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以公共服务为遁词——作为理想化新闻的调查性新闻
迈克尔·布罗姆利
●调查性新闻是“新闻报道的顶峰吗”?
●调查性新闻不过是窥探和刺探的借口吗?
●为何公众从没被问到他们如何看待暗访的记者?
●调查报道记者是否在挥霍“水门事件”的遗产?
21世纪伊始，人们就已经注意到调查性新闻在衰落(这种现象显著且并非个案，它遍及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Bernt＆Greenwald，2000; Haxton，2002; Hencke，2001; Malarek，1998)。对此的一个普遍解释是，在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生活方式报道、市井新闻、丑闻、名人八卦、骇人听闻的犯罪新闻、社会上层人士的桃色新闻和小报化等得到了推动与发展(Bromley，1998; Ehrlich，2000; Hickey，1998)。另一种解释认为这是由于一种“挥霍式”新闻的发展而导致，即对重大事件的扫荡式广泛报道，使得进行累积式的研究或理解没有立足的余地(Woolfinden，1996)。这两种看法的背后都有着对不断增强的媒介所有权集中现象的忧虑，记者们认为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冻结了调查性报道的氛围(Foot，1999: 86; Haxton，2002: 22-24; Schultz，1998: 53-54)。独立电视委员会(2002: 33)报告中称，到2001年，调查性新闻节目在英国商业电视上十分稀少，使得关注少数族群利益的第四频道被边缘化。另外，调查性报道的从业者有些根本就不是记者，而是喜剧明星马克·托马斯(1)(Mark Thomas)(Collins，2000)。
调查性报道风格的新闻仍在继续，但是被诟病为空无一物，说这些新闻充其量不过是“翻扒污秽”(Rogers，2001; Williams，1998: 249-251);是靠给有钱人和名流“设套”维生的“揭露式新闻”(de Burgh，2000: 19-21)，或是服务于媒介所有者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利益的新闻事业(Linklater，1993: 18-19)。电视业期望调查性新闻能够带动收视率猛增(O'Carroll，2000; Reeves，2000);能够引发争议，引起关注，并且魅力无穷。调查性报道记者则被打造成“明星”(BBC，2000: 2; O'Sullivan，1999)。BBC于1999年推出了其历史上最昂贵的时事节目《麦金太尔卧底》(MacIntyre Undercover)系列，以应对来自商业电视“激烈且不断加剧的竞争”(O'Sullivan，1999; Sal Mon，1999)。BBC一台被管控者认为“内容包含太多事实材料”，它带来了“真正受欢迎”的节目安排(Sal Mon，2000)。《麦金太尔卧底》一名来自调查记者多纳尔·麦金太尔，他承认他的部分职责是帮助BBC打造品牌(引自O'Sullivan，1999)。(2)
BBC新闻和时事部门的主管不自主地推崇那些民粹主义的、“激动人心且原创的”、极具影响力的新闻(Tomlin，2000，2001)。不过调查性新闻的践行者却指出，调查性新闻“常常是复杂无趣、无果而终的”(Tom Bower援引Spark，1999: 17)。“真相很重要，但没有收视率重要”，尽管电视的“复杂、乏味、令人畏惧的琐碎”没法与调查性新闻讲真相的原则达到和谐，但这种情形并不仅仅限于电视(Young，1990: 14-15)。即使是声称“穿梭在枪林弹雨中，破除狂热崇拜，揭露罪行，曝光丑闻，调查名流”的澳大利亚版《60分钟》，同样因煽情、琐碎、买断独家采访权的新闻受到诟病(Jacks On，2004)。美国的调查性新闻，尤其是隐藏的摄像机和“精心设置圈套”的暗中报道，都被用来激发电视观众的热情。媒介顾问建议新闻主管注意消费者偏好，他们告诉记者，“好”新闻的关键是画面和声音，与此相比，其他所有的品质都是无关紧要的。(3)调查性报道与个人宣传相混杂，常常是过于个人化的话题和抱怨，以至于所谓的调查性内容混杂着一些根本不像新闻的元素。(4)
