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

瀚海遗珠:《中国集》——披览阿拉伯古籍札记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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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这一专题的相关史料进行梳理和译注过程中，有关公元14世纪初叶一部阿拉伯诗集——《中国集》之文字记载的发现，应当说对阿拉伯乃至世界古代文学史以及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尽管阿拉伯古代诗歌里不乏涉及中国的诗句，有些甚至篇幅很长，但作为以独立的“书”的形态出现、其内容全部围绕中国的诗集，《中国集》无疑是迄今所知阿拉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也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唯一的一部。至于它是否是世界上最早关于中国的诗集，则须向专家学者再作求证，以期确考。

当代东西方学者公认阿拉伯古籍中最权威的“书目类”经典之作有3部:一为伊本·纳迪姆（？～1047年）的《目录》，辑录各种典籍1000余种；二为哈季·哈利法（1608～1657年）的《古籍释疑》，列载各种书目15000种左右；三为伊斯梅尔帕夏·巴格达迪（？～1920年）的《古籍释疑补遗》，于《古籍释疑》基础上，增至19000余种。关于《中国集》的最早记载，便出现在《古籍释疑补遗》这部自1879年开始、历时30年完成的巨作之中。其编纂者后又据该书内容编了一部规模相当的作家传记辞典，取名《学者的礼物》。因此，有关《中国集》的记载实际上在两书中各出现一次，内容不尽相同，可互作参证。现分别译出如下。

《古籍释疑补遗》:

《中国集》——文学诗集，作者法德鲁拉·本·阿卜杜·哈米德（Fadlullāh ben Abd-al-Hamīd），祖籍祖赞（Zūzan），生于中国，以法迪勒（Fādil，意为贤人）闻名于世。此诗集完成于（伊斯兰历）710年。”^[1]

《学者的礼物》:

祖赞尼（此为表示法德鲁拉祖籍的附名）——法德鲁拉·本·阿卜杜·哈米德，祖籍祖赞，生于中国，以法迪勒闻名于世。有多种著作问世，其中包括文学诗集——《中国集》和关于句法的《足够的足够》，前者作于710年。^[2]

《中国集》的阿拉伯语为:（al-Sīnyyyāt）。其含义主要有三:一是指“中国女人”（复数），二是极个别阿拉伯古籍中作为“瓷器”或“盘子”的复数（更为常见的是另一种复数形式），三是特指有关中国的诗集。此类通过固定词形变化由地名衍生出的诗集名，在阿拉伯诗歌史中并不鲜见，比较著名的有艾布·菲拉斯·哈姆达尼（932～968年）的（al-Rūmiyyā）t，中国学者一般译作《罗马集》。

《中国集》作者法德鲁拉的祖籍——祖赞，由于缺少相关资料，这个当年属于呼罗珊地区的古代地名，目前只能在阿拉伯著名地理学家雅古特（1179～1229年）的《地名辞典》中看到以下零星记载:

祖赞，是内沙布尔（今伊朗境内）和赫拉特（今阿富汗境内）之间的一个面积很大的县份，人们一般认为它属于内沙布尔辖区。此地出了许多贤人俊哲、文学家和学者，因而曾有小巴士拉之美称。有人说它包括142个村庄。^[3]

迄今为止，包括《古籍释疑补遗》编纂者在内的所有学者，都无法确切考出《中国集》作者法德鲁拉的生卒年月，而只能根据该诗集完成的时间推定他“710年在世”。710年为伊斯兰历年份，换算成公历为1310年。此时中国正值元代。“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三次西征过程中，大批阿拉伯人东来中国，从事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活动，他们在社会上居上层地位，被统称为回回人，属色目人之一部。”^[4]这里提到的“阿拉伯人”或“回回人”在中国古籍中亦常作“大食人”，实际上大食人中既包括真正的阿拉伯人，也包括当时被阿拉伯帝国占领的波斯和中亚等地人员，只是由于他们宗教信仰相同、体貌特征相似、生活习俗相近等原因，当时中国人难以细别而已。法德鲁拉的父亲或祖辈应当是这一时期由呼罗珊地区的祖赞入华的。

也许有关《中国集》的文字记载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这本书的作者“生于中国”一句，这直接关系到他的血统。我们知道，中国和阿拉伯的古籍中对来华大食人情况均有一些记载，但几乎看不到任何记写他们妻室家眷的文字，相反，有关他们与当地人即中国人通婚的情况却屡有提及。当年大食人无论选择陆路还是海路，途中所遇艰难险阻可想而知，男性独自来华的可能性自然居大。如此我们便不能排除法德鲁拉是父亲或祖辈与中国人通婚的后代，因此具有一定比例的中国血统。而正是由于《中国集》的作者“生于中国”，诗集中对于中国的描述，无疑与其他阿拉伯古代文人墨客笔下的中国大不相同。这种直接的耳闻目睹比之间接的道听途说，肯定更加真实、生动、细腻。

