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伊拉克战争

第二十七章　新闻与伊拉克战争

霍华德·裘伯

●第二次海湾战争是“第四权力”的转折点吗?

●“嵌入式报道”的记者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吗?

●“非嵌入式报道”的记者或者说独立记者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吗?

学者和记者们常常醉心于宣称当前的事件是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传播学者同这些学者和记者一样，也免不了夸大事件的相对重要性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所以第二次海湾战争给新闻带来了什么样的关键议题?此次战争是“第四权力”的转折点还是仅仅是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潮流的继续?

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一些研究分析了新闻媒体报道的不同方面并提出了重要的和有意义的见解。“新数字科技”、“24小时新闻”、“宣传”、“媒介偏见和框架”、“新闻来源”以及“异议的被边缘化”都在此次战争中得到了重新评估。但是，大体上这些研究都旨在揭示最近和过去冲突中显示的趋势，而非凸显此次战争中它们的独特性(参见Allan，2004; Aufderheide，2004; Bromley，2004; Couldry and Downey，2004; Iskandar and El-Nawawy，2004; Kellner，2004; Le Wis and Brookes，2004; Moeller，2004; Rantanen，2004; Reese，2004)。

在新闻业内，BBC的国际记者和主要主持人尼克·高英(Nik Gowing)多次强调新媒体技术的大量出现如何模糊了媒体和个体公民之间的界限。便携式摄像机、数码相机和电脑的广泛使用使得大量的普通民众可以捕捉新闻事件，这引起了政府和军队以及新闻组织的关注。安全部队发现很难隐藏他们的活动，而暴露他们的活动又对他们的军事政策、策略和实践具有影响。政府面前是一场新的对抗恐怖主义和游击部队的宣传战，因为恐怖主义和游击部队现在掌握了操纵和传播图像的方法，而媒体从业者却在选取播出的图像时面临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当那些信息来自匿名的或未曾核实的新闻来源时。纠正不可靠的报道或虚假的影像带来的影响是很棘手的，这便把新闻报道者置于脆弱的位置(Gowing，2004)。

但是起源于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哪些议题使得新闻界随后产生了自省?有两点是很明显的:部队当中“嵌入”了500多名记者，以及新闻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

嵌　入

在部队当中“嵌入”500多名新闻记者是第二次海湾战争中最值得一提的媒体报道的新发展。在1982年的福克兰战役中，新闻记者碰巧“嵌入”了英军的作战部队。而此次与福克兰战役不同，这次“嵌入”是美国国防部与新闻组织协商之后的结果，他们有意制定此项计划，把新闻记者安插到部队的不同位置。此项“改革”背后的策略事实上已经开展了一些时日。

自越南战争起，政府和军队就已经尝试各种方法对媒体进行“控制”和“管理”。“电视使得美国输掉了越南战争”，这一想法致使美国政府和军队相信对媒体的严格控制是必要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控制信息并且最终“因为赢得了民众的支持而赢得战争的胜利”。英国政府和军队在马岛所采用的信息政策是建立在越南神话之上的，但那是组织不利和缺乏计划的。该政策缺乏一致认同的程序和标准，没有集中的控制系统，也没有部门间的协作配合(见Morris On and Tumber，1988: 189-190)。在福克兰战役中，舆论战在“作战安全”的掩盖下打响，这个术语可以囊括一切，成为推迟信息和审查信息，以及传播错误信息的借口。

美国的军队和国防部官员注意到福克兰战役的经验，采用了各种方式来运用军队和市民的头脑，他们让记者在军队驻地，并进行集中安排。20世纪80年代，新闻组织和五角大楼间进行了一些讨论，建立了一些合作的基本原则。对格林纳达(Grenada，拉丁美洲国家)的入侵第一次检验了这种改善了的关系，那次行动被称为“紧急愤怒”。然而，此次检验非但没有为军队和媒体之间奠定和谐关系的基调，还引发了新闻组织的强烈抗议，因为有600多名新闻记者被扔在巴巴多斯(Barbados，拉丁美洲国家)，而不能报道格林纳达发生的事情。记者们就这样被扔了两天，等他们到达岛上的时候，行动已经结束了。部队的后勤根本无视新闻组织的需求。随后来自媒体的激烈批评使得“参谋长联席会议”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以怀南特·西德尔(Winant Sidle)将军为首来支持未来的媒体运作。其中一个主要的提议是，在不能让所有媒体都进行报道时，应该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建立对全国媒体的集中安排。这个提议先是在波斯湾的“诚挚之声行动”(Operation EarnestWill)中得以实施，接着在美军参与的巴拿马行动中得以运用。不过后者的新闻集中安排系统成为了一场灾难，因为当时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阻碍安排与调用，因此记者无从采访此次行动(Tumber and Pal Mer，2004: 2)。

