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编辑单元的经理与执行力量

一、基本编辑单元的经理与执行力量

（一）以版面为代表的基本编辑单元经理中的执行力量

1.基本编辑单元经理中执行力量的重要性

运行中的执行力量对于以版面为代表的基本编辑单元的经理具有重要作用。有关版面、栏目一旦被报社、电台、电视台确定之后就要按期运营，这就意味着这些版面需要一定数量的合格稿件去填充。这种现象俗称“吃稿”。版面、栏目能否顺利进行，甚至成为有影响的名栏，或在隔年的改版中不被淘汰，均与编辑部及其编辑人员对版面、栏目的经理息息相关。所谓经理，指的是照料、处理，而媒体对以版面为代表的基本编辑单元的经理，指的是编辑部及其编辑工作人员对日常编辑工作运行的照料、打理。因此，所谓基本编辑单元的经理，和基本编辑单元的设计是不一样的。版面、栏目设计得再好，如果编辑人员在日常编辑工作的经理中执行不力，也难免在编辑工作的运行中出现严重的纰漏或极大地影响编辑工作的稳定性，且易在媒体今后的改版等活动中遭遇调整乃至被淘汰。

2.案例分析：《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

对以版面为代表的基本编辑单元经理工作，既要有正确的认识，又应具备良好的实践能力。比如，2006年，关于硕士研究生获得学位是否要在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一事，《光明日报》与《中国青年报》均进行了报道。

案例一　《光明日报》的报道（略有改动）

硕士学位与发表论文“脱钩”激起涟漪

本报记者　曹继军　实习生　张琛

（《光明日报》2006年1月5日“观察”版）

1月4日，本版刊发《北大中文系论文代表作制度探路学术评价体系改革》，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文章对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进行了分析解读。高校师资面临数量化的考评，硕士研究生同样有论文的“学业门槛”。学位与论文挂钩的硬规定究竟有没有依据？本报驻上海记者进行了采访。

127.12万。200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再创历史新高，比2005年增加10万余人。这些正在全力攻取硕士学位入门资格的学子，大概还来不及考虑将来怎样顺利地从门里走出，比如，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在校期间必须在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独立发表一篇学术论文。

不过，有一些读研的学子将没有这个任务。上海财经大学从本学期开始，取消硕士研究生学位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挂钩，即取消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在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独立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才能获得硕士学位的规定。

决定的出台：经过多方论证和长期考虑

在高校普遍把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硬杠杠的今天，上海财经大学的这一决定引人关注。记者为此采访了该校研究生部主任陈启杰教授，了解这个决定的缘起和宗旨。

记者原本揣测：这个有别于普遍做法的决定是否伴随着争议诞生？陈启杰主任的叙述十分平静：这个方案提交和推行的过程比较顺利，2005年6月校学位委员会讨论时通过，然后就在校园网上公布，很快得到了学生们的赞同。

陈启杰说，将学位与发表论文脱钩，是经过多方论证和长期考虑后作出的决定，整个酝酿过程有2～3年，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决定。陈启杰解释说，硕士学位和发表论文脱钩之后，学校的科研力量和教学质量并不会因此受损，因为在“脱钩”的同时，学校出台了相应措施，鼓励学生进行科研。比如，推出《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优秀论文评选办法》，每年评选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给予表彰和奖励；设立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研究生进行创新性强及富有挑战性的基础研究或应用课题研究；颁布新的科研奖励办法，加大奖励力度，等等。

采访中，记者得到这样的信息：脱钩之举，绝对不是不注重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素养，也不是不鼓励学生发表学术论文，而是鼓励学生多搞真正意义上的、有创新点的科研，写出真正有价值的论文。据介绍，在脱钩之后，上海财经大学将重点引导研究生写出优秀学位论文，鼓励各院系所对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加大督查力度，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硕士论文进行盲评。对盲评中不合格、确系质量不佳的论文，不仅要求学生修改至合格为止，还对指导老师给予第一次黄牌警告，第二次即予以暂停招生资格的惩戒。

制度的追问：发表论文到底为了什么

一些高校的研究生院院长对记者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发表论文，是衡量研究生科研水准的一个标志。但是，制度的硬性规定却在客观上带来了一些问题。最简单的一笔账就是学术期刊容量与研究生论文发表需求的严重失衡。

那么，研究生们如何完成“在校期间独立发表一篇学术论文”的硬指标？一位研究生总结了发表论文的三种途径：一是个人的学术论文写得特别好，学术期刊觉得非发不可，不过这种情况“非常少”；二是跟着导师做科研项目，署上自己的名字，成为第二作者；三是自己出钱发论文，这需要几百元到两千元不等的“版面费”，这种途径最常见。有这样一些张贴在高校BBS上的帖子——“各大刊物联合征稿”：现有各类杂志联合征稿，出版速度极快，《××社会科学》、《××科学家》每篇400元，《××学刊》每篇收取版面费500至1000元，《××经济》每篇1300元。

许多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学位与发表论文挂钩的硬性规定助长了学术腐败。但是，要想拿到学位证书，规定是不能逾越的。“课可以少上点，毕业论文可以随便点，可发表不了论文，谁都救不了你。”许多研究生一入学，同门师兄师姐们都会奉上这样的经验。甚至有的老师也会循循善诱：“尽早把这个烦心事（论文发表）解决了，可以安心找工作。哪怕花点钱，至少可以买个安心嘛。”这样硬逼着发表的论文，到底有多少学术价值呢？《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的编辑高寿仙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发表评论：“在来稿中，我们编辑普遍认为博士生的论文还不错，能看出是经过长时间的认真准备，而硕士生的论文则整体质量差，作业色彩浓，找个题目搜集点儿资料就开始写，内容浅薄、观点陈旧。”

质量低、不好发，却还规定一定要发，到底是为什么呢？虽然教育部并没有对硕士研究生授予学位要发表论文作出规定，但是目前各高校的普遍做法还是给学生制定了高标准，一般都要求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一到两篇论文。原来，这关系到一个评价体系。研究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说，20世纪末，高校开始猛刮“排名风”，论文发表数量是排名的一项重要指标，各高校为了提升排名，纷纷出台这一规定。据了解，研究生论文发表数量在高校论文发表总数中所占比例较高，有的占到40%左右。

