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理学及其他

回儒、回回理学及其他

李振中

回　儒

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回回”、“回民”或“回教徒”；遵从儒家学说的读书人，称“儒生”。遵从儒家学说的中国回族知识分子，就称“回儒”。它是一个历史名词，一般是指明末清初的一批回族学者，他们熟悉伊斯兰教教义，也熟悉儒家学说、佛教教义和道家学说。他们运用儒、佛、道的某些学说和理论，来解释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理论，试图在中国社会和广大非穆斯林群体中，宣扬伊斯兰教，传播伊斯兰教。他们撰写了许多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交流和融合，是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学习交流的典范。同时，也是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在这个历史阶段发展的主要参考资料。

明清时期回儒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张中（约1584～1670年）、王岱舆（约1584～1670年）、伍遵契（约1598～1698年）、马注（1640～1711年）、刘智（约1655～1745年）、马德新（1794～1874年）等。

回回理学

一般是指明清时期中国回族知识分子（回儒）翻译阿拉伯—伊斯兰宗教哲学的学术著作和研究成果，也包括了他们研究的方法，提出的学说理论，与创立的学术体系等。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中国理学，一是阿拉伯—伊斯兰理学。

（一）中国理学

中国理学是指宋、元、明、清时期，以讨论气、理、心、性等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元、明时期，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理学有不同的流派和理论，涉及内容很广泛，表达方法十分复杂和烦琐，甚至有些晦涩费解。主要流派有:

1.“气一元论”。以张载（1020～1077年）为代表，主张从气一元论的宇宙观出发，来解释和说明世界与人类的关系。他们认为一切存在都是气，宇宙万物和人类都是由气聚而成。儒家认为最高本体的“天”，和道家认为最高本体的“道”，在他们看来，也都是“气”。“天”即“太虚”，是气散未聚的原始状态，“道”是气化的过程。即“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太虚无形，气之本体”。一切具体事物，都是太虚之气凝聚而成，万物消亡，又复归太虚。他们认为太虚（天）、气、万物，是同一实体的不同形态，这些形态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变化，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为太虚；世界统一于气，气有聚有散，万物则有生有灭。

2.“理一元论”。以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和朱熹（1130～1200年）为代表，他们把“理”作为最高本体，提出“理本位”哲学。二程明确区分“形而上”和“形而下”，把“理”说成是“形而上者”，把“阴阳”说成是“形而下者”。认为“理”不是“阴阳”，而是“所以阴阳者”。他们认为形而上之理，是世界的本原，万事万物都是由理派生的。朱熹发展二程的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理”，有“气”，“理”在“气”前，是“本”。“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当形而下者的事物没有产生时，形而上者之“理”就已存在。否则，就“无天地，无人，无物”了。“理”又没有形体，“无形无影”，“无情无状”，没有方圆、没有名状可言。“理”又是“不生不灭”“亘古亘今”的，是超时空界限的。众理之全体，便是“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太极散在万物，犹如月亮印在山川。

“程朱理学派”是中国理学中学术理论系统最完整、影响最大和最重要的学派，常常是中国理学的同义词。

3.“心一元论”。以陆九渊（1139～1193年）和王守仁（1472～1529年）为代表，主张“心即理”，“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强调主观精神作用，“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以吾心之良知为天理”等，他们的主张，形成了理学的“心一元论”思想体系。

中国理学是以周敦颐（1017～1073年）的《太极图说》为基本理论根据，认为“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无极—太极”是宇宙的本原。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由“阴阳”产生出“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由“五行”生成万物，万物变化无穷，都是“二气”和“五行”相互作用的结果。

