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霸权语境中的文明对话与文化自觉

论西方霸权语境中的文明对话与文化自觉

马丽蓉

西方霸权语境中畅行的“文明冲突”论，对世界民主格局所产生的危害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全球化所产生的干扰已日趋严重。尤其是“文明冲突”论既被霸权者利用为发动战争的方略，也被传媒爆炒为国际舆论中的强势话语。因此，将西方霸权语境视为“文明对话”与“文化自觉”的立论前提，不仅会将文化的思考引向多维求索空间，而且还会为构建全新学术理念提供另类考量范式。

一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强调，话语不但意味着一种言说方式，而且意味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话语霸权就是权势集团通过权力体系压制其他话语的表达，同时使隐含自身价值的话语通过教育、媒介和制度等方式渗透到大众中去，使其逐步丧失自我意识而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从而将一种外在的强制变为内在的认同。”^[1]西方传媒夺得了话语霸权，压制他者的正常表达，竭力将西方文化价值观强行契入不同文明传统的非西方世界的行为，导致它们处于无言或失语窘境。“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许多殖民地的传统语言文化遭到了西方殖民者的野蛮摧残。而殖民统治者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诠释和阐发殖民地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并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灌输给殖民地人民。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被剥夺了代表自己发言的权利后，被迫接受殖民者关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扭曲性解释。久而久之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了这种解释以至于在获得独立之后，这种解释也往往以隐性或变性的逻辑延续下来。”^[2]冷战后，西方文化及其符号的极度扩张，对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市场调研也表明，今天全世界的传媒产品流通，是一个很不平衡的潮流。在全世界跨国流通的每100本书籍中，就有85本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在跨国流通的每100小时的音像制品中，就有74小时的制品是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在跨国流通的每100套电脑软件中，就有85套是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3]“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集天时地利于一身，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占据信息传播的主导地位，加大文化产业的投资，使西方文化以压倒性的优势所向披靡。文化的互动几乎变成单向性的流入，这使得东西方文化之间‘弱’与‘强’的差距拉大了。对非英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利用因特网接受信息意味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受到国外，特别是西方媒体的影响。由于因特网所使用的信息技术大都出自美国，网上90%左右的信息又都是英文，人们几乎随时都在接受美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包括道德观、价值观）的熏陶。”^[4]因此，人们“进入”因特网也就被“拖进”了美国文化所弥漫的精神与物质空间。借助世界网络信息渠道的掌控，美国向全世界兜售霸权思想，也由此建立了话语霸权。阿尔温·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一书中指出:“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5]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发达经济及文化优越感，尤其是强势的传媒技术和先在的语言优势等是构建霸权话语的外因的话，西方的政治家、学者和传媒的苦心经营则是构建霸权话语的内因。在内因、外因相互作用下，共同造就了一个有利于西方大国的舆论环境。美国既是此种语境的主要始作俑者，更是其最大受益者。

在基辛格看来，“好战的穆斯林是对国际秩序最迫在眉睫和最显而易见的挑战，核扩散是对全球生存的最长期和最隐匿的威胁”^[6]。因此，“反恐”与“防核”对国际秩序构成双重威胁。但他更认为，科学的发展和传播使国家的生存受到完全是另一国家领土范围内事态发展的威胁。因“9·11”的刺激，布什政府怀着复仇主义的政治冲动，强行向中东地区倾销美式民主以图铲除所谓“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尽管这种政治霸权行径遭到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普遍抵制且成效甚微，但美国政治家们仍在一意孤行。为配合“大中东战略”的推行，不仅白宫官员在重大外交场合高调宣扬这一战略思想，还责成“美国之音”等主流传媒增加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节目，向中东地区展开舆论攻势；尽管亨廷顿早在“9·11”前就预言“西方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将更多地集中于广泛的文明间问题，诸如武器扩散、人权和民主、石油控制、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和西方干涉等，而不是领土问题”^[7]。但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与其说是一种学术观，毋宁说是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的全球方略。“9·11”的发生似乎印证了亨氏预言，但实际上，“9·11”事件并不是一场文明的冲突，更不会必然导致一场文明的冲突，而是被西方传媒渲染成了一场文明的冲突。也正因如此，在约瑟夫·奈看来，“9·11”后的美国虽已“设立阿拉伯语广播电台Sawa，波斯语广播电台Farda和阿拉伯语电视台AI-Hurra，白宫也成立了自己的全球信息办公室，但是需要做的仍然很多，尤其是在中东地区”^[8]。

