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福祥与现代回儒对话

马福祥与现代回儒对话——兼谈回儒对话的价值与意义

丁明俊

马福祥（1876～1932年），字云亭，回族，甘肃临夏人，与其侄马鸿宾、子马鸿逵执政宁夏长达37年之久，先后出任宁夏护军使、绥远都统、西北边防会边、航空督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曾得到西北回族军人拥戴，以西北回民领袖身份自居。马福祥一生饱读经书，崇尚儒家文化，同时非常关心回族文化教育事业，致力于消除清代在回汉民族间造成的创伤及隔阂；提倡回儒对话，成绩显著，成为现代社会著名回族人物。

一、现代回儒对话的历史背景

有清一代，对回族及伊斯兰教采取歧视与压制政策，致使回族与清统治者及汉族之间矛盾加深，乾隆年间海富润案件即是例证。广州崖州三亚（今海南省三亚市）回族海富润在外游学多年，其所携带《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天方字母解义》《清真释疑》《天方三字经》等伊斯兰汉文典籍被地方官查出，一时引起非议，广西巡抚朱椿、湖北巡抚姚成烈、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阂鄂元、江宁布政使刘尊、江苏按察使李庆芬等清朝大员纷纷向乾隆上奏，称其书“已属膺妄”，其“狂悖荒唐之处不一而足”，要求追查刻板、印刷、赠书之人，一并重案治罪，各地回民甚为紧张。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是清统治者与回民各种矛盾积累的总爆发，云南杜文秀起义及西北回民起义中数十万回民被屠杀。起义被镇压之后，劫后余生者被安插在偏远荒绝之地，许多回民为避难被迫逃离家园，流落他乡。当时办理西北回民起义“善后”事宜的左宗棠发现回民子弟进清真寺念经者多，而念汉书者甚少，于是在回民地区广设书院、义学，企图以儒家学说、礼节“教化”约束回民，使回民成为清统治者顺民。“河州、洮州、循化、贵德、大通、巴燕戎格、海城、化平川都是回人族居之地，文襄公对于那边的义学，特别注意”，要求各地善后“广设义学，招收回民子弟”。如安插回民最集中的化平川，左宗棠创设“归儒书院”，在《左文襄公归儒书院碑记》中斥责回民犯上作乱，无所顾忌，要“以儒家学说进之”。这些书院初级班课程有《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高级班有《四书》《五经》《孝经》《小学》《吾学录》。左宗棠共为西北回民创设义学57所，统治者采用强迫回民子弟入学的方式实施同化。然而受传统习惯影响，一般回民不愿送子弟入学，或者逃学，甚至有钱人家雇人替代读书^[1]。因此，统治者的苦心经营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至民国初年，回汉之间隔阂依然很深，再加侮教事件时有发生，更加深了回汉之间的对立情绪。而当时大部分回民还是不愿让子女读书，他们认为学汉文化等于随了汉教，再加一些阿洪错误地引导，以致引起对整个汉文化的盲目排斥心理。回民中一些人士对此状况提出质疑。“一般人认为自己的子弟或教胞若读汉书，则足以有叛教的观念或行为……不过我们生存在中国社会，又是国家的一分子，若想生存，便不能不加入这个社会群体里，做谋福社会和国家的事业……就拿一些所谓学识渊博的阿衡们，不少有这种闭关自守的观念，尽情地抑制回民的读书。岂不知我们终不能与社会绝缘。如抱残守缺，怎能与社会俱进呢？怎能不被社会淘汰呢？”^[2]

二、马福祥积极倡导回儒对话

1913年马福祥出任宁夏护军使，看到当地回民文化落后，个人出资5000大洋创办宁夏蒙回师范学校，在宁夏各县创设清真小学60余所，这些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既符合当时教育潮流的现代课程，同时又兼顾回民经堂教育的特点，一般小学前冠以“清真”二字，聘请一些阿拉伯文教师，增设伊斯兰经学课程，以引导动员回民子弟入学，收到良好效果，一般回民纷纷送子女入学。马福祥依照这种办学模式，在家乡临夏还创设一些清真小学。1925年，马福祥帮助成达师范顺利从济南迁往北京，并任该校董事长，同年又参与筹建上海伊斯兰师范，1928年在北平发起创办西北公学。