重心的转移：应该改变单一的评价标准

在上海财经大学这“脱钩”的做法受到关注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论文代表作制度也引起重视。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鼓励研究生搞科研，上海财经大学在全国较早实行硕士学位与发表学术论文“挂钩”，而现在，学校又在全国率先实行硕士学位与发表学术论文“脱钩”。对于两次率先，两种相反的做法，陈启杰的解释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今天“挂钩”的做法已经背离了当年的初衷。

陈启杰说，他很欣赏一位学界同仁的话：科研不是“堆泥”。他还认同这样的观点：“把发表论文与学位挂钩，实际上是让期刊编辑去把关研究生质量，这是不合理的。”研究生学制一般是两到三年，学生要用一年或更长的时间来完成相应的学位课程，留给学生准备学位论文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其间再要公开发表论文，论文质量可想而知。打破发表论文与硕士学位挂钩这个规定，希望张扬精品意识，引导学生潜心科研，拿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学位论文。

以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为要素的学术成果考核评价，在出台之初改变了此前高校教学、科研管理随意松散的状态，曾被视为大胆改革的先锋之举。但是，现在这种定量考核机制的弊端凸现，一些业界人士呼吁取消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的考核制度。他们还举证说，一些著名的学术大师终生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屈指可数，但每一篇可能都是经典之作。国外高校对研究生一般也不要求发表论文，许多博士生都是在毕业后才开始在刊物上发表第一篇论文。

厦门大学的研究生周晖对媒体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如果能够用心去写一篇论文，确实能够锻炼学术能力，如需要用平时储备的知识，要看很多书，查阅很多资料，与导师探讨。”这个“用心”的前提是：学生能够静下心来，自主地去做研究，并有机会得到导师的悉心指点。华东师范大学一名教育专业的05级研究生则认为：发表论文与学位脱钩其实给了学生更多的自由，让他们能够真正做自己想做的研究，有利于激发创造力。

在上海市一次“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座谈会”上，万达信息的董事长史一兵说：“不能仅仅以论文来评价研究生。例如软件研究生，若能突破一种算法，开发一个在市场上能成功应用、经济效益显著的软件才是最大成果，比发几篇论文更有意义。”上海市科教党委书记李宣海提出质疑：能发表SCI、EI论文才算合格的研究生吗？他举例说，医学是个应用型学科，过去我国医科研究生、医学博士只会摇试管，不会上手术台，不会看急诊。而美国的医学博士都是临床专家，论文不是主要评价指标，而以病例分析、手术方法作为成绩的评判标准。他指出，要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关键在评估机制上创新，评价标准要多元化，高校既要培养能发论文的理论专家，也要培养“能干活、能出活”的应用型高端人才。

不过，当记者完成这篇“脱钩”报道时，还应该客观反映的事实是，赞成“挂钩”的声音也很强烈。

“脱钩”好还是“挂钩”好？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说：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发表论文不能成为标准，我们该用什么来衡量一个研究生的学绩呢？我的看法是，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尺度，只能根据他的整体情况包括学位论文所体现的思想学术价值进行考查，着重看他的独立研究的能力和贡献。谁来考查？当然是他的老师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如果他的老师缺乏这个水平，或者偏袒他，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荒唐的；或者，如果它是有道理的，则说明我们面临的现状是荒唐的。

案例二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略有改动）

核心期刊绊住研究生的腿

本报记者　林天宏

（《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26日“冰点周刊”之“冰点观察”第592期，第10版）

我们现在可以等着看奥运了

7月21日，正值暑假，上海大学校园里人迹稀少，偶有学生走过，也步调悠闲。

然而上海大学某学院二年级研究生赵鹏（化名）却一点也悠闲不起来。原本，他计划在暑假找个单位实习，为研三找工作增加点儿“筹码”。但近日学校在研究生网上公布的一份文件，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这下毕业都成问题了，还提什么找工作。”他扶了扶眼镜，向记者抱怨。

7月10日，上海大学颁布了《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试行）》的《补充说明》。《补充说明》重申，与研究生毕业相挂钩的“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是指在这些期刊上以正常卷期发表的学术文章，“不包括各种形式的增刊、专刊、特刊”。

上海大学此举，再次将国内大多数高校采取的“研究生学位与发表论文挂钩”制度推上了风口浪尖。

何为增刊？一家学术期刊的编辑告诉记者，以其所在的这份学术期刊的增刊为例，每期的印数不超过100册，除给作者的样刊外，一般只留少量备用，用稿多是正刊的淘汰稿，或难以退还的关系稿和作者要求快发的应急稿，还有就是期刊明码标价招揽来的自费稿。掏钱者几乎都是各高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研究生一年级时，赵鹏通过导师介绍，曾在一家学术期刊的增刊上，以千字100元的“版面费”发表了一篇论文。而除了找导师帮忙，许多研究生已经学会“自谋生路”。上海大学研究生宿舍楼附近的广告栏上，贴满了学术增刊的联系电话。据赵鹏估计，他周围在这些增刊上发表论文的同学，占了总人数的80%。曾有一个同学，花3个钟头写一篇文章，次日上午寄出，中午就收到增刊编辑的来电，告知可以发表。接着，双方便进入版面费的讨价还价阶段。

但眼下，随着这份《补充说明》的出台，这些已经为“挂钩政策”付出了金钱和精力的研究生们，又得开始为毕业担心。

面对学校此举，赵鹏也表示，在某种程度上，他能理解学校的做法：“毕竟，学术增刊不能够真正代表学术水平，反而成了生财工具。”但是，学校规定的学术期刊正刊，又给研究生们留下多少发表论文的空间呢？

赵鹏曾研究过，一些水平相对较高的学术杂志，编委一般都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上面的文章也经常是这些知名学者所写的。赵鹏的导师，3年来也不过在这类本专业最“核心”的期刊上发过一篇文章。

