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伊文化对话交流的动力与障碍

中伊文化对话交流的动力与障碍

丁　俊

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都属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文化之列，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二者同属东方，相互毗邻，共处千年，同盛同衰，有着非常相近的内在精神和极其相似的历史命运。在新的世纪，中伊两大文化的对话交流将会日益加深，因为两大文化在对话交流方面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动力。

（一）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中伊两大文化有着共同的任务和一致的利益，深化双方的对话交流，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没有任何历史的积怨，而今又共同构成了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群，有着维护民族尊严、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利益和任务。实现包括文化复兴在内的民族全面复兴，是中华民族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全体穆斯林人民，在过去几个世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屈辱境遇下愈挫愈起的长期奋斗历程中孕育的全民族的历史夙愿，是合理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也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作为东方文化典型代表的中伊两大文化，共同承受着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面临着实现文化复兴的共同历史任务。中伊两大文化的对话交流，也是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历史必然和时代要求，全球化为中伊两大文化的对话交流提供了新的机遇，必将使之进入一个全方位的大对话大交流的新时代。

（二）中伊两大文化有着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内在人文精神和伦理思想。

以儒家思想为轴心的中华文化宣扬“敬天法祖”“天人合一”“中庸和谐”等人文精神和“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等伦理思想；以“认一论”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宣扬“敬主顺圣”“和平中正”的人文精神和“敬主爱人”“乐善好施”“劝善戒恶”“诚实坚韧”等伦理思想，二者在基本人文精神和一系列伦理思想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广泛的一致性。早在明清之际，以王岱舆、刘智、马注等为代表的一些“回儒”就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既深谙中华文化，又熟知伊斯兰文化，将二者融会贯通，著书立说，他们作为中国回回学人，所进行的“以儒诠经”的工作，本身就是中伊文化对话交流的结果，虽有相当的局限性，但他们的工作在中伊两大文化的对话交流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至今仍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一工作，未能引起封建时代有“华夷之辨”偏见的主流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沟通中伊文化的这一重要工作，也只有在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学术建设日益昌明的今日中国，才能得到高度重视，而参与这一工作的也将不再仅仅是热心于此的几位“回回学人”，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硕学之士，将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于此。

（三）中伊两大文化在相互接触、对话和交流方面，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广泛而坚实的现实基础。

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史记》中就有有关记载。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广州、泉州等地的阿拉伯伊斯兰遗迹充分证明，中国也是世界上伊斯兰文化最早传入的国家之一。伊斯兰教和平地传入中国，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伊斯兰教成为联系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重要纽带”^[1]。中伊两大文化的对话交流日趋频繁广泛，涉及政治、经贸、科技、宗教等各方面。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以儒诠经”，以及伊本·白图泰东游、郑和远下西洋的壮举，都是中伊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近代以来，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两大文化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劫难。伴随着反殖反帝斗争的胜利，中国和阿拉伯穆斯林各国相继获得独立，踏上了或正在力图踏上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并在国际事务中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成为国际社会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一股崭新力量。中伊两大文化同盛同衰的共同历史昭示我们，只要两大文化进一步深化对话交流，就会互助互补，和衷共济，进入一个同兴同荣的新时代。

（四）中伊两大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

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都是富有和平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东方文化，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穆斯林都是热爱和平、渴望和平的人民，曾为世界和平事业付出过惨重的民族牺牲，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所有了解世界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的有良知的人，都会清楚这一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世界各国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相互依存日趋紧密，维护持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人类大家庭共同的使命。日益强大的中国和不断发展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对维护世界和平担负着重大的职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曾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中伊两大文化，在未来世界和平事业中，也必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加深两者之间的对话交流，将使这一重大作用发挥得更加有效、更加充分、更加有力。

（五）构建多元发展、“美美与共”的世界文化新秩序，需要加深中伊两大文化的对话交流。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因而文化的多样性是必然的。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同文化间日益密切的接触和交流也是必然的。通过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对话、沟通和交流，达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吸收和补充，进而达到建立世界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新格局，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在此过程中，缺少以世界十多亿人口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或缺少以世界十多亿穆斯林为载体的伊斯兰文化，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都是无法想象的。而且，这两大文化的对话交流，对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裨益，也是不言而喻的，它必将强有力地推进世界文明的大对话、大交流，为构建多元发展、“美美与共”的世界文化新秩序作出重大贡献。

