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对话·文化启蒙

时间：2023-04-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重构·对话·文化启蒙——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历史类型与理想追求丁克家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作为中华民族传承群体的成员，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进程相依存相映衬，为中华文明的建设，为回族文化的成型和传扬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重构·对话·文化启蒙——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历史类型与理想追求

丁克家

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作为中华民族传承群体的成员，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进程相依存相映衬，为中华文明的建设，为回族文化的成型和传扬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沐浴、吮吸着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承接有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特质，从理论探索、思想建构、社会实践等多方面，为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一代代薪火相传，绵延不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中，为回族文化的建设、回族穆斯林文化的理解与被理解，进行了呕心沥血的奋斗，走过了一代又一代栉风沐雨的心路历程。

笔者认为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指元、明以来，涌现于中国社会各行业、各阶层的各类穆斯林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狭义上指为维系长期生活于中国文化大环境下回族穆斯林群体的文化根脉，重建、构造、完善回族穆斯林精神文化，使其不断与中国文化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向相协调发展的知识分子群体。从这一层面上讲，后者的努力和贡献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更为历史而具体地展现着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文化精神、道德人格与真善美的理想追求。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历史的纵向横面将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划分为三种历史类型，即:经堂教育的创立人及学派传人；以汉文译著为主的著述家群体；以“四大阿洪”为主的近代穆斯林知识分子，并将他们置于中国文化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讨论分析，以探求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一、经堂教育及其学派:中国穆斯林精神家园的重建和开拓

元明以降，唐宋元大批来华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亚诸族穆斯林，在与中国汉族等族的融合、交流中，完成了中国穆斯林群体的本土化，回族穆斯林居住格局逐步形成。明朝政府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采取“转相化导”的政策，鼓励穆斯林按儒家纲常礼教行事，设法化导并约束伊斯兰教，阻止穆斯林自相嫁娶，用行政手段促成同化，在内地禁止“胡服、胡语”，使回族穆斯林变姓名为汉姓。面对“教道久湮、人心厌弃”的中国穆斯林信仰危机，加上“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使回族穆斯林彻底割断了与伊斯兰世界的往来联系。社会形势的日趋严峻，使以胡登洲为首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站在时代的前沿，审时度势，树起了回族穆斯林精神文化重建和实践的大旗。他们以各自的“尔林”（知识）和操守（道德修养），泽被中国大地上的穆斯林群体，为回族穆斯林在中国的大文化环境中建设精神家园、坚守心灵信仰、维系民族群体认同、增强凝聚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创立的经堂教育体制及代代影响，具有开启山林的历史贡献。纵观经堂教育的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轨迹，从中不难看出这一历程中所涌动着的一代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和理想追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堂教育开启了中国伊斯兰教育文化的先河，是一种影响持久的中国穆斯林民间文化体系

胡登洲率先在关中创立经堂教育，主要原因有二:客观上，以长安（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农业发达，商业经济繁盛；长安（西安）又是十三朝古都，汉唐盛世气象的摇篮，历史、文化底蕴的积淀丰厚。唐代以来，长安也是穆斯林先民最早云集的重要地区之一。宋元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宋明理学兴起，以张载为首的哲学家形成“关学”而独树一帜，并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的理想精神和实践。同时，明代官学渐废，书院日兴，关中书院在北方曾一度兴旺，声名远扬，成为宋明理学及关学的传播基地；在书院内实行老师自由讲学，学生亦以自学为主。目前，我们虽无胡登洲与张载的“关学”及关中书院有直接关联的史料佐证，但关中浓郁的文化氛围，同样会浸润着渭河两岸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尤其像胡登洲这样率先垂范的穆斯林知识精英。另一方面，在同治元年（1862年）以前，关中八百里秦川分布着近800坊清真寺，80多万回族^[2]，当地广大的回族穆斯林迫切需求宗教与文化生活的引导。在这种情况下，出身富商的胡登洲，外出经商，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年及五旬，宏学之念，久蓄于衷，而犹未以告人也”^[3]。面对时代的发展和穆斯林的需要，他应时而动，深感“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乃“慨然以发扬正道为己任，立志兴学”^[4]，开始在自己家中设帐讲学，后转移到清真寺内，将伊斯兰文化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免费招收学生，讲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经典，用经堂语口译和讲解伊斯兰经典，并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形式、考核、毕业方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制度，奠定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基础^[5]。