最后，调查性新闻十分依赖公众的支持。它过度依靠看似“客观”的揭穿感，有时遮蔽了在竞选或运动中更大的参与特征，尽管它受到了种种严格限定(Stein，2001: 250-251，254-255)。调查报道记者声称代表他们想象中的观众鼓吹了某种道德。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中，调查报道记者比小报化、杂志化的记者更突出、更积极进取、更武断(Grabe et al.，1999)。他们被描述成“道德角斗士”(Stein，2001: 266-267)。不管怎样，这类电视节目持续不断挖掘极为狭窄的精英阶层，这使得它的新闻源显得极具视听效果。相比之下，较新的新闻杂志类型，无论是记者还是新闻源，都从属于视觉叙事(Grabe et al.，1999)。
调查性报道总是以其目的为其合理性辩护，要么称调查性报道是为了“完善现存法律或曝光不道德的行为”(Greenwald＆Bernt，2000: 4);要么称其是为了揭露当下被隐蔽的事情(引自Armao的《调查性新闻记者与编辑》，2000: 43);要么称其是为了“发现真相，识别其中的过错”(de Burgh，2000: 9);要么称其是为了启迪公众获得权利(Leigh，2000)。调查性报道源自一种先验的假设:“调查性新闻记者的工作就是发现问题并进行曝光，他们能够促成有利的变革。”(Boyd，2001: 29)它并非仅仅作为一种监督的形式“对我们被告知的事物进行验证和辩论”，而是担当着道德仲裁者的角色，就像“公共道德的无牌哨兵，潜入阵地，监督卧室和办公室的行为”(de Burgh，2000: 67-70; Ette Ma and Glasser，1998: 3-4; Stephens，1997: 242)。这种例子不胜枚举。2003年，(伦敦)《每日镜报》派记者潜入王室(大概是要反映安全隐患)，拍下了这些画面:
王室餐桌上摆满了鲜花，还有盛在“特百惠”盒中的谷物和一盘水果……约克公爵的房间里，枕头上绣着“爸爸”的字眼，令人动容……(以及)韦塞克斯的“时尚浴室”里的装饰。
(Lamont，2003)
从更广阔的公共领域来看，在追求这类调查时，新闻记者受到“民意检验”的制约，这使得他们得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让这些行为被接受。归根结底，正是“公众法庭”对记者的行为进行裁决，并受理那些被调查性报道诽谤中伤者的申诉(Jacks On，1992: 106-110)。澳大利亚电视台记者珍妮·布罗基(Jenny Brockle，《2003媒体报告》)说:“我认为这应该由公众来做决定，不管公众兴趣是否被看得如此重要……我认为既然人们想在这些问题上指手画脚，他们就必须作出决定……”
最天然的公众支持测试就是受欢迎度。在大众民主时代，如英国等国家的法庭接受以报纸销量或电视观众数量作为“公众兴趣”的证明(Lamont，2003)。美国则重点审议调查性报道的策略、手段和动机(“报道过程”)，而非报道的准确性和“公众兴趣”。面对“这种‘当场捕获’新闻所招致的日益增长的强烈反对”，“公众兴趣”之类的辩护看似被削弱了(de Burgh，2000: 10; Pauls On，1999)。并非所有可疑的动机都跟新闻本身挂钩。“调查性报道是出版商和广播机构为建立各自的受众群体所进行的一项昂贵而时髦的事业”(Leff et al.，1986: 300)。“严肃的调查性新闻与哗众取宠的小报新闻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煽情、人情味、抢先报道和八卦是19世纪后期较为“进取”的报道的特征，这也是新闻和媒体力求通过“曝光”这一时髦的发明来设定和提供的内容(Edge，2000: 103-104，117; Wiener，1996: 62-65)。
结果，调查性报道看上去就像是“特技”(Holland，2001: 80-81; Kovach and Rosenstiel，2001: 122)，且与娱乐表演并无二致，甚至处在被娱乐表演取代的边缘(Collins，2000)。这就让我们可以提出以下质疑:调查性新闻不是用来促进媒体及其所有者的商业或意识形态利益的，不是要“通过一些吸引眼球的内容来提升收视率”(《媒体报告》，Longstaff，2003; White，2000);而当调查性新闻让媒体蒙羞并可能殃及其盈利能力或权力时，它同样会遭到禁止(Armao，2000: 45-46)。一位资深英国记者观察到，“‘调查性新闻’很少涉及记者结交的同行、政客和经营者”(Walker，2000: 237)。一名新闻伦理课的学生问道:“当使用欺骗伎俩和旨在以市场盈利为目的时，调查性报道是基于怎样的‘价值观’?”(Berry，2000: 33)(5)所以，支持或者反对进行和出版调查报道的理由可能是上述提到的，也可能是出于某些隐藏着的“真正的原因”(Dufresne，1991)。