当然，大多一般的学术期刊正刊，也会索要版面费，而且价格要比增刊高得多。“同样的论文，在那上面，得收到每千字400～500元。反正都是走走过场，我们为什么要白掏那么多钱？”

退一步讲，即使想在或能在这些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其论文也早已排成了长队。据前文提到的那家学术期刊的编辑称，他们手上的论文，已经排到了2008年。“我们现在就可以什么都不干，等着看奥运会了。”

赵鹏曾听同学说过，某高校的MBA班学生，凑钱买下了某个偏僻省份的一份学术期刊，把这本刊物变成了“班级刊物”，“爱怎么发就怎么发”。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生导师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作为导师，我们居然没有能力判断自己的学生能否获得学位，而必须将评判的生杀大权交给那些收取版面费的期刊？荒唐！”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铁腕？

“我们同学都开玩笑说，学校此举，可谓‘逆历史潮流而动’。”赵鹏嘟囔道。

从近期国内各大高校针对研究生学位与发表论文挂钩的态度来看，赵鹏的抱怨似乎也有道理。

7月15日，从正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传出消息，国内的7所重点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均取消了“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也就是说，在这7所高校中，发表论文不再作为授予学位的硬指标。

在解释这项规定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其实教育部从来没有硬性要求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中国高校制定这个“论文指标”，有出于督促学生学习的考虑，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教育部的高等教育评估中心每年都会统计各大高校发表论文的数量，以此作为高校评估的一个指标，所以高校才逐渐开始功利性地重视论文的发表情况。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更是坚决反对“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这一做法。他说：“我们鼓励研究生发表论文。但一些应用学科，只要拿出证明你成绩的成果就可以，不一定必须要有论文。”

其实，早在大学校长论坛召开前半年，同在上海的另一所高校——上海财经大学就已经率先取消了“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公开发表一篇学术论文”的硬性规定。“将学位与发表论文脱钩，是经过多方论证和长期考虑后作出的决定。”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主任陈启杰教授告诉记者。

但陈启杰也坦言了他的担心：一是担心科研论文的数量在短期内出现下滑；二是“担心社会误解，以为上海财大不重视科研了”。因此，陈启杰特别强调，在硕士学位和发表论文脱钩之后，学校的科研力量和教学质量并不会受损，校方同时还出台了相应措施，鼓励学生进行科研。如：设立研究生创新基金；颁布新的科研奖励办法，加大奖励力度；在研究生综合测评办法中，加大科研成果的权重，等等。

通过一系列措施，上海财大想传递这样一种信息：脱钩之举，绝对不是不重视学生科研，绝对不是不注重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素养，也绝对不是不鼓励学生发表学术论文。“我们的意图，是鼓励学生多搞真正意义上的、有创新点的科研。”陈启杰说。

上海财经大学此举一出，曾引发了当时上海高校界人士的一场讨论。赞成者高声叫好，认为其符合教育改革潮流。反对者则称，这只是特定学校的特定行为，不必全面推广。

查阅当时相关的媒体报道，从中可以发现，在反对者中，便有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

其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叶志明认为：“要求研究生发表论文有其合理性。虽然攻读研究生学位不是为了发表文章，但发表文章是研究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不可缺少的部分。”

他还表示，各校情况不同，挂钩和脱钩无所谓对错，各校培养人才的方法和侧重点不同，如果各校“一阵风”似地全部挂钩或者脱钩，倒是不可取的。

上海大学官方网站上，对叶志明的介绍如下：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副校长、研究生工作党委书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际计算力学协会会员。

有学生称，叶志明治校作风强硬，是校领导中的铁腕人物。他是主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上海大学出台的这份《补充说明》，与其有很大关系。

大战三回合

7月18日上午11时，在《补充说明》出台一周之后，上海大学文学院04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位Y姓研究生，在学校网站的校长留言簿上贴出题为《致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一封信》，长达5000余字，就《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试行）》及其《补充说明》，从可操作性、稳定性、弹性、决策过程的合理性等角度提出了质疑：

“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数了一下我校发布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一共935本，其中有的是双月刊和季刊，还有报纸。我们取个大约的平均数，按每种期刊每年出10期计算，一共能出9350期，按每期发表10篇研究生论文来算（这个估算对文科研究生来说已经太高了），每年一共能发表9.35万篇研究生论文，就算是10万篇吧。而每年研究生招生数达到27万，如果每个学校都规定‘研究生拿学位必须发表论文’，那么确实是僧多粥少。”

两小时后，叶志明对这封公开信给予了公开回复。在信中，叶志明以其本人过去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表现为例，证明发表核心论文代表了研究生的真实水准，并称“上大要坚持自己的特色……现在的挂钩，是为了将来的不挂钩，这是学校在前进道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晚约7时，文学院另一X姓研究生，在校长留言板上发表了《我对发表论文与学位挂钩的看法》，以历史系现状为例，从现实和操作层面质疑相关规定，提出完全可以通过毕业论文来检验研究生：

“历史类核心期刊有23份，分别是：《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文博》、《清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中国史研究动态》、《史林》、《史学集刊》、《历史档案》、《抗日战争研究》、《民国档案》、《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农史》、《安徽史学》、《文史哲》、《中国文化研究》、《文史知识》。其中能够发表古代史论文的不过16份，而且多为综合历史刊物，比如《历史研究》之类，每期发表不超过两篇古代史论文，这样一年发表最多400篇古代史论文，还要去掉教授、副教授、讲师们发表的论文，留给研究生的机会真是太少了。”

一小时后，叶志明再次回复，强调了要贯彻这项规定的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上海大学需要这么做。只有等到大家对此规定已经不认为是问题了，感到无所谓了，那么上海大学的辉煌即将来临。”

当晚近12时，文学院一L姓研究生又在留言板发表公开信，以自己在某核心期刊的实习经历，证明研究生发表论文的困难：

“我曾在本专业某个学术核心期刊实习过，核心期刊根本不过问副教授职称以下的稿件，除非导师推荐……如果是这样，那制度的出台究竟是对学生能力的严格要求呢，还是对导师交际能力的严峻考验？”

