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

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

杨桂萍

20世纪初，中国穆斯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革新宗教、发展教育、普及知识、振兴民族为己任，持续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影响广泛、意义深远。本文拟从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化背景、主要内容、基本特点等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历史文化背景

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革，为中国穆斯林的宗教革新与文化自觉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复兴运动，鼓舞了中国的穆斯林，使他们中的有识之士，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中国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风云变幻。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发生了急剧的变革。民族经济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持续2000年的封建统治的被推翻，中华民国的建立，军阀混战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国人受到极大的震撼。而对这突如其来的变革，国人的社会观、历史观、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裂变，人们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他们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先进的科学、哲学著作，介绍、赞扬西方先进的科学、民主、自由思想，批判中国封建礼教思想，抨击黑暗的政治，兴办学校，倡导教育。一些有志青年纷纷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留学，以寻求强国救民之道。

而此时的中国伊斯兰教，经过清统治者的摧抑，已由元明时期的兴盛转为消极、低沉。宗教的衰微，令教中的有志之士担忧，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之中，在清末资产阶级“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一方面致力于宗教的革新，用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和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改革当时的中国伊斯兰教；另一方面倡导教育，设立学校，创办报章杂志，开展学术研究，致力于文化运动，以“谋宗教之发达、顺世界之潮流”。

伊斯兰世界也于同时面临一场文化复兴。在十字军的野蛮蹂躏和蒙古铁骑的无情践踏下，在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下，自13世纪以后，伊斯兰世界曾经辉煌与灿烂的政治、经济、文化渐渐付诸东流，继而走向衰落，最终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冲击下，于18世纪后纷纷沦落为西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阿拉伯到土耳其，从埃及到印度尼西亚，从北印度到阿富汗、伊朗，整个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分崩离析、任人摆布；在经济上生产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宗教上故步自封，迷信猖獗，蒙昧丛生，偶像崇拜随处可见。直到19世纪中后期，伊斯兰各国在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才先后觉醒。接受了西方科学教育的穆斯林的知识精英们，面对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有感于自己国家与民族的落后与愚昧，他们在沉思与反省之后，继而投身于改变祖国、民族命运的努力中。他们弘扬科学与理性、传播西方文化知识，倡导教育、创办学校，企图以文化自救而自强自立。一时，在埃及、印度等国家，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文化复兴运动。塔赫塔维，埃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生一道翻译了几百种欧洲的著作，向国内系统介绍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传播西方的自由、平等等观念；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力主革新宗教、发展教育，并在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号角声中，有志之士群起响应，各国民间办学蔚然成风，大大促进了教育，尤其是民办教育的发展。到1914年，仅埃及就有1000多所学校，15万学生。各国的民办学校不仅有小学、中学，还有大学。伊斯兰东方学院和埃及大学起初即由私人创办，成千上百所学校为普及科学文化和宗教知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同一时期，报章、杂志纷纷涌现，大马士革的《火炬报》、贝鲁特的《民族报》、巴格达的《复兴报》、伊斯坦布尔的《阿拉伯人的喉舌》、埃及的《金字塔报》《旗帜报》《万象》《文摘》《新月》等报章杂志开辟专栏，讨论文学、政治、宗教及意识形态问题，启迪了民智，活跃了思想。与此同时，翻译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出版事业也随之兴盛，一系列优秀的译著和古籍得以出版。很快，这种文化复兴运动便转化为伊斯兰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解放运动，一些政党、组织先后出现。1904年，阿拉伯祖国同盟在巴黎成立，1909年，名文实政的“文学俱乐部”在伊斯坦布尔成立，1911年，以穆斯林青年大学生为骨干的青年阿拉伯协会在巴黎成立，1913年的盟约社以及青年埃及协会、祖国党等先后成立^[1]。伊斯兰世界的这股文化复兴、民族独立的浪潮，如惊涛骇浪，冲击着世界，也影响了中国穆斯林的有志之士。它通过中国穆斯林的朝觐者、伊斯兰世界的中国求学者以及后来中国派驻开罗、孟买、伊斯坦布尔的记者们介绍到国内，影响了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伊斯兰世界形形色色的思潮、学说及革新运动，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穆斯林的先进人物，如马果园（中国宗教革新的先驱者，伊赫瓦尼教派的创始人，曾与其他哈吉一道受阿拉伯瓦哈比教派思想影响，回国后革新宗教）、王宽（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曾到埃及、土耳其等国考察教育，受到启发后回国倡导革新）等，使他们能够积极投身于中国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中。

