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空间中的新闻

第二十六章　全球公共空间中的新闻

英格里德·沃尔克默

●你如何描述全球公共空间中的“国外”新闻?

●“国家”和“亚”国家新闻受众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你如何界定在跨国时代运作的新闻组织的责任?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之间新闻与政治的交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包括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卫星容量的增大，它降低了卫星的租赁费用。基于这一发展，跨国公司能够跨国传送它们的节目。然而，同时较小的公司(甚至一些“草根”公司)也日益能够担负得起用卫星传输节目的费用。此外，基于这些新的结构，我们正面临着“全球”新闻流通的日益多元化。我们需要新的分析概念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跨国时代下由新闻业引起的种种后果。

除了西方那些我们所熟知的主要广播公司和通讯社向全世界传输它们的节目以外，比如CNN的国际频道(CNN国际频道)和BBC的世界服务电视(BBC-Ws-TV)，同样也存在着跨国际的新闻频道。这些频道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其中包括阿拉伯新闻频道(Arab NeWs Channel)、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设于卡塔尔)以及ZEE-TV(一个非常成功的电视频道，主要针对世界各地的印度侨民社区)。而除了这些跨国频道以外，各种小规模的但在世界各地已拥有了大量观众的“草根”电视台业已出现。它们往往是由各种组织机构(甚至包括企业个人)赞助支持，并在新的全球新闻流通基础之上发送针对特殊受众的节目。总的来说，这些发展往往被那些机械地认为全球化必然与媒介帝国主义相联系的观点所忽略。

对世界范围内政治传播新渠道进行评价，发现广阔的全球公共“坐标”正慢慢划定。比如，跨国媒体通过对公众舆论显而易见的影响去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这一现象最初被描述为“媒介外交”(media diplomacy)。它的产生主要得益于BBC和美国之音(VOA)的国际影响力。然而最近，CNN通过24小时新闻频道(24-Hour NeWs Channels)在各种国际政治危机中(参见Robins On，2002，2001; Neuman，1996; Rawnsley，1996，Seib，1996)所发挥的强大作用重新修订了“媒介外交”这一概念。而所谓的“CNN因素”(CNN factor)则被用来代表这些频道对决策者以及他们的决定所产生的影响，比如在人道主义危机中。同时，其他思考路径还考虑到以“软实力”进行“公共”外交而出现的新的政治传播平台(Tehranian，1999)比如，坎宁安和辛克莱(Cunningham＆Sinclair，2001)讨论了新的跨国“流亡”文化与身份的问题，这一问题意味着在任何一个国家内建立“少数族群”的政治社区。同样地，柯伦和朴(Curran＆Park，2000)提倡在全球新舞台上的媒介研究应当“去西方化”，以更好地比较媒介全球化对不同国家体系的影响。

这都是一些重要的新概念。而依我之见，在这个新的全球化框架中，应当把这些概念都纳入到政治传播的整体理论路径中。我认为，如果用一种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现象，那么就只能发现跨国政治领域的多样性、密集性，及其在和平时期与危机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形式。这一理论路径承认“全球的整体性”，也就是说，它注意到了某些“连接形式”(formats of connectivity)。这些“连接形式”可以帮助我们区分民族与国家的公共空间，以及与“全球公共空间”的区别。其中，前者是基于国家民族的设想而提出，而后者则代表着一种新型的超社会政治领域。⁽¹⁾

提供政治信息与新闻的跨国频道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对作为一种交往空间的“公共领域”所具有的作用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分析。“公共领域”为欧洲的资产阶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权力空间(Habermas，1992)。⁽²⁾哈贝马斯有关在欧洲国家语境下公共领域的政治作用的著作于1962年在德国出版。这一著作对所有后来关于“公共”这一政治概念的讨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我们应当谨记的是，在哈贝马斯的分析中，“公共”这一术语和“现代”国家建立的特殊过程(在欧洲，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进行的)是紧密相连的。在他的理论里，这样一种欧洲式的国家“公众”介于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或者，换种说法，在市民社会里，介于国家机构和共享的主体性之间。哈贝马斯(1992)指出，最初公众讨论的中介是“公众对理性的使用”，而这其后被媒介形式转型为所谓“公共”意见的操纵与管理(Habermas，1992: 105)。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大众媒介随着它们的商业化和“大众”市场方法，有效地成为一个伪公众论坛。它们在脱口秀和电视节目的“讨论”中模拟辩论，而更广泛的公众议题和讨论湮没在被彼此分割的、日益孤立的私人领域中。