最后，L请求叶副校长“就制度本身的优秀和好处、有无可操作性，有多大的可操作性作出回应。”

仅过了10分钟，叶志明的回复即在网上出现。他认为，这项政策“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为以往一直在执行”。他再次强调了个人努力，“任何人必须遵循这样的社会发展规律。当然其中不乏作为个人被社会抛弃的结局，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因此社会上必定出现一部分人成功了、一部分人失败了的分化结果”。但他并没有就L问题中的“可操作性”给出具体回应。

当天晚上，有部分学生开始通过聊天软件转发倡议书。倡议书中号召同学们“勇于表达，无论正反意见都该让领导听见”，同时也主张“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避免过激言行的出现”。

7月18日这天，以前访问量寥寥无几的校长留言板，访客数量居然达到1500人次。从18日到23日，不断有学生加入讨论，校长留言板的访客数量呈直线上升。22日，访客数量超过3000人次，23日访客数量更是超过6000人次。

赵鹏告诉记者，目前校方已通过院方表示，学校已经知晓同学们的意见，开学后，将会和各院系教师们一起协商这个事情，“在增刊发表论文，是否能与硕士生毕业挂钩，到那时才会有一个定论”。

尽管为毕业的事忐忑不安，但赵鹏表示，这十多天的讨论，还是有很多地方让他感动。毕竟，校方对于学生的意见作了认真的回复，“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平等的精神，都给人一种希望”。

而且，他也在这些公开信中，看到了“久违了的独立见解和敢于发言的精神”（上海大学校长信箱的发言采用实名制）。他感叹，这些发言的同学们，用这种“另类”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实现了大学教育的目的。

7月22日，上海突降一场大雨。赵鹏宿舍楼前的广告栏，以往除了兼职、家教的相关信息之外，还贴满了学术增刊联系发稿的小广告，这些小广告如今已被雨水冲刷得面目全非。

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这组同题报道中，后者明显优于前者。其高下主要来自媒体面向目标受众而提供的信息服务的针对性。《光明日报》的有关编辑机构对本报的编辑工作方针自然心知肚明，运行中的关键是能否在具体的稿件编辑工作中将编辑方针贯彻到底，为目标受众提供量身定做的信息服务。毫无疑义，《光明日报》必须面向我国的知识界办报，而该报《硕士学位与发表论文“脱钩”激起涟漪》的报道的主要切入角度实际上却是学生，即《光明日报》未来的潜在目标读者，而不是进入工作岗位的成年知识分子，即全国范围内的知识分子这一现实的目标读者，如没有报道硕士学位与发表论文“脱钩”在研究生导师乃至学校各层管理者那里所激起的涟漪。编辑部这样的处理带来了问题。对于《硕士学位与发表论文“脱钩”激起涟漪》，《光明日报》的正确切入角度除了胸怀天下，还应紧扣目标受众的实际需求，必须考虑以下两点：一是立足于高等院校教师、管理层乃至全国知识界；二是可以适当采访学生，但报道的角度应为高等院校教师、管理层乃至全国知识界，而不是学生，且受访人数不宜多，以免喧宾夺主。以此衡量则不难看出，《硕士学位与发表论文“脱钩”激起涟漪》和《光明日报》的目标服务客体之间是存在一定的脱节倾向的。相形之下，《中国青年报》的同题报道虽同样以学生为报道角度，而且贯彻得更彻底，反与报纸的目标受众形成呼应。个中原因在于《中国青年报》所传播的新闻信息，恰恰合乎该报目标读者的需要。《中国青年报》和《光明日报》之间存在不少共同点：一是同属位于北京的中央机关报；二是报纸发行数量中有一部分来自公款订阅，即存在一定的政策支持。不过，双方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和《光明日报》比较，《中国青年报》的主管机关是团中央而不是中宣部，更为重要的是其目标受众要年轻得多，以接受中等教育的青年人为目标读者，其中，大学生、研究生已经构成《中国青年报》重要的目标读者群体之一。这样一来，《核心期刊绊住研究生的腿》一文就和《中国青年报》目标读者群体之一的大学生、研究生构成利益上的密切互动，声气相通，并因此达成编辑部和媒体服务客体之间的一次齐心协力。大众传媒编辑工作的原则之一是以受众为中心，即“站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38]，讲求换位思考，故编辑工作只有善于将对目标受众的了解、理解、服务落到实处，方有助于吸引目标受众的眼球乃至心灵。毫无疑义，在对编辑方针的认识看似明晰的情况下，《中国青年报》编辑工作的执行力要优于《光明日报》。

前述案例分析说明，结构性的编辑工作既要抓设计，也要抓经理。一方面，经理好已经设计了的版面、栏目，使之达到较佳的状态，少不了执行力的到位，即编辑部及其编辑人员应善于根据具体工作实际，将既定的编辑工作方针落实，甚至有完美的发挥。这就是传媒编辑工作中的执行力量。另一方面，编辑部未能落实既有的编辑工作的设计蓝图，既有可能是编辑部的执行力量不足，也有可能是编辑部的执行力量未能真正领会既有的编辑工作的设计蓝图。故媒体基本编辑单元的经理优劣，尚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二）当前我国媒体基本编辑单元执行力上的常见缺陷