二、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中国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主要包括宗教革新、文化运动及社会运动等三个方面。

（一）宗教革新

中国伊斯兰教的变革是中国巨大的社会历史变革的必然结果。中国伊斯兰教的消沉与不振，经堂教育的拘泥不变，懂宗教者大多不懂汉文、不懂科学知识的旧貌，已不适于现代生活。特别是封建帝制被推翻、中华民国的建立，西方各种科学、哲学思想的纷纷涌入，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传播，为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的内容，刺激着国人的思维。这必然要求原有的一切意识形态和思想学说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以适应新的形势。民国前后，中国各大宗教大多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宗教革新，像佛教革新运动、基督教革新运动等，而伊斯兰教的革新是最为深刻的，影响也最大。

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革新主要表现在:其一，从《古兰经》和“圣训”中，寻求合乎新时代的教义思想，涤除不合时宜的、非伊斯兰的思想与习俗，用科学的理性知识，用伊斯兰世界的新思想丰富、充实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思想。其二，改革讲经宣教方式，着重改革宗教教育。其三，具有时代精神和革新意义的新教派的相继产生与发展。

伊斯兰教严格的宗教信仰使得它的任何变革都不能脱离、违背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不能违背《古兰经》和“圣训”的思想。因而伊斯兰教的一切变革，均要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支柱。世界伊斯兰教是这样，中国伊斯兰教亦如此。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革新，首先要从穆斯林尊崇的神圣经典——《古兰经》及“圣训”中寻求有力的支持。神圣的《古兰经》亘古不变，而对经典奥义的阐释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因明末至清以来的闭关锁国而中断联系，广大穆斯林群众不懂阿拉伯文、不懂经典，一些教职人员对经典知识的错误理解及以讹传讹，也是中国伊斯兰教走向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新的历史时期，广大穆斯林迫切需要了解教义、了解伊斯兰教的精神，尤其是《古兰经》的思想。于是汉译《古兰经》、出版汉文经典即“汉克塔布”随之兴盛。1921年杨敬修的《亥贴注解》、1924年李廷相的《天经译解》开始了对《古兰经》经文的选译和解译。1927年铁铮根据日译本参照英译本译出全文《古兰经》，此后4年姬觉弥在犹太人哈同的资助下汉译全文本《古兰经》并得以出版。2位非穆斯林的译经活动引发许多学识深厚、饱读经书的穆斯林阿洪和学者投身于汉译《古兰经》的活动中，王静斋、时子周、杨仲明、虎嵩山、哈德成、马坚等学者或集体协作，或独立译经，尤其是王静斋阿洪，三译《古兰经》，历时几十年，译本深受穆斯林好评。维吾尔文本的《古兰经》译本和注释本也在新疆出版、传播。

伊斯兰文化是中国广大穆斯林信仰的中心，知识的源流，也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阐扬伊斯兰文化是这一时期穆斯林学者的当务之急。因而在译经活动的同时，穆斯林创办了各种学术刊物和报纸，如1916年创办的《清真学理译著》、1922年的《清真旬刊》、1924年的《明德月刊》、1929年的《月华》、1936年的《回教青年》、1946年的《伊理月刊》等。这些报章杂志大多以“阐扬伊斯兰教教义、复兴伊斯兰教文化”为主旨，并开辟了“教义研究”“古兰译解”“圣训选释”、伊斯兰教认主学、哲学等专栏，对伊斯兰教进行宗教的、学术的、文化的讨论。与此同时，学者们还翻译出版了大量有关伊斯兰教的经文典籍，像马坚的《回教哲学》、李廷相的《圣训详解》、王静斋的《伟嘎业》《回耶辨真》、杨仲明的《教心经》《四教要括》等。在中国穆斯林学者的文章、著作中，不仅伊斯兰教博大精深的文化被弘扬，达尔文的进化思想、黑格尔的辩证哲学、科学民主的思想同样被弘扬。《月华》曾掀起过关于自由的论战，关于科学与宗教的论战，关于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的宣传，伊斯兰世界的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及他们的思想著作也不断被介绍到国内，如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穆罕默德·阿布杜的伊斯兰现代主义等。这些新思想、新知识大大充实、丰富了中国的伊斯兰文化。