理学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它发展了从殷周秦汉以来的中国传统哲学，又吸收融合了佛教哲学和道家学说，使中国哲学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理学家对哲学家问题的探讨，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超过了以往的时期，在思维思辨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在阐述气理心性等问题时，并没有指出它们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而是在两者之间犹豫徘徊，也没有一个人提出“造物主”的概念。佛教主张“修炼正果，涅槃成佛”，道教主张“炼丹苦修，得道升天”，这种“天人合一，人神并联”的“二元论”，与坚信“宇宙万物与人类皆为主宰造化”的伊斯兰一神论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是存在着巨大的原则性的差异的。

（二）阿拉伯理学

阿拉伯理学是伊斯兰教出现后才有的。从世界宗教发展的历史来看，多神教在前，一神教在后，伊斯兰教是世界上三个“一神论”宗教中最后一个出现的。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中，向部落游牧民族开始传播伊斯兰教，他是以造物主“安拉”的名义，向他们转述经天使传达给他来自安拉的“启示”（wahi）。所以，伊斯兰教是典型的“天启”宗教，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Rasul al-Allah）、“阿拉伯人的先知”，与经过自己“苦修苦炼”而“成仙成佛”的多神宗教的教祖，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伊斯兰教最初出现在沙漠部落社会中，它的由“创世说”“现世说”“来世说”构成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却是非常完整和全面的。早期的穆斯林对天启宗教的信仰也是坚定不移的，他们积极对外宣传伊斯兰教教义，誓死捍卫自己崇高的信仰。伊斯兰教向西亚、北非等广大地区迅速扩展后，接触到了希腊、埃及、印度和波斯等古代文明，一部分穆斯林学者（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受到这些古代文化和思想的影响，从理论上要进一步研究伊斯兰教教义和信仰基础，出现了不同的学术理论和流派，开展了伊斯兰宗教思想和哲学的大辩论。关于“创世说”的讨论，形成了经典派和唯理派两大派别；关于“现世说”的讨论，出现了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和什叶派的教法学派；关于“来世说”的讨论，出现了许多思想活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梦幻诗歌和文学作品。

伊斯兰教创世说的核心是:“安拉创造了宇宙、人类和万物；安拉是唯一的主。”这也是穆斯林最基本的信仰，否则，就不称其为穆斯林。从公元610年先知穆罕默德开始传播伊斯兰教，至公元632年去世，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是转述这一基本教义的。《古兰经》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也是讲述这一教义的，直接讲述安拉创造世界和人类的经文，有数百段之多，讲述得很具体，很详细。如“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曾创造天和地，曾造化重重黑暗和光明。”（6:1）“他就是本真理创造天地的。在那日，他说‘有’，世界就有了。他的话就是真理。”（6:73）“你们的主确是真主，他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他把日月和星宿造成顺从他的命令的。真的，创造和命令只归他主持。多福哉真主——全世界的主！”（7:54）“我确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了人。”（23:12）“他创造了你们，先用泥土，继用精液，继用血块，然后使你们出生为婴儿，然后让你们成年，然后让你们变成老人——你们中有夭折的——然后，让你们活到一个定期，以便你们明白道理。他能使人生，能使人死。当他判决一件事的时候，他只对那件事说‘有’，它就有了。”（40:67～68）

对于伊斯兰教的创世学说，穆斯林大众和经典派是完全接受的，他们对有关经文也是坚信不疑的。至于安拉是如何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的，为什么安拉说“有”就有了，这一切都是如何产生的，从无到有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等，他们认为这些都属于安拉的“秘密”，没有必要去追问究竟。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天机”，既不能泄露，也不是人类的能力和知识能够想象出来的。然而，唯理派仍然认为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使这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合适的答案。唯理派主要包括哲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许多自然学科的学者，也包括苏非派和什叶派的宗教学者。他们在承认“安拉是独一的主，安拉创造了人类和宇宙万物”的前提下，对创造的“本原”提出了以下两种不同的看法。