目前，我国新闻传媒在版面、栏目等基本编辑单元的编辑工作中存在着两大缺陷。

1.脱离媒体的整体编辑任务、题材领域与信息内容定位去经营版面、栏目等基本编辑单元

毫无疑义，作为局部构成的版面、栏目等基本编辑单元，应该在媒体编辑工作总方针的指导下各司其职，从不同的方面、领域贯彻、落实本媒体的中心任务与总体目标。有的新闻媒体在编辑工作的运营中却脱离自家约束而将耕耘的锄头伸向邻家媒体所圈定的领域，自家土地里的花草反被经理得软弱无力、无精打采。《光明日报》在关于2006年改版的《敬告读者》中说：“在新的一年，光明日报将一如既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新时期党和政府联系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精心打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家园，致力于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日记’和‘学术日记’，以新的面貌为读者朋友奉上精神食粮。”不过，该报当年的有关报道尚未充分贯彻这一编辑工作方针，或者说报社用这一编辑方针统领全社的编辑工作时还存在一定的死角。2006年春，《光明日报》以“身边巨变话十五”系列报道反映我国“十五”成就，每一子篇分别讲述工作在不同行业的个别人物在“十五”期间的个人命运变化。不过其开篇之作《下岗后，她“编织”人生》（《光明日报》2006年1月16日第4版）所讲述的下岗女工卢文俊在“十五”期间再就业的新闻故事，题材在知识圈之外，全文立意上又缺乏用胸怀天下的浓郁的知识分子情怀处理题材，故既难紧就知识分子精神家园进行耕耘，也成就不了“文化日记”和“学术日记”，置入《光明日报》颇有些不伦不类。这样的报道显然适合在综合性报纸《人民日报》或面向工人阶级的《工人日报》一类报纸上出现。

2.脱离媒体的目标受众经营版面、栏目等基本编辑单元

目标受众是一家新闻媒体的第一基本服务客体，而政策的分工或市场的竞争均决定一家媒体的编辑工作只有紧紧把握目标受众，满足其实际需求，才有助于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在21世纪，那种企望将普天之下的所有受众一律纳入自己的编辑工作服务领域的意愿，几乎都是脱离实际的。然而，脱离媒体的目标受众经营版面、栏目等基本编辑单元，在当下我国的新闻编辑工作中仍不少见。《光明日报》在关于2006年改版的《敬告读者》中说：该报的“观察”版“将以新闻事件为切入点，以引导社会热点为己任，以‘逼近第一落点，追踪新闻事件，解读社会现象，服务知识分子’为定位，注重多层面、多角度深入报道。”“观察”版的有关具体报道却脱离了《光明日报》的目标读者。如《立体求解大学生“就业难”》（《光明日报》2006年3月18日）虽然属于教育新闻，但不大适合《光明日报》的基本读者。

立体求解大学生“就业难”

本报记者　曹建文

3月16日至18日，三天时间内北京有大小近10场针对大学毕业生的招聘会，一些毕业生介绍说，毕业前的几个月是就业的冲刺阶段。高校毕业生俨然成为各个招聘会的主角。

不久前，媒体报道的农民工专场招聘会中出现了大中专毕业生身影的消息，让就业难问题再次凸显在世人面前。

最新数据表明，2006年预计全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预计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高校毕业生依然面临结构性就业难题。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万人，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

大学生就业难，与增加教育投入、治理教育乱收费等问题一起，成为今年刚刚结束的“两会”上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是什么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本报记者走访了一些专家学者，力图从就业市场、教育机构、大学毕业生三方立体求解大学生“就业难”。

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为何都“急”

2006年3月4日下午4时50分，北京某著名大学毕业生就业洽谈会已近尾声，但来自吉林的汪丽萍（化名）依旧站在招聘信息栏前，埋头抄录着招聘信息。这位来自吉林大学法学院的06届本科毕业生对记者坦言：“这次招聘单位主要招工程技术类人才，我只是想来‘试试运气’。到北京快半个月了，简历投出去30多份，但只有一家单位通知我面试，心里急啊！”

与汪丽萍的“急”相比，深圳一工厂的老板更“急”。因为这个老板花了3000万元买来车床，在人才市场上却招不到会开机床的人，无奈只好高薪从别的工厂“挖”来几名机床工人。有关部门统计，仅广东一省，高级技工缺口就超过一百万。

而与此相关的消息是，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逐年递增：由2003年的212万人到2004年的280万人，2005年的338万人再到2006年的413万人。

有人由此得出结论：大学生就业难“都是高校扩招惹的祸”。“大学生就业难当然与高校扩招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扩招并非决定性因素，最根本的原因是当前的大学生培养存在结构性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在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只占5%，与发达国家15%以上的比例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这也充分说明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不是总量问题。而另一方面，高级技工的缺口在不断加大，一些地方出现“技工荒”，市场上甚至出现以几十万“天价”年薪招技工的现象。因此，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学生培养结构存在头重脚轻的失衡现象，即理论型、学历型人才比例偏高，技术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比例过低。

日前，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发布的调查报告也间接确证了刘晓的这一观点。该公司在其公布的一份名叫《应对中国隐现的人才短缺》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拥有160万名年轻的专业人才，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占全部大学生的33%。德国只有20%，印度则只有4%。然而，教育体系偏重理论，使适于在跨国公司中工作的中国年轻工程师的数量仅有16万人，这就形成了中国高级人才的供需悖论。”“要切实解决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就应该科学划分教育层次，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尽量避免出现‘头重脚轻’现象。”刘晓对记者表示。

就业市场更重毕业生“质量”

有人曾作出这样的比喻：在就业市场上，教育机构是厂家，大学生是产品，产品销售情况关键在于质量，而并不在于厂家的生产规模。

破解就业难的根本途径，主要在于教育机构怎样培养合格大学毕业生，提高毕业生的综合素质。

“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毕业生的特色和优势不明显，个体的竞争力不强。”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党委书记杨泉明在接受采访时坦言。高校在扩招的同时，也掀起了一股“升格风”，中专学校升为高职学校，大专院校升为本科学院，本科学院又争挂大学招牌。学校的规模是上去了，但其毕业生的质量并未得到相应的提高。

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一向被认为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研究生也开始出现“就业难”。一些研究生反映，扩招后研究生教育的结构问题也开始凸显，比如专业设置不符合社会需求，教育资源捉襟见肘，等等。“现在一个导师动辄带二三十人，有的甚至多达六七十人，我还听说过一个更可怕的事：有个导师带的研究生多，加之自身事务繁忙，其中一个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完了还未与这个导师见过面。”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凌宇在接受采访时话语中不无愤慨。