对经堂教育的改革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宗教革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堂教育作为维系中国伊斯兰教的唯一的教育方式，曾为中国穆斯林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宗教接班人，它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种教育方式暴露出许多弊端——缺乏时代精神和国族意识，与中国社会隔绝，教学方法保守、落后，教学内容也“以文法科居多，对于义理典籍比较少些，至于社会常识、公民常识，自然、史地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厥如”^[2]，培养出的经生只懂经书，不懂汉文，不懂得科学知识，没有实际技能，严重与社会脱节，这些人所掌握的宗教知识，限于教材的落后、教学方法的保守以及教师水平的低下，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这种情况下穆斯林民众纷纷要求革新经堂教育，倡导、发展新式宗教教育。于是回文师范学堂、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经文师范、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宁夏第一中阿学校、宁夏蒙回师范、平凉伊斯兰师范等学校先后成立，它们多以“阿文及伊斯兰教知识及汉语、中国文化、史地、算术”等为教学内容，意在“造就适合新社会环境的新阿洪，俾领导已入社会之成熟青年，造就有充分宗教知识之新师资，分发各小学服务，庶使未成熟之新青年，受到充分之道德训练，将来不致堕落”^[3]。这些新式宗教教育，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的宗教革新还体现在一些新教派的产生与广泛传播上。

19世纪90年代，中国一些开明阿洪马万福（果园）等人受伊斯兰世界瓦哈比教派思想的影响，朝觐归国后在甘肃创立“伊赫瓦尼”教派，遵经革俗，锐意革新，废除诵经收取费用、铺张浪费等宗教习俗，反对崇拜教主和拱北，主张用汉文宣传教义，培养阿汉兼通的人才，提倡一切宗教礼仪和习俗均按经训要求严格行事。这一宗教革新运动得到了虎嵩山、王静斋等一些开明阿洪和学者，以及西北军阀统治者马麒、马步芳、马鸿逵等人的支持，尽管受到各门宦及部分格底目穆斯林的反对，但它发展很快。伊赫瓦尼在甘宁青乃至全国的迅速发展，除了当时西北统治者的扶持外，更主要的原因，我以为在于它顺应了时代潮流，具有革新意义，反映了民国时期广大的穆斯林“求生求智、与时俱进”的美好愿望。

稍后，“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的西道堂的建立，也为中国伊斯兰教注入了新的活力。西道堂在注重宗教信仰和功修的同时，注重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组织教众参加农、工、牧、商、副等行业，发展道堂集体经济，建立学校，培养男女穆斯林子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二）文化运动

广大的穆斯林将宗教的衰微、民族的落后归因于文化的衰微、教育的不振，他们指出“水有源其流乃畅、木有根枝叶乃有所附，未有文化已失而精神有所契、思想有所倾、行为有所准者也”，进而指出“宗教之堕落乃文化之堕落，文化之不振即吾教之不振，欲吾教之复兴则必由于吾教文化之重建”^[4]。于是一些著名学者和宗教界开明人士及一部分乡绅、企业界人士，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创办学校，发展民族教育，复兴民族文化，以兴教兴国。全国各地先后建立起一大批文化教育团体和学校，掀起了兴办教育的热潮。