另一方面，在这个越来越关注建立和维护人权的普遍标准的世界，从联合国和欧洲人权法院到《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各种组织机构都在促进调查性新闻的发展，将其作为揭露不正当行为、保证公平正义的主要机制之一(《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这些组织欢迎和鼓励记者卧底揭露要打击的“罪恶”，例如对儿童的性剥削(White＆Hol Man，1996)。此外，国际言论自由交流网指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记者更有可能成为国家监控的受害者(见www. ifex.org)。
调查性新闻需要在媒体社会责任即媒体的监督功能、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人权、公众兴趣(至少部分靠简单的受欢迎度来衡量)、商业准则和记者的道德行为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追溯到17世纪末期，调查性新闻与近代的理性、民主化运动和这个时代出现的公众舆论有着渊源(Armao，2000: 36; de Burgh，2000: 29-32; Kovach＆Rosensteil，2001: 113)。埃特玛和格拉瑟(Ette Ma＆Glasser，1998: 11)认为，当达到恰当的平衡时，调查性新闻能够“维持，甚至有时会更新对于是非曲直的共识”。经久不衰的原型是像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这样费心搜集、整理证据来揭发约翰·D.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黑幕的“扒粪”记者们(Chambers，1980: 118-119; Dorman，2000; NeWton，1999: 142-145)。
记者与调查性报道
新闻记者和编辑依然是把新闻媒体视为第四种权力的最坚决的拥护者:他们监督、质疑、分析和告知民众，尽管常常遭到管理者的反对;后者则倾向于更循规蹈矩、更娱乐大众和不那么尖锐的报道方式(Schultz，1998: 6)。
调查性新闻代表着这样一种思想的核心。经过对澳大利亚记者的调查，哈克斯顿(Haxton，2002: 33)发现他们对调查性新闻的价值充满了热情，并将其视为“社会责任论和监督角色的中心支柱”。调查性新闻被视为“毫无疑问是新闻媒体最珍贵的财富”(Malarek，1998: 45)，以及“新闻事业的顶峰”(Tanner，2002: xix)。调查性报道取得的“重大胜利”，诸如揭露白宫人员渎职行为或萨力多胺剂的副作用等，备受关注(Griffiths，1992: 452; Randall，1996: 87-88)。记者往往强调调查性新闻中枯燥单调的特质，它要求记者将对档案、记录和文件的深入研究放在首位(Northmore，1994a: 327，336)。1991年，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一次调查性新闻记者国际会议上发言说，水门事件的新闻报道包含了跑警署新闻最基本的经验和方法(引自Lashmar，1993: 33)。调查性新闻被称作“旧式的、顽强的新闻报道”(Greene，1991: viii);实际上，“尤甚于此”(Protess et al.，1991: 5)。由此，调查性新闻从整体上加强了新闻业。
尽管一位英国的调查性新闻记者认为，“调查性新闻……无关乎藏在身上的无线小麦克风、隐藏着的摄像机、拿了爆料费的线人或者其他什么斗篷和匕首之类的东西”(Northmore，1994b: 50)，调查性新闻将新闻记者塑造成“英雄”(Shepard，2000)。因此:
对名利的渴望确实增加了人类知识的总和，它是年轻的调查性新闻记者的驱动力，因为自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变成众所周知的富人和名人以来，这些记者就在心底希望这份工作能够带来诱人的前景——扮演正义，抓住坏人，成为像罗伯特·雷德福和达斯汀·霍夫曼在好莱坞电影中扮演的那种英雄。
(Greengrass，1996: 67)
此外，调查性记者倾向于将“公共利益”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进而专注于如何为其服务。有些人认为，负负得正(Franklin，1991)。当被调查者滥用公众信任时，调查记者的托辞就有其合理性了，记者只能这样对这些人进行审查(Steele，1995)。正如英国电视台卧底记者亚当·霍洛韦(Adam Holloway)所言，“是的，我们是在撒谎，但是我们拿到了真相”(经Dugdale引用，1993)。另一些人则认为，职业默许的欺骗或被动欺骗不像公然欺骗那样应受谴责(Harris，1992: 71-72)，抑或欺骗“较小”，过错也较小(FalloWs，1997: 49)。
