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机遇还是威胁

第二十四章　机遇还是威胁? BBC，调查性新闻与赫顿报告

斯蒂芬·巴尼特

●为何调查性新闻身陷囹圄?

●在健康新闻文化的推动过程中，BBC扮演何种角色?

●为何BBC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在赫顿勋爵的报告中，其结论在哪些方面被误导?

●BBC新闻与BBC本身的最终结果如何?

在一些评论家眼中，这是BBC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它不仅威胁到了BBC新闻向来所享有的公正可靠的美誉，而且BBC的组织结构、资金，甚至其存在本身都受到了质疑。不仅如此，它还被描述为新闻业的失败、政客与政府操纵的胜利。此前，在BBC与政府的对垒当中，即使前者遭受了最糟糕的境况，也无人放弃，而这一次，主席与总干事却前所未有地选择了突然离职。

不管怎样，我试图在本章表明，关于BBC对政府出兵攻打萨达姆·侯赛因所声称的原因进行情报服务方面的报道，关于武器专家同时也是BBC主要信息提供者大卫·凯利的自杀，关于赫顿对于凯利之死的报告，所有这些给BBC及其新闻业带来的损害并没有事件刚刚发生时人们以为的那么大。这些事件本身对BBC来说是灾难性的，对大卫·凯利及其家人而言也是悲剧性的，而我们可以从总体上学到关于调查性新闻的重要教训，也可以就BBC的作用学到重要的一课。随着事件逐渐淡出，我们能够采取一种更为宽阔的视角来看待其意义，我们甚至有可能说，最终结果是有利于BBC的。

受到威胁的调查性新闻

充满活力的新闻文化，尤其是具有挑战性的调查性新闻，对于健全的民主来说至关重要，这是本章的基本前提。失去这个前提，不仅政府或企业的错误行为会继续存在，而且最终还会使政治实体遭到侵蚀。我相信，调查性新闻揭发了许多重要的事情，而非简单报道或重复使用公关新闻稿，但这个新闻生产过程正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六个原因。

第一，企业合并及全球化的进程。相对于诸如迪士尼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新闻集团等巨型跨国公司的增多来说，独立的新闻采访企业正在不断减少。不论对其他企业还是对政府施加压力，这些公司都一无所获，其重要原因在于它们经常要为拟议中的合并或收购寻求政治认同。报纸或电视频道对可能使政府难堪的揭发新闻不太感兴趣，因为它们商业活动的进一步扩张必须寻求该政府的批准。

第二，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人们越来越强调在减少开支的同时做到利益最大化。调查性新闻是一种最为昂贵和最具风险的报道方式，一来是因为这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工作，二来在于其本质决定了有时候可能一无所获⁽¹⁾。今天的新闻采集者受到了更多经济上的约束，而他们也因此发现报道名人或是王室家庭能更为容易地帮助其减少预算。

第三，在于对观众及读者争夺的扩大化。在一个碎片化而多渠道的世界中，报道百姓自己的新闻来吸引或留住观众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新闻报刊如今已经为其几近消失的国际报道而背上了狼藉的声名，我自己的研究也表明，至少在一些英国的报刊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趋势(Barnett et al.，2000)。小报化同样遍布整个新闻界，比起对政府不当行为的揭露，足球运动员的绯闻或王室王子们的故事更易于吸引那些“平常的”读者。

第四，掌握调查性报道基本技能的学习机会日益稀缺。调查性报道的培训课程被砍，在职学习的机会减少，同时调查性新闻被移出节目单，预算被削减。这种向自由撰稿人文化的转型意味着沉湎于调查传统或具备必要专业知识的记者会越来越少。

第五，严肃性新闻的衰退与公关的兴起成反比，对于优秀的记者而言，公关已成为一种利润丰厚且极具吸引力的职业。作为曾经的报纸编辑和前BBC新闻与时事部主管，伊恩·哈格里夫斯(Ian Hargreaves)曾这样说道:

记者的忧虑在于他们不再有资源去抵抗其宿敌日益老练的进攻:新闻界正被一些不怎么遮掩的说服者所坑害。

(Hargreaves，2003: 180)

