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双语教学的重要性

回首来程　开夫前路——在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回首来程　开夫前路⁽¹⁾——在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许嘉璐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欧盟词汇—语法讲学团的各位朋友：

今天参加这样一个盛典非常高兴，因为可以见到众多的老朋友。当我看到詹伯慧先生、徐思益先生特意从外地赶来，缪锦安先生、郑定欧先生从香港赶来，更感到我没有失去参加这个盛会的机会是非常正确的。

刚才袁部长以及其他各位同志的发言都已经充分地描述和歌颂了我们10年、20年来所取得的成果，这方面的话我不想多说了。我要说的是，这10年和20年是不平凡的、不平坦的艰难的路程。语用所和测试中心以及从事语言应用研究和进行测试工作的广大语文工作者，这10年和20年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个中人能够深切地体会。在庆祝测试工作开展10周年和语用所成立20周年的时候，不要忘记所走过的艰难而酸涩的路。正如李岚清副总理当年说过的，语言文字是十分重要而容易被忽略的工作。什么原因？就像是刚才石家庄市测试站刘华同志所说的，语言文字工作“不是中心，不是重点，不是大局”。但是为什么语用所和全国所有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同志，仍然孜孜矻矻、不舍昼夜地工作？因为它“围绕中心，不离重点，服务大局”。回首往事，作为一个既是享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成果的公民，又是参与其事的一个语文工作者，我为普通话测试工作开展10周年和语用所成立20周年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现在，的确像袁部长所说，语言文字应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机遇。如何理解这个机遇？我想，第一个方面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国家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汉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前几年，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会的年会上我讲，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创造了人，但由于人犯了原罪，所以他在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人类规定了不同地区的人说不同的话，让他们之间不能沟通。我说，这是上帝犯的一个错误，需要我们今天的人来补偿，这就需要利用语言进行沟通。跨过大洋，跨过河流，需要桥，固定的桥和移动的桥（船），而跨过文化的沟壑，需要的是语言之桥。我没有想到，由那次会议以后，在全世界各个有汉语教学的地方，都掀起了“汉语桥”的活动。现在，“汉语桥”这个口号遍布世界五大洲，这就是机遇。再有，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多地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这是我们第二个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用意之一。而少数民族地区要发展，就需要在巩固、维护本民族语言的同时，让他们的年轻人掌握汉语。双语教学的势头，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旺盛过。语言的教学、语言的沟通，固然也需要基础研究的直接指导，但是恐怕更重要的是应用研究的成果。

第二个方面是，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将要和正在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进行因特网的建设，普及计算机。与硬件建设不相称的，甚至可以说极其不相称的是，目前我们对于汉语的自动化处理还没有敲开它的大门，仍然停留在字处理阶段。因此，我们的计算机闲置的时间比用的时间多。我们的因特网，无论是哪个入口、节点和门户网站，都吃不饱。因为，现在一根光缆同时可以传输32路数据，当初埋设光缆的时候是传输4路，经过硬件的改进和软件的研究提高了8倍。所以门户网站乃至大的移动通讯公司，最初租的光缆现在大部分不满负荷。而要解决语言处理的问题，原有的基础研究，不能说绝对使不上力，应该说是基本上使不上力，必须综合多学科，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汉语。中国的学者苦苦地奋斗了20多年，我看，现在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了。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挑战，也就是机遇。我曾经说过，汉语语音的特点，总音节数少，大约汉语的总音节数只是俄罗斯语言的1/6，我们1200多，俄语大约7000多。因此，我们有可能在语音输入人机对话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但是，要想实现这样一个梦想，就需要基础研究工作者、应用研究工作者携起手来。总之，这是一个严峻的绝好的机遇。

第三个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建设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就要到来。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早已经感觉到这个高潮的潮头了。三个“文明建设”的新概念的提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命题的提出，现在各个地区、各个文化领域关于文化建设的呼声、倡议、讨论此起彼伏，法国文化年在中国的举办，世界民间文化中国节在中国的举办，文化部长的联席会议在中国的举行，就是这潮头中比较显著的亮点。而文化的载体90%多是语言、文字，因此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就对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发出了急切的呼唤。同时，在刚才各位所描述的10年来推普工作和测试工作骄人的成绩，其实也包含着这种搏动着的文化高潮的脉搏越来越强劲这样一个因素。就我今年所到的云南、贵州、新疆、上海、重庆等等这些地方而言，在那里的大街小巷，在穷乡僻壤的小山村里，都可以听到孩子们稚嫩、清醇、动听的普通话，在他们可能很破旧的教室外看到了墙上写的“请说普通话，请写规范字”。作为一个老语言文字工作者，看到这种情景，心里真比吃了蜜糖还甜。为什么会出现那种状况？这是国家语委和广大语文工作者努力工作的结果，也是那里的人民急切要走出小世界，要过上富裕生活的愿望所催动。所以我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通用语言文字有着急迫的要求。这难道还不是我们最好的机遇吗？广电总局的领导在这里，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刘继南同志在这里。想当年，不用“当年”，想10年前，各地有多少呼声要求中央台、要求广电部批准设立方言台、方言专栏呀。广电部的领导和国家语委的领导一起顶住了这股风，按照国家的法律办事。现在，恐怕这种要求不多了。为什么？那里的人，青年以下是电视、广播的主要观众、听众，听得懂普通话了。而我们的播音员、主持人的普通话水平也提高了，也能让人家听懂了。未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在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穷乡僻壤的人民也要逐步享受到更多的文化生活，要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要语言和文字承载着文化和科技信息走进他们的门。所以，我觉得，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不平坦、不平凡的路，再看看未来，应该充满信心。