西方政治家强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西方学者精心贩卖“文明冲突”论，政治霸权与学术霸权相互印证，借助现代传媒向全世界传播；而由西方掌握传播权的国际媒体也只能循着西方政治与学术的霸权思路来报道重大国际事件，霸权语境便水到渠成般地形成了。最明显的莫过于国际媒体对“9·11”事件的“轰炸”:“美国的媒体不断地讲‘9·11’改变了一切……如果没有电视这种实况转播，没有电视拍摄的这些节目，没有卫星联网、有线电视及进入每个家庭，‘9·11’传播的效果能是这样吗？‘9·11’一共死了2700多人，全世界天灾人祸中比这个大的灾难多不多？当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了25万人，美国投向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也有20多万。为什么别的灾难没有改变世界，而这个灾难改变了世界呢？是美国媒体改变了世界，而不是这个事件本身在改变世界。”^[9]于是，“恐怖袭击、电视画面带来了空前的新闻话语霸权，促使美国站在更高的道德、感情的高地上，强化美国统治世界的合法性。新闻媒体访谈后，政府官员对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定格为对民主自由的袭击，媒体是在狂热的美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捍卫民主自由的情绪场景下采写、编辑和包装整个新闻事件的”^[10]。因此，“9·11”后的全球媒体一直弥漫着恐怖的阴影，有关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报道均出现于阴暗、负面、压抑的语境中，受众一想到阿拉伯国家，就会想到传媒上出现的麻木、痛苦的群体形象；一想到伊斯兰教就会想到人体炸弹、恐怖袭击……媒体的脸谱化传播对受众的影响极为有效。显然，西方传媒在报道阿拉伯—伊斯兰问题时，向世界出售的不是文化，而是政治。媒体和政治的斗争愈演愈烈，国际政治中媒体、舆论和政治间的较量日趋激烈。作为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本能反弹，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上升，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维护国际政治民主性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可见，西方霸权语境的特征主要是:居高临下的话语态势；单向度的话语流程；武断臆造的话语内容；二元对立的话语立场；利益制约的话语目标。因此，其消极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侵犯了公众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知情权。由于信源的被垄断，影响公众接受全面、准确和公正的信息，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发挥真正效力。因为，各国政府决策重大国际事务的信息基础只有西方所灌输的霸权信息。

第二，制约了国际传媒报道的客观、公正性。对利己与异己群体采取美化与贬损不同的报道框架，背离了新闻真相。如报道巴以冲突时，巴勒斯坦人多死于意外，以色列儿童才是最无辜的；巴勒斯坦人天生就喜欢暴力，尽管他们的伤亡数十倍甚至百倍于以色列人。

第三，遮蔽了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丰富性。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是全球化的现实真相，但西方传媒所统摄的国际主导话语却将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用“文明冲突”来代替“文明对话”，对处理全球化时代的根本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可见，国际秩序在价值取向和制度设定上之所以更多体现西方国家的意愿，与其掌握话语霸权有直接的关联。

二

众所周知，杜维明先生大力倡导“文明对话”，“通过对话，全球化能够逐渐发展出生命共同体的意愿；通过对话，大家都具有和平共处的根源意识”。而“对话主要是了解，同时自我反思，了解对方，也重新反思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理想有没有局限性。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对话的结果应该是互相参照，不仅是互相参照，而且是互相学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对话才有可能，才是真正的平等互惠”，最终达到“庆幸多样”。否则，将会导致“霸权的宰制”。“需要积极参与对话的应该是在世界上拥有经济、政治、社会、权力，拥有很多财富、能够得到很多信息和资源的国家，比如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就必须要进入文明对话。假如美国不积极参与文明对话，走单向主义的道路，不仅美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大可质疑，而且美国本国的安全，无论是国防安全还是个人安全，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11]。可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非但不积极参与文明对话，还依恃强权政治与经济实力向全世界推行文化帝国主义，造成东西方文明间法律和道德层面对话机制的缺失，而在利益和强权层面的非正常的对话便导致政治与经济被边缘化的民族与国家陷入“无言以对”的窘境。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紧张已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其中确有“文明冲突”的因素，但更在于美国对中东地区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不公正政策，终使双方丧失了最基本的对话基础及相应的对话机制。

