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菲律宾劫持人质”事件看突发危机事件下

从“菲律宾劫持人质”事件看突发危机事件下
媒体的角色及反思

杜娟，2006年获文学学士学位。2008年，在卫生部政务公开办公室，从事卫生部信息公开工作。现就职于国家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从事《卫生部公报》《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工作。

摘　要：报道真相是媒体的职责所在，对暴力事件的追逐又是媒体的本性。2010年8月23日发生的“菲律宾劫持人质”事件，媒体的报道和自身具有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事件的发展，同时也对政府开展解救行动产生了消极影响。所有这些情形，都向我们提出了反思的必要，既包括对新闻自由的反思，也包括对媒体角色和媒体责任的反思。

关键词：突发危机事件　新闻自由　媒体职业道德　反思

一、事件回顾

2010年8月23日，是中国香港康泰旅行社一个“马尼拉4天团”返港的日子。然而对这个团的21名香港游客来说，本来应该是高高兴兴结束的菲律宾之旅却遭遇一场飞来横祸。一名劫持者劫持了香港旅游团大客车，经过长达近11个小时的对峙，菲律宾警方发动强攻击毙了劫匪。

23日上午9时左右，旅行团的香港游客在参观了马尼拉的拉黎刹广场后陆续返回旅游客车，浑然不知危险正向他们靠近。一名身着警察制服的劫匪手持M-16自动步枪登上客车，将包括旅行团在内的25人劫为人质，并让司机把车开到基里偌大看台。随车香港导游躲在后排座位给旅行社打电话，通报了劫持事件。55岁的劫匪罗兰度·门多萨曾是一名高级警官，因涉嫌抢劫、勒索和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活动而被解职。他劫持人质的目的是迫使相关部门恢复其职务，并要求政府补偿他在被解职期间的各项损失。

经过谈判，劫匪陆续释放了9名乘客，其中包括6名中国香港人和3名菲律宾人。这些被释放的人质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劫匪稍早前曾在当地一个现场电话采访中威胁要杀死所有人质。他说，他看到很多菲律宾特种部队在客车前集结。“我知道他们要杀掉我。我要求他们离开，因为我随时将杀死这些乘客。”门多萨还曾多次把自己的要求写在纸上，并粘在被劫持旅游车的窗玻璃和挡风玻璃上。他在挡风玻璃上贴出一张写着“撤销最终决定”的字条。另一张贴在车门上的字条写着：“用错误纠正错误决定。”下午2点，门多萨又在旅游车的玻璃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下午3点将会有大事发生。”下午3点半，门多萨又将一张写着“现在，让媒体来”的纸条贴在旅游车玻璃上。

在劫持事件发生后，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呼吁劫持者尊重人质生命。菲警方立即派出曾在美国受过专业训练的谈判专家，与劫持者交涉。马尼拉成立了由该市副市长领导的危机管理委员会。

马尼拉警方发言人马加雷奥说，门多萨一直在与警方的谈判人员合作，态度很“客气有礼”。但与此同时，大约20名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成员部署在现场，随时准备展开救援行动。

谈判期间，警方为人质提供了食物，并为旅游车提供汽油，以确保旅游车的空调能继续运转。

门多萨的两个兄弟和妻子都来到现场。门多萨的弟弟格里高里奥也是警察。格里高里奥手持一支手枪试图靠近旅游车，但遭警方扣押并解除武装。格里高里奥称，他是希望帮助他的哥哥，并充当哥哥的发言人。格里高里奥说，门多萨在被解职以后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此间，一名反腐败部门的官员与门多萨通了电话，并承诺重新考虑他的案子。但下午晚些时候，反腐部门拒绝了门多萨的复职要求。菲媒体报道称，反腐部门将这一决定以书面形式密封在一个信封中，并由谈判人员交到了门多萨手中。

晚6点，门多萨接到了反腐部门拒绝他复职要求的信件。他随即在车内鸣枪一声表示不满，此后，形势急转直下。

傍晚7时许，现场传出多次枪声，特警仍包围在客车四周。据当地媒体报道，傍晚时分，客车曾试图向前开，警方开枪打爆轮胎，以阻止其移动。

8点以后，警方开始采取行动，警方突袭人员包围了被劫持的旅游车。媒体报道称，门多萨当时情绪变得紧张起来，他威胁说，如果警方人员继续靠近，他就将采取“更激烈的行动”。突击队员曾打破旅游车的窗户玻璃和挡风玻璃，试图从前部进入旅游车，但是车内传来枪声，警方随即后撤并暂时停止了行动。