1.“知本原说”即“理本原说”。法拉比（870～950年）认为:“安拉是远远超出物质的理性（rational，理智）。”^[1]那么，他与宇宙万物的关系如何呢？安拉是“独一无偶”的，那么，又怎样产生了这么“多”的事物呢？法拉比用“流溢说”和“理性说”来解释。他说:“宇宙万物是根据安拉的‘知’产生的，宇宙万物的存在仅仅有安拉的‘知’就够了。宇宙万物的产生不是由于安拉的动作或机体产生的，流溢是一种理性行为。”^[2]关于“流溢”的方法，他说，在安拉自我存在的理性中，存在着流溢和创造力量，因而由安拉本质“溢出”第一存在，即第一理性。这一理性具有双重性，开始有了“多”，由第一理性产生第二理性，即最高天体和灵魂；由第二理性产生第三理性和恒星；由第三理性产生第四理性和土星；由第四理性产生第五理性和木星；由第五理性产生第六理性和火星；由第六理性产生第七理性和太阳；由第七理性产生第八理性和金星；由第八理性产生第九理性和水星；由第九理性产生第十理性和月亮；由最后一个理性产生地球和水、火、风、土四大元素，从而形成了地球上的各种物质^[3]。法拉比的“十大理性说”既包含了新柏拉图学派的神秘主义，也包含了苏非派的神秘主义。

2.“光本原说”。《古兰经》中有一段经文:“安拉是天地的光明，他的光明像一座灯台，那座灯台上有一盏明灯，那盏明灯在一个玻璃罩里，那个玻璃罩仿佛一颗灿烂的明星，用吉祥的橄榄油燃着那盏明灯；那橄榄树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它的油，即使没有点火也几乎发光——光上加光——安拉引导他所意欲者走向他的光明。安拉为众人设了许多比喻，安拉是全知万事的。”（24:35）伊本·西那（980～1037年）从光本原说出发，把灯台比做理性的原质状态；把橄榄树和油比做理性的潜在状态；把玻璃罩比做理性的完备状态；这盏灯发出的光，就是理性的实际运用。“光本原说”与“理本原说”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

“光本原说”的典型代表，是苏非派中的“启明哲学派”（al-lshraqiyah，Illum ination Philosophy，又译照明哲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苏哈拉瓦尔迪（al-Suhrawardi，1153～1193年），伊本·阿拉比（Ibnal-Arabi，1165～1240年），伽莱勒丁·鲁米（Jalalaldin al-Rumi，1207～1273年），伊本·萨巴因（Ibn Sab’in，1217～1270年）和奴鲁丁·伽米（Naru al-Din al-Jami，1414～1492年）等人。苏哈拉瓦尔迪著有《启明哲学》（Hikmat al-Ishraq）和《光明殿堂》（Haykal-al-Anwar）等书，他精通古代希腊、波斯、埃及的文化和思想，也十分了解伊斯兰各学派之间的分歧。他的“创世学说”的观点，是建立在“流溢说”的基础上，他认为“溢出”的世界有三个:理性世界、精神世界、物质世界。第一个世界包括所有的“胜利之光”，其中有“能动理性”，即“圣灵”。第二个世界包括天体和人的灵魂。第三个世界是构成各种元素的质料，即在月球以下的固体和液体世界，也就是感性世界。第一世界最重要，是第二、第三世界的源泉，是本原。苏哈拉瓦尔迪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在“纯粹之光的理性世界”和“纯粹物质的感性世界”之间，加入了一个“精神理念世界”，它是一个“悬空的典范世界”。苏非派学者库图卜丁·希拉兹（Qutb al-Din al-Sherazi，1236～1311年）说:“启明哲学是建立在‘光照’，也就是‘显示’的基础上，因此又称东方哲学（Oriental Philosophy），也就是东方波斯人的哲学，但主要是指前者。也就是说，这种哲学是启发显示性的，是自我感受性的，如同早晨东方显示的曙光一样，它是理性曙光的显示，只有人们的心灵达到高度纯洁的时候，这种曙光才会发扬光大。”^[4]这种根据“显示”和“感受”而“恍然大悟”的思想境界，或者说，这种以“领悟”或“顿悟”为主要标志的“启明哲学”，是许多古代东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启明哲学思想是一种古老的东方哲学思想，人们把太阳升起的东方视为光明之地，把智慧、知识比做光明；而把日落的西方视为黑暗之所，把愚昧、无知比做黑暗，形成了最初的启明之说。三四千年前古埃及法老时期留下的象形文字的古迹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在波斯和中亚地区出现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该教崇拜光明，主张善恶二元论，传播很广，后来还传入中国，称“祆教”或“拜火教”。后来该教衰落，伊朗也完全伊斯兰化，但是，在信奉了伊斯兰教后的波斯穆斯林知识分子和学者中间，这种崇拜光明的教义，成为后来启明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这些学者们擅长思辨和逻辑，并把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伊斯兰教的各种学术研究中，所以伊斯兰教苏非派学者中有许多波斯人，就是这个道理，他们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