公关的浪潮如今已经延伸到了公共部门，地方当局、国民保健服务信托(NHS trusts)及医院、警察部门，甚至一些大型志愿和竞选团体都已经展开了广泛的公关行动。

第六，公共关系向公共领域最大的扩张是在政治上的:在政党内部，尤其是新工党主政之下政府内部媒体关系的职业化。工党在其政府竞选活动中引入了政治传播方法，并常规地采用了一系列方法(像世界各国政府一样)来推动有利报道，阻碍不利报道。这一原则并没有什么新意可言，但政党公关的专业主义与纯粹用于媒体关系的资源则意味着，与以往相比，独立新闻必然会面临一个更具风险的“寒蝉效应”。

BBC新闻的作用

由此分析发现，可主要从四个方面解释BBC在推动有生机的英国新闻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BBC不屈服于全球化和私人公司的赢利压力。没有股东要求在那些投资回报差强人意且成本高昂的节目上削减开支。尽管BBC一直都面临着压力，要证明自己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但BBC永远承诺高品质、准确、不偏不倚的新闻，它因此要对一些必要的资源进行投入，以此维持这个承诺。

第二，由于BBC有一个可预测的收入源，它有能力对一些耗时长且昂贵的项目进行投资。当遭遇广告收入突然下滑时，赞助费和订阅费通常会迫使商业广播机构立即削减预算来对此作出回应，尤其是一些不那么热门的节目，诸如时事类节目，而BBC却能够把目光放得更长远。

第三，BBC在经济规模上占有优势。由于其新闻业务横跨广播、电视、网络以及全球服务，且将新闻与时事纳入节目表是其公共服务责任之一，因此BBC的新闻运作使对手所提供的一切都显得相形见绌。这也使BBC得以维持更多的国外分社和更多的国内外驻站记者，并通过区域性广播电台提供远多于其他任何广播公司的当地新闻。

第四，由于其公共服务精神，BBC能够抵抗住正日益困扰商业电台的新闻娱乐化诱惑。在使新闻接近观众的同时，BBC还不能向其竞争对手那样对琐碎化或煽情化的报道倾斜，面对这样的两难境地，BBC偶尔也会很不舒服地作出妥协，而批评家还是很轻易就指责BBC“变肤浅”了。但BBC能够抵抗主宰美国报刊的好莱坞口味与犯罪报道。

公共资金和公共服务新闻的这些优势必然导致其对源于政府的压力和干预更为敏感。无论机构本身和新闻负责人有多么强大、独立，在一个政治传播专业化的年代，与完全商业化的机构相比，政府资助机构将在政府游说和欺凌的意图面前显得更为脆弱。BBC对政府的伊拉克情报档案的报道及随后发生的灾难性事件所进行的报道，体现了BBC的公共本性、资金来源及其精神。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报道的背景

从BBC的历史来看，它一直在与各种性质的政府斗争。在战争时期，这种紧张关系尤为激烈，因为其时任何可能的人员丧生都意味着高风险，而政府的声誉也更为脆弱。因此，BBC期待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和之中施压。2003年4月，BBC总裁格雷格·戴克(Greg Dyke)曾明确表示BBC会进行反抗:

当国家处于战争之时我们要做的远非一些政客所希望的那样后退，这是要求政府进行解释的最重要时机……我们的工作是反映国家和公众的关注和焦虑。政客们不应该被那些刁难的问题所困扰，如果他们关于出战的决定正确无误，就应该对审查无所畏惧。

(Dyke，2003)

与大多数前任相比，戴克更有理由做到如此坦率。在他出任总裁之前，有消息揭露戴克曾向工党捐献了5万英镑。聘用那些具有已知政党倾向的人来担任监督所有BBC节目的工作，这在BBC高管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有人曾对时任主席的克里斯托弗·布兰德(Christopher Bland)爵士这样写道:“(格雷格·戴克)也许能成为您所青睐的候选人，也许不能，但他被选中之后，政治适合性的阴影将笼罩着办公室。”(Wyatt，2003: 21)

同样与工党有过紧密联系的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被任命为主席，这使得已经有所察觉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加文·戴维斯的妻子掌管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办公室，而戴维斯曾作为合著者于1999年参与了一个政府指定研究，主要关注BBC资金的未来。主席与总裁，再加上与政府亲密的私人联系，这种结合在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中成为暗流之一，并导致了不幸且违背直觉的后果。