这些学校的创办，逐步改变了回民教育落后的状况及对汉文化盲目排斥的心理。成达师范、西北公学的一些毕业生到西北执教，使回族教育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马福祥认为:“欲求吾国回教振兴，首宜提倡教民知识，知识提高，则种种事业自然头头是道，易于着手。自陕甘西北一带，为吾国回民根据地，而教民知识落伍，较内地尤甚。非有以启迪之，不足谋整个回民进步，欲达此旨，必要发行定期刊物，以沟通文化、开通风气。风气既开，则吾教易于普及。盖西北一带，多以读汉书为危险事，虽大力，未易夺其志，故发行刊物，实为振兴吾教之要图”^[3]。在马福祥大力倡导下，《月华》杂志于1929年创刊，它是中国回族报刊史上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刊物，对促进文明对话起到一定作用。

1922年马福祥出任绥远都统后，将多年收集的伊斯兰教汉文著译进行校勘，并出资刊印。计有马复初《大化总归·四典会要》合刊本，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道乘浅说》等。1923年6月又刊印张中的《归真总义》。1925年又将王岱舆的《希真正答》进行校阅，并题签作序后刊印。1931年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性理注解》《五功释义》《五更月》及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也由马福祥出资刊印。

马福祥在《重印天方典礼序》中指出:“以典礼者，吾教完全之规制。认主、遵圣、事亲、守身、持家、涉世以至食、息、寝与生养死葬，小而伦常日用，大而性道命仁，巨细无遗，造次有法，如儒家之有三礼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尤人，人所不可须臾离者也。独昔流传未广，致大中至正之法则未能普及于人间。而他教之未见是书者，又往往疑吾教之别有蹊径，不与众同，于是对于吾教亦不免歧而异之，妄意揣测，时生疵议。此不惟真理未明，为吾教人之羞，实亦忧心世道之尤也。福祥不敏，窃欲广传斯书，输之各界，以期互换知识，共进文明。”马福祥在《性理本经注五功释义序》中说:“圣道虽行于天方，未能大昭于中土，甚为憾事”，“幸赖王岱舆、刘介廉、马文炳、马复初诸先哲次第译述，而吾教乃大昌于世，且以补儒教之所未及”。

马福祥一生刊印伊斯兰汉文典籍30多种，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笔者收集到十余种。这些典籍不仅回民争相购买，许多汉族知识阶层通过这些典籍对伊斯兰教亦有所了解。同时马福祥作为国民党元老，在与国民党上层接触的重要场合，将这些典籍推荐介绍给他们阅读，曾不止一次地将他刊印的伊斯兰典籍送蒋介石阅读。蒋介石曾对马福祥说:“我看你们回教人不吃猪肉的精神，相信任何主义的人都做不到的，如果把这种精神用到社会上，那真是无坚不破。”于右任曾经给马福祥写一手卷，他说道:“回教幸有马云老，他能把宗教析说得明白。以往西北回汉之仇视，既不怨回，又不怨汉，清政府政策之不同所演成的。”戴季陶曾说:“我看回教教义是绝好的，这种教义，实不次于佛教。”^[4]如此看来，马福祥倡导的回儒对话得到国民党上层执政者的回应，对改进民国时期回汉民族关系起到一定作用。

马福祥对儒家文化也有浓厚兴趣，纵观其一生，为人沉稳，勤于学习，一生披览儒家学说，对他待人接物处事很有帮助。1932年他曾出资刊印《四书先读》，他在重印序中说:《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世称四书，汉唐以还，举为施教之首要，治道之大凡。至科举废除后，一些人视读四书为迂阔无用之举，“诧为异国之宝，而邦之人乃反卑视之”。

王阳明（1472～1529年）被视为与孔、孟、程、朱齐名并称的大儒，他创立了自成体系的儒学新说，即阳明心学体系。马福祥对王阳明儒学伦理体系有较深研究，他曾刊印《王阳明生活书》，并常带在身边研究，有人曾回忆“他得了病。养病在鸡公山上，他把少云先生昆仲叫到跟前，为他们讲王阳明先生的学说及阳明先生的生活，在该书精华部分他都圈点注释”^[5]。

马福祥读书非常广泛，从儒家典籍、宋明理学、二十四史及伊斯兰汉文著译都曾涉猎到，他是一位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教观念、伦理思想与伊斯兰教教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穆斯林学者。他曾说:“修己安人，乃礼之体也，吾回教之礼，虽因信仰不同仪式有别，然言礼之本亦未尝或殊。吾教拜真主、信穆圣、敬天仙、诵经典。其道则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其义则孝悌忠信、睦姻任恤；其致力则格致、诚正、修齐；其造极则穷理、尽性、知命，此其概要也。吾家素奉回教，行其礼，重在诚心，奉教、修己、养性，专意为善，其礼拜仪式至重也，故应切实遵行之。”^[6]