到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记者已经通过有组织的集中供稿和正式简报来报道军事行动了。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他们必须上交他们的稿件，进行正式的安全审查。部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和处理蜂拥而至的数百名记者。临时记者安置点被设立，但是记者们无视这些安置点的存在，而是自由地进行活动。这一结果让新闻组织沮丧，也让军队对于记者如何管理继续感到困惑。军队讲究秩序与合作，新闻业则充满竞争、散乱、无政府主义。当这两种文化冲撞，其结果往往是互相反感与彼此困惑。福克兰岛的经验和教训应该成为军队在未来战争中利用的蓝本。相反，对记者如何行动的误解意味着要用20年时间才能组织起一个完全有序的“嵌入式”报道过程。

“嵌入式”报道并非一个新现象。这种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中都存在。近来，随着波斯战争中资源库系统的不受欢迎，不同类别的“嵌入式”手法被用在了许多地方，包括1994年的海地、1992年到1995年的索马里和1995年的波斯尼亚(见Porch，2002)。然而，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使用“嵌入式”报道之前，军队和媒体的关系因为科索沃战争(1999)中南斯拉夫被迫从该区域撤军而经历了进一步的恶化。这个冲突是因为媒体在该事件中没有任何采访机会而是完全依赖军方提供的轰炸信息。在入侵阿富汗的战争(2001)中，许多编辑、驻站首席和驻外记者认为五角大楼的报道规定较以前更加严苛了。最大的不满集中在记者不能进入对塔利班政府阵地发起空袭的陆地和海上基地，以及对来自五角大楼的信息源的严格限制。新闻组织甚至收到了国防部长助理和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维多利亚·克拉克(Victoria Clarke)的道歉。

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为了协调媒体进行了各种安排，其中最重要的创新就是大规模地让记者“嵌入”到部队中，出现在战场上。嵌入的过程是有组织的，而且是在战争开始前通过五角大楼和新闻组织协商安排好。没有一个人，至少没有一个记者愿意回到以前战争中的统一安排体系或者仅仅依靠官方简报。很多记者对嵌入过程很是忧虑，尤其是如何保证他们公正报道的能力，其他记者则欣然接受了这个到前线的机会，因为新闻组织渴望能够进行连续的现场报道。随着部队开入海湾，第二个忧虑随之而来，那就是“嵌入式”记者仅仅提供了战争的一个快照。美国和英国政府都抱怨说公众看到的只是关于此次战争的被歪曲的画面。

嵌入过程的实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计划之上，即将新闻组织而不是单个记者分配到不同地方去。这就使得自由撰稿人很难获得准入资格，除非他们与某个新闻组织订立合同。这也使得国防部可以通过对记者所属新闻组织发布禁令来惩罚记者的“错误行为”，从而使得对嵌入过程的“控制”更加容易。

“嵌入”到军队当中的记者需要在特殊的程序和指导下行动。记者和媒介组织一开始就被要求签署文件，答应遵照规定可以或者不可以报道哪些新闻。比如，关于未来的军事行动的细节不可以报道;不许带私人卫星电话和手机;在嵌入式状态中不许开着自己的车乱转;不能有显示安全级别、敌军俘虏或被扣押者脸部、胸牌和其他具有身份识别特征的照片。为了保护军事行动安全，记者还必须同意遵守新闻禁令(Tumber and Pal Mer，2004: 16)。

媒介组织的主编们对“嵌入式新闻”最初的热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虽然沙尘暴和快速的行军可能会给报道带来一些延迟，但实际上媒体可以不需要经过军队的审查就进行实时报道。五角大楼允许大批记者“嵌入”部队，这就使得媒介组织和那些一般不在五角大楼优先考虑名单的媒体可以接近战争了。它给予地方性的小报亲临战争现场的机会，可以代表它们的观众拥有一种“我在现场”的荣耀感，而这是在以前的战争采访中很少有的现象。

“嵌入式报道”最初给军队和媒介组织都带来了一股热情，但是不久紧张局面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记者因为“嵌入”在部队中无法见到任何一场军事行动而沮丧。于是有些记者擅自离开了他们所在的部队，或者他们的媒介组织要求他们离开部队。对于那些除了“嵌入式”记者外还派了其他独立行动的记者的大媒介组织来说，问题就没有那些小媒介组织那么严重了，因为小媒介组织没有在整个战争区域都派驻记者的财力。还一些记者抱怨说他们要依赖军事通讯给编辑发稿。