1906年童琮在江苏镇江发起“东亚清真教育总会”，以“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同时他还创办了“穆原小学”；安铭在北京创立宛平民立初级小学；1907年王宽阿洪从西亚和土耳其考察归来，与王友三、达浦生等人在北京创立“回文师范学校”，马邻翼在邵阳创立“清真偕进小学”，同年14省36名留学日本的穆斯林在东京成立“留东清真教育总会”，倡导发展教育；1908年王宽、马邻翼、孙德春、马少衡、冯余轩、马瑞川等先生创办“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1913年马邻翼、蔡大愚等人及回族开明人士在甘肃创办“甘肃回教劝学所”（后改名为“兰州回教教育促进会”），设立多所小学，从事民族教育；宁夏在马福祥先生的大力支持与资助下，发起成立“蒙回教育劝导所”，积极筹建小学，先后在银川、吴忠、平罗、灵武等地办起清真小学68所，以期提高民族文化水平；1925年马松亭、唐柯三等人在济南创办成达师范学校，后因当地战乱迁到北京；1928年哈德成、达浦生在上海创办“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同年周级三、李仁山在四川创立“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新疆文化协会领导的“回族文化促进会”、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及其60多个分会也为推动国民教育，纷纷建立学校。很快，从京都到边疆，“全国各地凡有回民之处，几乎莫不有回民小学”，当时全国的清真小学堂总数不下六七百处。这些学校中，除了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万县伊斯兰师范等少数学校属于带有伊斯兰师范性质的宗教教育外，其余大多为新式教育，如“宁夏蒙回师范学校”、山西晋城的“崇实中学”、“北平西北公学”、“北平新月女中”、云南“明德中学”、“杭州穆兴中学”、“邵阳偕进中学”、“西宁昆仑中学”等，这些学校培养了大批具有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和国家意识的优秀人才。此外，从1930年至1945年，上海、云南、北京、新疆等地先后派出6届40多名穆斯林学生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他们在外求学期间，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介绍到国外，并把伊斯兰世界的经典著作译为汉文介绍到国内，如马坚翻译《回教真相》《回教哲学》，把《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在伊斯兰世界出版，风云一时，他还出版阿拉伯文《中国回教概观》，让世界穆斯林了解中国的伊斯兰教；纳忠译《伊斯兰教》介绍给国人，同时也把中国的新文化、新思想、新作品介绍到伊斯兰世界，《风筝》《背影》《雷雨》以及孙中山先生的生平，都由他的笔介绍给国外的穆斯林。这些人学成归来，成为国内知名的学者。

教育的发达，求知欲的增长，使得广大穆斯林已不满足于附设在清真寺的经籍书刊，他们渴望了解宗教的真精神，了解科学与文化，了解国内外发生的一切大事，于是，《回文白话报》《明德月刊》《中国回教学会月刊》《伊光》《震宗报》《月华》《天方学理》《穆民》《伊斯兰青年》《成达师范校刊》《昆仑》《回教大众》《绿旗》《回教文化》《金字塔》等上百种报章杂志应运而生，北平清真书报社、上海中国回教书局、成都经书流通处、云南振兴社、上海协兴公司、上海穆民经书局、镇江山巷清真寺等经书流通机构也相继建立。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阿洪马松亭等人以成达师范学校董事和中国回教俱进会名义访问埃及时，埃及国王福德一世捐赠大批阿拉伯文经典。为纪念埃王义举和收藏经书，穆斯林在东四清真寺大殿南侧修建一座二层楼房，并于1936年建成福德图书馆。图书馆筹备期间，经白寿彝先生介绍，由徐炳昶、顾颉刚出面，约请蔡元培、陈垣、翁文灏、黎锦熙等27人为图书馆筹备委员，为图书馆筹得一些书款和3000多册图书。

