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与族际和谐

文明对话与族际和谐

马明良

建立一个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强国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而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具备各种条件，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诸多条件之一。良好的社会环境包括良好的舆论环境、良好的法制环境、良好的文化环境和良好的政治环境等，而良好的民族关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形成一种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民族关系，才能顺利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各民族之间文化上的互相交流、互相了解、互相沟通、互相理解是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民族关系的基本前提。在当前形势下，加强我国各族穆斯林与其他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话与沟通的迫切性

中国有10个民族几乎全民信奉伊斯兰教，同时在汉族、蒙古族、白族、彝族等民族中也有部分人士信仰伊斯兰教。全国2000多个县中每个县都有穆斯林。他们遍布华夏大地，从天山南北到黑龙江畔，从蒙古草原到天涯海角，处处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他们秉持普天之下皆乐土的理念，无论走到哪里即耕耘到哪里，开发到哪里。为数2000多万的中国穆斯林族群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并正在作出巨大贡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与各民族非穆斯林之间相处融洽，团结和睦。然而，由于他们拥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如坚持一神信仰）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如禁食猪肉等），彼此之间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曾发生过悲剧，在现实生活中也偶尔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一）历史的教训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回汉纷争、回汉仇杀给双方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不但各自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而且在双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巨大创伤，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埋下了仇恨和不信任的种子。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频频发生回汉纷争和回汉仇杀呢？原因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双方的文化本位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对方文明的误读。穆斯林（即当时的回回）以拥有正信和正道的优秀民族自居，无视非穆斯林（当时主要是汉族）所拥有的五千年文明，把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简单化、概念化，不作全面了解、深入研究，不分精华与糟粕，一概斥之为“卡非日”的东西。而非穆斯林，尤其是拥有古老文明与悠久历史的汉族，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以意识形态的正统自居，凭借其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地理上的优势，居高临下地看待汉族以外的族群，周边民族在其眼里不是蛮夷，就是胡人^[1]，是一些需要他们用孔孟之道进行教化的不开化的人群。清朝的某些皇帝认为穆斯林都是些“甘为异类”的“鄙薄之徒”，而其官员对穆斯林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不但无知，而且非常仇视，称伊斯兰教是不拜天、不拜地、不拜父母、不拜皇帝、唯主独拜的“旁门左道”，认定穆斯林封斋是“夜聚明散，图谋不轨”，要求取缔伊斯兰教，拆除清真寺^[2]。

由于双方拒绝了解对方，尤其是这一对矛盾中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大多数非穆斯林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总是不能放弃文化和民族的优越感，因而彼此的隔阂和鸿沟日益加深；加之封建统治者那种由来已久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心态的作怪，稍有风吹草动，哪怕是两个人（一汉一回）之间因个人恩怨引起的矛盾，也被无限夸大、放大、扩大，人为地制造出一个所谓的民族矛盾，然后凭借意识形态上“正统”的地位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肆意打击，演出一幕幕“平乱”“平回”的闹剧，不但穆斯林生灵涂炭，而且统治者也损兵折将，非穆斯林也不得安宁，弄得两败俱伤。

（二）现实的警示

这些黑暗的岁月已经过去，悲剧已经结束，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改革开放年代，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一道，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着自己的伟大祖国。然而，由于彼此对对方的了解不足，一些小的摩擦和不愉快的事情时有发生。如1989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和太原希望出版社协作出版的《性风俗》和1993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脑筋急转弯》等书刊，肆意歪曲、丑化伊斯兰文明，引起全国广大穆斯林的强烈不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全社会为此付出了不应有的高昂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出现此类事情，除了极少数人或别有用心或利益驱动以外，是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无知造成的，特别是非穆斯林群众对穆斯林文化的不了解造成的。频频发生的“辱教事件”给全社会发出了警钟:与其亡羊补牢，不如防患未然；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对话与交流就是“防患”和“抽薪”之举，研究和探索穆斯林文化，就是旨在从长计议，未雨绸缪。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这位汉族的著名学者就敏锐地指出:“回教文化研究的本身，便是在文化方面沟通回汉的正面工作。因为从文化方面讲，回汉间的隔膜，其问题不在于回人对汉人文化的不了解，而在于汉人对回人的不了解……所以想在文化方面沟通回汉，我唯一的概括的意思是要提倡回教文化本身的研究。”^[3]