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指出:“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正在形成一道‘铁幕’，如果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及穆斯林国家不能根除引起愤怒和仇恨的原因，那么将会出现‘更深层次的混乱和绝望’以及‘更多的恐怖主义和一场逼近的文明冲突’。”^[12]其实，阻碍双方进行对话的这道“铁幕”的形成主要在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时代的能源、地缘性的侵犯，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推行的“欧洲中心论”和现在美国推行的“大中东计划”等。但“美国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因为力求遏制苏联在阿富汗的扩张、遏制伊朗输出其革命的企图，对伊斯兰主义一些集团持支持的态度。这说明伊斯兰主义者和西方二者采取非意识形态立场所达到的程度”^[13]。如美国曾对车臣等地伊斯兰主义者、阿富汗的塔利班甚至本·拉登的支持等都是公开的秘密。“9·11”后双方关系进入紧张期，但也并非同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冲突”。如与沙特、埃及的合作，同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对抗均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并不完全取决于所谓的“文明圈”。美国在巴以问题上“袒以压巴”的非公正立场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广泛的负面作用，致使伊斯兰主义产生并蔓延。在2004年初的多哈研讨会上，与会者就美国—阿拉伯关系紧张问题达成这样两点共识:“一是美国偏袒以色列和美以战略伙伴关系；二是在苏联解体后，美国的一些政客想当然地把伊斯兰当成替代的敌人。”^[14]穆沙拉夫总统也认为:“如果主流的穆斯林认为巴以冲突得到公正处理，那么全球恐怖主义将会减少75%。阿拉伯—美国协会负责人詹姆·佐格比说:‘阿拉伯人为什么仇恨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太愚蠢。’”^[15]因此，“如果美国不调整对巴以冲突的政策，继续偏袒以色列；如果美国继续通过‘制裁’等手段对伊朗、叙利亚、苏丹等被认为具有反美倾向的国家施加压力，进行遏制，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美国军队继续驻在阿富汗、伊拉克不走，将军事占领长期化，扶持过于亲美的政权；如果美国继续向埃及、沙特等在伊斯兰世界极有影响的国家输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那么，美国同中东国家，甚至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则很难有较大的改善。因为这看起来直接涉及的只是一个个中东国家，但是，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牵动整个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16]。尤需指出的是，美国在中东的政策自相矛盾。美国不仅对国际关系民主化进行阻挠，还强迫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接受美式民主，此举本身的民主性就值得追究；美国反对阿拉伯国家占领别国领土，但自己却无视联合国的存在，悍然向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发动战争；美国反对伊斯兰国家拥有核武器，但并不反对以色列研制核武器……美国“因国而异”的双重标准激起阿拉伯—斯伊兰世界的强烈不满。

尽管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缺乏对话的基础及其机制，但也应看到双方仍存在着对话的可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朝野假定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但伊斯兰却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挺身而出”，备受欢迎。2002年夏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授对新生制定的书目中必读《古兰经导读·早期启示录》一事引发全美轩然大波，激烈的宗教与政治大辩论进入各大主流媒体和各级法庭，最终扩延为一次不可思议的普及与展示伊斯兰文明的良机。“9·11”事件也使英国的各大书店和高等学府里介绍伊斯兰书籍的销量打破了历史纪录，英译本《古兰经》就多次脱销。同样，虽然欧洲各国深怕移民会改变本民族文化传统结构，但也有许多人为各民族和谐相处而努力。阿尔及利亚移民法丽达·费尔哈格·阿米丽就将法国国歌《马赛曲》改编为阿拉伯语版，以促进法国国内的文化融合。英国种族关系监督组织主席菲利普斯认为，种族融合是一项复杂的政治工作，但“我们的政治工作不是忙着应付种族斗争，就是在庆幸我们拥有我们假想的种族多元化”^[17]。但愿“巴黎骚乱”能让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者们不再漠视异质的、弱势文化群体的存在，承认“文明对话”才是全球化时代追求世界和平最有力的保障。基辛格也承认，“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能够单独组织国际体系。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组织国际体系甚至始终超出最有权势的国家的心理和政治的能力。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是使占优势的力量变成共同责任——如同澳大利亚学者科拉尔·贝尔（Coral Bell）所写的那样，在执行政策时就像国际秩序由许多权力中心组成，即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战略优势地位。这么做意味着需要一种磋商的风格，这种风格把注意力集中于达成长期目标的共同定义，而不是强制实行眼前的政策处方”^[18]。亨廷顿也期望:“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毕竟“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19]。约瑟夫·奈也意识到:“与硬实力不同，软实力的运用更不能实行单边主义，这是美国还没有认识到的事实。为了与世界有效地沟通，美国首先需要学会倾听。”^[20]但民众、政治家和学者的“对话意识”尚未引起西方霸权主义者的应有重视，也未被执迷于单边险途上的布什所认同，终被淹没在“文明冲突”的话语汪洋中了。