诚然，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断调整各类学校的比例是十分必要的，但调整必须基于社会、经济和国家整体发展的需要，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大家都往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大学里面挤，大学本身没有特色和个性，培养出的学生出现同质化趋向和就业竞争能力减弱，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了。

“高等教育应培养两种人才：一种是‘上得去’的理论研究型人才，另一种是‘下得来’的应用操作型人才。但高等教育长期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培养了一批批既上不去、又下不来的知识存储型大学生。”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些大学生接受了专业知识，但是没有培养出进一步研究的能力，特别是缺少应用操作的能力，这就使他们在就业中缺乏核心竞争力，出现就业难也就顺理成章了。

大学生就业要跨越两道“槛”

大学生之所以出现就业难，与疏通渠道和就业服务不无关系。一方面是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和民营企业有很大需要，另一方面是目前的就业服务存在一定的不足，尚未形成全国性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大学生异地求职，信息不畅，成本太高，这些都对大学生就业构成了阻碍。

“要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除要依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与相关教育部门的互动以外，政府和就业主管部门的作用也不可或缺。”四川大学党委书记杨泉明告诉记者，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就业政策上应正确引导。毕业生普遍愿意留在大城市，而大城市对人才的需求总是有限的，竞争相对比较激烈。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以及县级以下基层单位人才缺乏，但由于城乡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以及就业观念的原因，高校毕业生不愿跨越这个门槛到基层就业。

事实上，国家一直在积极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到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并为此专门出台了相关文件，这无疑为破解大学生就业难提供了一条具体解决路径。现在的关键是需要社会创造一系列制度条件，包括户籍制度、人事制度等方面都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大学生就业出现的新情况。

而与这一进程相伴随，我国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随着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截至2005年底，全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为20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19%，中国高等教育正式步入“大众化”阶段。

与此同时，大学生的择业观成为就业路上的第二道“槛”，很多大学生的择业观念仍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在老百姓和广大大学生的观念中，仍认为只有上了大学、考上研究生才是人才，仍坚信只有留在大城市，进入机关事业单位才算有出息。

“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滞后于就业现实，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也很正常的现象。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先有实践的探索，才有观念的随后变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众多大学生在这么短的时间接受从‘精英’变成‘大众’的角色认知和身份定位，确实需要经历一个非常艰难和痛苦的转变过程，但大众化的教育必须具备大众化的就业观念，这是一个客观社会现实。谁更早接受这样一个现实，谁就能在自己的就业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面对这篇报道，能够真正产生阅读兴趣的群体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生及其家长；二是学校的学生管理者，如专司学生思想、生活管理的辅导员、班主任。这就是说，上述两类受众和大学生就业之间存在打不烂、扯不断的实用而刚性的关系。然而，上述两类群体能够成为《光明日报》的目标受众吗？《光明日报》的基本读者有两大特点。一是已经工作的成年人，而不是尚未真正走入社会、没有工作的大中专学生。二是以文教卫的教师、研究人员等知识分子，而不是学校的行政人员、后勤工作人员为主。高校的辅导员、班主任虽然可以在《光明日报》的目标读者范围之内，但较之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则不能不处于目标读者的边缘。显而易见，报纸受众前一个特点决定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不能成为《光明日报》的目标读者，后一个特点决定《光明日报》办报若在顾及学校的行政人员、后勤工作人员与辅导员、班主任的同时，而未将重心放在文教卫领域的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一边，则势必会削弱新闻报道的接受效果与社会影响力。由此可以看出，依据稿件特点和办报实际，《立体求解大学生“就业难”》一文适合在《中国青年报》或《中国教育报》一类报纸上刊发，而不适合《光明日报》。

类似的缺陷在《光明日报》中并不少见。例如，在《光明日报》从2006年1月16日至同年2月9日的临时性专栏“身边巨变话‘十五’”所刊发的系列报道中，前述《下岗后，她“编织”人生》一文所报道的那位叫卢文俊的下岗女工再就业的事迹，就远不如《陈辉家的恩格尔系数》（2006年1月23日）一文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在出版社工作的编辑人员的报道让报纸的目标读者感到亲切。这些例子足以说明，2006年前后，《光明日报》的部分编辑机构确实存在一个如何领会、强化、改进、落实本报编辑方针的实际问题。

（三）解决以版面为代表的基本编辑单元编辑定位失准的主要方法

解决以版面为代表的基本编辑单元编辑定位失准的方法有许多，且见仁见智。其主要方法大体有三种。

1.根据媒体的基本编辑方针确定基本编辑单元的定位并据此处理稿件

作为下位的编辑单位，版面、栏目是整份报刊或整个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应该与上位媒体总编辑方针相冲突。围绕媒体总编辑方针来调整、修正版面、栏目等基本编辑单元的信息传播方向、范围与重点，搭配编辑部的人力、物力，有益于强化各个版面、栏目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并最终融为一体，形成合力，扩大版面、栏目的整体传播效用，推动整份报刊或广播电视频道的合奏既水乳交融，又音色华美。《人民日报》2006年4月13日的《七问“论文迷局”》颇为典型，值得解剖。该文集中报道西安交通大学司履生教授实名举报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涉嫌“论文造假”一事。那么，《人民日报》的这一编辑举措是否恰当呢？