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记者的安全。“嵌入”部队的记者依赖于本身就具有风险的部队的保护，于是，就像保护他们的军队一样，他们同样有受伤和死亡的风险。但是他们还存在一个被俘虏的潜在问题，那就是如果他们被敌方捕获，他们是该被视为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战争犯人，还是不具备同样保护资格的间谍?对于那些独立于部队单独行动的记者(他们被称作“独行侠”)，这些风险就变得尤为明显。这不仅仅指的是军队会拒绝他们接近、限制他们的运输和通讯，而且还意味着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冲突中会受伤或者死亡(见Tumber and Pal Mer，2004: 7)。

有一卷记者编辑的材料，里面收集了第二次海湾战争有趣的“嵌入”过程的记录。正如卡托夫斯基和卡尔森(Katovsky and Carls On，2003)在引言中所言，有些记者承认“肾上腺激素激增”而有些人仍然被他们的经历所困扰。有些记者超越了客观这条界线，他们穿上军事装备，带上武器，不时地瞄准对方的狙击手(Katovsky and Carls On，2003: xix)。

随着政府和军队在改善“嵌入”式报道中变得越来越拿手，在未来的战争报道中摆在记者面前的主要问题就是保护和维持他们的专业公正性。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领导中心成员”在讨论未来方案的时候建议成立一个永久的“嵌入”部门，采用警局、体育队和政治运动一样的模式(Tumber and Pal Mer，2004: 60)。这除了涉及媒介组织的花费外，也对新闻客观性提出了挑战。一旦记者被嵌入到部队，他们的命运就与该队伍的士兵息息相关。保持公正的可能性慢慢被削减，并且随着职业不确定性环境的变化，以往作为记者保护伞的职业道德开始与之妥协。

记者的安全

第二次海湾战争尤其突出了与记者的安全相关的议题。“国际新闻安全研究所”(INSI)于2004年8月发布的新闻称，截止到当时，在伊拉克战争中已有50名新闻从业人员被杀，不论其原因是敌方袭击还是友方误伤。“记者保护协会”(CPJ)报告称，在伊拉克战争开始的头6周内就有17名记者或新闻从业人员死亡。这个高伤亡率引发了人们的忧虑:是否第二次海湾战争意味着独立见证战争时刻的终结。在巴士拉和巴格达共发生了4起记者被联军无缘无故杀害(共7人遇害)的事件，这更引发了记者们前所未有的愤怒。“国际记者联盟”(IFJ)对导致政府和军队令人惊异的自满和对记者安全的疏忽的军事和政治文化非常不满。“监视、控制和操纵信息的冲动使得政府和军队无视记者的安全和独立报道的权利”(IFJ，2003a)。来自“国际记者联盟”(IFJ)的数据显示，记者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的伤亡数量是史无前例的。发生在1954年到1975年之间的越南战争耗时21载，63名记者被杀害。在伊拉克战争中，媒体工作人员的伤亡率高于史上任何一次战争，按目前的人数比例算，甚至高于联军的伤亡率(IFJ，2003a;也见于Tumber and Pal Mer，2004: 36)。

“国际记者联盟”(IFJ)的报告显示，到该报告发布时止，12年间共有1 100名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死亡(IFJ，2003b)。这些死亡并非仅仅发生在敌对政权下和战区。大部分记者是被本土人袭击的对象，因为他们对有组织犯罪、毒品和军火交易进行了报道。这些伤亡不仅限于世界上的一两个区域。“国际记者联盟”(IFJ)的报告确认了38个国家的伤亡。这些数字表明媒体工作人员人身安全日益受到威胁，因此媒介组织建立一个保障它的工作人员生命安全的框架的压力也日益加强(见Tumber，2002a)。

安全措施的需求已经成为战争报道的主要议题。2000年5月发生在塞拉利昂的两名新闻记者的死亡事件导致许多媒介组织(路透社、美联社、CNN、BBC和美国的几大电视网络)签署了一个“安全工作守则”(Owen，2001)。记者行为安全的“国际工作守则”要求媒介组织提供风险意识培训、社会保障(生命保险)、免费医疗以及对自由记者或兼职记者的保护。它也要求当局尊敬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人身安全。尽管此工作守则被一些主要传媒机构所接受，但是可以使得媒体工作人员从风险意识培训中获益的整个行业范围的体系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广播组织和机构信守诺言，他们的培训已经扩展到所有的地方工作人员，但是报纸媒体还没有作出类似的承诺。而第二次海湾战争中记者的死亡带来了迫切的要求，要更好地理解这些死亡背后的原因(Tumber and Pal Mer，2004: 37)。