二、对话与沟通所追求的目标

概而言之，对话与交流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通过对话、交流、沟通、理解，达到一种和谐。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和谐是极其重要的。和谐带来秩序与稳定，和谐带来生机与活力，和谐带来发展与繁荣。建设一个繁荣昌盛、高度文明的伟大祖国，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目标，而族际和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

那么，具体到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和谐状态该是什么样的呢？和谐状态应该是:在认同中容多样，在多样中求认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构成了中华民族，56个民族的文化综合起来构成了中华文化，56个民族都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这就是“在多样中求认同”。但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文化也是由56个民族综合而成的，各民族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他们非常珍爱自己的文化，这就要求“在认同中容多样”。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和谐状态。否则，只讲认同不讲多样，就会产生摩擦乃至冲突；只讲多样不讲认同就会出现混乱乃至分裂。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工业文明似乎偏爱“整齐”与“划一”，而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客观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管西欧“原发”的民族国家，还是亚非拉新兴的独立国家，也不管它是美洲和大洋洲的移民国家，还是亚非文明古国的继承者，几乎所有国家曾经或至今一直在公开或不公开地推进各种形式的“单一化”，以为只要实现“单一化”就能像西欧各国一样，早日实现现代化，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在美洲移民国家，如美国所追求的民族单一化，早期往往是通过排除异类，主要是通过种族歧视、隔离和消灭而实现的。当时代的发展使这种种族主义越来越不合时宜时，就由同化主义粉墨登场，试图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核心的“熔炉”将各种族各民族熔炼成统一的美利坚民族。但二战后掀起的“民权运动”使同化主义也逐渐成为美国社会所唾弃的对象。美国社会不得不以逐渐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种族和民族（其中包括华人族群），多元主义成为最终选择。美国立国200多年后就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断调整其民族政策，做到与时俱进，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

而苏联和东欧一些多民族国家的命运却是另一种结果。当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原因，但民族政策的失误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拿苏联来说，在民族政策方面，不能做到与时俱进，而一味地固守某种模式，不但如此，而且进一步走向极端，企图将经济上的“一体化”推向民族文化的一体化，以至形成所谓“新的人民共同体”，并“庄严地”宣布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彻底解决。主观武断掩盖了客观事实。当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新思维”和“公开性”时，被暂时掩盖的矛盾和危机一下迸发出来，当局因缺乏成熟的政策而变得束手无策，最终使民族问题与国际国内的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众所周知的后果。

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在多民族国家里，任何人为地消灭差异而企图早日实现“单一化”的努力，是一种文化上的“削足适履”，不仅徒劳，而且十分有害。无数新老殖民帝国的解体，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一些民族国家的解体，反复表明:种族主义和同化主义是注定要破产的。我国吸取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放弃了以往“左”的一套做法，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然而“左”的思维方式仍然在左右着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有的人甚至把某时某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归咎于民族成分的复杂。殊不知，只要处理得当，方法正确，传统思维中的劣势（即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也有可能变成国家的优势。如果说，单一民族国家只能以自己单元、单层、单向的民族性去面对多元、多层和多向的全球化进程，那么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则可以以自身的多元、多层和多向去“拥抱”全球化的多元、多层和多向。在同化主义看来是影响国家统一和制约国家发展的多民族构成，在全球化进程中反而成为一个宝贵的资源，变成今天的一种优势，使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赢得更大的选择范围，获得更强的适应能力。

那么，如何克服多民族和多元文化所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呢？这就靠适当方式的对话与交流、沟通与理解。