随着经堂教育的创立和发展，胡登洲及其弟子传人们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使经堂教育“民间”化、制度化、体系化，并在4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胡登洲及其弟子传人立足清真寺，面向散布各地乃至全国的穆斯林民众，建构成一套稳固的、坚实的穆斯林内部文化教育制度；尽管这一制度未能对中国主体民族汉族产生巨大影响，但它巩固和强化了回族穆斯林的文化精神认同和内聚力，因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它作为一种伊斯兰文化教育制度，是深深地植根于广大穆斯林民众中间，为大众服务的。它将伊斯兰文化从“六大信仰”与“五桩天命”等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基础到日常伦理道德方面，通过经堂教育这一制度的宣传、教化而深入人心，日久弥坚，并转化为中国穆斯林追求现实和后世“两世吉庆”的强大精神资源和动力。这些表现在回族穆斯林群体认同上，就是“回回见面三分亲”“一声色兰化知己”的同胞认同和情义，而试想，这“三分亲”“色兰”的文化认同表征后面，若没有经堂教育从哑哑学语开始的启蒙和熏陶，相隔天涯海角的穆斯林怎能认同与亲合？所以，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是有深刻、厚实的历史背景和积淀的。

经堂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的“民间化”标志是全国各地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各地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情形各不相同，各有变化。陕西学派作为经堂教育中心，以胡登洲为代表的历代经师、阿洪形成了注重阿拉伯语认主学的课目，形成“精而专”的风格；山东学派以常志美、李延龄为代表，阿拉伯文、波斯文并重，表（凯拉姆）里（台萨卧夫）哲学相兼讲授，以“博而熟”为风格；云南学派以马德新、马联元为代表，其特点是阿拉伯文、波斯文兼学并授，也重视学习汉文，后来首倡“中阿并授”，影响巨大。至清中期，就形成了关中、同心、韦州、滇南、燕都、金陵、济宁、开封、武昌、保庆、柳州、河州、西宁等地为中心，遍及全国大部分回族地区的经堂教育。从此，这一教育制度更加深入民众，加之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经堂教育又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民间化”特点，因地而异、大同小异的经堂教育学习、学派，更加贴近当时各地穆斯林的实际。地域特点和学派的不断形成和巩固又进一步强化了经堂教育的“民间化”深入发展。胡登洲及历代著名经师、名不见口传的阿洪们，为经堂教育的“民间化”及教育体制的完善，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二）坚持“元典”的精神和文化价值取向

“元典”是文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包蕴着原创性精神的典籍，如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基督教的《圣经》、佛教的佛经等。从文化发生学看，这些典籍都具有“青山不老，绿水长流”的强大生命力，不会随时代的迁衍而暗淡、消失，反而历时愈久而愈益光耀夺目。文化元典因其原创性、首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思想的深邃性，成为一种文化和文化主体垂范久远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元典又具有不朽性和超越性。这主要表现为元典的思想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具有指导作用。元典讨论不朽的主题时所提供的是一种哲理式的原型，一种开放性的框架。元典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它能够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启示渊薮，在历史进程中可以被人们不断作出新的诠释，以适应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的理想追求和文化需要。

《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元典，是真主对穆罕默德的启示。《古兰经》规范和指导着穆斯林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精神追求，并产生着深远而又常新的历史性影响。以胡登洲为首的经堂教育出身的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将以《古兰经》为核心的伊斯兰正统派元典深深地移植并扎根于中国回族穆斯林民众中间。在经堂教育中，设置以《古兰经》经注学为主的“十三本（十四本）经”的伊斯兰教经典，供历代经师、阿洪学习、研修和宣讲，并作为后来必读、必修的“赛拜嘎”经典。这些经典包括语言学（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教义学、经注学、教法学、文学等诸多方面^[6]。通过对这些学科知识的学习，满足了广大经师、阿洪和穆斯林民众对包括《古兰经》、“圣训”等元典在内的伊斯兰文化丰富内涵的认识、了解和继承。经堂教育经典讲习的课目设置，对中国回族穆斯林产生了最为直接的重要影响:（1）以《古兰经》为元典的经注学、认主学思想深入民众，强调元典《古兰经》的绝对权威性，严格恪守逊尼派“正宗”“正道”信仰的教义、教法学理论和主张；（2）遵守圣教经典“述而不作”的敬畏心理，尤其对《古兰经》、“圣训”等元典的翻译、诠释，一再地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3）保存了伊斯兰文化的大量典籍，并使《古兰经》、“圣训”、教法经等大量伊斯兰正统派经典成为回族穆斯林妇孺皆知的经典，代代传习不息，这在伊斯兰世界之外的穆斯林居住国家和地区中，独树一帜，极具代表性；（4）伊斯兰教元典《古兰经》等经典的广泛流传、讲习，成为中国回族穆斯林一代代吮吸、汲取的绵绵不断的心灵资源和强大精神动力源泉。通过伊斯兰教元典的宣讲、教化，铸造了中国回族穆斯林豁达大度、刚正不阿、乐天达观、吃苦耐劳、追求“两世吉庆”的积极昂扬性格和立世精神，规范和陶冶了广大穆斯林基本的人生态度、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价值取向；同时与悠久博大的中华文化“沐而不化”“合而不同”，相互摄融，吐纳有致，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