“光”在世界各大宗教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是神圣、智慧和灵性的象征。

《古兰经》中的《光明章》（第24章），为苏非派学者的“光本原说”提供了一个经典依据，他们认为安拉是真理之光、终极之光、绝对之光，称做“真光”“圣光”和“神光”；宇宙的本原是真光，万物是由不同程度的光与暗构成的，是真光或隐或现的结果，或者可以说，是不同程度照明的结果；人的知识也是对人的灵魂不同程度照明的过程和结果。他们还提出了“穆罕默德真理”（al-Haqiqat al-Muhammadiyah）和“穆罕默德之光”（al-Nur al-Mu-hammadi）的观点，伊本·阿拉比认为:“穆罕默德真理就是本原，第一完全真理，是安拉本体的第一肯定。本体包括了上界和下界一切存在的真理，是理论和实践完备的流溢，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完备，体现在从阿丹（亚当）到穆罕默德众先知身上。”^[5]也就是说，先前的众先知都是“穆罕默德真理”的显现和组成部分。他还认为每个先知都是安拉真光的显现，穆罕默德居众先知之首，因而是“完人”，他是安拉“光中之光”的显现。

苏非派关于“穆罕默德之光”的观点，源出该派早期学者哈拉智（al-Hallaj，857～922年），他认为穆罕默德之光，在一切被造化物产生之前就已开始照耀，众先知从此获得正道，众圣徒（瓦利）从此获得知识。伊本·阿拉比认为，穆罕默德之光是神光流溢中先于一切的光；安拉作为宇宙万有之本原，并不是直接参与造化，而是通过穆罕默德之光。安拉的造化借助于神光之余光不断地和分层次地照射或衍化，从而有了先天的理性和后天的人类与万物。根据苏非派的主张，人在先天的灵魂中，已经具有了穆罕默德之光的余光。或者说，人的灵魂中在前世已经具备了“内光”，这种内光在人降生后，是信仰安拉、认识安拉并得以“回归”的基础。