公众与调查性报道
关于公众对记者工作方式所持的态度相对而言知之甚少。在美国进行的调查中，大多数人显示出持续的双重性，既支持调查性新闻，又反对鬼鬼祟祟的报道手段，特别是当这些手段被认为是“不道德、不诚实和肮脏的”时。(6)在两者间进行比较的关键似乎是动机，当新闻竭力服务于公共利益时，公众就会更为宽容(Opt＆Delaney，2000: 94-95)。正是“公共利益”的考量赋予新闻以道德权利，在必要时可以采取任何(合法)的手段来找出不正当行为(Schuds On，1995: 162-163)。然而即使是在20世纪初美国“扒粪运动”时代，记者和公众在如何服务于公共利益上依然存在分歧(Thornton，1995)。这一情形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调查性新闻记者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因为它“能够促成变革”(Opt＆Delaney，2000: 84)。舒德森(Schuds On，1995: 164-165)提出的这个想法贯穿了所有的调查性新闻。而公众所关心的似乎与80多年前极为一致:调查性新闻主要是被当作信息源(Opt＆Delaney，2000: 95)。
报道是以公众的名义实施的，而公众似乎不再那么相信目的能够使手段合法化(Anon，1998)。20世纪60年代以来，调查性新闻在搜集信息时就离不开诸如秘密监视、盗窃、精心设套等“欺骗和卑劣的手段”(Winch，2000: 126)。新闻工作者们怀着敬仰之情将《新闻日报》(NeWsday)汤姆·伦纳(Tom Renner)这样的记者铭记于心，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深入到肮脏的罪恶中”(《调查性新闻记者与编辑》)。当代最重要的两次新闻行动——美国五角大楼文件的公布和伦敦《泰晤士报》对警察腐败内幕的曝光，分别依靠的是盗窃和“窃听”(Daniel，2000: 14; de Burgh，2000: 48; Doig，1997: 192)。新型的调查类电视节目，例如美国的《60分钟》(1968年开播)和英国的《世界在行动》(1963)，更是经常使用隐蔽摄像机(de Burgh，2000: 58，232; Coffey，1993: 90-91)。当卧底俨然成了很多调查性新闻记者的日常工作(Dashiell，2000: 179-180; Ette Ma and Glasser，1998: 2，37-39)。
如果调查性新闻的命运，就像某些人提到的，与公众对于社会变革的需求和期望密切相关，与权力有效配置和良性使用的评估密切相关;如果对抗式的、“攻击性的”报道被视为对政府的遏制，那么同样，对报道自由的限制就能被视为抑制过度的媒介权力(Aucoin，1995; de Burgh，2000: 68; Doig，1997: 190; Opt＆Delaney，2000)。由于公众对当代媒介权力限度的认识(Opt＆Delaney，2000)，调查性新闻的手段显得“格格不入”，并且单纯靠用色情、“肮脏”和煽情迎合来维持公众兴趣(de Burgh，2000: 55，61)。尽管一些报道手段可能是如此地司空见惯，仍然需要对所谓调查性报道的量和质进行区分(Ehrlich，2000: 103ff)。
公众对新闻的信心和兴趣都在降低(例见Kovach＆Rosenstiel，2001: 10; Worcester，1998: 47)，这不只说明了新闻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取悦公众——很多媒体已经反映出这种趋势，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新闻不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行使告知的职能。有证据表明，当公众对此有所察觉时，公众对记者采取更极端的调查手段的支持随之减弱，而当公众怀疑媒体出于自身利益来怂恿公众兴趣时，他们甚至会对这种报道方式产生敌意。新闻本身最关心的是揭露和公开事实，新闻是信息得以披露的过程(de Burgh，2000: 33-34; DeFleur，1997: vii，9-10)，而这使得调查性新闻风靡一时。
理想化的调查性新闻