关于法德鲁拉何时归国，我们或许只能大致推测为青少年时期。早于此，中国不可能给他留下太多太深的印象，进而激发他创作《中国集》的热情；晚于此，他不可能全面系统地完成阿拉伯语言文学学业并接受正统学术熏陶，进而成为“贤人”，在济济多士、有小巴士拉之称的祖赞享大名于一时。至于说他是独自而归还是全家同返，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有可能他是与父辈同行返回祖国，而他的中国母亲则留在自己的祖国，正如伊本·纳迪姆在其著名的《目录》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当我们有人娶了中国妻子，并要离开时，人们会对他说:‘留下土地，带走种子（意即留下妻子，带走孩子）。’”^[5]

需要一提的是，法德鲁拉的祖籍为祖赞，若以单纯的地理或民族划分他应当属于波斯人。但是对于阿拉伯历史尤其是文学史和学术史上一大批外籍巨匠大师，或因其祖籍当时归属阿拉伯帝国或因其长年居留于阿拉伯地区，特别是考虑到他们都以阿拉伯语留下传世之作等因素，中外学者一般均根据总体人文线脉将他们归于阿拉伯范畴。因此法德鲁拉当与《卡里来和笛木乃》的编译者伊本·穆卡法（约724～759年，祖籍波斯设拉子）等人相同，其身份定位应为阿拉伯文学家，或者再确切一点，为波斯裔阿拉伯文学家。

由于文献资料缺佚，我们尚难对《中国集》及其作者进一步索隐探微。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只是知道了14世纪初有一部关于中国的阿拉伯诗集问世，但却无法见其庐山真面目，哪怕是零章散句、只言片语。最早披露这一信息的《古籍释疑补遗》编纂者，也不像后来更加审慎缜密的书目类或作家传记类辞典的编纂者，于记载或引录同时，言明自己是否亲眼见过某书或注明其资料来源。这里我们可以初版于1927年、被公认为当代阿拉伯最权威的《阿拉伯名人词典》为例。其编纂者、阿拉伯著名学者海伊鲁丁·齐里克利（1893～1976年）在法德鲁拉条下，除了转录《古籍释疑补遗》中相关内容外，还加入了自己考证的结果，比如在《足够的足够》一书后注明“亲笔抄本”，“存于（埃及）国家图书馆”等。他在初版前言的最后还特别强调，该词典中提到的每一部著作后面，他都分别以两种缩写字母做了标记，即Kh表示已校勘出版，T表示现存于某个公立或私人图书馆中的抄本，“至于没有加上这两种标记之一的著作，则被认为是失佚或是命运不详直到它出现”^[6]。在他的这部词典中，《中国集》的后面是没有任何标记的，这确实让人感到非常失望。

然而失望并不等于绝望。首先，阿拉伯古籍抄本为数甚巨，阿拉伯国家自不必言，其公立图书馆和私人收藏的抄本不可悉数，而散落于世界各国的阿拉伯抄本数量，保守估计也达数十万种。以历史上深受阿拉伯影响的西班牙一国为例，即便其所有从事阿拉伯学研究的人都来整理校勘本国的阿拉伯古籍抄本，也需1000年方能完成。那么《中国集》是确已失佚还是在浩若烟海的阿拉伯抄本中等待发掘“直到它出现”，应当说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我们大可不必绝望。其次，古籍抄本的发现需要一个过程，尽管有时这个过程会相当长。14世纪初问世的《中国集》在17世纪的《古籍释疑》中并未出现，但在19世纪末的《古籍释疑补遗》中却有了关于它的记载。若以世纪为单位，21世纪初的我们需要的也许是耐心等待，而不是过度失望。再者，以前中国学者并不知道历史上《中国集》的存在，而了解之后，在今天这样一个国际学术交流和人员往来空前频繁、信息传播空前通畅的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去搜寻这一珍本，那么它出现的希望将大大增加。

当代阿拉伯学者将古籍抄本的发现称做“见光”。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大家以披沙拣金的精神，矢志不渝地寻觅发掘遗失在阿拉伯浩瀚沙漠中的宝珠——《中国集》，这部具有重要价值和特殊意义的文学作品，一定会有见到光明的一天。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7年第3期）　　

【注释】

[1]伊斯梅尔帕夏·巴格达迪:《古籍释疑补遗》卷2，贝鲁特黎巴嫩学术著作出版社，1992年，第73页。

[2]伊斯梅尔帕夏·巴格达迪:《学者的礼物》卷2，贝鲁特黎巴嫩学术著作出版社，1992年，第821页。

[3]雅古特:《地名辞典》卷3，贝鲁特萨迪尔书局，1995年，第158页。

[4]褚荣昌:《中国古代文学园地中的奇葩——古代居留中国的阿拉伯裔文学家介绍》，《阿拉伯世界》，1991年第2期。

[5]〔法〕费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耿昇，穆根来译，中华书局，2001年，第151页。

[6]海伊鲁丁·齐里克利:《阿拉伯名人词典》卷1，贝鲁特知识书局，1998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