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新闻实践

第二十二章　性别新闻实践——在不同国家环境中对女性记者的经历考察

米内莱·马坦尼

●新闻业与男性化实践间存在什么关系?

●女记者与男记者经历着不同的采编室文化吗?

●女记者在她们每日的职业生活中如何挑战盛行的权力定义?

本章调查在不同国家女记者的经历和她们面对的挑战，这些地区包括孟买、多伦多、悉尼和墨尔本。通过与女记者开放的、定性的访谈，我将提出我们虽然看到进入新闻业的女性人数在增长(Walsh-Childers et al.，1996)，但女记者继续面临着系统的性别歧视。这种歧视是非常相似的，不论访谈是在哪个不同的城市进行。我认为采编室的动态反映了男性化到处渗透的模式。不论地理、语言和文化有何不同，女性的从属地位一再循环出现，并被再生产。在本研究指出的那些不同国家的采编室里，这些男性化实践看起来已经广泛地国际化与本土化了。

在不同地点对女记者经验的这种快照式研究发现，一看到新闻业中女性人数上升，就庆祝新时代的到来还为时过早。相反这些访谈显示，尽管存在数量的增长，女性面临着复杂的性别歧视形式，限制着她们对各自工作的媒介全情贡献的能力。我特别关注什么类型的女性在采编室中被不断地雇用，我提出雇用行为显示了性别从属的体系模式，它未被挑战，而且产生重大的后果，与女记者缺少被关注程度和缺乏权力直接呼应，不管是在采编室还是在媒介的呈现中都是这样。

社会学、女性主义理论和新闻学这些领域内的研究都探索了性别和新闻业之间的关系(Henry and Tator，2004; Gauntlett，2002; Aldridge，2001; Women in JournalisM，1999; Carter，Branston and Allan，1998，Baehr and Gray，1996)。这些研究展示出在思考性别、媒介与表现等方面重要的努力。然而，鲜有研究对位于世界不同地方采编室中女记者的日常经验进行跨国考察，她们各自的地理和地理位置是如何影响她们对新闻采编室里经验的理解的?她们自身在采编室的出现是如何影响和挑战回荡在这个特定媒介生产场域内的男性标准的?本章会考察这些问题，并指出我们决定要多样地呈现被边缘化的各类群体，但作出这个决定的采编室里却有着性别等级，并有着僵硬的约束。尽管新闻话语生产的设备在不同地理位置有所不同，但是生产出来的新闻产品基本是相似的。

男性化、客观性与新闻业

新闻反映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宽容、公正和对追求真相的典范。新闻的世界总是以这些思想为特征，客观性的概念引导着新闻报道的哲学(见Zelizer and Allan，2002)。在这部分，我会通过指出男性化，这种强化和合理化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建构了新闻业品行的想象形式，来阐述上述说法有问题的本质。

根据客观性标准，记者个人经历和生活史应该与新闻采集过程无关，被放在门外。他们的个人史不应该带入其工作中去。他们的身份无关紧要，将客观性作为新闻写作的标准进行膜拜，将记者从他们写的故事中擦去，与客体保持距离，并采纳一种永远的文化中立模式。然而，与我们希望相信的相悖的是，新闻报道本质上是不公平、不民主或不客观的(Alterman，2003; Schecter，2003; Robins On，2002)。一位CBS的新闻经理曾说过一个不那么光彩的趣话:“我们的记者不从他们自己的视角来报道新闻，他们不从任何人的视点来呈现故事。”这一言论揭示了新闻业作为基础的一种谬论，新闻报道不是无缘无故冒出来的。记者假设别人的观点减轻了记者以自省的方式接近新闻的责任，同时还假设记者的个人与专业空间和经历永不会混淆。而事实是，新闻记者，与普遍的感觉不同的是，从未真正地置身于他们所报道的圈子之外(Henry and Tator，2002; Mahtani，2001a; Fleras and Kunz，2001)。然而，对于民主、中立、平衡和公平的肤浅理解操控着新闻采集过程，好像透明的中立应该且能够存在一样。记者的身份和经历可以不相干，所有优秀记者在他们调查一条新闻报道时，都能将他们的种族的、性别的和阶级的身份留在家中，这种观念依然持续对记者们有着巨大影响，但这对女记者有着特殊的后果。