经堂教育坚持伊斯兰元典、经籍的讲习传统，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深远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都要归功于胡登洲及历代经师、阿洪的默默奉献和文化重建的努力和实践，这一传统至今仍在随时代的变迁而自我调适和有所发展。因此，并未像有些论者那样危言耸听。试想，如果中国回族穆斯林丢失掉经堂教育传习元典、经籍的传统，那中国伊斯兰文化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创制的“经堂语”话语系统成为中国伊斯兰文化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文化代码”之一

胡登洲及其弟子、再传弟子们为适应经堂教育教学需要，创制了适合中国穆斯林学习和交流伊斯兰文化的话语体系——经堂语。所谓话语，简而言之，指人们谈话时，说话者（speaker）将其理念或讯息以一可以辨认而又组织完整的方式，传递给听者（listener）的过程。福柯扩大其定义，泛指人类社会中所有知识讯息之有形或无形的传递现象，皆为话语。社会各个层面都因有其特定的话语存在，而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文化及认知体系。经堂教育的历程表明，经堂语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在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碰撞、交融和相互借鉴中所形成的一套内部文化认知体系。经堂语主要指经堂教育学习过程中，用于讲经解语的一种汉语形式的伊斯兰语辞系统；经堂语话语结构的最大特点是，话语语法结构和词汇采用汉语形式，其中夹杂大量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并表现出不同于一般汉语的特点。经堂语（附带“小尔锦”）的语言结构，保留了回族母语语言嬗变过程中双语制和混合语现象的遗存，因而被语言学家称做回族语言文化的“活化石”^[7]；更重要的是，经堂语曾经一直是回族穆斯林（尤其聚居区）社会交往、群体认同、信息传递中一种重要的话语结构，它不仅是经堂教育中阿洪、经师传习、讲解、抄写经典的主要语辞，而且是广大穆斯林了解经典教义、教法和伊斯兰文化的重要交际工具，这一话语，曾成为回族穆斯林传统精神坚实的“文化代码”和“知识话语”体系。从研究角度看，它具有永久的语言学和文化学价值。

经堂教育从胡登洲创立起，历经400余年，代不乏人，名师辈出，一代代经师、阿洪代表着底层回族穆斯林在向历史和世人显示着自身的文化价值；他们的理想追求和奋斗足迹将永被后人纪念，并会把他们开创的事业和优良传统在继承中更加发扬光大。