学术文化的研究，更把穆斯林的文化运动推向高潮。各种学术社团先后建立，1917年由京师公立第一两等小学堂同学组织的“清真学社”以“阐明学理、研究学术”为宗旨；1925年哈德成、马刚侯、沙善余、伍特公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回教学会”，发行学会月刊，刊载有关文化、宗教及哲学的学术研究文章，开展伊斯兰文化交流；1934年马天英、鲁忠翔、马辅国、傅统先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协会”，旨在提高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水平；1938年白寿彝、谢炖波等人在广西桂林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协会，1941年改名为伊斯兰文化协会，以“弘扬伊斯兰文化，介绍伊斯兰著作”为主旨。学者们埋头著述，积极开展有关伊斯兰教的学术研究活动。1923年河南水子立先生著有《世界回教史略》，揭开了中国学者系统研究伊斯兰教史的序幕。1926年史学家陈汉章在《史学与地理》第一期上发表论文《中国回教史》，博引史书，批驳前人谬误。两年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词《回回教入中国史略》，经人记录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史学界这两篇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宏著，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后不久，穆斯林学者相继推出一些颇具学术价值的作品。1934年马邻翼的《伊斯兰教概论》、1935年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1939年马良骏的《考证回教历史》、1940年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以及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回教史》（1944年）、《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年）等，使得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学者们还翻译了大量的宗教、哲学、法学、文学著作，如《天方大化历史》《回耶辨真》《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教义学大纲》《伊斯兰哲学史》《回教继承法与其它继承法之比较》《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真境花园》等。此外，在马福祥等社会名流的资助下，先辈学者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复初、马联元等人的著作《清真指南》《四典要会》《大化总归》等优秀古籍也得以再版发行。

（三）社会运动

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革新与文化运动鼓舞了广大的穆斯林，他们由消极转为奋进，从避世转为积极关注社会人生。他们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中国各种社会运动中。主要表现在:

第一，支持、响应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早年在国外建立同盟会，马邻翼、马君图、保廷梁、赵钟奇、孙永安、刘庆恩等留学海外的穆斯林先后加入该组织，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胜利后，甘肃总督“升允负隅西北，反对共和，檄甘新诸将吏出兵勤王，提督马安良举兵东向……”。当时形势非常严峻，沙皇俄国与英国又窥视我国西部边疆，王宽阿洪“虑国本动摇，人民涂炭，急电回部八王、甘肃五马，释共和真谛，劝勿盲从”，不久，西北五马纷纷致电中央，拥护共和。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曾致函王宽阿洪，“令举西北实力参加革命，王立派孙绳武赴粤报命”^[5]。与此同时，穆斯林创办的各种报章、杂志也纷纷宣扬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国回教俱进会云南分会创办的《清真月报》以“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思想、宣扬五族共和、加强各民族团结、主张民族共荣、倡导强国富民、阐扬伊斯兰教教义、繁荣回教文化”为宗旨；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的章程规定以“阐扬回教真理、促进回民教育、灌输三民主义及学识技能……”为目的；马邻翼创办的邵阳偕进中学取意于孙中山“各民族共同前进”的思想；《回教青年》也倡导三民主义、兴教、建国、交流民族知识等。

第二，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之际，中国穆斯林显示了“凡我回民，同为华胄，同赴国难，责无旁贷”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有国而后存教，保国始能保教”的昭然大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在武力进攻的同时，又妄图利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分化瓦解中华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西北回教总联合会”“广州回教协会”“华北朝觐团”“北平中国回教青年团”等日伪组织，阴谋策划“回回国”。此外，日本侵略者还通过与埃及、印度、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等国进行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或外交等联系，进而达到破坏伊斯兰世界与中国关系的目的^[6]。