除了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的死亡，记者也受到恐吓威胁，经历被驱逐、被拘留和被没收采访设备的噩运。记者遭袭事件不仅仅拘囿于伊拉克及其周边国家。来自马德里和开罗的记者在报道中讲述了记者在采访反战抗议的时候被袭击的事件。菲利普·奈特利(Philip Knightley，2003)把伊拉克战争描述为“记者成为众矢之的的战争”。曾被友军误伤的BBC世界时事主编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 On)将许多记者的死归咎于“新闻审查的最终结果”。辛普森认为“嵌入式”系统意味着独立于美军和英军行动的新闻记者成为潜在的攻击目标(Tumber and Pal Mer，2004: 39)。

记者在巴格达报道的问题始于2003年2月入侵伊拉克之前，当时伊拉克决定驱逐69名记者。据NBC估计，在2003年3月17日之前，巴格达有450名记者，但经过伊拉克驱逐和媒介组织自行撤回记者的联合作用，到3月20日仅有150名记者留下来。大量媒介组织召回它们的驻外记者和摄像师，其原因是它们担心它们的记者有可能成为伊拉克报复分子的攻击目标，而且有可能被用作人体盾牌(Tumber and Pal Mer，2004: 42)。

基于敌对的环境而为新闻记者的安全考虑就会导致新闻组织的新闻编辑完整性受到损害。一个例子便是战后的CNN，它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后还留在巴格达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媒介组织之一。CNN的执行新闻总编伊森·乔丹(Eas On Jordan)在2003年4月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他指出在此前的12年间，CNN掩盖了萨达姆政权一系列暴虐残忍、令人发指的事件。掩盖报道真相的原因很明显，那就是保护在伊拉克的生命，尤其是那些替CNN工作的人。据乔丹讲，在他13次去巴格达游说伊拉克政府网络新闻局保持开放，和安排对伊拉克领导人进行采访的事宜的行程中，他所听到的和见到的新闻使得他越来越不安，但是这些都不能被报道，因为这有可能给他的员工带来危险。据报道称，仅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例，就有一个在伊拉克的CNN摄像师被秘密警察绑架和虐待，原因是他们认为乔丹为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工作。CNN称，乔丹在巴格达待的时间已经很久，足够令他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告诉全世界他的一个员工正在遭遇虐待，不仅会招致此员工的立刻身亡，同样也会给该员工的家人和同事带来很大的风险。乔丹同时也说有时候不报道某个新闻事件是为了保护非CNN的伊拉克人。乔丹讲述道，1995年，萨达姆的长子乌代通知他说他将要暗杀背叛了他的两个连襟。乔丹说他意识到他不能报道这则新闻，因为他不确定乌代会不会通过杀害伊拉克翻译来实施报复。乔丹坚持认为因为害怕乌代会通过杀害伊拉克翻译来实施报复而不该报道。他补充说还有其他伊拉克官方告诉他的令人不安的新闻直到现在才可以公布于众。他被指责说为了保护电视网能继续在伊拉克发回报道，他损害了CNN的新闻使命(Tumber and Pal Mer，2004: 42-43)。

为了保住他的位置，乔丹告知他的属下说，萨达姆的恶行已经记录在案，而他在该政权瓦解之后再告诉全世界真相的决定挽救了无数的无辜民众。因此，CNN选择在伊拉克之外报道伊拉克的人权问题。他指出CNN曾6次被伊拉克政权驱逐出境，常常是刚刚进入战争区域3天内就被赶了出来，比如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普尔(Christiane Amanpour)和布伦特·萨德勒(Brent Saddler)(Fletcher，2003;另见Tumber and Pal Mer，2004: 42-43)。

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一位涉及记者伤亡的事件被广泛报道，事件发生在巴格达的巴勒斯坦酒店。2003年4月8日，美军向几乎是所有西方媒体在巴格达驻地的巴勒斯坦酒店开火，一位西班牙的电视摄像师和一位路透社的摄像师身亡，另有4名记者受伤。同一天，炸弹袭击了半岛电视台驻巴格达的办公室，一名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身亡。阿布扎比电视台在那天也遭到袭击。事实上，不知道是有意还是巧合，几乎所有主要的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媒体总部都在同一天遇袭(Tumber and Pal Mer，2004: 45)。