晚8点50分左右，菲警方再次发起强攻，向车内发射了催泪弹。随即，一名狙击手将劫匪击毙，劫持事件结束。

劫匪被击毙后，菲警方将数名人质从车上救下。此次人事劫持事件造成8名香港游客死亡，7人受伤。

劫持事件发生后，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第一时间核实了情况，并果断采取措施，积极组织参与营救工作。使馆官员火速赶到现场，并同菲律宾外长罗慕洛通电话，要求菲方尽快处理好此次人质劫持事件，保障人质安全。当地警方对人质的安全给予高度重视，派出劫匪家属对其做说服工作。

二、深层分析

事件发生后，举世震惊。本来可以避免的一场悲剧，却变成了一场8死7伤的悲惨结局。劫持人质事件为何形势突变，让我们来分析下其中的原因。

（一）菲律宾警方处置失当，一再错过救人机会

首先，菲律宾的国家机器在腐败的体制下效率低下，政府管制软弱，官员到处索贿，才导致前“十佳警察”堕落为冷血杀手。其次，在这起事件中，菲律宾警方接到报案后行动缓慢，与劫匪对峙近10小时，其间笨手笨脚地用铁锤砸车窗，尽显菲律宾警察的无能。最关键的是，菲律宾警方态度强横，发言人多次公开表示绝不会与绑匪妥协，并且根据劫匪释放多名人质，草率判断这名手持自动步枪的前资深警官“不至于伤人”，而错过了多次将其当场击毙的机会。

（二）警察与媒体之间缺少协调给处置劫持事件行动带来不利

在本次的劫持人质事件中，菲律宾警察并没有认识到媒体在处置劫持事件行动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处置劫持人质事件只是警察部门的职责，与媒体没什么关系。而赶到劫持现场进行新闻报道的媒体也认为自己的职责只是新闻报道，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新闻报道行为会对处置行动产生重要的影响。正是这种认识上的缺失，严重恶化了劫持事件的事态。

（三）直播画面激怒劫匪，致使事态恶化

对此事件进行直播，将紧急事件第一时间展现在受害人家属及全世界面前本无可厚非，也是媒体职责所在，但在这种性命攸关的环境中，采取全程画面直播的方式，的确有欠考虑。据康泰旅行团获救的团员说，劫匪门多萨原本很平静，但当他从电视中看见他的弟弟被警方带走的画面后，情绪突然变得激动，改变了他的想法，成为这起事件的转折点。直播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在这次事件中媒体也应该吸取教训，是否应该对相关的画面资料进行些处理。比如，容易激怒劫匪的画面可以不播。或者，部分内容可以考虑以文字的方式呈现，这样，可大大降低激怒绑匪的可能性。

在此次事件中，应该为最终恶劣结果负主要责任的毫无疑问是菲政府及警方。然而，菲媒体在此次事件中也应承担责任。正如《马尼拉时报》发表专栏作家丹·马里奥（Dan Mariano）说的媒体在人质解救现场的直播报道和警察渎职一样，是人质解救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三、媒体反思

（一）传媒是柄双刃剑

传媒是柄双刃剑，准确把握信息的质和度，才能实现双重效益的回归。要让媒体始终为我所用而不是为敌所用，就必须把握好报道的度。媒体要立足长远利益，而不是盲目追求短期利益，追求轰动效应。事件当天，众多媒体从隆塔广场不断发回现场报道，包括直播。在人质危机正处于紧张的气氛时，有一档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说：“门多萨显然能监听到媒体的报道。对突击队的行动进行现场直播可能是不正确的。”当事件进入可怕的关键时刻时，人们才终于明白过来——旅游大巴里有一台电视机。也许有记者意识到这种现场报道可能会造成问题。不幸的是，大多数记者疯狂了，他们不能帮助平息事态，更别说平静自己。

在恐怖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已超出了一个简单的传播者的角色，而是成为了斗争双方都可利用的工具，它具有的各种特性加重了它自身在突发恐怖事件中的“砝码”。因此，媒体在跳出自身利益的狭小圈子，对信息进行整合时，不仅要注意“度”的把握，同样也要注意“量”的调整，少进行引起仇恨的报道，多进行引起情感共鸣的报道。