在美国，像地方电视台这样的媒体组织认为，它们可以利用公众呼吁进行暗中拍摄报道，而且可能他们甚至会认为这类隐藏“调查”标签的做法是有价值的，但又不接受这样的看法:攻击性的、对抗式的报道针对社会权力资源，披露“公民极不道德行为的事实，并指出指导公共事务提升美德的可能性”(Ette Ma＆Glasser，1998: 7)。在这种情况下，暗访新闻令人不安地近乎是偷窥行为或秘密警察行径，这让认为调查性报道应该是告知的公众期待显得讽刺可笑(Greenslade，1999)。这种情况反映出理想化的调查性新闻中明显的冲突。这里采用的理想化是抽象化的取向，即放大某种现象的假定优势或是忽略察觉到的缺陷。这就反过来要用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988: 58-59)的分析，其中提到理想化“解释了来自思想的行为实践”。
对于新闻记者而言，调查无非是“真实的新闻”(Carter＆Allan援引Bernstein，2000: 133)。远远不只是在实践上走得最远，调查包含了新闻自由思想，并构成了新闻工作者所主张的专业主义的关键要素，即成为遵从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的“科学研究者”(Longstaff《2003媒体报告》; NeWton，1999: 143)。它英勇无畏地“以任何手段对那些殃及所有人生活的骗子、罪犯、彻头彻尾的恶棍的不道德的、邪恶的或是彻头彻尾的非法行为……进行曝光”(Alford，1999: 3)。但是在调查性报道中总是有对“无关紧要的琐事”的大量报道，以及调查性新闻记者的歌颂与自我歌颂(Lamont，2003; NeWton，1999: 142)。在至高无上的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媒体对名流、八卦和煽情的彰显不言而喻，这被伯恩斯坦(Carter＆Allan，2000: 134)称之为“低级庸俗的资讯娱乐文化”。然而，更有趣的是，这与公众理想中的调查性新闻明显脱节(NeWton，1999: 144)。
显然，公众将调查性新闻理想化为一种克服信息匮乏、提高信息门槛，并围绕分散的、短期的议题提供明确证据的途径。表现手法是包装和生产价值，而个性化似乎是必不可少的补充，它可以让苍白的事实变得引人注目(Lamont，2003; Leff et al.，1986: 311-313)。另一方面，正如我们看到的，对新闻记者所采取的调查方法的鄙视甚至公开的敌意，常常压倒了对新闻自由的信念。没有多少人认为，公众要将调查性报道记者供奉在新闻“神殿”的更高位置。
结 论
调查性新闻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被理想化了，这代表着关于新闻整体的意义和意图的更广泛的争论。不过此研究路径认为，不管怎样，这些争论的问题并非是二元的:资讯与娱乐，严肃与琐碎，客观与主观，事实与意见，准确报道与以讹传讹，言论自由与审查，民主与蛊惑人心，而是类似于一个复杂的矩阵，这些理想化的内容有时是互补的，有时又是对立的。新闻如何作为一个半自主的职业，媒体如何作为追逐利益的企业，以及公众如何(包括观众和消费者)在对新闻的想象中与新闻和媒体相互作用?这些问题吸引了很多文化研究学者(有两个突出的例子，见Bourdieu，1998; Hartley，1996)。他们的介入并没有改善，而是强化了这种两极对立关系。鉴于其在新闻事业中的崇高地位，调查性新闻提供了一个“要塞”，使得对峙双方中的一方可以被严密保卫(Bromley，2004)。一如在主流媒体上的表现，新闻或许一直在堕落，但是这个观点认为“真正的”记者知道如何挽救它(Carter＆Allan，2000: 133，137-139)。
这一定位假设调查性新闻正在被收买。资源——培训、时间、资金、法律咨询、机构支持——被扣留，抑或“由于商业原因”，调查性报道未能面世(Donovan，2002; Kennedy＆Morgan，2001; Morgan，2001a)。调查的概念与“色情活动……的淫秽细节”混为一谈，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主席指出这实际上对“延续了三百年的好的、旧式的英国调查性新闻”有着破坏性威胁(引自Morgan，2001a)。新闻材料是通过“不法活动”而不是通过“挖出事实”、“细细梳理文件”以及“尾随狡猾的顾客”等新闻技巧搜集(Crossley，2001; Donovan，2002; Greenslade，2002; Morgan，2001b; Panton，2001; Snell，2001)。调查性新闻反映出媒体固有的“新闻的文化”和“金钱与利润的文化”之间的对抗(Kalb，2001)。如此一来，由于“围绕着调查性报道的传说很像美国人民对大众民主的理想”(Protess et al.，1991: 3)，所以反对它的人就是在否定民主权利。