广大的中国穆斯林不为日本侵略者的武力所屈服，不为敌人的阴谋所蒙蔽，他们组织武装力量，英勇抗敌，建立各种组织，在国内、国际宣传抗日，并严讨亲日者的卖国行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回民抗日武装力量英勇杀敌，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西北马家军阀以及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等人也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八年抗战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此外，王静斋、时子周发起成立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及其20多个省分会、200多个县分会，积极领导各地穆斯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北路巡回工作团、南路巡回工作团、绥远战地工作团、甘宁青抗敌宣传团等爱国团体，积极支持抗日活动。《月华》《伊光》《绿旗》等刊物激励穆斯林抗战救国，同时用土耳其的革新，阿富汗、波斯、埃及的反英独立运动，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运动，摩洛哥的独立等伊斯兰世界的革命运动鼓舞广大的穆斯林抗战到底。穆斯林知名学者达浦生等人自觉开展国民外交，联络伊斯兰国家。近东访问团、南洋访问团等先后访问土耳其、埃及、波斯以及东南亚各回教国家，深得各国的道义援助并募得捐款及药品等抗战急需品。中国留埃学生组织朝觐团，监视日伪组织的“华北回民朝觐团”，并利用朝觐之机，向各国穆斯林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恶行与阴谋，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思想。此外，成达师范、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留埃学生先后通电讨伐汪精卫卖国求荣的无耻行径:“汪逆精卫……最近组织伪府，出卖民族利益，我五千万教胞……决不能稍受少数败类之威胁，尚希同伸义讨，锄此元恶，张人间之正义，洗汉奸之腥胆，国家幸甚，宗教幸甚。”

三、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特点

近代中国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华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伊斯兰教在清朝中后期遭到毁灭性摧残的情况下，一批献身民族与宗教、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主张改革的知名学者和阿洪为挽救国家、振兴民族，为弘扬伊斯兰教真理而发起的民族觉醒运动，它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伊斯兰世界文化复兴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造就了一大批经汉兼通的人才，改变了历史上穆斯林读经文者不懂汉文，通汉文者不懂经文的状态，使濒临灭绝的中国伊斯兰教得以复苏和重建，使伊斯兰教的传播更加普及深入，也使广大的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人民对穆斯林民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它使得伊斯兰文化研究成为中国社科研究领域中的一门独立的学科^[7]。

如果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以“彻底扬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为基本特征^[8]，而广大的中国穆斯林则怀着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谋求革新、改变现状。尽管他们对个别陈腐不堪的封建宗教陋俗和保守落后的宗教教育制度持否定的态度，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抛弃传统的宗教文化，放弃自己的信仰。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科学与宗教”的论战中，他们以科学不能解决精神问题为由，坚持宗教的人生观^[9]，并在报章杂志上开辟宗教专栏，研究伊斯兰文化，介绍伊斯兰教教义，著述立说，弘扬伊斯兰教固有的优秀文化。这是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注重传统的精神。

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特点是放眼世界，尊重科学的开放精神。20世纪，中国广大的穆斯林没有囿于个人的、民族的、宗教的狭隘意识中，他们放眼祖国与世界，关心国家的安危与存亡，关注社会的变革，投身于反帝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关注整个世界，土耳其的革命、不绝如缕的阿以冲突、埃及的民族独立、巴勒斯坦问题、世界伊斯兰大会、阿拉伯联盟运动、伊斯兰青年运动、印荷战争、巴基斯坦建国等，无不牵动着中国穆斯林的心。学者们不仅把伊斯兰教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介绍给大众，而且还把世界的新动态、新思想介绍给人们。赛奴西、真纳、穆罕默德·阿里、阿富汗尼、埃及国王、土耳其将军等伊斯兰世界的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是广大中国穆斯林所熟知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也通过穆斯林学者的文章、著作而得以传播。

当今社会正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世界各大宗教正在为人类和平而努力，如何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使中国伊斯兰教走向更加理性的、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以跟上时代步伐、顺应社会潮流，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穆斯林面前的艰巨任务。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　　

【注释】

[1]郭应德:《阿拉伯史纲》，社科出版社，1991年。

[2]马松亭:《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转引自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35页。

[3]赵振武:《三十年来中国回教文化概况》，转引自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50页。

[4]《月华》7卷12期《成师与回教文化》。

[5]《月华》7卷24期《王浩然阿洪传》。

[6]《月华》12卷10～12期。

[7]杨怀中:《中国伊斯兰教的四次文化高潮》，《回族研究》，1994年第1期。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87年。

[9]马松亭:《回教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