相反，全球公共空间不仅由各种各样的“公众”(形成于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组成，而且越来越多的跨国个人和团体开始使用全球公共机构。也就是说，在考察全球或跨国层面的问题时，我们可以在新的传播机构确认不同的民族或国家的“公众”。他们确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未必是“理性的”(至少不是哈贝马斯认为的那种)，但它们以一种“全球的理智”发起不同论战。典型的例子是，它们唤起了大都市(康德意义上的)“公民”这个概念，和宗教世界观，从不同的全球视角否定意识形态立场。

在现代国家建立的时代，公众试图在国内建立民主机构。而“全球公共空间”则由一些非常特殊的机构(跨国新闻媒介)组成。这些机构作为新近出现的“全球公众”的组成部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治媒介的作用和意义与哈贝马斯的理论所设想的相当不同。在全球公共空间，新闻媒介被视作世界政治发展的“参与者”和“反射镜”。它们创造着世界的“代表”，而这些代表形成了人们的世界观。全球公共空间的理论路径把在这一意义上的跨国媒介(电视、因特网)视作“公共”机构，因而不管怎样它们创造了自己的“公共”话语平台。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公众”将打破民族和国家的平衡。而且，与哈贝马斯的分析不同，“全球公众”将不再被定位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而将超越民族和国家，被定位在一种新的跨越国际的超社会领域，一种无社会组织的新的超国家和亚民族的开放空间。

从“联系性”网络到“连接性”网络

回顾过去二十年跨国媒体的基础结构，揭示出特定的“网络”塑造着特定的“全球公共空间”概念。如今，现存的新闻媒介基础结构创造出特定的“连接性”模式。

麦克卢汉(McLuhan)关于“地球村”的比喻是对国际化的深远影响作出的最早的说明。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被暴露在同样的符号和信息之中。麦克卢汉的想象力深受媒介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现场”报道新闻和政治事件的影响。尽管麦克卢汉的这一比喻以及其他比喻都被广泛地用于对全球化过程的描述，但我们要谨记的是，在这个时代，卫星实况转播不再像当下世界许多地区那样直接地把家庭作为目标对象。相反地，“现场”报道被发送到国内广播公司的编辑部，然后按照通常意义上的“把关”程序由编辑为他们的国内受众编辑这些国际的“现场直播”事件。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阿尔及利亚电视台报道了阿姆斯特朗登月事件，并依据本地的情况发表了评论。评论这样说道，阿姆斯特朗在穆安津(在清真寺塔顶按时呼唤穆斯林信徒做礼拜的人)的呼唤中跨出了他的第一步。就这样，这一独一无二的科学成就被赋予了一种宗教色彩。而这一世界性的事件正是通过这种宗教的方式被“通俗化”地呈现在了本地穆斯林受众的面前(Volkmer，1998)。

在政治交流方面，“世界”变得日益国际化。然而，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也仅限于某种非常有限的，或者像上面的例子所提到的“通俗化”的意义层次上;更确切地说，它与由“世界政治新闻区域”构成的网络相一致。这些世界新闻区域是根据麦克卢汉时代的“相对性”网络所创造出来的。这意味着从一个国家的立场去看待世界事件及其他的国际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国内的新闻媒体提供分析的“框架”，并据此来定义与它们自身的国内议程相关的“国外”新闻。当然，与此同时，也建立起了欧洲新闻的垄断性联营，比如欧洲电视网，它为西欧国家和亚洲电视网提供新闻镜头(参见Boyd-Barrett and Rantanen，1999)。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新闻的基础结构，即新闻通讯社的基础机构事实上是建立在这种“相对性”概念之上的。

19世纪，通讯社随着殖民列强的路线运营。路透社的报道深入到英联邦的每一块殖民地，而法新社则对非洲那些说法语的地区进行报道等。在20世纪，整个70年代，一系列关于全球信息不平等的问题时不时地被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辩论中提出。这些既定的信息流动路线因为对地方新闻事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而受到批评。它们构成了南方国家的“从属”地位，并因此塑造着人们脑海中有关世界的刻板成见。正如史蒂文森和科尔(Stevens On and Cole，1984: 48)所说:

在新闻从通讯社——大部分，但并不全都是西方的——流向媒介系统这一过程中，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通讯社的材料对当地编辑的影响程度。按照通俗的说法，通讯社经常通过告诉当地的编辑(依次是他们的读者)应该考虑世界的哪一部分以及哪些议题来为媒介设置议程，即使一些大的通讯社并不直接地影响新闻的提供方式。

(Stevens On and Cole，1984: 48)

当然，这些“联系性网络”中所谓的国际信息始终被西方，尤其是西方的新闻来源所支配。

在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学讨论提出了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支撑全球化的多样化的反对过程。在这个时期，新媒介尤其是人造卫星带来的媒介机构建立了起来，其中许多机构可以很轻松地避开以前的国内媒体所实施的把关环节。这些机构可以通过有限输出、节目合作协议以及直接到户的卫星传输直接瞄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受众客户。这些发行模式建立起了新的网络类型。而它们可以被描述为“连接性”的网络(与前面的“联系性网络”相对)。

在这个新的连接性网络的空间内，CNN是最早出现的媒介机构之一，它通过独特的多样化全球化节目安排直接为千家万户提供“本地”及“全球”的新闻资讯。CNN国际频道作为CNN的国际窗口，通过提供连续不间断的新闻报道迅速地向先前的“联系性网络”(它们对于新闻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发出了挑战。一位CNN记者在谈到1991年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最初发生的事件时说: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听到巴格达正在遭受轰炸时，我正在采编部。你要知道，亚特兰大的这群人比世界提前大约两分钟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世界是因为CNN而得知这一消息的，我想那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新闻成就了吧。

(引自Volkmer，1999: 146)

这种持续不断的新闻报道加强了新闻的即时性，同时它也通过目击者、“突发新闻”报道减少了事件的接近性。新的新闻类型被包装，并以一种通讯社式的订阅方式直接提供给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广播公司。所以，当CNN国际频道作为“全球新闻的引导者”出现时并不令人惊讶。它已经开始取代以前那些力图创造出一种全球新闻平台的地方与国内新闻的“联系性”模式。《世界报道》便是一例。其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广播电视人提交“他们”对某一事件的看法(参见Flournoy，1992; Volkmer，1999)。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像《世界报道》这样的栏目形式提供了独特的全球新闻平台，这已经开始转变以前播报“外国”新闻的“联系性”模式，这种模式往往为国内受众将国际新闻“本土化”。这些改革对于CNN国际频道这样一个为跨国政策提供政治信息的机构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如今的网络时代，这一平台仍然被使用着。国家领导人通过它“向全世界”发表声明，或者提供罕见的访谈，比如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访谈。前利比里亚总统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利用CNN向(西方)世界，同时也向美国政府宣布他的辞呈。

因此，在这些连接性网络中，多样性因排他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新构造得以继续加强。而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媒体围绕民主、妇女权利以及生态等议题，将目标锁定为特定的跨国群体。这样一来，它们逐渐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公共领域基础，甚至动摇了人们所熟稔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区分(Roberts On，1992: 16)。同时也有人认为，以往的全球化进程倾向于将全球文化同质化，这种网络建设的路径通过对纯正性和身份的加强，使得全球化两极化。

依我之见，公共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正融入到全球公共空间之中，并在寻找新的“连接”方式。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媒体的跨国基础结构中，公共空间(或者，甚至是全球公共空间)这一术语有可能让人产生误解，认为它是狭窄地局限于作为社会的民族，以及政治“连接”结构。相反，全球公共空间形成了一种有关政治传播的新的跨国维度。这一维度影响着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域。在这里，我们再次引用半岛电视台为例。虽然需要通过非法的卫星天线才能接受到半岛电视台的节目，但它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话语颇具影响力。

超国家与亚民族的内部结构:连接性的自我参照空间

跨国媒体作为全球公共空间之内的公共机构同样以一种超国家的模式运行着。它们为世界各国不同的移民提供服务。这些移民时常缅怀那些自己曾生活于其中的“公共”文化。虽然拥有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但这些亚民族“公众”却展现了某种共同的连接性基础。正如卡斯特尔所说，“这种网络社会建立的基础是，大部分个体和社会群体在本土与全球的联系上是体系性分离的”(Castells，1996: 11)。在跨国语境下，媒介扮演的角色是，以不同的“自我参照”空间类型和连接性模式，将这些“分离的”个体与社会群体重组。