女性主义地理学家金·英格兰(Kim England)认为研究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产物，这个过程中的部分是反映和学习以往的经验(England，1994)。我们自己的身份，不管我们是否喜欢，都会在材料的认知和作为学者进行字面解读时发挥作用。我认为新闻建构和生产也是一样。要求记者有超然的客观性，好像这种东西存在一样，这对女记者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女性主义理论家们坚持认为，现代政治和道德理论依赖于一种理性与合理性间的二元对立，它传统地被理解为男性气质与设定为女性气质的情感和欲望的二元对立。正如吉利恩·罗斯(Gillian Rose)所指出，合理性与普遍的男性气质相关，而主观性与女性相关，被看作是不客观或理性的(Ross，1993)。因此，女性知识的非理性或非客观形式被驱逐到私人领域，被视为是不重要，或是太无趣而无需真的认为有“新闻价值”的。

这种将女性划归私人，而将男性划归公共的分配，同样有力地显示了女性如何被“去除”位置。这种将女性归为私人领域的分工，在新闻采集领域中同样具有影响。根据神话学，女性就是无法超越她们的身体或她们与他人的个人牵扯，因此她们不能像男人那样置身事外地“写作”。这点在新闻的世界里有着特别的共鸣，在这个世界里，“女人的故事”仍被视为是关注个人、内在和家庭的。

将男性化和客观性等同，迫使许多女记者在新闻界试图采用更为男性化的方式，以使自己更成功，如穿特定类型的衣服(三件套，而不是短裙)或是按照被传统认为是男性风格的方式行事(Mahtani，2001b)。因此，采编室中的男性化表征看起来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令人困惑的并常常是政治的过程，时时由性别表演标示出来(Butler，1990)。

男性化的采编室实践鼓励理性与客观性，它以特殊的方式影响着采编室文化，这点在下列访谈中将要阐释。男性价值和利益常以不可见和成体系的形式弥漫采编室，导致那些胆敢偏离社会性别规范的女性被放逐。甚至新闻语言也反映出男性化倾向:一个故事被“毙”了;“如果有流血，就可以做头条”;“我需要为这个故事加个矛”。男性化采编室文化对女记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她们各自的采编室中，她们是如何应对那些重复生产和不断循环的意义的生产和交换的?

访　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在2002年访谈了在孟买、多伦多、悉尼和墨尔本工作的女记者。大多数被访女性通过“喊话”的方式找到。作为一名前记者，我联系了在职的一些女性，并“喊话”说我在寻找其他能说出她们经历的女记者。我自身曾作为记者的身份对我获得访谈材料起了重要作用，这点很重要。我在多伦多做过5年的国家电视新闻制片人，这种经历创造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空间”(Rose，1993)。例如，在访谈中常常会有女记者不停点头、微笑说:“对，你懂我的意思，米内莱。”而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不过被访者假设我理解她所说的。有些时候，女记者会说:“好了，就是那么回事，我跟你说，因为你曾经也经历过，我不认为旁人能够理解……”这就能使我获得一些她们可能不会告诉我的故事。这种经历促使我在收集访谈材料时思考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并不断审视在获取叙述时我自身的角色。

为了这篇文章，我在2002年至2004年间对20位女新闻工作者进行了访谈，我询问了与女记者工作和在采编室相关的问题，也问到她们的职业道路和新闻生产实践的文化问题。所有访谈都有录音和稿本。女性在多种新闻行业中被录用，包括印刷、电台和电视。我这里访谈的女性在孟买、多伦多、悉尼和墨尔本的各大主要日报、电台和各种电视网工作，列举其中一些包括《悉尼先驱早报》、墨尔本的《年代》、“特别广播服务”(澳大利亚的多语种、跨文化电台与电视服务)、《印度时代》、“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广播电视网”，以及《多伦多之星》和其他媒介组织。其中一些被访女性为(20个人中的两个人)为自由撰稿人。访谈者年龄在26岁到56岁之间，大多数在被访时已在新闻行业工作至少8年。所有名字都是化名，我也不会说清每个人具体是在哪里工作，因为大多数女性在访谈中都表达了可能被“解雇”的担忧。