苏非派学者中，也有人主张“爱本原说”，他们提出“神爱”的观点，成为另一种创世本原说。

（三）儒道释与中国哲学

中国的儒家不是宗教，儒家思想和学说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虽然在中国和外国都有人愿意称它为“儒教”或“孔教”，甚至也有人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也是“先知”，他传播的是“实证宗教”（Positivism），与一神论的“天启宗教”（Inspiration）相对应。他们这样说，可能是他们看到孔子的学说，在规范社会秩序，纯洁人的思想，净化人的伦理道德和品行等方面，发挥了与宗教相同的效果。但是，孔子不宣传宗教，不谈神、鬼、怪、力，也不谈阴阳与生死，而主张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寻找出它们的规律和解决办法。孔子重视教育，重视道德，重视政治，这也是孔子学说和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孔子关注的是“六合之内”的事情，是与人有关系的事情。关于“东西南北上下”六合之外的事情，在中国实际上是由道家学说和佛教教义来补充的。道家讲“道”说“理”，论“阴阳”述“五行”，是为阐明“造化”的本原，是属于形而上学范畴，后来的人把“道家”变为“道教”，主张炼丹修仙，履行画符、斋醮，带有迷信色彩，一些宗教功课也与佛教雷同。释迦牟尼创建的佛教讲“禅”说“法”，是为了“普度众生”，脱离这人世的“苦海”，到达“极乐世界”的“彼岸”，佛教的“因果说”“轮回转世说”和“善恶各有报”等诸多说教，还有它的“天上、人间、地下”的“三界说”等，都是典型的“神学”和“来世哲学”。道家的思想和佛教的说教，在历史上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所接受，与儒家学说合在一起，形成了大多数中国人能理解和接受的“创世”“现世”和“来世”的中国宗教神学和哲学。三者结合在一起，彼此之间的联系，虽然显得十分松散，但还算完整，对信仰者的要求也不十分严格，非常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情。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说:“中国封建时代，宗教神学也比较活跃，但始终未能占据统治地位，正统思想一直是儒学。道教、佛教学说中反映出了不少哲学思想，构成了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儒家哲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儒家学派以经学的典籍为依据，因袭‘天命’一类传统观念，但却没有树立一个主宰世界的人格神；他们不注重彼岸世界，而着眼于现实社会；不是进行宗教说教，而是实施道德教育。”^[6]又说:“理学以儒家孔孟学说和《周易》的哲学为基础，吸取道家和佛教的思想资料，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7]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教授说:“中国佛教既有佛教的共同性……又有中国地域的特性，它结合了中国社会的需要、民族文化的特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义。广大汉族地区的儒、佛、道三教融合思想，构成了中国后期佛教的特殊内容和典型基调。……汉传佛教是儒学的必要补充。”^[8]

（四）学通四教与回回理学

“四教”指的是儒家、道家、佛教和伊斯兰教（回教），“学通”指的是深入了解和掌握这四个学术派别的宗教哲学思想和精神内涵，能够学通四教的人，实际上就是明清时期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和学者（回儒）。当时，汉族知识分子中，学通“三教”（儒、道、佛）的人很多，但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学通伊斯兰教的。他们不信仰伊斯兰教，不懂阿拉伯文，伊斯兰教的主要经典，当时还没有翻译成汉文，所以他们无从学起。

明清时期的回儒，既是学通四教的大学者，也是回回理学的创立者，他们既精通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道释三家的学说和思想，也十分了解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哲学思想和观点。他们和其他哲学家、思想家一样，擅长于思辨和逻辑，他们运用自己丰富的中外知识，发挥自己理性思维的特长，探讨人类的起源、宇宙万物的生长和转化。他们把天地、万物、动静、形神等，既看做是有区别的，又同时把它们看做是互相有联系的统一体。他们使用的语言和术语，既有中国传统哲学中各个学派的语言和术语，更多的却是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中的语言和术语。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他们使用最多的是理学派的语言和思维方法，在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中，他们使用最多的是唯理派的语言和思维方法，他们阐述和介绍最多的也是唯理派的理论和观点。回回理学实际上是中国哲学中理学和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中的唯理派——主要是苏非派——交融结合的结果。在回回理学许多代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法拉比“十大理性”的创世学说，伊本·阿拉比的“完人”“大世界”“小世界”的哲学理念，苏非派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启明哲学“光本原论”的“真光、余光、内光”之说，唯理学派关于人性“善、恶、非善非恶”的“三分法”。他们用“真一、数一、体一”的“三一说”来表述安拉是“唯一的主”，是“真理的一”“绝对的一”“终极的一”的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即“真一”。用“数一”解决了“一”与“多”的关系和衍生过程，用“体一”解释了“万物”归于“一”的宗教信仰理念。伊斯兰教不主张“无中生有”之说，“无”是古代印度哲学的概念，也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他们是主张“无中生有”之说的，所以在古代印度数学中才有了“零”这个“数字”，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是他们对世界数学发展的一大贡献。伊斯兰教主张人类与万物皆源于“一”，即“真一”，即“真主（安拉）”，他不是“无”，而是“有”。所以，回回理学不接受中国理学中关于“玄虚”与“空无”的论点，而与孔孟学说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是以解决人类社会中许多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而不是脱离实际的“坐而论道”和“高谈阔论”。因此，不能把中国回族先贤和学者们的学术著作，仅仅看做是“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的阿拉伯文伊斯兰教经典著作的“汉译本”（“汉克塔布”），他们在用汉文展现天方经典奥义的过程中，是有许多创新立异之作，也有许多精彩发挥之处。回回理学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两种思想和两种哲学体系的交流与互动，它是成功的，富有成效的，既创立了中国伊斯兰教理性哲学体系，也丰富了世界伊斯兰教理性哲学的内容。