近年来，我国教育界、科研界学风不正问题较为突出，个别教授、研究人员在科学研究中弄虚作假的行为对我国教育界、科研界造成相当严重的损害，阻碍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引发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与极大愤慨，广大教师、科研人员对此也深恶痛绝。而两院院士属于我国科研水平最高、成果最优秀、社会地位最高的科学家群体，理当成为我国学界科学研究活动、职业活动与道德方面的表率。司履生教授的实名举报且公之于网站，将学术打假引入我国科学研究的最高层面，成为对我国科学研究者最高层次的职业道德拷问，其新闻价值不言而喻。《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首席综合性机关报，必须立足于党中央的领导层高度来选弃、处理国内外的新闻事实。2006年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标尺，中共中央要求我国新闻界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大力宣传“八荣八耻”。同时，大众传媒，尤其是主流新闻媒体的编辑工作方针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匡扶正义的正确、健康的世界观基础之上。因此，报社重点报道司履生教授实名举报中国科学院院士魏于全涉嫌“论文造假”一事就与“八荣八耻”中的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精神直接相关，激浊扬清，可以成为落实中共中央宣传“八荣八耻”思想的具体举措。《人民日报》记者杨健在报社教科文部业务研讨会上的发言中介绍：“2006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司履生向中科院质疑魏于全论文的真实性，并在网站上发表了致有关部门的公开信。我在部门业务会上汇报了这一情况，建议可以联系过去掌握的线索，对此事进行调查。此时，韩国黄禹锡事件的调查结果已经公布，汉芯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也已经媒体披露，国内舆论对科技界浮躁、造假现象谴责的声音很高。部门领导与科技组成员反复协商，认为调查魏于全事件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在坚持严谨、真实、公正的前提下，可以先行详细了解情况，视调查进展决定是否公开进行报道。”与此同时，报社编辑部在事实真相尚未完全澄清的情况下，一方面坚持平衡的报道策略，传播当事双方的各自陈述与主张，另一方面立场坚定，通过邹承鲁院士的言论《学术重“学”更重“德”》与“编者按”，旗帜鲜明地表达了编辑部坚持科学诚信、反对论文造假的严正立场。《人民日报》记者杨健说：“怀疑不能代替结论，证据是第一位的，应全面掌握第一手材料，尽可能搜集铁证，尽可能详尽地采访双方当事人，给双方同等发言的机会……两名记者严谨、机智，约访了双方当事人和同事、同行，搜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所有谈话都有录音，绝大多数证据都有文字材料……4月10日，我们将根据采访写成的初稿发送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亲自读了整个稿件，认为此事很重要，可以公开报道……至此，经过反复商讨，我们决定在征得报社有关领导意见后公开发表此文。在几天时间里，我们紧急商议，对初稿结构作了颠覆式调整，决定采用七个疑问句作为小标题，只提问题，不做结论。这样既可以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掌握主动，也可以带动同行做进一步的了解和报道。同时，在编者按中，我们明确提出，‘应该坦承，由于举报涉及的核心内容专业性较强，新闻媒体很难也无权对是否‘论文造假’作出最终的评价。我们将了解到的内容和疑问予以公开，是希望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推动有关主管部门和学术机构对这一事件的进一步独立调查、公正裁决和信息公开，还清白者以清白之身，给违规者以应有惩戒。’这一说法既准确地反映了我们报道的初衷，又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任何人都无法表示反对。”作为我国第一综合性大报，《人民日报》重点报道司履生教授实名举报中国科学院院士魏于全涉嫌“论文造假”一事是分内之事，具有其他大众传媒难以匹敌的社会影响力。相形之下，《光明日报》“观察”版漏过此事似有失职之嫌。《光明日报》是面向我国文化、教育、科学领域的全国性的权威主流大报，“观察”版在报纸内依分工又担纲实施重大报道的特别功用，类乎《光明日报》的一尊“重炮”，从媒体和栏目的报道任务分工看，重点观察、报道司、魏“论文造假”之争在自家职责之内、重心之中，又在焦点视阈的核心，本应当仁不让。然而，实际情况是《光明日报》对该事件的失语。这种对本媒体核心竞争力的不无犹疑，就不能不影响旗下具体栏目、版面在编辑工作中出现主次不明、抓小放大的倾向。面对司履生教授实名举报中国科学院院士魏于全涉嫌“论文造假”一事的不作为说明，尽管《光明日报》在社会资源的总体拥有上无法和《人民日报》相抗衡，但其信息传播的基本战略终究温和有余、严厉不足，还是值得反思的。可喜的是，2011年的《光明日报》已有所调整，其前述的软弱倾向已有所削弱，并加大了报纸的舆论监督分量。比如，位居“大视野”版面的“观察”栏目在2011年5月3日—4日推出由《辽宁：千余处不可移动文物说没就没》、《“错误观念比战火更具破坏性”》所构成的连续报道，聚焦辽宁省乱拆历史建筑的新闻现象，事实准确，材料丰富，立场鲜明，弘扬正气而又讲究分寸，颇值称许。

作为局部的编辑单位，版组、版面与栏目的编辑工作应该立足全局，围绕媒体的核心编辑精神，即编辑工作宗旨细心耕耘。《北京晚报》可以报道京外新闻，但报道者在立场上必须立足北京，所思所想应与《北京晚报》的目标读者首都市民心心相印，讲求晚报“味道”，强化信息传播的实用性、可读性。同理，《工人日报》可以报道教育新闻、科技新闻，但立场、情感必须属于我国的产业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精气神，强化对工人权利，尤其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维护，《光明日报》能够也应该报道下岗女工的生活艰辛与命运改善，可以报道大中专学生的就业现状，但立场必须属于同样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谋生并为社会贡献的我国知识分子所一贯秉持的社会主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恪守我国知识分子的气节与铮铮铁骨。围绕本报本社本台编辑工作的核心精神经营版组、版面与栏目，也是在坚守媒体全局的核心竞争力，放大媒体的整体传播力量。对此，编辑部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2.基本编辑单元善于在媒体编辑方针的指导下打理新闻热点、难点、焦点

当前，我国的新闻工作应该高度关注新闻热点、难点、焦点。新闻热点、难点、焦点关乎国运、民心，事涉社会“游戏规则”的确立、调整、走向，牵连是非曲直，往往和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构成一个国家主流新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理好新闻热点、难点和焦点，既是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又是新闻媒体难得的机遇，其关键在于在坚守方向不动摇的同时，又善于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化压力为动力，变劣势为优势。转型期的中国，其实更加离不开主流新闻。因此，任何一个栏目、版面，只要善于在媒体编辑方针的指导下，扬长避短，打理好新闻热点、难点、焦点，就有利于其所属新闻媒体的社会影响力的打造。毫无疑义，任何一个新闻版面、栏目对新闻热点、难点、焦点的议题设置，均应服从于媒体的整体布局，自觉接受媒体编辑方针的指导。