二、汉文译著学者群体:致力于文化对话和双向理解

如果说胡登洲及其弟子开创的经堂教育体制完成了适合回族穆斯林社会境况的内部文化、认知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那么形成于明末清初，止于19世纪末的汉文译著学者群体，则是在继承经堂教育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面对中国文化大环境、中国回族穆斯林如何适应和发展问题的思考与实践中，掀起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文化“中国化”建设运动。汉文译著学者开始先由个体的努力和贡献而逐渐合流汇集成群体的优势。汉文译著者大多出身经堂教育，既有扎实的伊斯兰文化传统知识，也有汉文化的广博知识，同时，又兼通佛、道、基督教之学。相对于经堂教育的前代穆斯林知识先辈，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造性地运用汉语书面语，创立和发展了一套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汉语伊斯兰话语体系，以译述、著作的文本形式向汉文化界和教内外人士，阐释、论证了伊斯兰文化的精深、广博内容和鲜明特征，给中华文化长河注入了一股同属东方文化的高层次文化——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的支流。从此，揭开了中国伊斯兰文化在汉文化领域独占一席并逐步向学理化发展的序幕。从这层意义说，汉文译著学者群体的贡献是空前的，也是他们被后人“高山仰止”的永久魅力和价值之所在。就丰富的汉文译著的学术成果而言，从诸如语言学、符号学、比较哲学、文化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学等多学科理论方面，有很多值得重新阐释和解读的可能及必要。但仅就形成这一中国伊斯兰文化“洋洋大观”的学者群体来看，他们的时代贡献和理想追求之所以“长青不老”，是具有其重要的合理内核和人文主义精神价值的。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伊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高阔视野和学术见识、胸怀

身处中华文化汪洋大海中的回族穆斯林，在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生成、发展之初，就伴随着面对选择汉语作为母语，从饮食起居到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等方面，如何重构适应中国大文化环境，又不失掉回族穆斯林先民固守的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特质的自身文化。历史事实证明，回族穆斯林的自身文化，在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两大体系的交融互补以及内外驱动力的作用下，一直在与中国社会实际的不断磨合、协调中进行着、嬗变着，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历史生成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最重要、最深刻的标志就是首先用汉文译作、著述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系列著作的出现。汉文译著的学者个体努力和群体优势，最鲜明地表现出他们不仅对中国回族穆斯林文化重建与阐扬的渴望与迫切心愿，而且表现出他们先知先觉的文化开创精神和“独上高楼”的高远知识视野和开阔的学术胸怀。

面对回族穆斯林社会内部伊斯兰文化“弱化”“教道衰微”的现象，加上“间有稍通教律，时也讲论，又多曲为臆说，骇人听闻”的情况较为普遍^[8]，而明、清统治者对回族穆斯林采取歧视政策，认为伊斯兰教是“不敬天地，不祈神祗，不奉正朔，不依节序。另定宗主，自为岁年”的异教^[9]，有禁绝而后快的动机；广大非穆斯林群众对伊斯兰教不了解，也往往妄加猜忌和排斥。基于内外部的环境和现状，出身于经堂教育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为维护和建设穆斯林传统文化，采取“以儒诠经”的途径，注意吸收和改造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料来阐释伊斯兰文化的丰富内涵，并回答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他们在坚持伊斯兰文化如“认主独一”等原则和框架的前提下，积极开放地引进儒家文化中的哲学概念、道德伦理观念，并以“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大胆了解和钻研儒、释、道及诸子百家的学说。尤其后起的刘智“八年膏晷，而儒者之经史子集及杂家之书阅遍。又六年读天经。又三年阐释藏竟。又一年阅道藏竟……继而阅西洋书一百三十七种，会通诸家而折衷天方之学”。气度不凡，胸怀开阔，可谓苦心孤诣。包括后来的马德新、马联元等穆斯林知识分子，对儒、佛、道各种学说思想采取更为积极学习、了解的态度，认为“各教之道，皆有可取”（《性命宗旨·马安礼序》）。这种积极、开放、宽容的学术见识和胸怀，使汉文译著穆斯林群体努力并成功实践了一条“伊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建设道路。他们在汉文著述过程中，广采百家之长，通过对儒、道、佛各家学说的学习、了解，作为研究、阐释伊斯兰文化的多元参照系，并在同它们的双向和互补交流中，使汉文译著的文化传播能做到取长补短，游刃有余，并将这一文化学术活动逐步推向高潮。

（二）紧密联系民众和社会，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穆斯林实际的学理实践道路

汉文译著学者群体的学术成果，其所面对的主要对象是回族穆斯林大众和知识分子，还有主流社会的汉族士大夫文化阶层乃至统治集团。但回族穆斯林作为伊斯兰文化的主要载体和实践力量，大都是无地或少地的普通农民，文化水平低。针对这一状况，汉文译著学者们正是凭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理解和对儒家思想理论方面的深厚功底，才恰当地吸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料，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阐述伊斯兰文化的内涵和深奥哲理，从而把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10]，并逐步在穆斯林大众和中国社会中产生共鸣。这对内满足了没有机会接受经堂教育学习的广大穆斯林认识、了解伊斯兰文化的需要，同时也向非穆斯林宣传了伊斯兰教义并解释疑难以求得沟通和谅解。