（五）两种文化、思想和哲学体系

中国文化主要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古代，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于农业生产，中国先民很早就在这里定居，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农业生活和农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中国文化，因此，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河流文化。

中国的农耕社会，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人口居住集中，凝聚力强。二是人口增长较快，国家形成初期，人口就有相当大的规模。所以社会群体之间接触和碰撞的频率较高，社会成型较早，经验较丰富。

中国文化萌芽于殷商时代（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成熟于周朝（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和经过孔子整理、编纂的《诗》《书》《礼》《易》和《春秋》等，既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学说的基础与经典著作，也是中国古代氏族社会几千年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巩固，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所以，才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中国很早就重视记载国家的重要活动和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要求史官的记载准确、客观、公平，不受当朝权威的干扰和影响，这几乎成为一个“定制”，因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典籍，它们既是中国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经、史、子、集”主要就是讲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所以，中国文化实际上是“史官文化”或“历史文化”。

中国哲学起源很早，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学派众多。中国传统哲学主要与“经学”相结合，而不是同“神学”或“形而上学”相结合。“神学”和“形而上学”是后来道家和佛教带过来的，所以中国哲学是社会哲学、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的宗教色彩不浓，中国远古社会的巫教，没有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的宗教，没有树立一个主宰世界的人格神，只是因袭“天命”一类的传统观念，因此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观念不强，具有很大程度的开放性，可以接受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具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在认为“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放弃它；宗教仅仅是文化的一部分，宗教信仰仅仅是一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没有全国统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最大特点，它是优点，也是缺点。

阿拉伯文化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腹地，气候炎热，终年干旱少雨，没有常年的河流，只有在沙漠旷野深处的绿洲可供放牧，不适合农业生产，他们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很强，是游牧民族，社会以家族为主，氏族次之，是结构松散的部落社会，阿拉伯文化是游牧民族的沙漠文化。

阿拉伯文化也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早在公元前13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就出现了氏族社会马因国家，在它之后是赛伯邑国家和希木叶尔国家，这些国家都有高度的文明。在《圣经》中就有关于示巴（赛伯邑）女王会见所罗门（苏莱曼）国王的盛大场面，豪华的宫殿，艳丽的服饰，互赠珍贵的礼物……都展示了当时阿拉伯半岛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

公元5至7世纪，是阿拉伯文化发展的第一高峰，在这个时期，阿拉伯语言、诗歌、演说词和卜辞等，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尤其是诗歌，它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格律严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形成阿拉伯诗歌的典范和传统。这些诗歌抒发了游牧民族青年男女的真挚爱情，描绘了浩瀚沙漠皓月当空的美丽景色，也反映了部落社会的真实生活和许多历史事件，表达了人们的道德情操、人生哲学和对宇宙的最初认识。这些诗歌也是我们了解和研究阿拉伯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