在网络社会中，政治信息的流动在超国家和亚民族的维度上，对卡斯特尔(1966)所说的“身份”概念赋予重要的含义，从而以一种新的跨国类同精炼“意义”。可是，媒介作为自我参照的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即作为全球公共空间中的身份构建(个人的和公共的)和传播的支撑系统，在国际传播理论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认识。尽管网络提供了交互的空间以及非常特别的信息类型，但跨国电视频道依然沿着所有不同的连接性模式运行着。这些所谓的“分裂的媒介流”被作为“流亡人群的”媒体加以讨论(Cunningham，2001)，并且经常被界定为“政治文化的全球窄播”。吉特林(Gitlin，1998)称它为亚民族“球体”(sphericals)。哈特利和麦基(Hartley and McKee，2000)则称之为“不完全的球体”(se Miospheres)。总之，这些观点引起了关于新的媒介所支持的身份认同的有趣讨论(参见Cunningham and Sindair，2001)。然而，可以说这种先进的网络社会的内部结构已经发展出各种不同的“连接性模式”，与全球公共空间等同。

社区空间

这种将分散于国际的民族社区联系在一起的模式可以被描述为社区空间。例如中国中央电视台四套(CCTV-4)便可以在世界各大洲接收得到。同样，日本全国广播公司日本全球频道(NHK

World TV)和泰国电视台(Thai TV)也是如此。CCTV-4从中国的国家电视台收集信息，给世界各地的华人观众提供一个“中国全景”。这一模式的其他例子还包括在欧洲广播的，与不同的阿拉伯国家有关联的崭新的民族国家频道，例如约旦电视台(Jordan TV)。来自首尔的阿里郎电视台向美洲、欧洲、亚洲，亚美尼亚、非洲等地传送节目。两个伊朗频道——IRIB1和IRIB2，在欧洲、美国和亚洲都可以接收得到。而美国的福克斯新闻则可以用卫星在欧洲、中东地区以及日本接收。

在未来几年里，这种“社区空间”的模式将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例如，中国和法国将共同建立一个面向世界的24小时新闻频道，建立这些民族国家新闻频道的目的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和法国关于各种世界大事的观点与态度。

除了这些属于民族国家的频道，即像在本国政治讨论中发挥“桥梁”作用的国内媒体的国际输出之外，还有被描述为超国家社区空间的第二种模式。这些频道并不以民族国家为本，而是为超国家社区而建立。比如位于洛杉矶的一个伊朗电视频道——NITV。NITV的目标是连接居住于世界各地的伊朗同胞从而从“外围”来影响伊朗的政界。也就是说，尽管在伊朗只能通过非法的碟形卫星天线才能接收到它的信号，但这一频道还是试图直接影响伊朗的政治活动。通过利用新型的超国家连接模式，这一频道显示出在全球公共领域内影响国家政策的潜在力量。这种政治权力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媒介外交”所能达到的程度。

微观空间领域

在这一去领土化的全球公共空间里，新的信息平台看起来大部分都出现在世界发生危机的时刻。尽管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期间，CNN使自己强有力地占据了新闻的垄断地位，但如今CNN在世界危机报道中所起的作用(当然它依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已经无法企及前面所达到的那种主导程度。随着2001年9月11日的到来，像半岛电视台这样争夺新闻资源的新的跨国危机平台出现了。

西方媒体倾向于把半岛电视台称作全球新闻流动过程中的“阿拉伯之声”，但是在定居于诸如北美和欧洲等地的阿拉伯观众看来，半岛电视台只不过是众多阿拉伯跨国电视台中的一员而已。事实上，它是扩大的阿拉伯跨国“微观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西方观众看到了它在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报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以前的情况是，跨国电视台试图吸引世界范围内尽可能多的受众，而这些“微观领域”空间只在特定的政治、文化或者其他特定的跨国微观领域空间中运作。

目前，在世界各地的阿拉伯社区所形成的公认的“微观领域”空间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除了在阿拉伯媒介中带有一些“自由”之音色彩的半岛电视台外，其他的阿拉伯电视台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纷纷建立起来。其中包括来自英国伦敦的MBC，即中东广播中心。事实上，MBC是最早的阿拉伯跨国电视频道。其新闻报道多持保守的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半岛电视台可以被看作是对保守的阿拉伯国家电视频道的一种抗衡。它作为一个跨国运作的电视频道，已经(通过“现场”访谈、电视Callin节目等)“从外围”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新闻报道。