2002年9月24日，在战争开始的6个月前政府发布了一份情报档案，题为《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英国政府评估》。政府希望公众相信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危险的暴君，对西方世界构成了威胁，而这份档案正为此奠定了基础。他不仅掌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而且能在命令下达45分钟内发射化学武器。当天的伦敦《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以《45分钟完成攻击》作为标题;次日，《太阳报》把《他拥有它们……让我们抓到他》作为头条。

政府认为英国应该与美国结盟，共同发起军事攻击。然而，大多数民众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2003年2月15日，一两百万民众在伦敦聚集起来进行反战游行，这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托尼·布莱尔强烈感受到他正冒着让选民疏远他的风险。在这样一种燥热的气氛中，布莱尔与其内阁成员群情激昂地争辩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使得萨达姆·侯赛因主政下的伊拉克成为一个真实且存在于当下的危险。

截至5月1日，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盟军对伊拉克的占领也已经完成。没有军队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占领军在行进过程中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至今为止仍一无所获。美国组织了一个伊拉克调查小组，对该国进行了彻底搜查以试图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的证据。2004年1月23日，小组负责人大卫·凯利博士辞去职务，并在次周向参议院军事委员解释说他不想再继续搜寻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我认为它们不存在”(Freedland，2004: 353)。

政府告诫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但存在，还构成巨大威胁。随着正式军事行动宣告结束，且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的证据，一些好奇心较强的记者开始在严厉的政府警告背后进行探索。安德鲁·吉利根(Andre W Gilligan)是BBC广播四台《今日》栏目的战争记者，他在伊拉克对战争行为进行了报道。5月22日，吉利根与老熟人大卫·凯利进行了会面。凯利是一个武器检查员，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被视为全国领先的专家之一。⁽²⁾

尽管5月22日那天，凯利与吉利根谈话的详尽内容无法得知，但没有人会否认大致的要点:那些传统上枯燥无味的术语进行了更改，以加强情报材料的说服力，而且更改来自唐宁街的干预。用一个媒体评论员的话来说:

本质上讲，凯利是在暗示英国政府让国家参战的基础是错误的，它遮蔽了选民的双眼，而情报部门……对此十分不满。

(Wells，2004a: 31)

对新闻专业的学生以及对BBC而言，接下来所发生的已经成为一种实物教学，示范了达到专业新闻标准的不同方法，及对政府与BBC关系引人入胜的洞察。

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及其后果

安德鲁·吉利根的报道被安排在5月29日的《今日》节目。清晨6点07分，当该节目的大多数听众仍处于睡梦中时，吉利根首次发布了他的报道:

一名负责起草档案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们，事实上政府有可能知道45分钟的数据是错误的，甚至在决定收录此数据前就已知道……我们的消息提供者称，在报道发布前一周唐宁街已经下令对其添油加醋，使其更加刺激，并下令要有更多令人惊愕的事实。

指控唐宁街精心策划了这个蓄谋已久的弥天大谎，正如后来吉利根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远远超出了他所应该做的。在他下一档播出于7点32分的广播节目中，他仅仅谈到45分钟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尽管这个问题又被主持人约翰·汉弗莱斯(John Humphrys)的断言弄得更加复杂，他认为九月档案是“在最后一刻胡乱拼凑而成”。对于大多数报纸而言，尤其是那些设置有反战议程的报纸，这也许只是一个小的纰漏。但对BBC而言，无论是其准确和专业主义的声誉，还是与政府的关系，都遭受了严重影响。

BBC其他跟进此消息的记者也发现凯利是一个颇有帮助的消息提供者，但在如何使用他所提供的信息上，他们变得更为慎重。当晚BBC电视《十点新闻》继续跟进了这一报道，加文·休伊特(Gavin He Witt)仅仅提到他与该档案的顾问之一交谈过，“在档案发布前一周，一些材料被删除，一些材料被收录。据他判断:首相官邸的添油加醋确实发挥了作用”。BBC《晚间新闻》的科学部记者苏珊·沃茨(Susan Watts)曾经在此前一年采访过凯利，鉴于吉利根的报道她再次采访了凯利。在《晚间新闻》中沃茨报道说，其消息提供者相信使用45分钟这一说法是“一个错误”。她还称:“他谈到政府对有利于此事件的一切都加以了利用，包括可能存在能在45分钟内准备完毕的武器。”这三名BBC记者各自约见了大卫·凯利，却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对象是同一个消息提供者。每一位对凯利提供材料的运用都有微妙的不同。