要在西方霸权语境中构建“文明对话”的全球共识，起码应作如下努力:

第一，欠发达国家应大力发展经济，在不断增强国家实力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软国力。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21]。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国际上获得平等的话语权，除了进行道德呼吁外，更要积极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建设，增强综合国力，为促进与西方的平等对话奠定必要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第二，传媒应摆脱霸权语境的禁锢，在独立报道中坚守多重语境中的客观、公正性。大多数国际公约都是以“我们”的名义发布的，但“我们”是谁？谁有资格代表“我们”？实际上这种集体口号所代表的主要是某些超级大国的利益，凸显出西方大国的话语霸权。但可悲的是，各国传媒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堕入西方霸权语境中而浑然不知。如国际媒体在报道伊拉克战争时所使用的关键词语大都是照搬美国的，有人戏称媒体是在“傍大款”。在报道美国“扑克牌通缉令”的新闻时，往往使用了“在逃”“被俘”的说法。袭用美国媒体对伊拉克某些专家的特定称呼——“炭疽夫人”“细菌先生”等，这种美式霸权语境中的国际报道不仅丧失了传媒的自我独立性，还影响其报道的真实与平衡，客观与公正。

第三，政治家、学者应借助传媒表达对话观，在构建多维对话机制中赢得世界的共鸣。无论如何，在西方霸权语境中进行“文明对话”、强化“文化自觉”是当务之急。早在20世纪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就警告说，人类正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22]。因此，政治家、学者和传媒应广纳东西方有识之士源自不同价值诉求的真知灼见，在多重对话视域中谋求“和而不同”的包容与理解。卡塔尔的“半岛”与中国的“央视”应继续为政治家和学者的“文明对话”理念大张旗鼓地造势，以获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与共鸣。

三

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3]。亦即，“文化自觉首先是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其次要对在过去条件下形成的旧文化，即传统文化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有益于今天；第三，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觉”^[24]。

事实证明，西方霸权主义者们历来固守“西方文化至上”论而缺乏客观的文化自觉意识。缘自西方传教士“天定使命观”的“救世主情结”影响其后代居高临下地傲视世界其他文明。发达国家又因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所谋求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军事等霸权，而是更进一步的文化霸权，力图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建立世界新秩序。在网络时代，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大力进行文化输出，非西方国家则日益担心来自西方的文化侵略，超越国界的信息流开始制造新一轮紧张局势。因为，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者总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具有世界普适性，应该统治全球。否则就制造动荡甚至发动战争。尤其是“美国一再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衡量其他文化价值观的唯一标准，谋求改造别的文化价值观。硬要伊斯兰国家以土耳其为老样板，以伊拉克为正在诞生的新样板，全都皈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25]。在反思“9·11”教训时，布什政府竟抛出“妒忌说”这一自恋式怪论，认为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动荡、贫富不均、大量失业等造成该地区普遍弥漫着妒忌西方社会的不正常心态，最终导致了过激行为。随着美国战略重点的调整，为根除恐怖主义根源，又开始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西方各大媒体爆炒伊拉克大选和制宪，鼓噪“阿拉伯民主之春”的到来。“9·11”后的布什政府，表面宣称会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与伊斯兰文明区别对待，但伊拉克战后所发生的一切却不断证实了“对伊斯兰世界的十字军东征”并非只是“口误”，用美式民主改造中东以谋取更大的政治和经济野心才是最终的目的。亨氏更武断地判定:“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它肯定是），西方仍是西方（这一点存在较多的疑问），这两个伟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像在过去的1400年中一直决定着那样。”^[26]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冲突”论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相表达，旨在用西方文明逐步改造并最终取缔其他文明。尽管，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可以改变甚至放弃传统的价值观，但是要让所有的穆斯林都如此，则是绝不可能的。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绝不会为了讨好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而放弃给予伊朗人民尊严的伊斯兰教及其价值观。”但“如果伊朗不放弃伊斯兰价值观，美国是不会满意的”^[27]。在以法兰西文化为荣的法国人看来，移民要融入法国社会，就必须放弃自己的种族文化特性。欧洲右翼党人从“巴黎骚乱”中得出的教训，“不是应该加强本国人与移民之间的融合，而是应该更加严格地限制移民”^[28]。席卷全球的移民潮不断加大了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冲撞与融合的可能，西方传媒所讨论的有关移民安置上的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及法国模式孰是孰非的问题，想必不会有终极答案的。因为，“9·11”事件、“7·7”爆炸及最近的“巴黎骚乱”就是明证。作为文化弱势群体，“移民后代们堵在同化的单行线上，进，无法融入主流社会，退，无法重拾原生文明，只能在接受同化的途中‘画地为牢’，在遭受忽视和边缘化中自我隔离，自我统治”^[29]。拒纳移民并不能彻底解决矛盾，问题的根本在于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在扬长避短中与异质文明平等对话，互补共荣，而不是歧视、排挤弱势文化群体，更不是向世界进行文化扩张与侵略。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就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迫使亚洲美国化，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反应，亚洲的文化和文明比历史短暂的美国更悠久。我敢说就文明而言，结成亚洲反美统一战线是必要的。”^[30]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002年2月一项调查表明，伊斯兰国家的大多数人不喜欢美国。他们认为美国冷酷无情，傲慢自大，并对伊斯兰价值观存有偏见，特别是对巴勒斯坦人存有偏见^[31]。而十字军的东征、日耳曼人的种族灭绝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都是文化霸权这一违背客观规律的野心所致，均以失败作罢确在必然。