CNN的国际新闻网主席，国际新闻安全研究所名誉主席克里斯·克雷默(Chris Cramer)声明:

就像我们大家害怕的那样，此次战争是我们新闻行业遇到的最坏的情景。每一天，新闻记者和从业人员都以惊人的速度被杀害。与军人不同的是，他们是自愿到那里的，我希望公众应该感激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采访。

(引自Byrne，2003)

克雷默一直是记者安全的捍卫者，最近他攻击新闻采集的老传统。在传统新闻文化中，在新闻采访中任何情感和心理痛苦的表达都被认为是对新闻职业的威胁。克雷默认为新闻机构应该允许他们的记者表达感情，尤其是当他们刚刚从战场回来时。“应该让他们恢复体力、吐吐苦水”(Hodgs On，2001;另见Tumber，2002a)。

美军军方对巴勒斯坦酒店袭击事件的最初解释是，一个坦克在与对方狙击手和火箭弹交火的过程中击中了酒店。美国第三步兵师的指挥官布福德·布朗特(Buford Blount)将军告诉路透社:“那辆坦克受到来自酒店的小规模武器射击，就和旁边的一个坦克一起回击。”此外，美国军方官员称半岛电视台的办公室被击中完全是失误(引自IFJ，2003a)。巴格达的巴勒斯坦酒店事件之后，115个国家的主编代表联合写信给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谴责美方袭击是“不可饶恕”和“不计后果”的。代表成千上万美国记者的工会领导人也写信给国防部长(见IFJ，2003a)。

设在维也纳的“国际新闻协会”的总裁约翰·弗里茨(Johann Fritz)和“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的前任主编理查德·泰特(Richard Tait)副主席告诉拉姆斯菲尔德，国际新闻协会认为当美军的坦克朝着巴勒斯坦酒店射击的时候，它就打破了《日内瓦公约》。酒店袭击事件由“记者保护协会”(CPJ，2003)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它的报告对该事件进行了详细描述，包括目击者的陈述，其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美军的立场，说是为了反击来自巴勒斯坦酒店的敌火袭击。这与无数酒店中目击该事件的无数记者的证词相冲突。”此项报告以要求“更详细的调查”结束(Tumber and Pal Mer，2004: 44)。

五角大楼调查了该事件，在2003年8月末发布了一个两页的总结，证明美国军方对该事件不负任何责任。该报告称对此事负责的士兵们当时觉察到酒店中有伊拉克的潜伏者在使用观测弹朝他们开火，他们进行回应也完全符合军队的规则。这个总结遭到“国际记协”的广泛谴责，认为这是美国官方和新闻官在袭击发生后对其错误的一种“为一己之利的洗白”(IFJ，2003a: 28)。

出于保护记者的目的，2003年5月成立了“国际记者安全研究所”。该研究所提出3条新法规，认为它们有利于提高对战争报道中媒体的独立性的尊重，还能促进在记者成为暴力的受害人时展开透明的、深度的调查。

1.建立对杀害新闻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的事件进行独立调查的国际框架。这必须包括传唤证人的能力，和从相关信息源获得信息的能力。

2.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将故意袭击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的行为明确列为该受惩罚的犯罪。

3.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对没有给记者提供足够保护，或者因为考虑不周而危及媒体工作人员的生命，或导致记者或媒体工作人员死亡的行为视为明确的犯罪(IFJ，2003a)。

这几件事件的广泛意义对未来的战争报道影响深远。如果军队、恐怖分子和暗杀人员把记者作为袭击目标从而阻止他们目睹事件，对事件进行独立报道，那么公众肯定会遭遇缺少可靠信息的“灾难”。记者越来越容易遭受身体和语言上的攻击。如果“嵌入式”报道形式被广泛推广，记者们会被认为是和所在部队一起的，从而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这会导致他们被敌军袭击或者抓获。而如果记者保持他们的“独行侠”状态，他们可能要冒被袭击的风险，而且也没有双边的保护。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让记者冒着被指控为间谍的风险。自由撰稿人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除了有“嵌入式”记者和“独行侠”记者的风险外，他们还没有媒介组织提供给员工的保护，比如设备、培训和保险(Tumber and Pal Mer，2004: 46)。

记者嵌入到军队中的过程与记者在冲突状态中的安全问题是息息相关的。从1999年开始，新闻行业和新闻产业的一些部门开始对新闻记者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视。如果公众要很清楚地了解他们的政府和军队在未来战争中的行动，那么“第四权力”持续保持警惕的姿态就是它能有效运作的最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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