《古兰经》是这一时期阿拉伯散文发展的最高典范，也是第一部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散文著作，阿拉伯民族也随着《古兰经》的出现，而诞生了最后定型的文字——阿拉伯文。《古兰经》问世后，不仅在传播宗教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而且在传播阿拉伯语言和伊斯兰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同样不可磨灭的。《古兰经》不仅包括了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和基本信仰，还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和规章制度，还有许多故事、传说和谚语等。

伊斯兰教是在西亚沙漠地区最后出现的一神论天启宗教。关于一神论天启宗教为什么会出现在沙漠游牧民族中间，阿拉伯哲学家、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年）有一段很好的分析。他说:“这是因为游牧民（贝都因人）生性野蛮，是彼此很难驾驭的民族，他们粗鲁，但自尊心很强，有很大的抱负，和强烈的权力欲望，所以他们之间的志趣爱好，很难取得一致。只有当他们中间出现的先知，来领导管理他们的时候，他们那种骄傲自大的态度，和争权夺利的欲望才会消失，变得容易接受领导和彼此团结一致。因为宗教就是要消除野蛮不开化状态，克服骄傲自大的性格，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妒忌和竞争状态。如果先知来自他们民族内部，由他以真主的命令行事，来教育他们，指导他们，就能去掉他们身上的种种恶劣品行，取而代之的是种种优秀品行。就能把他们联合起来，伸张正义。而当他们团结起来，取得了优势和权力之后，他们就会成为接受真理和接受领导最快、最容易的民族，因为他们天性纯洁，朴实无邪，没有扭曲的心理。虽然他们曾经是生性野蛮，容易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但同时，他们也容易接受好的品质教育，使这些品行成为自己的品行，再没有过去那些恶劣的行为。”^[9]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教义，规范了沙漠游牧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为穆斯林制定的道德行为准则，极大地净化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树立了伦理道德的崇高形象。随着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出现，产生了许多宗教学科和人文学科，奠定了阿拉伯文化的基础，阿拉伯文化是典型的“宗教文化”和“信仰文化”。阿拉伯人的文化与宗教的交融结合，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项伟大成就，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面旗帜，鲜明地树立在世界文明之列，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不多见的。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哲学，是与“神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宗教色彩不仅很浓厚，而且很广泛，表现在各个方面。伊斯兰教是“两世并重”的宗教，要求穆斯林勤奋工作，不能虚度“今世”，也要求他抓紧时间，多做好事，广施善行，追求“来世”的幸福。伊斯兰教认为“今世”仅仅是一个“旅程”，而“来世”才是他的“回归”之所，所以伊斯兰教把“死亡”称为“归真”或“归主”。“来自真主，回归真主”是基本教义，过去，伊斯兰教在中国称“回教”，这一称谓应该就是取自这一基本教义，而不是此名称的音译或发音的转化。宗教信仰对于穆斯林来讲，是要坚持一生的，不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事情；文化是信仰的一部分，生命和生活也是信仰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宗教功课和宗教礼仪，也贯彻和体现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当中，成为他们严格遵循的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这一切都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9年第2期）　　

【注释】

[1]哈纳·法胡里:《阿拉伯哲学史》（阿拉伯文版），贝鲁特时代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

[2]哈纳·法胡里:《阿拉伯哲学史》（阿拉伯文版），贝鲁特时代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

[3]哈纳·法胡里:《阿拉伯哲学史》（阿拉伯文版），贝鲁特时代出版社，1982年，第110～115页。

[4]哈纳·法胡里:《阿拉伯哲学史》（阿拉伯文版），贝鲁特时代出版社，1982年，第303页。

[5]阿卜杜·蒙尼姆博士:《哲学百科全书》（阿拉伯文版），开罗麦德布里出版社。

[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I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1221页。

[7]《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I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1217页。

[8]《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I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1188页。

[9]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阿拉伯文版），贝鲁特黎巴嫩书店，1990年，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