汉文译著学者群体立足穆斯林大众，也努力寻求希望能从政治上、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对伊斯兰教及其文化的了解、支持和帮助。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就请汉族士大夫何汉敬等人作序，同时还就伊斯兰文化的相关问题同穆斯林同胞、学者，同佛、道教人士、地方缙绅等诸多人物进行探讨和交流，扩大了伊斯兰文化与儒、佛、道知识界的沟通。马注甚至撰写了《进经疏》，并在《清真指南·自序》中称，著《清真指南》固然是为了昭明伊斯兰之“大道”，然当“圣天子俯躬询道，穷理若渴”之时，使苦心阐扬伊斯兰学理的书为皇帝所了解，“未必非清真之幸也”。刘智的著作则广泛地得到了汉族上层士大夫的赞赏、认同和推崇，后来的马德新、马联元则更是努力进取，以实现和完成“遵中国之理，引孔孟之章，译出天道、人道之至理，指破生来死去之关头，其功可谓大矣。不但使吾教人容易知晓，即儒教诸君子咸知吾教非杨墨之道也”（见《四典要会·马兆龙序》）的文化理想和追求。汉文译著学者群体的努力和实践道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沟通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道家、佛学之间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桥梁”中介。同时，汉文译著学者群体在中国回族穆斯林民众中影响深远，经久不衰。如马注为云南地区开“回儒兼通”的风气之先，普遍受到后人的纪念和崇敬，甚至如伊斯兰教西道堂，就直接以刘智等人的汉文译著为创造源泉，并走出一条最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本土发展道路。在西北地区苏非主义各门宦中，汉文译著及其学者的思想，至今仍发挥着“教科书”的重要作用。

（三）在继承经堂语的基础上，创制了一套意义重大的“汉克塔布”伊斯兰话语体系

如果说经堂语只是作为回族内部尤其经堂教育中常用的讲经、译经的一套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口语话语系统，广泛流传在回族穆斯林内部，那么汉文译著活动中，各个穆斯林学者创制的有关阐释伊斯兰文化如认主学、伦理学、哲学等方面的汉语表述词汇、语汇、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对译术语等，则是对经堂语的进一步提炼，使之书面化、典雅化，更进一步符合汉语的语法、修辞特征。为数众多的汉语伊斯兰文化词汇，大多来自传统儒学及宋明理学概念、道家的术语及佛教用语。这一过程绝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而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在奉行“拿来主义”的同时，赋予这些词以伊斯兰文化的特质，并努力做到“信、达、雅”。时至今日，这一套词语系统仍是中国文化学术界解读和阐释伊斯兰文化的重要话语。小到“清真”二字，大到“真一”等的理念阐释和性理功修学说，都离不开汉文译著知识群体首创的这一套“汉克塔布”话语体系。这是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界的一大卓越贡献，很有从语言学、翻译学、音韵学方面给予足够重视和研究的必要。因为以往的研究只注重经堂语而忽略汉文译著的话语体系，这是学术界的一大缺憾。要研究伊斯兰文化的中国化，这方面是一个重要而且必需的切入点。

至于汉文译著学者们“以儒诠经”的学术理论和特点，从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阐述较多^[11]，兹不赘述。但是，汉文译著学者群体为学术（译著工作）艰辛奋斗的历程，上下探索、知行合一的理性实践和人格修养^[12]；壮游祖国大江南北，深入民众、访师请教的虚怀求学精神，以及他们为致力于中国伊斯兰文化建设而锲而不舍、独立特行的人文品格；同时，又广开视野，积极引进、吸收和借鉴主流文化中儒、佛、道学的长处，并将汉文译著的范围逐步由认主学、宗教哲学、宗教典制、宗教教款扩及到天文、地理、文学和《古兰经》的汉译^[13]，表现出空前的文化胸怀和学术见识。他们的道德文章永远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界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后人深入探研和借鉴。