可想而知，在愤怒的信件狂风暴雨般袭来之后，这场特殊的骚动就应消退了。然而，3天后吉利根在《邮报周日版》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却在火上浇了油。在文章中，他记录下了当问到档案变质是如何发生时，其消息提供者的回答。他写道:“答案只有一个字。坎贝尔(Campbell)。”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是政府的传播战略总监，被普遍视为布莱尔最具影响力的顾问。对坎贝尔的提及使一场与政府和情报机构有关的泛化的骚动演变为更为私人化的东西。

在随后的两周内，坎贝尔与BBC新闻部主任理查德·桑布鲁克(Richard Sambrook)进行了信件往来。在信中，桑布鲁克明确表示BBC对其报道予以支持，且不会道歉。6月25日，坎贝尔向外交事务专责委员会(FASC)出示证据，指控BBC说谎并要求对方道歉。作为回应，桑布鲁克十分反常地在次日的《今日》节目中亮相，他说:“我们没有什么好道歉的。”

此时，凯利走出来告诉他的上司他曾与吉利根会过面。尽管他否认自己就是报道中的消息提供者，但这却使得政府以及坎贝尔获得了更多可攻击对方的材料。通过国防部一些谨慎的简报，凯利的名字于7月10日这天出现在了3份报纸之上。5天之后，凯利被要求亲自向外交事务专责委员会作证，他否认自己是吉利根或苏珊·沃茨报道的消息源。然而，沃茨却录下了访谈，清楚记录了她随后所报道的正是凯利的谈话内容。两天后，7月17日，凯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首相立即要求在赫顿勋爵的领导下对凯利之死的相关情况作出独立的司法调查。

对赫顿结论的分析

赫顿勋爵的报告发表于2004年1月28日，对政府而言这几乎是一个彻底的辩护，而对BBC而言则无异于一场灾难。⁽³⁾赫顿接受了政府的立场，即“那些不能令情报机构感到完全满意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出现在档案中”。对于联合情报委员会的负责人约翰·斯卡利特(John Scarlett)来说，要把唐宁街的起草建议考虑进去没什么不妥。首相希望“拥有一份档案……在有关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构成的威胁方面能尽可能强有力”，而赫顿至多也就是承认，这可能会“下意识地影响到”斯卡利特和联合情报委员。

基于这个原因，赫顿总结吉利根关于“添油加醋”的指控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吉利根的指控可能被人解读为该档案“在情报机构明知或者确信有误或不可信赖时，仍进行了修饰。而这并不是事实”。此外，BBC编辑们支持6点07分的脱稿广播，这也是“有缺陷的”，BBC管理层没能妥善调查政府对6点07分广播节目的投诉，或者说，管理者没有注意到吉利根最严重的指控是缺乏依据的。管理者没有对政府的投诉是否有效给予“合适的考虑”，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与其维护BBC独立性的职责并不矛盾。对于吉利根的指控能否成立，管理者“没能进行更为细致的调查”，为此他们应受到指责。

这比BBC所预料的最坏情况还要糟糕，主席加文·戴维斯毫不犹豫地提出立即辞职。人们认为格雷格·戴克也会在次日召开的紧急董事会上递出辞呈，并预计这将会遭到拒绝。结果，部分由于戴维斯没能在场为他辩护，戴克的辞呈被接受了。几天以后，吉利根也选择了辞职。

人们对赫顿的结论大感惊讶并表示谴责。一些评论家指责他故意为政府粉饰，而另一些人却认为他仅仅是对新闻的日常运作毫无经验。尽管相比预期，政府无疑更好地摆脱了困境，但仔细分析呈交给赫顿的证据，而不是他自己对证据的狭义解释，给我们讲述了一个BBC新闻及其未来更健康的故事。这里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毫无疑问，BBC的记者发掘了一个具有巨大公共意义的合法报道:对于九月档案所公布的信息，情报部门内部对其说服力存有切实的怀疑，而这些信息正是英国出兵攻打伊拉克的依据。⁽⁴⁾布莱恩·琼斯(Brian Jones)是国防情报分析参谋部科学组组长，他深度参与了档案的制作过程。琼斯告诉赫顿，“就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他认为伊拉克生化武器的能力“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准确反映”。他同样谈到了“来自情报机构外部的影响”(《证据》: 219-220)。

