呼应,认为性别本身并不足以引发编辑室里的文化转型。即使已经存在着来自内部的改变意愿,外部因素例如更糟糕的经济环境会威胁到底线,可能阻挠甚至反转那些试验性的转型(Aldridge,2001)。
编辑室中的性别与文化之一——严重的阶级性
决定新闻媒介内容的本质和方向的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男人手中:男政客制造新闻,男媒介人员进行报道,后者受到了前者的邀请。记者乔安娜·科尔斯(Joanna Coles,1997)指出,一个典型记者招待会的气氛就和一个男孩公立学校相似,只有少数聪明的女孩子们被允许进入第六排。讲台上的男人直接喊着记者们的名字:“是的,西蒙,你有问题要问吗?克里斯?安德鲁?”报业集团中的少数女性们不可能鼓励有这样的亲密感,也更少被邀请发问。这些在新闻媒介中所见所读的故事视角和利益反映了新闻机构自身在新闻产品分配中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关系。
因此编辑室文化提供了一种强烈的性别化的内容,其中传统的权力来自于经济关系,男人在上层女人则在下层。这种关系以一种令人警惕的保守和性别偏见的方式发挥着作用。这些权力关系在微观层面进一步加强,并在宏观层面上得到巩固(Carter,Branston and Allan,1998; M. Martin,2002; Byerly,2004)。20世纪60年代的10年见证了在人权议题上一系列激动人心的草根政治活动。女权主义运动家唐娜·艾伦(Donna Allen,1968)警告人们要反对媒介垄断的危险。这些警告在今天仍是适用的,可能现在更紧急。随着竞争法的放松,跨媒介所有权的大门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范围内打开,越来越少的男人控制着全球媒介舞台。
媒介,尤其是电视,在议程设置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而议程设置能推动意义的不断流动(Miller et al.,1998)。如果理论是要对我们的社会世界提供另一种解释,那么批判的女性主义媒介理论(见McLaughlin,1993)的目的就是要质疑我们的知识中遗漏了什么,用这种方式去揭示编辑室的道德观,它把实际上不可改变的男性主义伪装为“常规”的新闻实践,而将女性的贡献和经验平庸化。一些研究(例如Melin-Higgins,2004)指出,女新闻从业人员采取不合作的策略来反抗编辑室里弥漫的男性气质和雄性规章,以阻止编辑室变为“男孩子们的东西”。另一方面,在新闻产业中工作的许多女性决定选择离开主流新闻业,以找到一个更好的空间表达自己,女性主义讽刺杂志《余肋》(Spare Rib)和苏格兰女性主义杂志《女妖》(Harpies and Quines)就是这类成果中的代表。
编辑室中的性别与文化之二——反击
新闻业中的女性正在日益增长地为改变而谋略。例如,2002年3月下旬,60多位女性主义示威者集聚在华盛顿的联邦传播委员会办公楼前,抗议FCC作出的进一步放松对在有线和电视领域媒介合并与兼并的管制决定(Byerly,2004)。这次示威由一个草根联盟组织,其中包括资深的媒介活动家珍妮弗·波兹勒(Jennifer Pozner),她最近成立了“媒介与新闻中的女性组织”(W IMN),还有全国女性组织(NOW)副主席、媒介智库和美国复兴组织的成员特利·奥奈尔(Terry O'Nell)。
在英国,1997年成立了“新闻业女性组织”(Women in JournalisM),它来自女性自下而上的要求,要求报纸和杂志在高层次上对女性予以有效的呈现,并自此发展成各层面女性新闻从业者的论坛。自它产生后,定期举办专题研讨会和聚会,为女性提供了与同行讨论职业议题的机会,并提供了网络化合作的途径,从而成为媒介的一件大事。它组织的专题研讨会话题包括:带来变化(文字如何改变生活);写大作品;记者们的因特网;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采访艺术。(6)
在印度,“媒介中的女性网络”(NWM I)于2004年2月在孟买举办了第二次全国会议(Joseph,2004b),女性们讨论的议题显示出建立她们之间的联想网的渴望。那次会议提出了一系列行动建议,包括设立NWM I的邮件组推动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与交流,以完善现存网站的角色。对于没法接触网络的人,每月印刷新闻通讯也被考虑在内,而且还作出一个把这个想法推广得更好的决定,那就是提供刊载网络讨论的信息的印刷品,它可以由不同地方的群体翻译成不同语言。
以上这些例子让人们看到了女性为进一步参与自己的职业,并掌握自己的职业生涯而进行的谋划,她们通过团结在一起找到力量,为改变而努力。但成功的媒介女性仍不时受到性别歧视报道的暗中伤害。当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Janet Street-Porter,1999)在1999年成为(不过是很短暂地成为)《独立报周日版》主编时,面对来自职业同僚的巨大敌意,她以其标志性的风格对自己的新职位进行回应:“伙计们,伙计们,冷静,我能接受一个笑语。但在新闻业工作了30多年后,仍被当作个瞪着眼,露着牙傻笑的无脑恶妇,就觉得挺失望了。”(Street-Porter,1999: 2)
当BBC广播四台被索尼广播授予2004年年度电台时,《独立报》对电台管理者海伦·博登(Helen Boaden)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访谈。博登的职业里有很多个“第一”,第一位被BBC任命为时事部领导的女性(1998年),自1978年的莫妮卡·西姆斯(Monica Sims)之后第一位BBC广播四台的女掌门人(2000年)。拥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报纸刊登的访谈标题是“广播的黄金女郎”呢(Burrell,2004)?也许版面编辑只是要找到一种合适的祝贺短语,但是又一次,这也许不是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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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要找一份精彩的,也许有些陈旧的关于媒介热衷报道性犯罪的报告,可参看苏西尔(s Oothill,1991)和沃尔比(Walby,1991)。http://www.genderlinks.org.za。
(2)见我对朱蒂·桑迪森(Judy Sandis On)的个人访谈,SABC,2003年6月8日;与朱蒂·桑迪森的电邮采访,2004年5月10日。
(3)Eu/EBU会议:《反映多样性:欧洲广播电视中男性与女性的挑战》,1995年6月,伦敦。
(4)我个人电话采访了Thandazo(非真实姓名),一位为大报工作的黑人女记者,2003年6月10日。
(5)至少,她们在我撰写本文时还在其职位上,2004年6月。
(6)www.leisurejobs.net/wij/index.cfm(2004年2月13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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