三、近代以“四大阿洪”为代表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文化启蒙与实践

近代时期，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西方的经济、文化等思潮也如潮而至。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为挽救中华危亡，努力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长处，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理想，同时在国内不断掀起改良启蒙的文化运动。回族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尤其清末同治年以来，由于云南回族起义、陕甘宁青新回民起义的最终失败，回族人民经历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被屠杀、被迁徙、被安抚；回族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动，回族整体上元气大伤。尽管这样，回族人民的知识分子群体，仍直面国家民族的危机，积极响应近代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倡导，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启蒙运动。这期间，尤其以马松亭、王静斋、达浦生、哈德成“四大阿洪”为代表，活跃于当时中国学术界、科技界、文化界、宗教界、教育界的广大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团结协作，形成合力，共同为近代回族的文化启蒙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近代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体，承续经堂教育“学以致用”和汉文译著“以儒诠经”的优良学风道德及传统，回应近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睁眼看世界”，积极主动地学习欧美、中东伊斯兰国家和日本等国的文化，反思构想民族传统和发展前景，接受近代“科学”“民主”“改良”思想。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纷纷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浪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影响巨大。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和积极进步的“国家、民族”观念及“改良图存”的社会、文化主张，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留下了一页光辉的篇章。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理想和实践，许多方面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从多层次、多方面为中国伊斯兰文化近代化开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道路，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现状进行反思，提倡改良

清末，由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回族社会进入一个发展的低谷，尤其西南、西北地区的回族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基础受到空前摧残，元气大伤。但在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紧要关头，回族穆斯林知识界精英从我做起，率先紧跟时代潮流，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统和现状，进行理性而深刻的反思，从不同角度思考和探讨近代化进程中回族穆斯林和伊斯兰文化如何发展的对策和出路。

由中国留日回族学生在东京创办的第一份回族刊物《醒回篇》，得时代风气之先，首先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现状提出了反思。在坚持和重视伊斯兰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同时，指出伊斯兰必须因时因势有所变化，必须适应时代社会氛围，能够“教谊能随时宜以为变”，并针对中国伊斯兰现状，提出了改良宗教的许多意见和设想，以促进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综合提高。当时影响甚大的《正宗爱国报》主笔丁竹园明确指出“世界上断无经济困难而能兴发之宗教，倘回民豁然知警，而阿衡仍固滞如前，将来回民程度日渐高尚，则阿衡之学识反觉低微，从此回民藐视阿衡者有之，卑鄙阿衡者有之”^[14]，主张“阿衡于公益事，首先提倡”，极富远见和警策。马松亭大阿洪对经堂教育的不足也有清醒的认识:“这种教育（经堂教育），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国家意识，无形的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的局面”^[15]，并提出必须在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学管理、考试制度等方面进行改良。他进而创办成达师范，进行教育文化改良的实践探索，影响深远。王静斋阿洪则针对经堂教育及伊斯兰文化现状的不足，写出了《发扬伊斯兰文化之必要》等宏文，呼吁穆斯林社会文化界积极顺应时代，改良进取，充满着理性的深刻洞察力和见识。在他们的积极呼吁、奔走和实践中，回族知识界精英分子对中国穆斯林积贫积弱、独善保守、与时代隔膜等不利因素和现象进行深度反思，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改良意见和实践纲领，有些时至今日仍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时代风云多变，使许多改良的纲领和实践道路未能坚持下来，但以“四大阿洪”为首的回族穆斯林知识界对中国穆斯林发展历程的不断反思和改良进步的人文精神，却对回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国家—民族观念的进一步确立

以“四大阿洪”为代表的近代回族知识群体，在新文化运动中，讨论最多的莫过于回族穆斯林对“国家观念”及“民族认同”的理解和定位。辛亥革命时期，丁竹园以《爱国质言》为题，在《正宗爱国报》上连载文章，指出“我们的祖宗埋在中国，我们本身生在中国，吃的中国土产，饮的中国水泉，骨肉手足亲戚朋友，全在中国”，深刻揭示了回族家与国、身与国的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马松亭、王静斋、达浦生、哈德成、杨敬修、马坚等一些伊斯兰文化界的知识精英，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不再囿于“回回”“教门”“教派”，而把国家的命运与民族、宗教的命运联系起来，并将国家的存亡即“爱国、保国”明确地放在首位，将回族作为中华民族群体中的一分子，加以论证界定。大敌当前，他们倡议回族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无论哪一教，既是中国民，就当同心努力的维持我们国家大事，没了国，还能保得住教吗？”^[16]马松亭大阿洪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成师研究回文，是要阐扬回教文化，以充实中国文化；运用宗教的信仰与力量，启发回民的知识，以充实国家民族的力量。换言之，成师是以‘教育兴教’的方法，‘宗教教育救国’为目的。”^[17]。希望通过促进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以提高穆斯林文化道德修养，从而增强责任感，为振兴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抗日战争期间，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大力宣传爱国爱教、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回族人民抗日爱国的热情非常高涨，无论是西北的回族军阀、宗教人士，还是华北、东北的回族穆斯林商人、学生，亦或是“冀中回民支队”等各行各业各阶层的回族人民，都义无反顾地站在中华民族抗战的最前线，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渠道，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抗日战争中，回族穆斯林知识界及普通民众的国家—民族观念空前增强，爱国爱教的思想深入人心，并成为回族人民的一条行动准则。