在阿拉伯世界，半岛电视台的新闻报道观点备受争议。它曾经冒犯过许多并不认同其报道议程的阿拉伯世界的政府。比如科威特，它关掉了半岛电视台在当地的办事处，并对该电视台针对其发表的反对言论发出了警告。约旦亦是如此，它甚至还召回了其驻卡塔尔的大使。这些行动的原因主要都是对内的:例如，约旦的行动缘于半岛电视台的一档谈话节目。这档节目对约旦和以色列在签署1994年和平条约之前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他的例子，比如沙特阿拉伯，据称其因半岛电视台在一则报道中批评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创始人而撤回了其驻卡塔尔的大使。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当这些分裂的信息“流”在全球公共空间里得到加强并向人们提供“真实的”反馈与信息时，微观领域空间便在世界的危机时刻占据了显著的地位(参见Volkmer，2002)。半岛电视台英文网站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网站是为了与CNN的网站争夺英语世界的受众而建立起来的，在伊拉克战争中多次遭到美国黑客的劫持。这一持续数周的信息战显示了其更加激进的潜力。只要半岛电视台把平民受害者的图片发到这一网站上，便会遭到黑客的劫持，而这些图片也将会被不同的美国图片，诸如一面美国国旗和写着“让自由之钟响起”的图片所取代。虽然其他的电视频道通常受到阿拉伯观众所在的位置和可利用的卫星“覆盖区域”的限制，但它们也同样在这个微观领域中运行着。

有趣的是，半岛电视台在阿拉伯世界的成功(该电视台拥有4千4百万观众)，也包括因其“自由”新闻而受到的质疑，促成了这一去领土化空间里不同跨国电视频道的诞生。Al Arabya阿拉伯语频道建于2003年2月，即伊拉克抵抗宣言正式发布不久。它从属于MBC，直接与半岛电视台竞争。在备战的几个月里，CNN通过一个阿拉伯语网站也开始参与到阿拉伯世界的微观跨国领域。此外，20个特定的阿拉伯国家电视频道也通过Eutelsat卫星系统被原汁原味地传送到欧洲的阿拉伯观众那里。而最近，美国国务院创办了萨瓦(Sawa)广播电台和一份杂志，专门针对于这一微观领域18～35周岁的青年受众。

在阿拉伯世界成为全球最先进的微观空间领域的同时，其他的微观领域也呈现了出来。前面所提到的中国便是这样一种微观领域。不过，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更广泛的微观领域。这一微观领域是为了全球最大的移民群体——印度侨民的共同利益而建立起来的。ZEE TV主要提供娱乐和音乐节目。在美国，ZEE TV同样使用英文字幕以吸引当地的观众(参见Thussu，2000: 198)。

话语空间

全球公共空间中，政治媒体的基础结构不仅会带来亚民族话语，而且也会在不同层面上影响民族国家政治领域。跨国媒体的注入改变了新闻行业的形式，并为其建立起了新的“共向”模式。虽然1992年针对欧洲公共服务电视台的记者们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他们是通过观看CNN来了解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但如半岛电视台这样的信息源更有可能被作为世界各地相关新闻的指示器。这些跨国媒体对国内新闻议程所产生的影响值得深思。

在阿拉伯国家，新闻媒介的言论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而俄罗斯对“话语空间”的控制亦是如此，只不过程度较轻一些。如果有需要的话，这些国家将会对该国媒介内容进行审查，并拦截和中断其卫星发送。在诸如美国这些国家，“国际新闻”通常都是围绕着美国的行动以及海外利益(甚至CNN的国内新闻也主要集中于美国的双边活动)。而所谓的“海外”频道，比如BBC美国，正在塑造着国内的新闻议程。“我们的新闻议程是不同的”，一位BBC的高级记者如是说，“我们好像是透过窗子观看的局外人，可能这会对美国的观众具有巨大的价值”(引自Burt，2003: 2)。“美国的媒介，”他补充道，“都不愿意自己的新闻报道令布什政府不安，因为它们需要考虑翘盼已久的媒介所有制改革。”而相反的是，BBC“将充分利用这一趋势，并声称‘长篇累牍’式的新闻的存在是必要的:无论是来自于巴士拉还是柏林的新闻及其详解”。BBC将在美国开播一个24小时的新闻频道。而与此同时，其他针对西班牙语公民(其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有3千7百万个家庭说西班牙语)的亚民族节目也已经发展了起来。NBC于2002年10月收购了西班牙语电视频道Tele Mundo。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印度，建立起了新的国内新闻频道以平衡跨国媒体(比如CNN和BBC)的新闻报道。在印度，全国广播公司Doordarshan开播了一个24小时的新闻频道。在欧洲创办了EuroNeWs，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CNN的欧洲的国际视角。