琼斯的忧虑得到了一位前联合国武器检查员，同时是伊拉克调查小组现任成员的认同。出于安全的原因，他通常被称为A先生。他告诉赫顿，他感到“档案之所以兜了多次圈子，是为了试图找到一种能强化某种政治目的的语言形式”(《证据》: 221-222)。在一场关于档案的会议之后，2002年9月25日，A先生在给大卫·凯利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与政府中那些热衷于打官腔的人相比，你我应该更多地参与其中”(《证据》: 223)。

第二，作为一名资深且可靠的消息提供者，凯利的地位也是无可置疑的。反扩散部门的副主管帕特里克·拉姆(Patrick Lamb)对调查人员谈到了凯利在伊拉克事件上的专业技能。他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相比文件中包含的信息，高级官员更愿意相信凯利给出的信息。他还明确表示，凯利密切参与了档案的准备工作:“任何时候我们都想向大卫出示文本，我们总是十分依赖于他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他是一个资料来源，且能对我们得出的东西的准确性进行验证。”(《证据》: 93)

第三，无疑，在与首相邸的顾问讨论过后，几乎正是基于此原因，档案已经遭到了更改。在发表5天前，档案的草稿显示:“情报表明，作为伊拉克军事计划的一部分，如果萨达姆认为其政权受到了威胁，他将准备使用生化武器”(斜体表示强调)。在一封电子邮件中，首相的参谋长乔纳森·鲍威尔(Jonathan Powell)警告说，这将使关于伊拉克不构成生化武器威胁的争论得到支持，“如果我们攻打他我们唯有制造出一个理由。我想你们应该重新起草这一段”(《证据》: 274)。最终的版本将“准备”换为“乐于”，并删除了限定性条件。

在凯利与苏珊·沃茨的访谈中，他还选出了所谓的“45分钟”的说法作为忧虑原因，因为其在首相的开场白中得到了强调。有人声称，一旦下令伊拉克部队可在45分钟内完成生化武器的部署，这被普遍解读为伊拉克有远程导弹，那就可以对敌国发射炮火，包括英国位于塞浦路斯的基地。但此种说法遭到了质疑，因为它只使用了仅用于自卫的短程战地导弹。

记住这个重要的事实，这是由那些不畏挑战政府的BBC记者们所披露继而跟进的报道，的确，吉利根在此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但这也确实需要谨慎处理，不是因为潜在的政府影响，而是与大多数报纸相比，BBC新闻的名誉和传统要求其对新闻证据有一个更为强健的标准。

吉利根没有足够谨慎地处理这件事，尤其是6点07分的脱稿访谈。他自己也对赫顿调查承认说，有关唐宁街明知45分钟说法不实仍将其写入档案的指控是“一时口快，这并不经常在直播中发生”(《证据》: 246)。对于任何一个指责首相根据一个故意制造的虚假前提将国家带入战争状态的记者而言，这都会被看作不够专业。对于一个BBC最受关注的广播节目的记者而言，这则是不可原谅的。在那段时间里，很多BBC记者都对BBC在这个报道上一心捍卫自身感到担忧，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报道的步子迈得过大了。

随着争执愈演愈烈，吉利根缺乏一种谨慎的小心，而另两个因素也致使其在BBC内部进一步恶化。第一，在战争的筹备和进行过程中，新闻部主任理查德·桑布鲁克称唐宁街的投诉“声音十分之大”。尽管在高度紧张时期这已经有所预料，它还是增强了政府对BBC持续敌视政府的攻击。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于6月28日向外事委员会递交的证据使得这种敌对情绪进一步加剧，主席加文·戴维斯在给赫顿的证词中表示这是“对BBC一次史无前例的打击……他指控BBC在伊拉克冲突之前、之中和之后设置了一个反战议程”(《证据》: 187-188)。随着政治压力的不断加大，应该看到坎贝尔于吉利根播音之后提出投诉的背景是，当时已经有大量来自唐宁街的类似投诉，通过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涌向BBC。

第二，这种敌对的程度加上戴维斯和戴克作为工党支持者的个人背景，使得他们更坚定了展示其独立性的决心。6月29日紧急会议之前，在一封给董事的电子邮件中，戴维斯写道:

我仍然坚定地认为，从全局上来看，从这场骚动中抽身而出且不被认为是迫于政府压力而低头，对于BBC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让董事站出来并得到认可的大好时机。