不过可以这么说，调查性新闻过于推崇新闻的某些特征，如做记者这行的经验、“经年积累的人脉”和“传教士般的热情”，而不是主体的专业性(Negrine，1993: 11-13; Williams，1978: xii-xiii)。新闻记者将调查工作视为对限制和操纵信息进行终极挑战，而将公众简化为目击者(Bird，2000: 216; Waisbord，2001)。然而，在对媒体极度商业化的忧虑达到顶峰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将公众摆在中心的动员方式被一种“联盟模式”所取代，在这一联盟模式中，调查性新闻记者绕开公众，更加直接地与决策者建立联系(Protess el al.，1991: 249-254)。尽管调查性新闻意味着什么很明确，但不可否认，新闻记者的训练欠缺，也不够专业，而且对“政治鼓吹”太过谨慎以至于不能促进任何辩论，且在任何事件上都未能正确区分鼓吹与辩论这两者的差异，这些都抑制了他们“为公共利益推动社会行动”的能力(Garnham，1990: 110-112)。
调查性新闻可能给新闻记者提供了一个反弹点，我们可以围绕它建设新闻思想，那就是“新闻是民主的血液”(Nels On Mandela援引Tys On，1993: 410);但是它与公众的联系却是丧失的，因为它与公众心中理想化的新闻不同。攻击、对抗性的调查性新闻基于新闻报道(在“公民极不道德行为的事实”结构中“对现有话语的再处理”)和议程设置(“对公共事务进行指导能够增进美德”)之上的，而公众期望的是新闻权威和信息框架的瓦解，是哈特利(Hartley，2000)称为“直接的传播民主”的东西(Ette Ma＆Glasser，1998: 7; Hartley，2000: 41，44-45)。一再肯定权威的调查性新闻的民主价值，以及调查性新闻记者的英雄主义，暴露了新闻行业的一种内部看法:把调查性报道不经考虑地提供给广大公众，因为它是“最有吸引力的新闻形式”(Downs，2002: 15; Killick，2000)。
新闻业继续使用调查手段进行报道，这是可以将一系列新闻活动合法化的方式。媒介组织想借助调查性新闻来满足提供可出售的、煽情的和大众化的内容的需求。新闻业自身对于调查性新闻的界定的不确定性，及其淡薄的专业主义意识，增加了这种做法的可能性。正如麦金太尔谈及自身从业经验时所言:“新闻是太小、太遥远的词汇，无法涵盖其全部。它是不收第二次门票的剧场，它是戏剧——它是即兴创作、渗透和心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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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译者注:马克·托马斯是英国知名喜剧明星和主持人。他在英国第四频道主持《马克·托马斯喜剧产品》，以其政治讽刺风格著称。
(2)在《泰晤士报周日版》，主管们也认识到，洞察力是个很管用的“商标”(Doig，1997: 206)。
(3)2000年10月到2001年3月之间接受过我的采访，对底特律地方电视台新闻运作十分了解且富有经验的一些朋友为本章提供了很多信息，在此表示感谢。
(4)2000年1月底特律的电视台中，WJBK-2(福克斯电视网)在《耻辱堂》专题中加入了《问题解决》团队; WDIV-4(NBC附属台)则拥有《辩护者》和《通往营救之路》等节目，而WXYZ-7(ABC电视网)拥有《调查者》和《呼叫行动》等节目。
(5)或许经典的案例是连锁超市雄狮食品(Food Lion)抗议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一档使用隐藏摄像机偷拍的节目《黄金时段直播》的报道。这个案件不仅牵涉诉讼，还引发了一次报复性的公关活动(见Sitrick，1998: 111-116; Winch，2000: 127-130)。
(6)例如，1997年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29%的人支持向提供信息的线人付钱，31%的人支持隐匿记者的身份，42%的人支持使用隐藏摄像机和藏在身上的无线小麦克风。相比之下，52%的人支持匿名新闻源(见ASNE新闻公信力计划，公布于www.asne.org/works/jcp/jcpmain.htm，于2000年2月2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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