在进入访谈资料之前，有必要指出为了说明的需要，本章对资料进行了选择。本章并不是一幅详尽的图景，而是以此内容对在全球不同城市中工作的女记者的日常生活作简要介绍。因此，尽管不可能从这些数据中得到明确的概括，它还是为我们日后对女性问题和新闻生产进行探讨明确了一些概念性的问题。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将探讨从访谈中产生的主题，特别是与许多女新闻工作者工作单位中的性别歧视相关的主题。我先来考察女性与她们在采编室的地位的关系。

“是的，新闻在我写作时发生了变化”:女性与其记者工作的关系

几乎所有的被访女性指出她们自身作为女性影响到了作为记者做新闻的方式。许多本项研究中的女记者认为她们的性别特性在进行工作时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雷切尔，一位55岁的墨尔本电台主持重点谈到了在访谈时她的“安静”能力——这是一个从许多被访者中浮现的主题，“沉默”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女性化的:

我每日的工作实际上是一半新闻，一半政治。因为我说过，我告诉了你被选为新闻网执行代表和主任，我认为……如果你相信安静的话……女性们擅长交流，我们善于强调，善于让人们说话。所以，无意识中我的女性身份在我的工作中很重要，在我每天的工作中……我想我的工作是……引导出我的访谈对象说出他们的想法。不一定要使他们看起来不错，如果挺好，那么这是我要与他们交谈的原因。这不是关于我多聪明、多可爱或多吸引人或是这样的什么。所以，也许相对男性，女性有一点自我隐身实际上对于做好节目比较实用。

卡拉是一位在墨尔本工作的35岁的报社记者，她坚持认为女性在新闻报道上能提供多样的视角。然而，她指出在她的工作单位，这类视角没有被重视。实际上，在不同地域的访谈中，都出现了类似的主题，在不同城市所作的访谈都揭示出在访谈任务分配时所存在的性别歧视。一些女记者认为她们具有改变主流的新闻报道范式的能力，但对于这个能力存在着明显的阻碍。比如卡拉认为:

我认为女性常常对新闻中什么是重要的或有趣的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这与男性观点不符，所以我们常被驱开，任务分派不到我们手中。我们不是被扔开，而是被忽略了。他们只需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就行了。

卡拉继而解释很少女性在其工作的报纸中占有权力位置，具有较高职位的女性倾向于主导报纸中的“生活方式”板块，或是报纸中传统意义上更“女性主义”的板块，这些报道不那么理性、客观，而是更感情化。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Walsh-Childers et al.，1996)，硬新闻总是被派给男性而软新闻则通常被分给女记者。一些女性坚持认为硬新闻被奖励给男人，报道分派仅仅是依据性别，这就是因为女性在媒介中缺乏高层职位。卡拉说在她工作的报纸中，没有什么女性具有权力地位，大多数女性被雇来写那些“软”新闻:

在(我的报纸)中实际上没有什么女性是扮演重要的守门人角色，我记得最后一次我们计算发现，我们有大概28位版面编辑，其中只有一位还是两位是女性。而她们是像“好美食”这种食品版的编辑。

许多被访女性都认为性别歧视是一个严重问题，特别是在与采编室的权力位置相关时。一些女性清楚地感到在她们工作的地方占有高层职位时，那种对她们能力的歧视。例如，当我访谈塔拉，一位在多伦多工作的45岁的电视制片人时，她强调女性总是被分离到特殊的职位，即报道“生活方式”故事，而其他领域的大门，包括如“调查性新闻”很少向她们敞开:

尽管事实上有许多女性在采编室内工作，但是权力的实施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现在女执行制片和经理比以前大大增多了。但是，仍然存在着那些女性特别少的部门，并且也不鼓励女性进入。

在下一个部分里，我会展示一些在采编室里得到提升的“女性”，那些“安全而有吸引力的女性”，一种可以提升采编室女性数量，而其存在又不会构成威胁，不会对现状造成挑战的女性。

“安全而有吸引力的女性”——聘用不会挑战男性权威的女性

本研究中的一些女性质疑采编室中女记者人数的增长，是否实际上对现有工作场所中弥漫的男性实践构成了挑战。许多采编室在它们的网站上详细地描述了它们增长的女性雇员人数，突出在他们的采编室里所谓性别参与的成功。然而，这些数据是误导性的。在访谈中，女性们指出有一种特殊的雇用正在增长，就是雇用那些我称为“安全而有吸引力的女性”。许多被访的女记者解释说，一些女性为了不推翻垄断的权力范式，有一些特殊的表现。雷切尔给我们展示了新闻采编室里让人十分忧虑的一个景象，她认为在她工作的单位里，一些新雇用的女性故意选择不去挑战男性化的视角:

我现在所工作的这个组织，被一个卡利古拉⁽¹⁾式的人物管理，他让他周围的高层管理者都是女性，这样他就不会面对对他的职位构成威胁的男性。这是我的猜测，因为我认为那些围绕在他周围的女性是不会挑战他的人。她们乐意去管理事情但实际上，她们是在完成他的任务。这并不是女性的一大进步，我不这么认为。它只是在数字上好看，但并不代表任何实际上的进步。

卡拉对雷切尔的很多说法都很支持，她认为在采编室拥有权力的男性身边的女性，都是不会挑战他们的职位而且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女性:

在我看来，那些他们喜欢在其周围的女性是美丽的，能接受他们的世界观，而且在需要时完成他们需要她们做的事情。对男人们也是一样，他们也要长得好看，至少是能和他们观点一致的。

卡拉还解释说，一些报道“硬新闻”的女性实际上仅仅是遵从或执行由男性建议或指派的任务:

他们的确有女记者，但是她们都是一些牵线娃娃的角色。所以她们是那种聪明有能力的优秀执行者，她们被用来完成男编辑们的想法。对我来说她们自身并没有投入多少。

缺少辅导者:为什么年轻的女性离开新闻业

在采编室以及在报道中，缺乏能够挑战男性世界观的女性，这是访谈中的一个主导性主题。卡拉关注的是她从业的报纸年轻女性能利用的资源缺乏。她哀叹道，许多开始从事新闻业的年轻女性在她们职业生涯早期就遇到了阻碍，然后转行到其他有创造性的行业中，例如剧作家、市场营销、广告、出版以及其他艺术领域，这揭示了在新闻业中对年轻女性支持的缺乏。

年轻女性常常对我说:“没有榜样，我在这里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我们最聪明的年轻女性渐渐地落后了，开始做夜班编辑或是找些其他事情做。她们回到大学。她们开始写作电影剧本。她们决定将她们的创造力放到其他地方而不是新闻业，因为她们觉得在这里没有什么前途。而且她们不大声抱怨。她们不和经理谈到她们的分心。这一切都是静静进行的。男人们完全不知晓。所以女性自己选择放弃是一部分原因，因为她们认为环境太无情。说到女性特征，一些女性很好地找到了她们的女性特征，实际上更大的问题是想不那么女性。

这个进程的悄无声息特别值得注意。卡拉强调这些女性“不大声抱怨”或“不和经理谈到她们的分心”，这显示出女性在面对采编室中的系统的性别歧视时所遭遇的真正挑战。卡拉建议这些女性完全放弃，脱离这种压迫的采编室，在别的领域追寻成功，而不是一起努力来挑战这种偏见。许多被访的女记者认为这些过程高层管理者是看不到的，他们并不将这些“退出”视作一种问题，正如卡拉所指出的:

对我而言非常清楚的是，管理阶层根本不知道这会对新闻产品带来问题。我认为这是第一步。我们这些年来一直试着从报纸委员会做很多事……他们表现得非常强硬和抵制。这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我是说对我来说是这么回事，如果男权思想是一种思想体系，好吧?那么最后一个改变的组织是怎样的?组织产生思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把这个看作是一个问题。他们认为这如果是个问题，也只是部分女性的问题。但是甚至到那时他们也只是打个折扣说“真的这里有些人做得不错，看看过去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想这是个机会公平的问题，而且不会得到修正。我不得不告诉你我认为这不会变的。

被访的女记者不仅谈到了女性在采编室里的经历，同样也谈到了采编室中年轻男记者的角色。她们认为受雇于媒介的年轻男记者并不会更想挑战性别歧视。卡拉在早前的访谈中谈到新闻采编室中年轻男性所带来的希望，好像(错误地)认为这些男性会较少牵涉这个歧视体系，而更愿意面对新闻采编室中的歧视。然而，卡拉认为这在她所在的报社并不成立。