(《证据》: 285)

尽管这种情感令人敬佩，但也有可能是BBC主席内心没有多少政治冲突，他已经花了一些时间就这篇问题报道的出处和可靠性向管理人员提出了质询。

换句话说，正如BBC所承认的，它犯了一个错误。赫顿决定把几乎所有的重点都放在那些错误上，而忽视了更广泛的背景。但这不应该掩盖一个事实，即一个公众资助的广播机构，其主席和总裁都据称有亲政府的情感，在不懈的政府压力面前，它追求一种具有巨大公共利益的政治爆炸性报道。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对其公正性的考量，也是对资源的一种度量。

无论是独立电视新闻公司(ITN)还是天空新闻频道(Sky NeWs)，BBC的这两个对手都没有与之相同的社会关系和资源。在经过一系列的削减和裁员后，独立电视新闻公司已经不再有财力继续那些充满了活力与决心但麻烦费力的政治报道。鉴于天空新闻频道为鲁珀特·默多克独资拥有，很难相信在国际新闻公司中，具有如此政治敏感性的消息能在保有同样活力的情况下被报道。尽管天空新闻频道确实被视为一种高品质、不偏不倚的服务，但其记者明知老板是热切支持战争和政府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愿意对这种有争议且具潜在爆炸性的反政府事件进行报道就变得难以确定。

结果与未来

赫顿报告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关于BBC及其新闻未来前景的痛苦预测，该机构自身将很难痊愈，面对如此广泛的批评，BBC新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胁迫。评论家在三个方面对BBC的未来表示了强烈担忧。而一旦眼下的危机消退，从以下三点中有可能找到让我们更为乐观的理由。

第一是BBC新闻，人们担心后赫顿时期的相互指责将会带来一个更为保守、收集事实的报道方式。当然，在赫顿与两份辞职的直接阴影下，人们会有更为强烈的谨慎感。BBC的内部调查旨在发现编辑机制的不足与可待改进之处，它使得高级管理人员心慌意乱。为了确保能正当且有把握地获取那些令政府不安的消息，记者也处于一种更大的压力之中，必要的时候他们还会请示上级。这种更严的编辑控制过程并不比BBC以往所遭遇的大动荡更为糟糕，也没有1986年解雇总裁阿拉斯代尔·米尔恩(Alasdair Milne)所引发的创伤严重(Barnett and Curry，1994; Leapman，1986)。

而且，BBC内部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新闻文化，它赋予公正性、专业性及最为重要的独立性以巨大的价值。戴克离职后，1万名BBC员工每人出资5英镑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幅整版广告，以表达他们对格雷格·戴克的离去所感到的沮丧，这惊人地展现了BBC的团结。广告的一部分这样写道:“格雷格·戴克代表一种勇敢、独立且缜密的新闻，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无所畏惧。在对真相的追逐中，BBC不应该从其调查事实的决心中退缩，对此我们坚定不移。”(韦尔斯，2004b: 333)四个月后，面对内政大臣大卫·布伦基特(David Blunkett)的严厉批评，BBC旗舰节目《全景》播出了一档强有力的节目，主要报道在伦敦恐怖袭击事件中伦敦应急部门的准备不足。相比其主要对手，没有证据表明BBC已向政府示软。

此外，赫顿的片面结论使政府更难对不公报道大声抱怨，甚至政府的朋友也会考虑公众的强烈反应，公众对BBC在政府策略家的侵犯与欺凌下所遭受的待遇普遍表示同情。

第二点主要关注BBC的管理。由于主席与总裁都要进行更新，人们普遍担心政府会利用这次机会任命一个它所偏爱的人，此人不必是来自“右倾”的政治游说，但一定会拥护一种更为谨慎的新闻哲学。接任戴维斯的副主席理查德·赖德(Richard Ryder)对BBC的“错误”毫无保留地表示道歉，这引起了人们的惊愕。同样是赖德，在一次董事会议上提议说，报道事实比发现事实更适合BBC。

事实上，部分由于政府不愿面对任人唯亲的指控，平民主义者同时也是广受尊敬的广播人迈克尔·格雷德(Michael Grade)得到了任命。由于格雷德的声誉，这个任命非常重要:他不准备主持一个较小的、裁过员的BBC，可以预料他将不仅捍卫BBC的独立性，更会为其一贯延续的规模与活力而斗争。此外，他还任命了前《全景》节目的新闻主编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 On)为总裁。此任命凝结了一种情感，即BBC再次拥有了一流的领导小组，他们将如前任一样坚定地抵制政府压力。此外，他们还不背负任何已知政治倾向的包袱，这也是他们的额外优势。