（六）全面了解和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并与之开展对话交流，是日渐具有世界意识的当代及未来中国学人必将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可以说基本上是在“中学”和“西学”之间摸爬滚打过来的，考察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史，基本上就是“中学”“西学”的摆弄史，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全盘西化”，或“半盘西化”，按下葫芦起了瓢，似乎很难很好地摆平。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学人们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明，对以殖民征战逻辑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能否将人类社会和平地带向未来深表怀疑，并开始冲破“中学西学”的案臼，日渐树立起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理念，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而不是放眼西方，以新的姿态环视世界，以新的世界意识研究世界文化。可以说，中国学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日益强烈的世界意识和自主意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放眼全球的开阔胸襟和雄大气魄，对于跳出“中学西学”这一世纪怪圈的中国学人来说，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就很自然地进入他们的视野，深入了解这一文化也就成为新世纪中国学人的一项历史使命，他们会继续发扬“拿来主义”的优良传统，改变“清真之书，儒者罕见”的状况，在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促进与其对话交流方面，开创出全新的局面。

（七）进一步深化中伊两大文化全方位的对话和交流，是日益繁荣富强的中国所必然重视的重大事项。

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半个世纪强国富民的奋斗历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的建立方面，发挥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正在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其大国形象截然不同于西方大国的形象，这就决定了其文化战略将与西方大国的文化战略不可同日而语。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加深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作为综合国力重要标志之一的学术文化建设事业，也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一个以前所未有的气魄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泱泱文化大国，忽视与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伊斯兰文化的相互了解、对话和交流，是不可想象的。

（八）中国穆斯林在中伊文化对话交流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穆斯林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载体，同时也还承载着中华文化，他们在中伊文化对话交流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在当今时代，他们的政治地位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经济文化也在不断繁荣发展之中，在中伊文化对话交流中，他们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独特的中介作用，而且这一作用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发挥得更加充分、更加积极。因为当代中国穆斯林的处境与其在历史上所曾遭遇的艰难处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过，中伊两大文化间的对话交流和合作，也面临着诸多需要克服的不利因素和困难，存在着一些阻力和障碍。

第一，随着西方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弥漫全球的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干扰和误导将继续存在，并有可能不断加深，由此而导致的文化势利、偏见和双重标准以及历史上延续下来的误解一时将难以消除，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根深蒂固，这对中伊文化的对话交流无疑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第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存在，中国倡导并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还受到霸权和强权的抵制，对中国实施“分化”和“西化”的图谋仍然存在。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特别是中东地区国家，由于其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居三洲要冲的特殊战略位置，西方大国全面插手和控制该地区各国内外事务，扶植俯首听命的亲西方政权，遏制和打击“不听话”的“无赖国家”，偏袒、纵容甚至支持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使得中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政治上虽独立而难自主，经济上实力薄弱，贫富悬殊，贫困现象普遍。所有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伊文化间对话和交流的正常进行。

第三，中伊两大文化都是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虽然各自具有不同的发展历程和自身规律，但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新旧、内外和多元交织的困惑和整合转型时期，自我解困和调适还需经历一段较长的时期，这种自困状况无疑也会制约相互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不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阻力和障碍一定会被消除，中伊两大文化的全面对话和交流的时代即将来临，或许已经来临。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都是博大精深、自成体系、传承千年以上、历史悠久的文化，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厚的精神底蕴，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和坚强持久的生命力，在今天日益显现出各自独特的魅力和旺盛的活力，其优秀的文化品质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在未来人类文化的大对话大交流当中，理应发挥、也必将发挥独特的作用。因为两大文化所具有的一系列弥足珍贵的独特的内在精神决定了这一点，其悠久的发展历程和卓越的历史功绩也证明了这一点。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2年第4期）　　

【注释】

[1]郭应德:《阿拉伯史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