其实，在全球化思潮的冲击下，日益被边缘化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也开始对文化与现实进行反思。就阿拉伯世界自主改革问题而于2004年3月12～14日召开的亚历山大会议通过了题为《阿拉伯改革问题:构想与实施》的“亚历山大声明”（Alexandria Statement），表明“他们完全相信改革是一个必要而紧迫的问题；改革源自阿拉伯社会内部；改革应该满足民主对制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在内的全面改革计划的愿望”^[32]。由30多位阿拉伯学者在联合国2002年发表的《阿拉伯人发展报告》中指出，伊斯兰世界存在很高的“民主赤字”和“妇女权益赤字”——“这种‘自由赤字’（Freedom Deficit）破坏了人的发展，可谓落后的政制发展的最令人痛苦的表现之一”^[33]。“9·11”事件后，伊斯兰教内部改革思潮应运而生。各大派别都主张“文明对话”，呼吁打造文化宽容环境。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青年一代大多愿意接触多种文化；在“文明冲突”话语中心的西方也出现了重视文化自觉的难得声音。美国政府前高官理查德·克拉克说，“总统应该在全球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对抗‘基地’组织以及其他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通过合作推广真正的伊斯兰教义，赢得对美国和伊斯兰价值观的支持，向大众灌输替代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34]。就连亨廷顿也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但事实是，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毫无疑问会认为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35]。但这种文化自觉意识终未引起“9·11”事件后一心复仇的布什政府的应有关注。

在西方霸权语境中不妨从以下几方面来强化文化自觉意识:

第一，政治家应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尊重异质文明，不可假借文化谋取政治与经济利益。在阿拉伯国家的文化精英们看来，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就是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真正挑战，“如果说美国实施该计划的公开目的是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社会，那么其背后的目的主要是:改变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的结构以及这个地区人民的思想；播种思想和经济自由化哲学的原则和价值观；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服务，其利益只有通过民主模式来封锁对美仇恨和憎恶的根源才可能得到保证”^[36]。事实上，白宫的官员们过去借“绿祸”之名攫取中东地区的油气能源，“9·11”事件后又将美国的“反恐”蔓延为世界的“泛恐”，最终借“反恐”之名来谋取全球霸权。而中国的和平崛起也被衍生为“中国威胁论”。亨氏的“儒伊文明的联手将是西方最大威胁”这一霸权性判语便被政治家如此玩于股掌之间，在贬损异质文明中觊觎着“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