这直接联系到了第三点，即将来临的对BBC许可证的复核。BBC现在所持有的皇家特许证将于2006年底到期，如往年一样，政府已经对BBC的资金与组织结构展开了审查。一些人将此视为政府“强迫BBC就范”的一次机会，政府可能会就此建议取消牌照费或对BBC进行私有化或解体。

由于政府绿皮书于2005年初才到期，现在谈论会提出何种建议还为时尚早。然而，文化大臣特萨·乔韦尔(Tessa Jowell)在每一个重要场合都声称要维持一个“强大和独立”的BBC，似乎政府圈内部丝毫没有要拆除或重组BBC的想法。相反，一份由保守党委托制作的有关BBC未来的报告推荐实行激进的计划，将BBC转交给认购基金，这个提议受到了政府的冷遇，甚至保守党的反对者也不大可能接受它(Elstein et al.，2004)。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政府顾问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与建议，但同样受到了政府的明显漠视(Cox，2004)。

尽管有担心认为，政府可能会因BBC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报道的处理不当而对其施以报复，但事实上，与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主政时期相比，政界人士内部对公众资助且具有真正文化意义的BBC抱有更大同情。政府与BBC的共同问题在于讨论在一个多元渠道时代维持公共资金的方式，以对抗强有力的媒介集团日益增长的竞争。再一次，政府会否感到有必要保护BBC还值得探讨，部分原因在于政府要避免人们指控它因为吉利根报道而报复BBC。

在BBC的管理方法这一点中，改变几乎是肯定的，吉利根事件也无疑阐明了问题。赫顿尤其注意到，董事们无法正确运用其监管作用要求管理部门作出解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特别是戴维斯，他一心捍卫BBC使其免受政府攻击。然而，董事会内部的反对者扮演着BBC拥护者与监管者的双重角色，他们被格外曝光，在许可证复查期间他们将受到严格审查。即使是BBC最狂热的支持者也同意，改变这一点不一定就是件坏事，它也有可能使其制度得到强化。

总的来说，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BBC在体制上或是新闻事业上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作为公共利益的支持者、新闻事实及公正准确报道的探求者，BBC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证明和支持。赫顿报告中可察觉的“粉饰”，如果有的话，使BBC更易于追求一种强大的调查性新闻文化。那些一度对BBC的独立性感到畏惧的人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必要条件:在准确性、公正性、公平性方面维持尽可能高的新闻标准的需要，政府干预和压力的脆弱性。为了支持前者，会有一段时间要求遵守职业新闻标准的严格准则，而这容易被误解为向后者的屈服。至少就目前来说，相较于以往与强势政府相对抗的后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鉴于赫顿报告BBC对政府的压力更为敏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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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att，W．(2003) The Fun Factory: A Life in the BBC．London: Aurum Press．

【注释】

(1)1988年泰晤士电视台《本周》节目创立之时，三名自称爱尔兰共和军(IRA)的恐怖分子被英国空军特别部队(SAS)射杀于直布罗陀，他们可能是被就地处决。由此产生的节目为了制作一部一小时的纪录片，花费了数月时间进行艰苦的调查。该纪录片最终使此海峡与当时的保守党政府一同被卷入了一场规模大且耗资巨大的骚动中。

(2)吉利根于1999年被《今日》节目的编辑罗德·利德尔聘用，在此之前他是《星期日邮报》的战争记者。利德尔担心BBC的防务报道大多依赖于政府的场面话和新闻发布会，因此吉利根的作用就变得更具调查性和挑战性。在他被派到伊拉克以前，他已经违反了1998年的地雷法案，暗中购买了杀伤人员地雷。他还获取了一系列被泄露的官方报告，这些报告与英国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表现有关。他的报道令政府感到不安，但却正好是BBC独立“监督”功能的一部分。

(3)以下引文摘自《赫顿勋爵结论摘要》，罗杰斯著(2004: 309-322)。

(4)凡出处标明为《证据》的引文均摘自《日复一日的证据》，罗杰斯著(2004: 90-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