全球的连接性与对于意义的寻求

上述这些连接性模式似乎表明，全球公共空间绝不是“普遍的”或“世界性的”，而恰恰相反，其变得越来越“特殊”和“碎裂”。它不是一个开放的、“均质化”的领域，也不是毫无意义的“世界公民身份”与“全球市民社会”。依我看来，全球公共空间更多地是“私人的”而非“公共的”，它一方面建立在跨国媒体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这两个“基础”都与各种制造自我参照的“真实”与“意义”的连接性模式有关。

尽管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中，“意义”被民族国家所限定，但对网络社会中意义的寻求依然被定位在生活世界之上。生活世界渗透着各种反向的、多视角的全球政治新闻流，它们构成了个体的新闻议程以及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综合看法(即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这是些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依靠这些概念来调整我们的“行动”和“参与”。

人们的私人“生活世界”从来没有如此直接地受到利用地面、电缆以及卫星传送信息的跨国政治媒体的侵入。正如卡斯特尔(Castells)所说，“市民社会在收缩和脱节，这是因为全球网络的权力制造逻辑与特定社会文化的关联和表现逻辑之间不再存有连续性”(Castells，1996: 11)。他说，对于意义的寻求“发生在围绕公共原则的身份保护的重构之中”(Castells，1996: 11)。换句话说，它将在超国家与亚民族的“连接性”动态之中，即在全球公共空间与生活世界之中被发现。库姆尔(Kumer)在分析印度和巴基斯坦时说，“‘网络’社会也是过渡性的”，差不多所有的过渡社会都可能具有“网络社会”的某些特征(Kumer，2003: 42)。

然而，依我之见，全球公共空间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在媒介被严格控制的国家，比如伊朗，碟形卫星天线被官方禁止，以防止人们受到国外政治的影响而对抗本国的官方意识形态。那么它们就被藏匿在“一扇窗户之后或院子里某些准备好了的花树之中”(Mass，2003: 12)。更确切地说，就是外面的观点(来自于CNN、MBC以及半岛电视台的观点)作为一种更让人信赖的“意义”(甚至是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问题的“真实性”)资源为“里面的”观点，即国家媒体或者政府宣言，提供了参考框架。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多元化模式国家(比如美国)，以及以公共服务广播为基础的国家(比如英国)，跨国媒体的反向流动增加了在生活世界寻求意义以及“世界导向”的压力。正如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埃及人所陈述的:“你不能相信任何电视台……当你看半岛电视台时，你看到的是他们对人民做了什么，而不是军队做了什么。半岛电视台呈现的是美国不好的一面。而CNN则向你展现了伊拉克政府罪恶的一面。我看CNN，没人被杀。而我看半岛电视台——那简直就是一场悲剧。”(引自Roumani，2003)

政治信息的流动为生活世界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辩证过程，它为“世界”的意义提供了参考框架。在生活世界中，建立在这种辩证的相关性政治基础之上的危机传播可能会在将来变得非常极端和激进。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我们已经通过半岛电视台英文网站不断被劫持这一事实，目睹了这样的一种“极端化的潜能”。另外的一个例子是CNN试图展示巴勒斯坦自杀性袭击的双方。CNN在美国采访了一位自毁性轰炸员的父母。而当CNN播出该访问时，以色列对位于亚特兰大的CNN发出了威胁，要求其把CNN国际频道的卫星信号从以色列移开。没有哪个国家会对这些争论无动于衷，而且它们也一定会在未来的几年里变得更加白热化。因此，研究这些新的发展，并构建一个新的全球传播的框架结构是传播媒介研究的一项任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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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在这一讨论中，我需要对“民族”和“国家”政治领域进行区分。民族政治领域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的，即“民族”和某种共同的“人民”身份之上的。而国家政治领域则是建立在政治权力和政府势力的基础之上的(比如集权国家)。

(2)大众媒介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以及“二战”后不同国家从传统社会向大众消费社会(Ries Man，1970)转变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大众媒介同样发挥着主要的作用)给哈贝马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正是基于此种印象，哈贝马斯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这一基本分析。近几年来，他对其中的某些观点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