（二）准确的媒体定位，才能发挥媒体的社会功能

准确的媒体定位是在任何情况下媒体都应坚持的基本准则。恐怖事件传播有着很强的特殊性，媒体必须站在社会利益的高度，既要坚持信息传播的整体真实性，又要注重传播效果，以求达到传播效果与真实性的高度融合，实现媒体的社会功能。本次事件中，菲律宾ABS-CBN、GMA、ANC、Tele-Radyo、Net21 and Q和ABC5频道，甚至是政府的频道，都在以让人屏息和欠缺考虑的方式报道这场人质危机。这些媒体在报道了围绕在旅游大巴周围的警察站，包括突击队试图从大巴后面接近的行动。显然，报道为受过突击训练的门多萨实时提供了自己需要的应对情报。警察逮捕门多萨的兄弟等一连串事件被广播和电视直播后不久，大巴里传出了枪响。很多观众在责备电视和广播的直播报道令绑架者焦躁不安。劫持者被击毙后，ABC5频道播出了门多萨的尸体跌出大巴的正门和台阶上溅有的滴状物体……这些画面在媒体上出现，说明媒体在报道这起恐怖事件时只注重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受众的理解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传播学中也应讲求“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追求独特的传播效果。尤其是在报道类似恐怖事件时，并不是越惨烈越轰动，就越有效果，往往是一个无声的画面更能达到传播效果，更能引起与受众的共鸣。在恐怖事件的报道中，应采取人性化的传播方式，这样就必须对信息的传播方式进行整合。恐怖事件报道不应过多地强调“恐怖”，而应引导人们看到残酷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去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在一起血淋淋的事件背后，多用一些无声的画面去渲染和烘托，才能使人们在伤痛之后，通过媒体环境得到安慰，实现心理平衡，同时引发人们对长远未来的思索，而不是仅限于眼前的报复。

（三）新闻自由是相对的

我们知道，新闻传播史上，从来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和有条件的新闻自由，也就是说，对一些特殊事件的报道，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和社会危机时，媒体在报道方式、报道时间和报道内容上都应当有一定程度的限制，接受新闻检查机构和政府的指导或检查，或者用相应的行业政策加以规范。如果媒体对恐怖事件无节制加以报道，不仅破坏了媒体的公信力，也让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估和制定新闻自由政策。据《马尼拉公报》报道，民力并肩党议员昆萨姆宾向国会递交了第2737号决议，其中提到禁止媒体在紧急情况下，报道警察和军方所在的位置、行动计划和进展。他建议任何违反该法案的媒体将被处以六个月至六年的刑罚或罚款2万比索。昆萨姆宾解释说：“这不是为了限制新闻自由。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平民和警员的生命。我们应当避免对媒体透露重要信息，以免这些信息被犯罪分子掌握，直到危机解除。”但他解释，该法案还是保证一旦危机解除，媒体将给予充分和丰富的相关资料，届时媒体报道也将不受限制。

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打击新闻自由的做法，正是媒体滥用自由造成的极端反弹。

（四）媒体的职业道德反思

媒体无节制地介入恐怖主义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侵蚀和解构了现代新闻传播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扰乱新闻传播事业自身的健康发展。恐怖主义事件作为突发性新闻事件，蕴含着丰富的新闻价值，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报道恐怖主义事件，同时也促使我们对媒体新闻职业道德进行反思。本次事件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下午3点半，门多萨将一张写着“现在，让媒体来”的纸条贴在旅游车玻璃上。这个细节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新闻从业人员报道劫持人质事件时，能不能与之成为“中间人”？如果参照一般新闻报道，新闻从业人员和报道对象完全可以成为“熟人”，甚至可以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关系，但是，新闻从业人员一旦与劫匪成为“中间人”，劫匪就会进一步利用媒体，实施恐怖主义活动，其后果也是难以估量的。所以，在报道恐怖事件方面应该有相应的立法，防止媒体被恐怖分子所利用。

四、总结

媒体有猎奇的天性，有时唯恐天下不乱。没有哪家媒体可以完全抗拒突发灾难事件的强大诱惑；因为人人都是围观者。说到底，媒体作为折射的正是人的天性。但是，我们仍然要说，“有所为，有所不为”。隆塔广场人质事件证明，这样无节制的媒体行动满足了残酷的围观需要，但增加了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不帮忙，反添乱。当然，在本次事件中，媒体也发挥了许多积极的作用，试想，这次案件，如果没有媒体的全程直播，菲律宾警方能力低下将仍不为公众所知。如果没有直播，菲政府事后大可进行事件“处理”，找个借口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因为没人知道当时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甚至连受害人的家属，连自己亲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报道真相是媒体的职责所在，对暴力事件的追逐又是媒体的本性。“在某种意义上，大众媒体是当代恐怖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媒体与暴力恐怖主义的各自特点决定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伙伴关系’。”媒体通过在议程设置中，由“事件”向“问题”转化，媒体的报道和自身具有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事件的发展，同时也对政府开展解救行动产生了消极影响。所有这些情形，都向我们提出了反思的必要，既包括对新闻自由的反思，也包括对媒体角色和媒体责任的反思。

【参考文献】

[1]廖小菲.面对恐怖：媒体应该做什么.传媒观察，2004（11）

[2]刘慧，董菁.菲媒:菲律宾记者的疯狂该为人质惨剧负主要责任.人民网，2010-26

[3]陈刚.反恐背景下的媒体角色及反思[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硕士），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