尽管一些刚进来的年轻男性没有像年长的男性那样对女性敏感和敌对，但他们也没有发现报社中的性别问题。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小问题。所以只有当他们发现这也是他们的问题，这问题会影响产品的成功，否则不会有什么改变。

受众的期望对女性起到了关键的影响，人们告诉我他们的新闻组织有着非常明确的服务对象，但目标人口不是女性。卡拉认为她的报纸尤其将新闻报道指向男性，这对作为记者的她来说有某种暗示，对她对于报纸的看法也有影响:

我要说的是，我们是为非常保守的中年男性读者写稿的，如果他们足以支持我们所需的发行量那也没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我想只要他们整体不以另一种方式看待世界，我们就会生产大部分青年觉得与己无关的新闻产品。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跟青年人完全失去了联系。这是要命的。

成功的社会网的案例

与在澳大利亚的访谈相比，许多印度的女记者认为她们得到了社会网的大力支持，社会网给予了她们成为成功的记者所必需的帮助。当我问一位澳大利亚女记者是否有女记者的支持群体时，我总是得到否定的答案，似乎这种群体只在其他城市存在。而印度的回答则非常不同。在我与卡尔提，一位孟买的45岁报纸专栏作家访谈时，她告诉我女记者有定期的会议举办。不过有趣的是，这些会议不是“女性的会议”，而是为所有记者召开的会议，不过没有男性出席:

我认为在孟买我们挺幸运的。我每月一次在记者俱乐部与其他女记者会面。我们都是女记者，我想这个事实是个巧合，或者是一个偶遇，我们不是坐下来谈女记者的问题，而是谈记者的问题。

在访谈中，很多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对于把她们看作是在“女性主义”群体中工作的女性主义者感到抵制。好几位女性坚持说她们不是积极的女性运动的一部分，相反，她们将她们参与这些群体看作是出于个人目标而非政治目标。有一个31岁在孟买工作的女性自由撰稿人普利亚这样解释自己的位置:

我从没被牵涉入女性议题。所以是的，你会看到所有这些女性都很乐意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我必须说，我最近遇到一个人，她说再也不想叫自己女性主义者了。事实上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的文章。因为我认为那些左派的女性主义者有点感到幻灭了。我猜我从没感觉到自己积极地成为女性运动的一部分。

改变的机会?

尽管上述例子都说明在不同的采编室存在系统的歧视，许多女性对于改变的可能仍感到乐观。很清楚的是，尽管有些女记者理解采编室政策与实践本质上是性别化的，但是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坚称有许多获得高级管理的机会，她们能够以此来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化范式。45岁的米兰达是悉尼一家日报的主编，她解释说采编室有很多方式可以成为对女性更公平和开放的场域，这将在她的采编室有效地面对系统的性别歧视:

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基本上他们可以做上百万件事。他们可以提升女性到更高的职位，真正地倾听她们的声音和主张。你知道，所有这些事报纸都没做，因为他们是中世纪的地主，控制着受害人，他们有绝对的权力。

米兰达这段话的核心是对权力的讨论——权力是如何流通、再造以及渗透进采编室文化的。只要女记者和男记者间的权力流动没有揭示，没有讨论和挑战，我们将无法看到女性经历的改变。

本章通过访谈强调不同城市的女记者确信她们所经历的采编室文化与男记者不同。许多受访女性认为，在她们各自工作的地方有很多方式可以挑战性别歧视。从访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女性在世界不同城市的不同工作地点经历了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这显示，这些经历不具有空间独特性，而是显示出在性别职业实践方面，采编室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相像。

传统上说，成功的新闻采集是通过一系列客观、公正和平等的行动产生的。然而不幸的是，在访谈中，在全球语境下都有不平等和歧视的形式。对在本研究中访谈的许多女性来说，她们在采编室文化中的位置被框架为他者的经历，是一种对女性性别化的刻板成见。这个定位让她们在采编室内降级从事某种特定的工作。

不管是在多伦多、悉尼、墨尔本还是孟买，系统的性别歧视是女记者生活的常态。尽管进入新闻业的女性数量在增加，记者的世界里仍然被性别化的不平等所建构着。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新闻中女性的呈现是民主的、包容的，这个问题必须提上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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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译者注:卡利古拉，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