的确，语言文字工作是一个重要而容易被忽视的领域，但是俗话说“有为才能有位”。在语言文字生活中，政府的引导作用、规范作用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法国朋友在这里——我觉得有些地方要向法国学习。在欧盟词汇—语法演讲团当中，还有一位年轻的日本籍学者，日本有些做法也值得学习，例如最近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百三十个外来词不得进入日本的正式公文，“开除”，为了日语的纯洁化，这就是政府行为。语言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既然是社会的，就需要照顾多数。怎么照顾多数？要通过政府的调控、引导。政府依靠谁？依靠专家。这种调控、引导的事情多了，语言文字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就会变化。

要迎接机遇，我们还要做好准备。首先是语言文字工作者应该携起手来，团结得更紧，不同行业，不同门类，不同的学科，互学互助。特别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互促、互补。中华民族的振兴，对于语言文字的需求莫此为甚啊；但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脱节，也莫此为甚。大家想想，当年我们的师辈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丁声树先生、李荣先生，以及我们北师大陆宗达先生、肖璋先生，等等，甚至于研究普通语言学的岑麒祥先生、袁家骅先生、高名凯先生，哪一位大师不是时时关注着语言文字应用的现状？今天我们享用着的很多的规范标准，例如简化字表，都是这些师辈们花了无数的精力所制订的。不知从何时起，搞应用研究，要在本单位学术排序上排到后面。尽管有的学者非常重视，比如在这里的裘锡圭先生、詹伯慧先生、王理嘉先生、徐思益先生、胡明扬先生，但是无奈学校的规定何，无奈现在的体制、机制何。因此除了我们的团结互助之外，还需要体制上的改革，还需要机制上的改进。我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就看出需要改革了，而这又关系到对我们本行的影响。从幼儿园开始学习英语，娃娃们中国话还没学得利落呢就开始学英语；回到家，奶奶在街道学英语；妈妈送他去幼儿园要坐出租，出租汽车司机也在学英语。整个大江南北，960万平方公里，如此的学习英语潮，在人类历史上、在任何国家，从来没见过。但是，没有人在中国掀起一个学汉语潮来。语言文字不冷才怪呢！好，上小学学英语，上中学学英语，上大学考英语，大学毕业必须四级，要读研究生，硕士毕业要六级，博士毕业要八级。孩子的汉语几级呀？高二的时候语文是什么水平，大概这辈子就是什么水平了。不是还有高三吗，高三已经分科了，即使不分科也主要是复习了。这样一个体制，汉语语言文字和它的应用怎么能够被重视。因此我支持国家语委、语用所研究一下中文水平的测试标准。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除了HSK考试之外，你应用得如何，中文水平如何，也要测一测。把HSK比喻为中国的托福，不对，中文水平测试才是中文的托福。这不是难为谁、设门槛，而是用规范的科学的标准来促进人们对中文的掌握和学习。这个目标也需要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同时，我认为语言学界的开放也还不够，还需要扩大。今天欧盟的演讲团来，就是继续扩大开放的具体事例。北京市有一个计划，到2008年，在北京读书的留学生要扩大到8万人。这是个什么数字？是现在全国外国留学生的总合（现在北京留学生只有2万多人）。8万多人多吗？大家不用到美国去，就到巴黎、到布鲁塞尔去看看，多少中国留学生、日本留学生、印度留学生。1400万人口的城市，8万留学生，撒到大街上都找不到，但是这是起步。这是扩大开放，请进来也是开放。另外，作为语言学家，还要关心国外的动态。我随便举个例子，在法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时兴“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首先关注的是语言和文学。后现代主义我并不赞成，但是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时代变迁当中语言变化的规律和现状，他们的视角，他们的思考，可以供我们借鉴。刚才章太先生谈到了新词新语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只是记录、收集、解释，而后现代主义已经用一种哲学的观点来分析它。进行哲学分析的好处是能预见到语言的未来，能看到社会的变迁、社会心理的变化，乃至于权力结构的演变。正因为是这样的深刻，所以诸如此类的国外语言学的研究就为各国的政府所重视。

归纳起来，团结、改革、开放，这是引导我们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包括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以及推普工作、普通话测试工作走向更大的辉煌，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使语言学热起来的不可少的三把火。当然，有的工作不是我们学者或者研究所能做的，比如体制改革问题、机制改革的问题。但是，用我们的实际研究成果，用我们工作的业绩，用我们的呼声，可以催生这种改革。我始终相信，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将要由应用语言学杀出一条血路，为语言学正名，把语言学提升到先导科学的地位。让我们共同努力，促使这一天早日到来。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注释】

(1)此文为2004年10月16日在庆祝普通话水平测试开展10周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20周年、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成立10周年座谈会暨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