从编辑工作实际看，有关新闻栏目、版面对新闻热点、难点、焦点的经营还是存在一定的薄弱之处的。其主要表现，除了理性不足、冲动有余之外，就是在处理新闻热点、难点、焦点和媒体编辑方针之间的互动上有所亏欠。比如，一些选题虽然直面新闻热点、难点和焦点，但切入的角度欠佳，不痛不痒，反起不到对新闻热点、难点和焦点进行深度报道的本来意愿。2006年上半年《光明日报》“观察”版的个别选题，如《从公共场所大小多少看价值取向》（2006年3月22日）、《怎样体现城市的软实力》（2006年4月26日第5版）、《中国儿童为何少有“中国玩具”》（2006年6月3日第5版）趋向于老生常谈，新意不足，锐气有亏。其实，就《光明日报》“观察”而言，迫切需要进行报道的选题并不少。比如，北京大学音像出版社早在2004年就联手高考教学与命题专家出版了《高考制胜》出版物，2006年又出版了286元一套的《高考试题猜想》出版物。但是，该出版物的相关广告中却说：“一位姓陈的家长一语道破玄机：‘这本书和其他高考辅导书不一样，它是由全国高考命题研究组出的，编委中说不定有人会参与今年的中高考命题，很可能会压对题！’……笔者惊讶地发现，原来家长中流行的这种看法绝非空穴来风！”（《楚天都市报》2006年4月7日第21版）“《试题猜想》比考卷先出，这些编者参加过高考命题……他们有可能参加今年的高考命题。如果他出题时选几道《高考试题猜想》里的类似题，你能说这叫泄题吗？”“这叫做‘软作弊’。”（《楚天都市报》2006年4月4日第5版）如此信息传播，是在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欺骗读者，挑战社会公正的伦理底线，与“八荣八耻”以及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背道而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高考试题猜想》之类有争议的出版物，主流媒体理应予以特别关注，明辨大是大非。从所牵涉的各方社会力量看，如此新闻事实的舆论监督难度应不算很大，中央党委机关报是可以拿下的。同时，从新闻线索的获取与事实的开掘看，这样的新闻事实在光天化日之下，且大张旗鼓，获取与开掘应不算太难。出现盲区的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于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敏感度有问题，在于其思想理论修养或新闻线索布局有所欠缺。

3.紧紧围绕媒体的目标读者经营版面、栏目等基本编辑单元

新闻媒体多数是综合性的，所拥有的读者往往是广泛的，但媒体的编辑部则不宜津津乐道于受众的广泛，而应根据媒体的基本任务、主要目标、主客观实际遴选受众，确立特色，并为此扬长避短而进行必要的选弃，将各项服务集中起来，直指目标读者与核心诉求。四面出击，会失去特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很难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因此，编辑部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最大的精力、最多的版面时空送给本媒体、本版面、本栏目的基本读者。在这方面，近年武汉的《长江日报》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十五”期间，我国开始实施区域社会发展战略，湖北省委省政府着眼全局，适时提出大力推进对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城市圈建设，并用以带动湖北省乃至华中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的《长江日报》开辟了“武汉城市圈”版面，推出了“8＋1百姓生活扫描”栏目。如，2006年3月28日的“武汉城市圈”的“家装篇”集中报道了武汉与周边的咸宁、黄冈、鄂州、潜江等地的建材市场互动，一举两得，引导与服务并作，既可以满足《长江日报》的目标读者——中高端武汉地区市民的信息阅读需求，又可以打破行政束缚，将《长江日报》的发行工作推向武汉市行政区域的周遭地区，扩大影响，开辟财源，可谓棋高一着。此即紧扣自己的特点而扬长避短的高明之举。

紧紧围绕媒体的目标读者运作版面、栏目，应尽可能采取广大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方法。编辑部组织新闻报道时，应注意在尊重目标受众接受心理的同时，强化报道技艺，改进叙事技巧。比如，只要条件允许，可以根据媒体的特点强化新闻事实的个人、私人、个别元素选取，增添新闻故事成分，善用巧用故事悬念。党委机关报应善于强化刚性信息的柔性表达，不一定非要每一篇新闻报道均保持机关文风，那些宏观表现、逻辑成文的报道路数因时因地因事是可以适当调换的。近年来，我国的部分机关大报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人民日报》的“视点”栏目均在有意识地拓展宏大叙事的个别化、个人化表现道路。《人民日报》记者王淑军在报社教科文部业务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说：“2002年3月4日我曾在教科文版的‘教科文卫聚焦’栏目上，发过一稿《生态道德教育：不容回避的话题》。以清华大学学生伤害北京动物园狗熊一事为由头，主体部分主要引用三位专家的观点。稿件分为两部分，小标题分别是‘为了人类自身的持续发展’和‘重新构建学校德育’。当时，写完还觉其中采访的观点过硬，自我感觉良好。现在，我假设自己是一位普通读者，再读这篇报道。第一印象是，报道竟是如此‘可憎’，除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例子，文中再无吸引人的‘一星半点’……以前的这种写法，我称其为‘大综述’，即只是单调地引用数字、背景、专家观点凑成的所谓‘深度报道’。如果再让我重写，我会作如下考虑：让这名清华学生的故事作主线，清理出一名学子从小学到大学所受教育中，是如何逐步缺失生态道德观念的。可以采访他本人或他的大学同学、老师。同时，报道中灵活穿插原文中专家的观点，为全文定调。在这样的报道中，那位同学成长的故事，将是吸引人的亮点，让稿件增色，在吸引读者带着兴趣读下去的同时，完成对报道主题的领会。前后思路的变化，就是一个报道文风从‘大综述’到‘新闻故事化’的转变。”记者王淑军的如是探索并不孤立：这样的努力正是因为编辑部的认可，才能够在《人民日报》上打开局面，经常出现，形成影响，并因而增进了互联网冲击下的《人民日报》本身关于新闻信息传播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