马福祥善读书，亦勤于思考，他曾将平时读书摘录儒家先贤教子做人的精彩片断加以汇总分类，编成《先哲言行类钞》，于1931年刊印，该书分慎言、寡过、惩忿、戒贪、省身、课勤、睦亲、居家、节用、交友、应世、恤贫、远患、明义利、辨是非15编。此书集中反映了他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并以此为教育后代的思想基础，要他们勤于学习思考，尊崇儒家文化。

马福祥还将儒家思想引进到回族家庭教育中，他曾著《积善堂训戒子侄诸孙书稿》，举八事，订家规，即:守家风；勤学问；修职业；崇礼法；尚节俭；存忠厚；慎交游；遵教典。马福祥对曾国藩著述有较深研究，仿曾氏家训制定《马氏家训》。《马氏家训》分明伦、治家、修己、涉世四门，是一部较为完备的中国传统家训。说明20世纪20年代，儒家传统的教育方式被回族所接受，并被引入回族家庭教育中。尽管这种教育后代的方式还没有被一般回民大众所普遍接受，但其影响及唤起回民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是显而易见的。

三、现代回儒对话的意义

清朝的灭亡，唤起回族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一些回族知识阶层需要了解外界世界，也需要与外界对话，“中国回教因为二百多年来处于特殊的环境之下，对于本教的情形向不求人知道，而教外人因隔膜日久，对于回教也不易发生研究的兴趣”^[7]。因此，现代回儒对话首先从回族内部发起，它与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同步发展。

20世纪初，王浩然阿洪（1848～1919年）从国外考察归来，在北京创办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并推及到其他省区，其宗旨是使全体回民识汉字，使一般宗教人士获得些新知识。王静斋阿洪（187～1949年）在埃及留学多年，对伊斯兰教教法有较深研究，并于1927年创办并主编《伊光》月报，介绍伊斯兰学术文化。唐柯三、马松亭曾致力于回族教育，创办成达师范于济南，之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云南明德和宁夏、青海等地的伊斯兰学校相继创立。

20世纪以后，一批汉族学者的研究开始涉及回族伊斯兰领域，这些学者大多研究中外关系或元史。遇到回族方面材料加以整理发表，引起学术界重视，有资料新、观点正确等特点，如顾颉刚、陈汉章、陈垣、韩儒林等一批汉族学者，发表了大量关涉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文章，改变了过去无汉族学者研究伊斯兰教的状况，说明回儒对话及文化交流首先开始于知识阶层。

综上所述，20世纪初经马福祥等一大批回族先进分子的自上而下的努力，使回儒对话有较大的进展。现代回儒对话打破了清代以来回汉之间长期隔阂、对立、缺少文化交流的局面，使回族自觉参与到对儒家文化及现代知识的学习中。一些汉族学者也开始研究伊斯兰文化，对两种文化的交流起到促进作用。同时现代回儒对话对增进回族大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及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积极参与国家建设起到巨大作用，在后来国家危亡时回族人民能自觉同汉族人民一道共御外敌，保卫家园，也极大地提高了现代回族的政治地位。经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

第一，现代回儒对话随着回族新文化运动开展而展开。

第二，民主与平等是文明对话的基础，任何话语霸权或优越意识的存在可能对文明对话造成障碍。正如杜维明先生2002年在南京召开的“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上所提出的，对话不是要改变对方，不是宣教，主要是了解，是自我反思；对话的结果是互相参照、学习，这样的对话可使双方更进步，不是一方变成另一方。

第三，文明对话需要文明代言人的出现，文明代言人对本民族过去与现在有较深入研究。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2年第4期）　　

【注释】

[1]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

[2]闪鸿钧:《现阶段回民生活的检讨》，《月华（七）》，25～27期合刊。

[3]《悼云亭先生》，《月华（四）》，25～27期合刊。

[4]《纪念马云辛先生专号》，《月华（四）》，25～27期合刊。

[5]丁明俊:《马福祥传》，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

[6]《马氏族语》。

[7]《禹贡半月刊》，7（4）。