（三）多层次、全方位的文化启蒙与开放意识

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对回族穆斯林文化的启蒙和实践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尤其在人文科学领域，涵盖面极广，包括史学、文学、翻译学、哲学、法学、教育学、艺术等，在诸多学科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著名学者、专家；甚至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医学、地质学、力学等领域，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都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作出了不同凡响的成绩^[18]，共同奠定了回族穆斯林文化的近代化基础，其中不少真知灼见和宏论，至今读之，仍未失去往日闪亮的思想光芒。

这一时期，回族穆斯林知识界的开放意识可谓达到了空前的高峰。“睁眼看世界”的同时，他们“拿来”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文化思想，吸取了中东伊斯兰国家民族的兴衰教训和经验，引进东邻日本高度重视科学、教育的近代传统，率先在国内全方位进行实践探讨，通过力办中等学校、中等师范等新式教育，成立文化学术团体，创办各种文化报刊，翻译经典及文化名著等各项社会文化教育活动，以开启民智，提高回族穆斯林的整体素质。在“四大阿洪”等人的积极倡导、实践中，他们怀抱“救教、救族、救国”三者合一的远大目标，立足伊斯兰文化，广开言路，视野宽阔，以远大的胸怀诚邀中国近代的文化名流给穆斯林青年学生和大众办讲座、授新知。从曾在北平成达师范学校20世纪30年代所举办学术讲座的长长演讲者名单可以看出，有如顾颉刚、徐炳昶、陶希圣、梅贻宝、冯友兰、张星烺等一大批中国文化界如雷贯耳的名家、大家^[19]，还有诸如文学大师茅盾等人对伊斯兰文化的评论和理解，这些文化学术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主流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关注、研究和理解，从而沟通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回族与兄弟民族的相互信任和谅解，这一良好的开放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社会历史影响巨大。从回族穆斯林知识界看，不少文化精英的学术视野和知识结构均达到了“学贯中西伊”的境界和水平，如马坚、王静斋、赵振武、马以愚、傅统先等，在许多方面的卓著学术成就，就是今天的学人也自叹弗如。尤其像傅统先先生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以及近代西方哲学思想，都有扎实、深厚的研究，写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论著^[20]。他作为近代第一位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穆斯林学者，也是第一位提出研究回族穆斯林审美情趣和美育教育的倡导者。诸如此类的学术火候和研究水准，形成了近代中国伊斯兰文化学术史上的高峰，也是回族穆斯林近代化征途上的一座里程碑。

每一代知识分子都有各自的时代使命，也都有各自的局限。当我们梳理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和实践足迹时，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评说，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理性的审视和探究。我们只是提供一种思路、一种解读的参照和方式。回眸先辈穆斯林的心路历程，展望21世纪的地平线，面对奋发图强的回族穆斯林大众，迎着蓬勃跃动的新世纪潮流，我们坚信，21世纪的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仍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0年第3期）　　

【注释】

[1]（宋）张载:《正蒙·近思录二》。

[2]冯福宽:《陕西回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页、第88页。

[3]（清）赵灿:《经学系传谱》，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页。

[4]张志华:《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回顾与展望》，载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编:《伊斯兰文化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5]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0页、第608页、第383～425页。

[6]杨占武:《回族语言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0页。

[7]（清）刘智:《天方典礼·定成隆跋》。

[8]宫中档案《雍正王朝奏折》第三辑。

[9]（清）刘智:《天方至圣实录·著书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84年。

[10]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0页、第608页、第383～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