三、对话与沟通的方式

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文化，我国数十个民族的文化构成了民族大家庭的百花园。一枝独秀，一花独放，不足以代表春天；百花争妍，百花齐放，才称得上满园春色。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各民族穆斯林与各民族非穆斯林之间只有通过文化上的对话与交流，才能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民族平等，实际上是文化的平等，礼俗的平等。文化多元化，才能形成异质文化，才有异质文化间的接触、交流、互补、交融，才会有中华民族文化总体的进步、繁荣。在自然界，由于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才保持了生态平衡，才有了大自然的生机盎然和长生不衰；在人类社会，也只有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文明的多元化，才能避免单一与单调，才能维持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才能使人类社会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使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美妙无比。

就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而言，汉族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加之学校的教材，国家的各种传播媒介主要以汉语汉文为主，因而其文化的传播面广，认知度高。而各民族穆斯林的文化则由于其居住分散、人口较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加之语言和文化心理上的障碍以及其他人为的壁垒，传播面窄，认知度低。故在目前的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需要着力展示和介绍各民族穆斯林的文化，以便使单向交流成为双向交流——“交流”成为名副其实。

首先，应该通过各种媒体（如报刊、书籍、电视、电台、网络等）全面介绍穆斯林文化，使广大非穆斯林大众对穆斯林文化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较准确的把握，从而消除误会，缩小鸿沟，加深理解。在这一过程中，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学术文化工作者需要携手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重要的工作。换言之，“表述”与“被表述”结合起来，做到相互交流，相得益彰。广大的非穆斯林群众尤其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应该从民族团结的高度出发，认真地了解穆斯林的文化，并将其视为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工作需要的一部分，正如当年延安时期党的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在陕甘宁边区所做的那样——那时的民族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党赢得了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民族穆斯林的坚决拥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对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而不应有丝毫的忽视和懈怠。不然，就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不但会无意中伤害穆斯林的民族感情，影响国内民族团结，而且在国际上还会损害我国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时甚至在客观上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提供借所谓“人权”干涉我国内政的口实。

其次，穆斯林文明（文化）的主体不但需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述”自身，更重要的是需要用行动来诠释自身文明（文化）。穆斯林的文化丰富多彩，包括哲学、文学、史学、医药学、天文学、地理学、建筑学、美学、音乐、舞蹈等，其中伊斯兰教是其核心，是穆斯林的一切社会活动中内在的、机理性的东西，代表着穆斯林的文化精神。这个文化精神不但应该反映在穆斯林的言谈中，更应该体现在其行为和行动中，如敬主爱人、诚实守信、中正和平、劝善戒恶、开拓进取、求知治学、尊重知识、尊重劳动等。穆斯林只有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灵魂和血脉，才能使其外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换言之，首先要用它来提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然后才有可能重塑形象，从而使他人从中了解和领悟到穆斯林文明（文化）的真谛。否则，言行脱节，表里不一，只能招致更大的误解，对话与交流也将因缺乏根基而失去意义。

再次，各民族穆斯林需要进一步了解以汉文化为主的其他民族的文化，积极吸收其精华，从而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汉文化博大精深，自成一体，影响深远，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虽有一些过时的成分，但也有许多宝贵的东西，至今仍有价值和意义。如诚信、宽容、中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和而不同、自强不息、见利思义等，理应认真总结，努力消化，为我所用。穆斯林应该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开放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积极吸纳包括华夏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新的层次和新的起点上，重新整合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劳动，为祖国文化的空前繁荣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到那时，这个独特的群体既不需要“表述”，也不需要“被表述”，更不需要乞求他者的“理解”，一个健康、丰满、卓越的形象将会赫然出现在世人面前，一个多元一体、团结友爱、繁荣富强的中华民族也将巍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4年第3期）　　

【注释】

[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5页。

[2]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3页。

[3]丁明俊:《回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