第二，学者应在肆意歪曲的话语干扰中敏锐而智慧地还原文化真相，不可漠视或认命。在西方霸权语境中到处充斥着类似亨氏“儒伊文明的联手将是西方最大威胁”这一武断性的判语，这种在道听途说基础上的肆意贬损与恶意判定，将倡导和平的伊斯兰文明鼓噪成“好战的伊斯兰”与“恐怖的穆斯林”。因此，真正的学者应该立足文化原典，在系统了解异质文明的前提下，针对现实问题作出审时度势的合理诠释。尤其是《古兰经》中的“圣战”观、“创制”说、“舒拉”制、“博爱”思想以及“女性关怀”精神等都需要研究者不断给予现代性的学理阐释。因过量的文化误读（或无心所致，或有意为之，或蓄意挑衅），最终制就了西方霸权语境中一个面目全非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好战与恐怖的伊斯兰”形象既误导了被动的受众，还被政治家蓄意利用。辨析误读、指正慧根当是东方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第三，传媒应在强化行业道德与职业良知中用多重话语消解文化霸权，不可恃强欺弱。强势与弱势文化间的较量是网络时代的客观现实。因为，“维护文化霸权是西方国家实现其根本利益的一种主要手段。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更是利用信息优势和强大的‘软力量’，将输出‘美国思想’‘美国文化’视为重要的文化战略任务。正如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认为的，现在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37]。掌控文化输出权的西方大国既向全球倾销西方文化，又肆意贬损东方文明；既借“红祸”“绿祸”打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又借“伊核”与“朝核”威慑“邪恶轴心国”……传媒便在利欲熏心中丧失了自我，甚至成为西方霸权主义的帮凶和制造世界动荡不宁的祸因。化解冲突、营造和谐应是传媒的操行与职守，尤其在当下的世界更该如此。

文化自觉是文明对话的重要前提，西方霸权语境又是文化自觉与文明对话的干扰因素。假若政治家能积极斡旋于共同谋求政治多极、经济一体和文化多元，学者能努力致力于异质文明间的沟通理解与互补共荣，传媒能始终坚守于营造真正民主和自由的舆论环境，人类才有可能最终赢得持久的和平。因为，“持久和平的到来或者通过人类的深谋远虑，或者通过使你别无选择的一系列灾难”^[38]。这也正是强权政治下强势传媒中国际热点问题研究的价值。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6年第1期）　　

【注释】

[1]阮建平:《话语权与国际秩序的建构》，《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

[2]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

[3]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

[4]郭洁敏:《试论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冲突》，《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9期。

[5]徐晓军，张兆曙:《网络时代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引自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2003-01-22。

[6]亨利·基辛格:《基辛格论世界前景》，《国际政治》，2005年第3期。

[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

[8]约瑟夫·奈:《美国软实力的衰落》，《国际政治》，2005年第2期。

[9]李希光:《畸变的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0～181页。

[10]李希光:《畸变的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9页。

[11]〔美〕杜维明:《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回族研究》，2003年第3期。

[12]中国日报网站，2004-07-06。

[13]Francis Robinson，ed.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Islamic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99.

[14]《人民日报》，2004-01-14。

[15]《人民日报》，2004-08-10。

[16]安维华:《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与“文明的冲突”》，《国际政治》，2005年第5期。

[17]《新闻晨报》，2005-11-08。

[18]〔美〕亨利·基辛格:《基辛格论世界前景》，《国际政治》，2005年第3期。

[19]〔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72页。

[20]约瑟夫·奈:《美国软实力的衰落》，《国际政治》，2005年第2期。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22]Lester Pearson.Democracy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83-84.

[23]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文史哲》，2003年第3期。

[24]乐黛云:《文化自觉与文明冲突》，《文史哲》，2003年第3期。

[25]安维华:《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与“文明的冲突”》，《国际政治》，2005年第5期。

[2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34页。

[27]〔俄罗斯〕《独立报》，2003-05-29。

[28]《新闻晨报》，2005-11-05。

[29]冯武勇:《巴黎的忧郁》，《新闻晨报》，2005-11-08。

[30]马哈蒂尔:《一个能说“不”的亚洲:对付西方的一张牌》。

[31]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2/27/content-292385.hot.

[32]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2005年。

[33]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Arab Fund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02，http://www.undp.org/rabs/ahdr.

[34]理查德·克拉克:《反击一切敌人》，转引自人民网，2004-06-04。

[3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66页。

[36]《阿拉伯人与大中东计划:阿拉伯人如何面对挑战》，〔沙特〕《生活报》，2004-05-31。

[37]王岳川:《后殖民话语与文化政治诗学》，文化网站，2003-09-02。

[38]〔美〕亨利·基辛格:《基辛格论世界前景》，《国际政治》，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